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鹏斐
    一、
    车窗外悬着长方形巨幅广告，在幽暗的隧道里闪闪发光。一张近日里艺术展的海报，正中央用四四方方的设计过的字体写道：中日韩青年摄影师作品展。往下一行，用略小几号的黑体字陈列了参展名单；再往下一行，用几乎难以辨认的蝇头小字注明，学术主持：海燕。于是有几个学生模样的人雀跃起来了。这是他们的老师，又不一定是。自从高尔基的诗传入中国，雷同的名字已经在大街上泛滥成灾。“海燕”的学生用感叹号和问号表达自己的惊喜，“我们老师！”、“我们老师？”抑或“我们老师？！”但事实上，可笑的是，他们也许并不常去上她的课，因为课程古板、冗长，如同木乃伊身上的裹尸布。但他们仍然雀跃起来了，为了某种烂俗的巧合和某种虚荣的可能性。学术主持：海燕。
    地铁到站了，人们鱼贯而入，叮咚，大幕揭开，中华艺术宫站。一个面色红润的胖子高声谈论起20分钟前刚刚闭馆的三流画展，像个学术主持那样。
    车厢里算不上拥挤，但拥挤和窒息是两码事，窒息不是一种切实的触觉。我向左转，踩到一只中年妇女的廉价皮鞋，那人却视若无睹。我向右转，和一个打电话的男人面面相觑，“去仓库封上……用胶布别动我的……问问箱子……”。当许多只鸟儿一起叽叽喳喳的时候，你是听不清其中一只究竟在啁啾些什么的。
    急刹车，人群像浪潮似的倒向一边，唯独有个女人平衡感欠佳，趔趄了一下，随即又恢复原状。不倒翁故作姿态地捋了捋头发，撇了撇嘴，仿佛刚刚的趔趄有损优雅。实际上镁光灯不在她身上，没人在关注她，我是说，除了我。我的视线灯塔似的掠过人群，速写他们的面部特征，谁的眉眼似曾相识，谁的脸蛋又让我垂涎三尺。但我很清楚，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把这些面孔忘得一干二净，三十秒，十秒，忘了。
    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和我四目相撞了。我听说对视超过七秒便会坠入爱河，可惜的是，我想她并没有看见我，她看见的只是一具，或者是我身后的、肠子一样蠕动着的连接两节车厢之间的软管。
    叮咚，我钻出人群，像一条滑溜的泥鳅。回过头，他们仍旧像潮水般整齐划一，站着、靠着、歪歪扭扭着，好像我从没登上过这班地铁，也从没在他们的身体之间穿行。我想起坐大巴的时候，身边的位子永远空荡荡的，乘客像安检履带上的行李一样，从我身边漂过，目不斜视。二十多年来，我的手机、钱包，也从未被偷，不论我把它们放在裤兜还是背包，背包的拉链敞开还是紧咬，从未被偷。我想这些事之间都是有联系的。
    地铁发动了，载着数不清的乘客。这种把一堆生命打发到一块儿的载体真是妙不可言。人们步入车厢，车门缓缓关闭，我们便说一班地铁要开走了，而不是一群人即将离去。看见高楼大厦，我们就说，这幢楼，提到十里长街，我们就说，这条街。却从不说：这群人。
    地铁驶远了，露出深色的玻璃屏蔽门。长方形巨幅广告悬在玻璃后的隧道壁上，我像穿过画廊似的漫步着。玻璃的另一边，一只与我同行。我扭过头端详着他，他碰巧也在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我走，他也走。他用三根手指提着一罐我刚刚从自动售货机里买来的湿漉漉的可乐，却像喝醉了酒似的耷拉着头——这不正是一事无成的人该有的模样吗？怀疑生活，这不正是一面镜子该派的用场吗？
    二、
    夏天的傍晚容易让人产生幻觉。七点和四点并无区别，头顶的一泓湖水静得醉人。太阳是一抹缥缈的倒影，等着人来打捞，如果没人来，它就要一直呆在那儿似的。从四点到七点，它已经等得够久了。
    我从地下走出来的时候，只想再买一瓶水。我知道距公交车站5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公共厕所，一个推着手推车的女人成天都在厕所门口徘徊，兜售各式各样的饮料。我不渴，刚刚下肚一罐可乐，但难保一会儿在半路上不会口干舌燥。更何况，人体的百分之七十是由水组成的，男性尤甚。
    今天那辆手推车不在。它像个说走就走的泡影，把我给辜负了。而湍急的尿意反倒说来就来，所幸公共厕所的脚底下没装轮子。
    毕竟是市中心的公厕，卫生间是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每个椭圆形的便池上方各有一幅公益漫画，我正对着的那幅里丢失了故事的三要素，只有四句台词，一格一句，白纸黑字地写着——
    “你好！”
    “你好！”
    “再见！”
    “再见！”
    仅此而已，不知所云。作者想暗示什么呢——这个伴随艺术诞生而存在的问题，从来就得不到确凿的答案。暗示？我一边摇头一边笑一边拉上拉链。
    就在我洗手的当上，一个巨大的身影走进盥洗台前的镜子里，光线随之一暗。我估摸着他大约有两米高，镜子里容不下他的脑袋，最顶上只能看到一件棉麻布料白衬衫的第二粒扣子，衬衫下摆掖进裤腰，裤腰勒在倒数第二根肋骨的位置，使他的上半身显得那么短，两条腿又那么长，活像一柄圆规。难道没人提醒他，你已经够高挑的了，别这么穿衣服。除此之外，似乎也没人提醒他，你这么高大的人，别用最矮的儿童便池。我瞥见水柱像瀑布一样从他叉开的两腿之间倾泻而下，委内瑞拉的安赫尔瀑布。
    棉麻料子。塞在笔挺的长裤里的衬衫。最好再有一支烟斗。
    这身行头属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的美国作家：双臂环抱胸前，侧身看向镜头，身后有两条相互追逐的斗牛犬，有一只恰好腾空而起，狗耳朵在半空中舒展成一对翅膀。摄影师把这一切巧妙定格。
    水声枯竭了，他转过身，像堵墙似的挡在我面前，蓬乱的黑发犹如墙头带刺的铁丝网，砖头般干硬的嘴唇中间裂开一条缝，“在艺术和虚无之间，我选择虚无；在虚无和痛苦之间，我选择痛苦。”说完他眯起眼睛，从嘴里吐出一连串鬼魂般的烟雾。
    但前提是他得先有一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美国产的烟斗。
    事实上，高个子警惕地睃了我一眼后，连手都没洗就迈开步子逃走了，心里大概还在怀疑这个窥看他尿尿的男人。
    等等，他睃了我一眼，我的意思是，我被睃了一眼。这点石成金的一睃。我追出公共厕所，太阳的倒影剧烈晃动。现在我想看看，他会不会和我说话。“你好！”“你好！”“再见！”“再见！”我想看看，如果我佯装不小心把皮夹子落在地上，落在他面前，他会不会俯下身去。看看如果我们碰巧搭上了同一辆开往郊区的大巴，大巴上又碰巧只有那一个空荡荡的位子，他愿不愿意坐在我身边。我追出公共厕所。公共厕所像脚底下装了轮子一样飞速倒退。
    我追出公共厕所，那人却不见了。那么高那么大的一个人一眨眼就不见了。他不是凭空消失的，我想，他是一枚融化在水里的冰块。
    三、
    发车前十分钟。我混在人群里涌进大巴——融化——朝前看，那些从椅背上露出来的头顶，不正是海面上诸多的冰山一角吗？
    发车前五分钟。如果我有行李的话，我就能把行李放在左手边的空位上。上车的乘客对我视而不见，是因为我融化得太彻底了。
    发车了。
    四、
    我对郊区的印象不坏。
    有一年，一所坐落在郊外的大学的附属生命科学研究院进行果蝇实验，粗心大意的学生把一罐接着一罐塞满果蝇尸体的瓶子随手扔进垃圾桶里——就像新闻里常报道的那样，一个已经被确诊死亡的老人在下葬过程中死而复生——那些苍蝇破瓶而出，狂欢开始了。
    除此之外，每逢夏天，地面上总会生出许多棕褐色的甲壳虫以及甲壳虫的棕褐色的尸体。昏黄的路灯下，潮湿的草坪上，露天的自行车棚里，你不得不踮起脚尖。但不论如何，臭虫都会像敢死队似的前赴后继埋伏在那里，继而被踩扁在那里。
    我把车窗开得老大，头发直往后吹，车灯灭着，还留有许多空位，中间的过道犹如一条深不可测的海沟。相比之下，窗外反而显得亮堂了，远处一座座矮房的灯光连成一线，像顺着河流渐行渐远的纸灯。座椅的劣质皮革味、前座的汗臭、夹道树清冽的香气扑鼻而来，其中一段路上，令人作呕的肥料味也来凑热闹，甚至夹杂着一丝不详的汽油味。
    司机哟呵，马上到站了。
    途中站，那些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岿然不动，上了车就是要直奔终点站的。大巴发出一声皮球泄气的声音，刹了车，紧接着再是一声，开了门，然后关门，不可避免的又一声……不，我不确定是否有那一声。咚、咚。一个穿着黑色连衣裙的女人登上台阶，听见脚步了吗？我不确定。咚、咚。纤细的脚踝下是一双精致的高跟鞋，听见十厘米的鞋跟敲打铁皮车厢了吗？我不确定。咚咚、咚咚。她在我的左手边停下。咚咚咚、咚咚咚。唯一能确定的只有心跳从每分钟六十跳变成了一百二十跳，从胸腔跳到了耳窝。
    她把两条杏黄色的胳膊搭在前面的椅背上，再将下巴枕在胳膊上，露出蛇一样旖旎的背部曲线。一阵一阵的晚风像一双想入非非的大手，穿过她丝绸质的上衣抚摸她丝绸般的肌肤。啪嗒。我把车窗严丝合缝地关上了。
    过了一会儿，她把手臂收回来，那条杏黄色的手臂，我绞尽脑汁都想不出一个足够贴切的比喻来，因为它什么都不像，那就是一条完美的、纯粹的手臂。即使把它嫁接在米洛斯的维纳斯的肩胛骨上，也绝不会有什么不相称的地方，当然，除了肤色。说到肤色，必须是黄色，黄种人的黄色，既不白皙也不黝黑的、最健康的那种黄色，充满肉欲的黄色，高更画出来的黄色。下午四点至七点之间，相同的色泽还只是天边的一抹倒影，而现在，她已经在一派温煦的黄光里睡着了。
    但糟糕的路况并不想让她安睡。一旦远离了市中心，路面越来越崎岖，一如充当门面的门牙永远光鲜亮丽，里面的臼齿却参差不齐。她的头颅一颠一颠，颠到了左边，差点儿从座位上摔下去，摔进深不见底的海沟里；颠到了前边，像个摇滚乐手似的来回晃动；颠到了后边，后脑勺撞在椅背上，猛的一个哆嗦，似乎醒了，可眼睛还没睁开就又闭上了，重新一颠一颠起来，左边、前边、后边，连顺序都不变。左边、前边、后边。左边……
    右边？
    我的肩膀往下一沉，瘦骨嶙峋的肩头触到了一个柔软的太阳穴，随即伴着车厢的晃荡，她的脑袋像颗乒乓球般在我的肩上欢快地跳动起来。慢点，司机，慢点儿，你没见她身上贴着“易碎品”的标签吗？
    车速当真减慢了，但仍旧止不住颠簸。一股汽油味从海沟里飘了出来。象棋里的“马”是怎么走的？跳着走——大巴于二维和三维上都践行了这一准则。它在一次上坡的途中忽然弹地而起，后排传来一片惊呼。我的身体有那么一瞬间成功摆脱了地心引力，等到我的屁股跌坐回椅子上的时候，肩膀上的那颗卫星已经永远地飞出了轨道。大巴发出一声叹息，在路边停了下来。睡着的人醒了。
    她和司机同时说了声：“不好意思。”
    我舒展了一下发麻的手臂。
    车抛锚了。
    五、
    一辆拖车拖走了大巴。人们在月光下讨论拼车的事，这是今晚最后一班开往郊区的大巴了，月亮在看戏。我试着辨别路边的树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有这么刺眼的星和月全都仰仗于这些绿色植被。最多的是水杉，其次是银杏，稍远一点的地方，有两株长得不及水杉高、果子不及银杏大的榆树，但它们的枝干粗壮结实，两株之间的距离正好可以放上一张弯弯的吊床。而现在，那张吊床就挂在天上，有双眼睛正从吊床上看肥皂剧似的看向我们。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走到我右边，朝绿化带指指点点，“水杉，银杏，榆钱……”我默不作声地记下了几个不认识的植物名称，火红的红叶李，金黄的八角金盘，以及脸上有乌青的三色堇，三色堇我认得，只不过以前唤它作鬼脸花。他又走近了一点，我闻到一股熟悉的汗臭，于是低下头揉了揉鼻翼，往右瞟了一眼，他的袜子一长一短、一正一反，裤脚管离脚踝至少有20厘米，上吊似的。
    “嘿，朋友，你去哪儿？”另一个戴眼镜的男人问他。
    “我……研究院。”
    “顺路的，一起吧。”
    汗臭味远了。我仰起脸，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腮帮子都鼓了起来。月亮在动，定睛一看，原来是云在动。我也得找个人一起上路，到目的地还有好长一段距离，拼车是个明智的选择，也是个浪漫的选择。我俯下身，轻巧地捻了一朵三色堇，传说维纳斯嫉妒它的美貌，便用鞭子抽打它，在它脸上留下了一块紫色的淤痕，美丽的东西遭受惩罚和冷落，我早已见怪不怪了。
    我转过身，去寻一袭黑色的连衣裙，在白花花的月光底下应该不难找到；但路边尚且聚集着不少人，要一眼分辨出其中一人，又不那么容易；人群像涟漪一样散开，我确信她就躲在某一个转身离开的人的背后，一个人谢幕，第二个人登场，就这么简单；可不仅人在移动，云也在移动啊，不知不觉它已经遮住了一大半月亮，光线逐渐黯淡，黑色连衣裙成了夜路上最不起眼的打扮；我望了望天，想等云过去。我把花扔了，维纳斯不愿见到三色堇。
    等我将视线从天上挪回地面，人们已经消失了，凭空消失。黑色连衣裙，像个说走就走的泡影似的，把我给辜负了。我盯着光秃秃的马路出神。左边，地平线。右边，地平线。一小时前，有辆车在这里抛锚。我是认真的，就在这里。
    现在，我该去哪儿呢？前面，地平线。后面，地平线。现在，该去哪儿？走一段路，走到有路灯的地方，或者有信号灯的十字路口，说不定有出租车或是热心肠的大客车，但是他们看得见在路边游荡的孤魂野鬼吗？即使看得见，他们愿意载一个像孤魂野鬼一样的人吗？我仿佛又融化了，这一回，和黑黢黢的云，黑森森的树影，黑油油的路面融为一体。我不必穿黑色连衣裙，也能大隐于夜路。你瞧那红叶李是黑的，八角金盘是黑的，三色堇也是黑的，它们与成群结队的水杉、银杏一起，汇成一团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我沿着浓雾的边缘向前奔跑，就像在云层里行走的月轮——原来我是月亮投射在人间的影子，可抬起头，只有云。
    我到底该去哪儿啊？！那个漫天苍蝇、那个遍地爬虫的地方？不去、不去！死都不去。
    我四肢并用地爬上一座小土坡，它长得像一座坟茔，坡顶栽了一棵孤伶伶的榆树，我弓着身子，扶着树干，喘着气，皲裂的树干犹如一方刻满铭文的墓碑。刻了什么，我想是什么就是什么。我看见我的双脚变得惨白，原来是月亮又探头探脑了。从光与影的分界处钻出一个人来，胸前挂着相机。他先用中文打了声招呼，“你好！”随后操着一口蹩脚的不分平翘舌音的英语对我说：“打扰一下，能给你拍张照吗？”
    我点点头。他往后退了两步，捧起相机。咔嚓。一个人，一棵树，一弯月。
    我不禁好奇，你拍这照片做什么？
    他说，一个月后有一个中日韩青年摄影师作品展，他打算用这张照片参展。
    那你想好为照片取什么名字了吗？
    他不好意思地抿着嘴笑了，露出日本人特有的羞赧，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