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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南京大学的董健教授要我去主持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顺便作一次演讲。演讲结束后有五位学生来到我的旅舍，问了一些问题，于是有了一次愉快的谈话。
    问：这些年，报刊上有不少对您的评论，有些评论明显带有恶意，您为什么不反驳？
    答：有的文章用词比较尖刻，但其中也指出了我文章中的某个错讹或疑点。作个比喻，这是包装粗砺的无价馈赠。你至多只能说“恶词”而不是“恶意”。
    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评论？
    答：有时周围杂音太多，批评者怕大家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就喊得响一些，冲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声调而拒绝批评。世界对我们的关爱多种多样，烈日当头，朔风扑面，海浪卷身，山路磨脚，哪能把它们都调适得温煦柔和？全都调适了，这个世界也就会变得毫无意思。
    问：有的批评并没有实质性的意见，只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文学标准指手划脚，连文化的多元性也不讲了，这样的批评您也能容忍？
    答：主张多元并不阻止人们表示自己的好恶。为了礼貌什么也不说，反而见外。设想一下，我们穿着一套服装出去，突然有一个人走近前来说这套服装不大好看，究竟好看不好看是另外一个问题，但眼前站着的显然是个爽利人，没准能交个朋友。
    问：有的评论硬要文学承担历史学和科学研究的任务，这样的批评您看到了吗？
    答：看到过一二篇。当时就想，这一定是文学界之外的朋友写的，连文学界之外的朋友也仔细地看了我的书，真是大喜过望。
    问：有些文章散布了有损您人品的一些谣言，您刚才在演讲中说了，那都是不真实的。对这样的文章，您难道也不气愤？
    答：署了自己的名字来写这些谣言，可见他是相信这些谣言的，因此他多半不是造谣者。
    问：您的意思，我们必须把目光对准真正的造谣者？
    答：也不必如此认真。有很多谣言，其实是几个误会的组接，几度移位的累加，并不一定背后躲着某个阴险的造谣者。譬如有人说我在某个座谈会上讲了什么话，而我的实际意思并不是那样，这看起来很像一个谣言。但仔细想想整个过程，可以产生误差的机会太多了。在座谈会上一个人的发言，是表述自己的独立意见，还是反驳别人、回应别人，当场就已经分不大清楚；这样的座谈会一般都不重要，记者没有任务作精确报道，所写的记述也只是根据自己的意向略作选择而已；编辑根据版面的许可进行删节，更是理所当然；当这种信号终于曲曲折折到了批评者那里，他当然也要加入自己的推断和想像……这样一层层下来，结果可想而知。如有不良后果，可以打一个招呼，一般也就算了。这就像山间一道溪流，流着流着就转了向。何必为了一点弯曲就生气，只要自己有足够的水量，总会像模像样流下去的。
    问：照您这么说，我们平常在心理防卫上是否有点过于敏感？
    答：这是战争历史和斗争哲学长期沉淀的结果，沉淀变成了遗传。醒着的时候虎视眈眈，睡下了也要枕戈待旦，一有风吹草动就浑身紧张。你一紧张，对方也紧张，一场不愉快的对峙也就真的开始了。其实这很可能是一个“心造”的战场。
    问：如果人家真的对着你冲过来了，你也不在乎？
    答：那也要分一分。有一次我和一位教师上街，看到一起车祸，便停步观望，一个保安人员推了我们一把，还厉声喝道：“有什么好看的，快走！”和我在一起的教师非常生气，觉得是侮辱了我们，要去论理。我说算了，他确实推了我们，但并不是针对我们这两个具体的、特定的人。他与我们无冤无仇，只是在泛泛地维持秩序。这种情况在文化评论中也有，冲着我们来并非对我们个人有恶意。
    问：那么，世界上还有没有事情值得我们奋起抗争的呢？
    答：有，太多了。世界上有大量违背人性人道、侵害人民利益、玷污人类尊严、阻挡文明事业的恶人恶事，需要我们去寻找、去追逐、去搏斗。我主张大力消解文化界的无谓纷争，正是希望大家省出精力来参与这一崇高的战斗。如果文明的力量不断地自我耗损，真正的野蛮和邪恶就会横行无忌了。
    问：是的，有时我们也觉得，最费精神的事情过后想想最没有价值，但一遇到麻烦就不由自主地粘在里边出不来了。你碰到这样的情况是如何快速地解脱自己的，譬如一个警句，一个座右铭？
    答：我老想四个字——人生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