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之一
    在作家眼里，我是警察；在警察眼里，我是作家；在平民百姓眼里，我是写警察的作家；在妻儿眼里，我是穿警服，佩警衔，时刻想做个好丈夫和好爸爸的警察。这都是现在的事情。那么过去呢？过去我并不是一个警察。
    开篇之二
    望岳麓山，看湘江水，山是那样的翠绿，水是那样的幽蓝。水，映出山的倒影。山，送来水的源泉。山，绿得耀目。水，蓝得晃眼。山因水更绿，水因山更蓝。山离不开水，水离不开山。山和水编成这丰富多彩的乐园，水和山织成这五光十色的世界。夫妻不正如这山和水吗？彼此依托，互为映衬，便显示出无限的生机。
    于是我敞开心扉，亮出肝胆，用真情用赤诚，写下这《山水协奏曲》，献给那些已经做夫妻和准备做夫妻的年轻朋友们。但愿不被视为陈年古董。
    第一章小河边，两心相知一线牵
    1979年10月22日，我和她结婚了。当时我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因为我曾立下誓言：不出书，不成名，不结婚。而这年，恰恰是我在事业上受挫最重，成绩最微的一年。我和创作组组长曹一心（曹逸兴）老师躲在桃花源共同创作的长篇小说《春柳湖》，在眼看要出书，要成功，鲜花和阳光同时含情微笑的时候，突然遭到贬斥，打入冷宫，成为几十公斤废纸，只能深深地锁进自己的书柜。这种失败的痛苦，熬细了血气方刚的躯体，熬陷了乌亮有神的眼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懂。我重整其鼓，再战沙场，中篇、短篇，一篇接一篇的外抛，然而，那些编辑部，那些编辑们却无情得很，一篇又一篇地给我抛回来。我提笔不敢落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创作。
    “我们结婚吧！”她在小河边对我说，一字一句，小河般荡漾。碧水般温柔，我吻她，像小河上的浪花卷在一起。立刻，我推开她，“不，不出书，不成名，不结婚。男子汉，大丈夫，岂能言而无信。”我迷茫地望着小河，望着河那边的大山。她抓住我的双手，捏得好有力。平时，这双手在我印象中是那样柔弱，纤细。她说：“你要相信两双手的力量。”
    婚后，她对我的气质、经历和思想感情，以及家庭出身和成长环境更熟悉，更了解。我出身农民家庭，世代文盲，解放后才出了我这个笔杆子。所以，我对共产党，对毛主席一往情深，忠贞不渝。当时，整个国家拨乱反正，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错误和惨痛教训。文学，是历史的镜子，是时代的温度计，“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覆盖了文坛。我担心给党的脸上抹黑，我害怕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不忍心那样写。所以，我的作品难以发表。她根据这些情况，建议我先将小说创作放一放，全身心地扑进火热的现实生活，熟悉新的人物，掌握新的素材，以写作报告文学和散文为主。那时，她二十二岁，一个温柔的少妇，一个果敢的决定，为我后来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帅大姐回故乡》《零点零一》《帅孟奇的入党介绍人》《更比当年雄赳赳》《揭开水鱼生长的秘密》《戴笃伯嫁女儿》《是为了报答吗？》《朝鲜归来情似火》等一批报告文学和散文，相继在《桃花源》《湘江文学》《儿童时代》《中国财贸报》《湖南日报》等省内外报刊上发表。这就像一支支强心剂，给我的创作生命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勇气。我不再怀疑，我不再动摇，我相信自己是从事文学创作的料。
    一盏寒灯，两个身影。
    我的每一篇作品，每一个文字，都渗透了她的心血，都包含着她的汗水。从创作冲动的萌发，到构思，到成篇，直到抄正、投邮。全过程中，我吃的苦，她吃了，我没有吃的苦，她也吃了。我每当有了创作一篇作品的打算，就讲给她听，征求她的意见.她如果点头，如果微笑，我便信心十足。于是，我俩一起咀嚼生活素材，一起构思，一起布局。满意了，或是再想不出更高的绝招了，就由我动笔写初稿。当全文画下最后一个句号或省略号或感叹号时，不论她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厨房，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会迫不及待地将她拉进书房，逐字逐句地念给她听。抑扬顿挫，出神入化，彻底忘我。此时，她为了上下左右邻居的宁静，为了保护我的嗓门，会不失时机地笑着提醒：“轻点！轻点！”我念完，她那棱角分明的嘴唇轻轻启开时，我立刻觉得是一座智慧的闸门朝我洞开，是一道恩爱的河流向我涌来。坦率、中肯、切中弊端，绝没有一丝敷衍。她常说.她视我的作品如她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我吸收、消化她的意见，认真仔细地进行修改。又全文念给她听，直到她满意为止。这时，她习惯地接过稿子，一边字斟句酌地润饰，一边一笔一画地誊写。每一篇作品，只要经过她的手，就会变得优美大方，洒脱飘逸。凡编辑过我的作品的编辑，都会给予一致的赞扬和肯定。时间长了，我才可怕的发现，我离开了她，就没有创作激情。我离开了她，就写不出好作品。她是我的第一个忠实读者。她是我的第一个责任编辑。不！她是我亲密的合作者。当我初到武汉大学作家班提笔创作时，总觉得内心和身边缺少了什么，有种沉甸甸的失落感，但又不能不写。我只好将同室的同学、来自滇东红土高原的青年作家吉成假设为她。吉成心好，十分理解我，像她一样地耐心听，像她一样地认真提意见。只是不要吉成抄正，我用快件寄回家中，由她像往日一样润饰、誊写，再投编辑部。
    她不像我，不是专业创作员。她有自己热爱的财会工作，她有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她还有我们共同创造的儿子，有我们共同需要的家庭。这一切，全靠她那不算结实的肩膀承担。改稿，抄稿，这一切烦琐、辛苦、劳累的工作，都只能在夜间和节假日进行。一个普通女人，一个妻子，应该得到的欢乐、轻松、消遣，对她来说实在是太少太少。
    1981年8月，湖南省第二届儿童文学笔会在风景秀丽的南岳衡山举行。她收读省作家协会邀请我参加笔会的通知后，心情分外矛盾。当时，我大病初愈，身体极度虚弱。照医生的嘱咐，往后再不能从事复杂的脑力劳动，只适宜做轻松、简单的体力工作。让我去？还是不让我去？她仔细观察，发现大病后的我与过去的我比较，并没有什么两样。一切需要准备的东西，她都为我准备好了。稿纸、笔墨、换洗衣服和人参蜂王浆。我真正挎着包要出发时，我才想到了医生的嘱咐，想到了刚到这个家庭报到落户的儿子。我犹豫了，眼睛痴痴地望着她，手上的包缓缓地往下放。她推了我一把，朝门外坚定地努努嘴：“人生难遇几次好机会。当机会来临时，就要紧紧抓住不放。”尽管我知道她是一个有头脑、有修养的女人，但这番话出自她的口，我还是有几分诧异。她抱着儿子，送我上车。她反复叮嘱：“你写完一章，就赶紧寄回来一章。我给你抄正，又给你寄上山。”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的心沉重了。
    登上南岳衡山，心境像松树一样静。我牢记她的话，适当节制自己，每天一章，四五千字，写完就往家里寄。那时，邮件传递比现在迅速、准确，从南岳山庄到汉寿县城，一往一返，平信只需八天。笔会为期一个半月，我抓住头二十五天，完成了十一万字的中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她润饰、抄正这十一万字，吃的苦头，付出的心血，不知超过我多少倍。盛夏八月，日平均温度摄氏三十八九度。即使坐在电风扇下，也是浑身汗水淋淋。每日晚，那些娇宠的妻子，不是赶当风处纳凉，就是品味着男人从冰厂买回的果露、酸奶，其情趣、乐趣、画趣兼而有之。而她，白天上班八小时，洗衣、做饭、奶孩子。晚饭后，给儿子洗完澡，擦上痱子粉，就放上床睡觉。将一台唯独的落地电扇调到适当档次，对着儿子悠悠旋转，她便坐到写字台前，右手握笔，一笔一画如走龙蛇，如卷风雨；左手抓条湿毛巾，不时抹掉脸上、身上的汗水。她脚下是两桶凉水，防蚊叮、驱炎热。她每夜抄完一章，第二天一早寄还给我。在那段日子里，她每天顶多睡四五个小时。
    我收到她修改、抄正的最后一章，恰如看见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人造卫星发射上天，心潮激荡难平，身颤颤，手颤颤，信封怎么也撕不开。与会青年作家安敏见了，一手接过，启开，不仅抽出厚厚的一叠稿件和复信，还带出一根亮闪闪的针，一卷黑油油的线，一颗硬邦邦的钉。安敏不解地打量这些小玩意。我内心明白她寄这些东西的用途。平时在家，她每抄完一篇稿件，就要亲手装订得整整齐齐。她说男人的手粗，装订出来歪歪斜斜，编辑部见了会皱眉头，影响对作品的看法。此次，她在洞庭湖畔，我在南岳山庄，远隔数百里，没法，只得让我自己装订。她寄来这针，这线，这钉子，就是装订稿件用的。顿时，安敏比我还激动，噙着泪花，连声说：“有这么好的妻子，难得！你一定要成功。你一定会成功。”
    好多作家愿意写稿，不愿抄稿。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抄比写更吃亏。《欢笑的碧莲河》从成稿到发表，到出书，小改无数次.大改七八遍。她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抄写了三遍，加起来共三十多万字，握笔的指头磨起了米粒厚一层茧。
    那日，她收到我的责任编辑刘霄老师寄来的样书20册，兴冲冲送进我的书房，我正欲抓住她的手，说句感谢的话，她一转身，急匆匆走了。我手捧样书，想起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想起今后要走的路，我激动难捺，平时不抽烟的我，此时点然一支，在房里踱来踱去。忽听前面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我好惊诧。这时，她带着儿子走进来，连声向我表示祝贺。她不像平日那样节俭，一下燃放了四挂鞭炮。作品发表，出书，都只署有我的名字，荣耀的是我，风光的是我，她吃尽苦头，饱尝了辛酸，却默默无闻。
    我和她讨论、研究作品，也并非绝对的一致，争得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这都是因为我暴躁，我冲动。每遇这种时候，她就采取冷处理的办法，等我冲动过后，再细声细语地说服我，最后取得一致的意见。
    一篇作品，改的次数多了，往往会产生一种厌烦情绪，宁可扔掉，也不愿再改。1981年春天，我写了散文《鳖园，绿了》，投出去，退回来。我又改，我又投，几投几退，一颗心凉了半边。我怒气冲冲地要把它烧掉。她一把夺过，鼓励我再下工夫修改。我不听，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她明亮的眸子一转，突然将稿子扔到我面前，一反往常的温柔，大声对我说：“这点耐心都没有，算什么男子汉？有什么作为，烧吧，烧了我还省得再抄。”经她这一激将，我又鼓起勇气再改，终于有了新的突破。四千字，她一夜抄正，寄给《儿童时代》，老编辑苏玉孚慧眼识珠，安排在1982年《儿童时代》第7期头条位置上登载。
    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寒梅放清香。这是哲人总结出来的哲理，但生活中却有许许多多的相反的情形。1983年我创作了长篇小说《洞庭丽人》，她每晚抄三千字，连续作战，毫不松懈，国庆放假，人们都休息去了，她将儿子送到乡下爷爷奶奶家，自己闭门不出，每天抄写十个小时。作品抄完，她的手臂肿得通红，无法抬起。这样一部凝聚着我俩共同心血，并且自认为十分满意的作品，至今却未找到发表园地。这仅是我们失败中的一例。
    第二章突然袭击，保温瓶里藏秘密
    没有迎亲的车队，没有满房的家具，也没有大红的喜字，我们结婚是常人难以想像的简单。在汉寿县委会一间简陋陈旧的木板房里，仅有一张简易木板床、一张三屉桌和一个摇摇晃晃的洗脸架，还是我参加工作时从单位领到的。我俩用的、穿的，和平时没有两样。当时，我月工资35元，除了负担小弟上中学的一切费用外，还得按月抽出25元给家里买粮食。结婚时，我还欠账300元。从恋爱到结婚，已近三年时光，每到一起总是谈文学、谈未来，从未谈及家庭情况，就连我家有多少人口，经济状况如何？这些人与人之间交往时最易涉及到的话题，她从不沾边。我感到奇怪。我不能隐瞒。办领结婚证之前，我把一切都向她说了。她莞尔一笑，说：“我只要你人好，事业心强，我就心满意足了。”
    婚后，我俩的月工资加起来才58.30元，生活清贫。
    但很甜美。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每当我要坐下写作时，她就替我擦净桌子，泡好浓茶。抽烟、喝酒她是绝对不容许的。我一次在外喝得半醉回家，口干舌燥，昏昏糊糊.叫喊着要她递水。她不但不理，反而将开水瓶统统倒干，并强迫我做事。经她这一整，我不得不吸取教训。如今，经济收入高了，生活优裕了，有时不免萌动抽烟、喝酒的念头。她坚决不肯。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在武汉大学作家班上学的日子，往返途中，枯燥无聊，偶尔抽烟。回家被她发现，不是撅着嘴不理，就是一顿严厉地批评：“你抽烟，就是背叛我和儿子的开始。”她还把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发动起来，结成统一战线对付我。家里来客，我若陪支烟，儿子会闪电般扑上来缴走，用教训的口气对我说：“爸爸！你要听妈妈的话，爱惜自己的身体。”
    我每次外出参加笔会.都是她亲手替我清理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具，检查旅行药盒，如果缺了哪种药，她立即到药店补齐；皮鞋即使油亮闪光.她也要重新擦油，催我洗澡，为我吹发。这种时候.她对我，简直像对待一个不懂事、不会生活的孩子。
    我习惯熬夜，睡得迟，起得晚，早餐给她带来很多麻烦。她每日六时起床，为儿子烙蛋饼，冲牛奶。等儿子上学后，又为我煎两个鸡蛋，煮一碗面条。我多次坚持要到市面上随便买点东西吃，她高低不肯.说：“脑力劳动消耗大，光付出，不吸收，时间长了，铁打的汉子也会累垮。”她总是根据我和儿子的喜爱，调理家中的饮食。从不为她自己着想。她长时间的观察发现，餐桌上，我和儿子满头大汗，就说明饭菜合我父子胃口。若有一餐不冒汗，她便不安，想方设法再补偿。
    我患那场重病时，恰逢春节。她为了减轻双方父母的痛苦，将真情全部隐瞒。冰天雪地，她艰难地移动怀孕八个月的身子，从机关到医院，往返五六里，一日三四趟为我送饭送水，端屎端尿。大年三十，人们都回家吃团年饭，大街空荡荡。她手提做好的饭菜，孤独地向医院移步，凄怆之感，袭满心头，泪水不禁哗哗流出。她毕竟是女人。她毕竟是妻子。她毕竟是孕妇。即使是钢铸铁打的汉子，也会承受不住。当她走进病房，走到我床头时，她那憔悴的脸上却全是温柔的笑意。她端起鱼汤，一调羹一调羹喂进我口里。她善于说笑话，给我讲了一个又一个。住院的头十天，我每天24小时输液，只能静静地仰卧，大小便全靠她端，吐口涎水也要她接。病人往往容易烦躁。有一天，她回家取饭，因处理单位的事，占去了许多时间。我责怪她来晚了，她没解释，悄悄躲到走廊上流泪。医生、护士见了，都深为感动，对我表示不满。她深情地说：“他不是对我有意见，他是离不开我。”十天后，我能起床了，我要她夜里回家睡觉，她固执地摇头。她生怕我出什么差错，硬要跟我一起挤在二尺宽的病床上。半月后，我带药出院。医生对我说：患你这种病，能恢复得如此快，在我们医院几十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例，搭帮你妻子对你的精心护理呀！”
    按照医生的嘱咐，我必须放弃创作。要失去自己心爱的事业，我痛苦，她更痛苦。我是家中的长子，上面除了老实本分的年近六旬的父母，还有双目失明的祖父、体弱多病的祖母。她明白我在这个家庭中的责任。要把我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必须是事业、家庭两全其美。于是，她想方设法为我补充大脑营养。她有生第一次求人开后门，为我买了一斤优质天麻。她每日四更起床，取指头粗一截天麻，切成纸薄的细片，用小碗盛了，敲上一只鸡蛋，冲进两调羹蜂蜜，搅匀，放小火蒸烂。让我天亮前服下，睡一觉，再起床，这样才有疗效。天麻坚硬，要切成纸薄的细片，极难。一次，锋利的刀口一偏，切破了她的指头，不禁发出“哎哟”声。我忙问出了什么事，她笑着遮掩过去。悄悄撒点云南白药，缠裹一层胶布，又忍痛忙碌。当她送天麻蒸蛋到我床头时，还把那只受伤的手藏在背后。
    这些年，家里的琐碎事她从不让我沾边，做饭、洗衣、拖地板、管教儿子，她全部承担。有时我过意不去，争着去干，她嫌我笨，嫌我慢，碍了她的手脚。她说：“你去看书，你去写作吧！那才是你的天地。”一般男人在家里必须承担的重活，她也不让我干。买煤、买米、吊窗帘、装电扇……都是她一马当先。夏天常常停水，要从机关食堂往三楼上担。我每去做，她就阻拦，说：“你忘了医生的话。干重体力活，有震裂脑血管的危险。”她抢走水桶扁担，独包独揽。她出身干部家庭，从小喝糖水水长大。她能干这样的重活、累活，外人很难相信，而她的的确确这样干了。
    我是放牛娃长大，地道的农民气质，生活、消费，跟不上时代潮流，对购衣选物之类的事，毫无兴趣。好多细心的男人外出，总要替妻子捎回一两件、甚至更多的可心物，可我不会。恋爱时，她一次嘱我买凉鞋，一次嘱我买围巾，我都未能完成，她盯我一眼，笑我“小气”。时间长了，她了解了我的个性，从不见怪于我。有时，实在需要趁我外去之机添置点什么，她便开出清单：规格、型号、价值、大约在什么商店购买。有次，她嘱我买两件75公分的白乳罩，我直奔目的地，只有70公分和80公分的。我不知怎么才好，请教营业员。这是个年轻漂亮的妹仔，以为我不怀好意，狠狠给了我一个白眼。我好害怕，额头暴汗，赶忙掉头就走。回家对妻子说了，她笑出泪花。她拿起穿得不能再穿的旧乳罩缝缝补补又将就着穿上。我也曾真正给她买过两次衣服。那年冬天，我和一位好友出差，各自为妻子购回了一件海狐绒大衣。好友的妻子一嫌贵，二嫌穿着做事不方便.就卖了出去。她也有同样的看法，但她舍不得卖，每到过春节时，她都要穿几天。当别人夸这衣服质地好，款式新，如今很难买到这样货真价实的东西时，她就赞许地看我一眼，酒窝里装满醉心的笑意。另一次是我应国家地质矿产部邀请，深入福建省地矿战线体验生活。抵达福州时，福建女作家、我即将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的责任编辑刘霄带着我逛商店，发现一种新颖时髦的女式风雪衣，在她的参谋和鼓励下，我给妻子买了一件寄回家中。她收到后，以十分高兴的心情给我回信：“感谢你给我买了衣服，我试穿过了，很合适，很好看。你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聪明了？！”可见，我给她的太少，她给我的太多。
    我们朝夕相处，耳鬓厮磨时，她对我的爱，她对我的情，无时无刻不表现出来。我们分居异地，天各一方时，这种爱，这种情，似乎更浓烈，其表现形式也更特殊。
    那年，我从汉寿县文联借调到湖南省《小溪流》编辑部工作，她除了每周给我两封信外，每隔三五天还要打一次长途电话，千叮咛，万嘱咐，天阴了，要加毛衣，秋季，要多吃鲜鱼，多吃扁豆炒肉，不要因物价贵舍不得花，身体是本钱。一日凌晨，电话铃响，我正伏案写作，忙抓起话筒，一听是她的声音，以为家中出了什么大事，心儿跳到喉咙口。其实是她对我突然袭击，检查我是否照她规定的每晚不超过十二时睡觉。我撒谎：喝多了水，起床小便。她才没往深里追究。我爱吃鱼，爱吃辣椒，爱吃花生米，她用瓶子、盒子装了，不断托人捎到我手中。她单位的小车司机小何，简直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一日，阳光正好，我小弟杨远泰驱车300多华里从汉寿来长沙办事，跨进编辑部，迎面递给我一只保温瓶，我奇怪，打开一看，里面满满的盛着热气腾腾的清炖鳜鱼。汤汁雪白，香味扑鼻。小弟说：“姐姐给你搭来的。要你趁热吃。”他们尊敬她，不叫嫂嫂，叫姐姐。知我者莫过于妻子，爱我者莫过于妻子，只有她才知道我最爱吃清炖鳜鱼，只有她才想到我单身在外，没有锅灶，将现存的，热腾腾的捎给我，立竿见影，一饱口福。鳜鱼，在长沙几乎见不到，在洞庭湖，在鱼米乡，也极少有，不在农贸市场转十圈八圈，是不可能遇上的。为了给我一丝清甜，为了给我一份幸福，她花了多少心血，费了多少功夫呀！
    1988年，我考入武汉大学作家班，离她更远了，团聚的时间更少了。这对她对我，都是痛苦，都是折磨。但为了事业，为了理想的人生，我们不能不作出这种选择，不能不承受这种痛苦。她害怕我在洋学堂里显得窝囊，她不愿高等学府里的人嫌我土气，时新款式的毛衣毛裤织了一件又一件，高级西服添了一套又一套。我反对。她瞪大眼，说：“男人衣，家中妻。丈夫是妻子的一面镜子。你要丢我的丑是不是？”我的同学们尝了她做的腊鱼、腊肉、油炸鱼、辣椒酱、扎辣椒、咸鸭蛋，无不张嘴称赞。
    我和她的这种情，这种爱，是从恋爱时逐步发展起来的。1977年秋天，我躲在西洞庭湖畔一安静处所闭门写作。她工作的地方离此二十华里，乘机动船一天可往返两回。她克制见面，目的是不干扰我。姑娘的爱情，总是要有所表达，她到一家梨园，亲手从树上选摘一百只硕大金黄的梨子，为防止腐烂，用一只箱子装了，撤了层层谷壳，密封、钉牢，托人转我。艰苦的创作中，这一百只梨子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源泉。不久，她得知我的创作告一段落，便电话约我去看彩排。这台节目，由我编创，由她导演，初次登台与观众见面，我和她的心情是同样激动的。我们希望自己的劳动成果能得到观众的承认。我抄近路步行十几华里，赶往演出地点。中间，要横过那条两华里多宽的大美河。时近傍晚，已不见渡船的影子。我正彷徨间，忽见晚霞映照的河面上，荡起一圈圈涟漪，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唤着我，是那样清脆、柔情。她游泳过来接我了。此时此刻，我什么都没有想，我什么都不用想，一纵身扎进了大美河。这条大美河，当年曾多次迎来隐居附近赤山的范蠡、西施游览赏景，垂钓采莲，也因此而得名。我和她在河心相会。我们笑着，我们闹着，我们一起挥臂，我们一起劈浪，我们一起游过了大美河，我们一起登上了堤岸。
    这种浓情，这种蜜意，并没有因结婚，因有了孩子而减弱，反而更发扬光大。我从武汉大学回家，有时误了车，只得中转，每遇这种情况，只要她事先得知，必定驱车接我。一次，我乘车进站已是凌晨二时，她和司机已等候两个半小时。她见到我，只说了一句话：“总算平安归来了。”跨进家门，儿子在床上熟睡，可厨房里烟雾迷漫，她为我蒸在灶上的饭菜已经烧焦。我们都吐了吐舌头。这就是我们的爱情，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第三章名落孙山，集资保重点
    她本可以成为诗人，她的歌词《会计的歌》《放心吧，乡亲们》，曾在《湘江歌声》《文艺生活》上发表。她本可以成为小说家，她的小说《未成功的报复》《鲤鱼风波》曾在《小溪流》《文学报》上发表，并获得《小溪流》举办的首届优秀小说奖，被选入《湖南新时期儿童文学选》。她本可以成为书法家，她写的字工整秀丽，洒脱大方。凡和她接触，和她交谈过的人都知道，她善于捕捉、描述，可以把一件平淡无奇的事叙述得妙趣横生，可以把一个普通平凡的人描绘得栩栩如生，时而幽默诙谐，时而妙语如珠。凭她的灵气，凭她的才气，凭她的独特感觉，她完全可以大有作为。然而，她仅仅是一位会计师。
    她把那一切，都作出了奉献。
    她把那一切，都作出了牺牲。
    我们相恋时，神州大地，春风乍起，高校招生考试重新恢复。她报考了北京广播学院，她有一两个月时间复习，作好迎考的准备。不巧，当时我正有几篇作品急于脱手，日夜兼忙。她见了，放弃复习，帮我改，帮我抄。我不忍心。她说：“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如今有创造的机会就不应该放过。”在她的帮助下，《湖滨春暖》《心怀红日看得远》《水鱼生蛋的故事》《湖风，多么清甜》等一批散文、小说相继在全国各地发表。我有了小小的名气，而高考结果公布时，她却名落孙山。她没有气馁的表情，她没有失望的神色，脸上的笑答有增无减.她似乎得到自己满意的结果。
    她从小在洞庭湖水乡长大，稍明事理又随母下放农村，特殊的成长道路，使她熟悉科技人员在逆境中奋起的感人事迹。她多次冲动，欲创作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中水乡科技人员不幸命运和一往无前精神的中篇小说。我鼓励她，我说：“我当半年家庭主妇。你当半年创作员吧！”她坐下来，真要动笔了，却站起来，摇摇头，说：“还是集资保重点。我把构思讲给你听，你若认为好，你就写吧！”我想想，也觉可以。于是，有了中篇小说《小甲鱼的“阿姨”》。我将她的名字署在前，她抄正时一笔勾掉了。我坚持，她不依。读者读到这作品时，只看见我的名字，读者夸奖这作品时，只提起我的名字。而她的名字，却不为人知，而她的功劳，却被埋没。
    1987年，她考取了广播电视大学。需脱产、离家学习三年，且学的是她正在从事而又深受她喜爱的财会专业。到，报了；费，交了；书，领了；课，也开始上了。恰在此时，《小溪流》编辑部要调我去工作。夫妻都走了，东西各一方，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谁来管教？谁来照料？家中谁来支撑？严峻而又平常的问题摆在我和她面前。怎样抉择？怎样行动？我毅然作出决定：此次再不能让她做出牺牲。这是她人生旅途中至关重要的一步，让她去学知识，让她去拿文凭，日后晋职称，升工资，都将大有好处。过了此村无好店。丈夫的品质，丈夫的力量，就是在关键时刻闪光。我提笔，给《小溪流》主编谢璞、副主编金振林、邬朝祝回信。讲明我的情况和苦衷，请他们另选良将。我瞒着她，悄悄去投邮，正欲出门，她跨步拦在门口，矜持地说：“你莫搞小动作了。”我假装不明白她的话。她一手插进我口袋，将信夺走，咯咯笑着，撕碎。
    “告诉你，电大我不上了。”
    “不！这次决不依你。”我眼里噙满泪花。坚持。她拉住我的手，走进书房，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小溪流》指着，深情地对我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你。这是为了给千千万万少年儿童增添丰富的精神食粮。”
    寥寥数语，拳拳忠心。一个普通的女性，一个平凡的妻子，一个杰出的母亲。
    临尾，她又安慰我：“我还年轻，以后上大学的机会还会有的。”
    我希望是这样。
    但事实偏不是这样。阴差阳错，大学的大门向她关闭了，却向我敞开了，因为向我敞开，于是向她关闭。我考上了武汉大学作家班。她和儿子高兴得为我举杯庆贺。她从眼前的情况，考虑到我毕业后的工作，便彻底打消了她日后脱产上大学的念头。报考了湖南省第十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行政管理专业》。凡种种原因过去耽误了上大学，如今在职的青年人，谁都想补上这人生的一课。社会之大，人口之多，弥补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凭关系，有的凭本事，有的凭金钱，把席卷中国大地的文凭热推向了高潮。中国的大学，进门难，出门易，这是现实，应该承认。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则是进门易，出门难。没有刻苦钻研的劲头，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没有分秒必争的学习精神，休想拿到文凭。在这支报考大军中，多数是因为没有关系，没有后门，也包括没有金钱，才入这道门的。唯其如此，他们可算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她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她体现了这支队伍的精神。她吃的苦，是很难描述的。从她给我的信中，就可略见一斑：
    到校顺利否？情随你走，梦随你迁，真是情也长，梦也长。你带走了我的情，却留下了这长长的梦。不管是在白日还是黑夜。
    为了迎接自考，我每天学习到午夜，强迫自己入睡。不能，又爬起来继续看书，笔记。没办法，人活着就是要奋斗嘛！昨夜鸡叫时才迷糊睡去，早上八时欠一刻仓促起床，来不及穿袜子，从床上抓起儿子骑上单车就往学校送。一路上眼睛惺忪看不清，生怕碰撞着行人。……转回身来又给儿子送衣服和吃的。看来，紧张的强记不适应我，还是要慢慢地磨。人过三十就像太阳过了午，那种垂直的凝聚力减退了。
    这个季节虽然美好，可冷热悬殊大.你又特别容易大汗淋漓，稍不留意就会感冒。因此，我最不放心。你担任作家班的党支部书记，更使我牵挂不完。你办事认真，工作大胆，原则性强，这是好的。不过，遇事要冷静，不能急躁、激动。要时刻想到自己是作家，是文人。
    等考试完了，再给你写信。
    儿子想你。他说跟爸爸在一起下棋、散步、放风筝最有味。我也无限地想你。再见时，我吻你。
    代问你的老师、同窗好！
    她以辛勤的汗水，浇出了知识的硕果。当我在课堂上收到她的电报，看到她令人满意的考试分数时，我激动得流出了泪水。我当即回电：“举南岳杯，盛洞庭酒，庆贺爱妻，苦夺丰收。”
    她的行为，她的精神，鼓舞着我，鞭策着我。毕业时，我各科成绩平均88分。考试论文《情感，文学大山的小路》《我的茶馆，我的小刀》《我和湖水，我和鱼虾》分别在《理论与创作》《少年世界》上发表。还利用课余时间修改、定稿了我和她共同创作的长篇小说《险走洞庭湖》，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并荣登“新儿童小说百家丛书”。我还修改了长篇小说《春柳湖上》，还创作了几十万字的中短篇小说。
    我发表出版了二百多万字的作品，有的被多家报刊转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15篇作品获全国和省、市创作奖。随之，经济收入也比过去丰厚了，她可以适当地享受了，然而，她再次做出了奉献，她再次做出了牺牲。
    前面提到，我出身贫寒家庭，兄弟姊妹多，忠厚本分的父母，榨干身上的血汗，把我们养大，传给我们的仅仅是勤劳、是忠厚、是善良、是忍受一切苦难的精神，没有财产，没有金钱。成家立业，全靠自己。我的两个弟弟，一个从部队复员，一个从学校落榜，要就业，要生存，没有权势，没有后门，莫看中国之大，要寻一立足糊口之地，难于上青天。“只要勤劳，就不会饿死。摆个书摊吧！吃，住，暂时跟我们挤在一起。”她提议，她调摆。于是，我们的客厅，成了两个弟弟的卧房和工作室。两个大男人，一点也不会收拾，臭袜子，脏衣服，床头桌上四处扔，订书单，包装纸，房里房外遍地丢。她给他们洗，她给他们收。书摊摆开，一个跑外面进书，一个守摊子销书，摊不能离人，人不能离摊。做嫂嫂的，一日三餐，除了给他们弄熟，还要往返两里多路给他们送到书摊，无论吹风下雨，飘雪结冰，从不误时。她单位的个别当权者见了，不但不理解平民百姓的苦衷，反而在会上转弯抹角地批评她参与经商。她忍受满肚子委屈，没发一句怨言。“摆摊也不是长久之计，最好谋个安定的场所，才会有大的发展。”她向我吹枕头风。我们几经合计，终于决策：建房。两个弟弟目瞪口呆：我俩没有钱呀！她毫不犹豫地将我们结婚以来的全部积蓄分文不留地掏出。她好心的朋友奉劝：“陈双娥你好蠢！他弟弟们的事，与你有何相干。人生几十年，作为女人，好时光就那么几年，手头有钱，该穿的得穿，该戴的得戴。等到老太婆了，有穿有戴，也毫无意思了。”她笑而不答。她有自己的主见。两个弟弟建了房，有了安居乐业的场所，结婚、生育，幸福美满，她至今没有收回投资。她至今没有得一分一厘的好处。在金钱高于一切的时代，这是难能可贵的。
    此后，我们手头又有了一点余钱剩米，我提议为她搞点基本建设。她摇头，说：“你莫糊涂。祖父祖母都八旬的人了，说走就要走的。父母年迈无能，我们是长子，我们有责任承担。”祖父祖母相继去世。这种费用，那种开支，她掏得干净利索，我用得放心大胆。记得报告文学《追踪九指母》发表时，稿费恰好买只金戒指。我瞅准了式样，正欲下手。她伸手要过钱，说：“你买的我不爱，我要自己买。”她骗我，她根本就没有买，当时，我的外甥女招工到一家新办企业，不集资两千元，就不让报到上班。姐姐姐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将那笔稿费塞进我姐姐手中，解了燃眉之急。我外甥女需用的被褥蚊帐、洗漱用具、箱桶瓢盆，包括头一个月的饭菜票，都是她花钱备办。金钱在她眼里，看得太轻太轻，而情、而意、而精神、而品质，却看得很重很重。这是有头脑、有修养的女人才会具有的。
    她为我作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无私奉献，难道就没有得到过我一次报偿吗？应该说，她也曾得到过。
    1987年8月，我和她共同付出心血的中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荣获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大奖。评委会负责人特邀她出席授奖大会。当我从著名作家陈伯吹手中接过大红烫金的获奖证书时，当我听到省委书记刘正赞扬和鼓励我时，我发现她那俊俏的脸蛋涨红，美丽的嘴唇颤抖，明亮的眸子里盛满了泪水。散会，回到房间，她一头扑进我怀里。我摩挲着她那满头乌云似的齐肩秀发，一丝一丝地点数着，就像点数着她平时对我的一次次无私奉献，我点不完，我数不清。
    第四章能屈能伸，天空中的两朵白云
    1982年，是我在创作上出现转机，取得较好收成的一年。然而，忧和乐相跟，苦与甜伴随，我如同一叶扁舟，在苦海忧浪里搏击，穿行。我能穿过苦海，我能战胜忧浪，多亏妻子这把桨叶，给我力量，为我导航。在这场搏击中，我也深深体会到，是忧和乐延长了作家人生的旅途，是苦和甜缩短了作家情感的历程。作家离不开忧和乐，作家少不了苦与甜。忧乐越强烈，苦甜越丰富，作品越撼魂。
    春天，我们搬进了三室一厅的新居，这是她单位干部职工投票的结果。从此，我们一家三代再也不会拥挤在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过日子了。从此，我有了书房，成才要有起码的条件，事业必需安定的场所。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有了条件可以更好地上。我坐在当窗的写字台前，呼吸着洞庭湖上送来的甜润空气，思潮滚滚，笔底哗哗，一天下来，万字有余。中、短篇小说《沅水哗哗》《湖水眨着迷人的笑眼》《虾公背》《春柳湖上》，论文《点燃农村孩子热爱生活的激情》《好像真的活的人物一样》等，就在这个时期产生、发表。我感激她的单位和她单位的群众，我恨不能对着整个人类世界放声高呼：“群众万岁！”
    我正痴情，我正狂热，突然，她怏怏走进书房，难过地对我说：“他们要俺跟王主任换房。”“哪个王主任？”她单位的正、副主任可以坐两桌。“新来的那一个。家属己农转非，很快要进城，非三室一厅，不住。”当权者是这种口气，当权者的家属更是这种口气。我们让房未尝不可。“他住五楼，每日上上下下，不怕吃亏。”我为王主任着想。“一楼老张搬五楼，他住老张那套。”她回答干脆。“老张与他同样年纪，他难上，她就不难上？”我奇怪，我问。“老张是一般干部。”她答。我哑了，我又想，三室一厅的不是还空着两套吗？只挂了两位副主任的名。其中一位副主任还一再声明，他不要，他妻子单位有房。可是，就偏要给他留着，空着。我们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天天叫喊着清房查房，不准两头占房，不准多处占房，对眼皮底下发生的事，难道不知道？
    我越想越糊涂，不等我想明白，突然接到省作家协会通知，我的中篇小说《小甲鱼的“阿姨”》入选《湖南中篇小说童话集锦》第二辑，出书在即，速去长沙定稿。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她催我快走，让房之事，她来应付。我想：也只能这样。我不是她单位的人，不便出面说话。唉唉！谁叫中国的文化单位都这么穷，不然，我就不会寄人檐下。临别时，她顽强地对我说：“我不能让你失去书房！”
    我进入创作，就忘记一切，等我把作品定稿，这才想起家中换房的事。我赶忙给她挂长途，通了，一听，传过来的声音不像过去那样清脆、甜润、柔和，而变得嘶哑、粗重、苦涩。我问：“你病了？”“没有。”“情况如何？”“没什么，你安心写作吧！”“你的声音为何嘶哑？你不讲真话，我不会安心。”话筒里一片空白，我正欲追问，她答话了：“他俩轮番威吓我，我和他俩干架了。”
    他俩？！他俩都是副主任，可他俩都不安于现状，都想坐正主任的位子。而正主任是功臣，是劳模，是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尽管他俩在背后发起多次袭击，都无法动摇他的位子。凭良心讲，这位正主任是天下少有的好人。我写过他的不少报告文学、散文、通讯，反映他心系农民、心系农村、心系农业的感人事迹，提倡他那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俩早对我暗怀不满。这次，他俩利用换房，一箭双雕：制造我对正主任的意见，把新来的王主任笼络到他俩一边。一场权力之争。我们夫妻成了这场权力之争的牺牲品。
    可惜。我没有权力。如果我有权力，他们也不敢这样为所欲为。平时，我讨厌权力这东西。此时，我觉得权力比什么都重要，创作、文章，根本不能比拟。我第一次感到后悔，当初，我为何不去从政。只要学一点阴谋诡计，我攫取的权力，职位，绝对要高出这些人。可惜，权到用时方恨少。
    我没有权力，我想借助权力，以无私的权力制服贪婪的权力。我要给关心人才，爱惜人才，对我一直给予关怀的a副省长写信反映。她反对。“一省之长，忙着呢！不能老是给他添麻烦。天塌地陷，有我在前面顶着。你只管埋头创作！”“嗨！都什么时候了，还埋头创作！”“你要不是埋头创作，我就不会爱你。我爱的就是你这种事业心。”
    话语铮铮，掷地有声。字字不假，句句是真。我们相恋时，有位副书记，想要她做儿媳妇，用工作相威胁，用金钱相利诱，十九岁的她，甩掉金钱，不要工作，不顾一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爱情，抛却一切，值得。可眼下为了这房子，再让她承受沉重的压力，值得吗？我作为丈夫，不能保护她，反而给她增加压力，称什么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远看三步棋，深望三尺水。让房！阿q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拾起了阿q精神。
    当我们搬进西晒的房子，当我们失去书房的时候，她难过。但她又安慰我：只要奋斗，书房会有的，好日子也会有的。
    一波过去，一波又起。
    1983年10月11日，从小和我一起捉鱼捞虾，一起放牛割草，共经磨难的妹妹美珍，被大队党支部书记逼死。也是因为我讲真话造成的苦果。我看不惯这位党支部书记倚仗权势，横行乡里的行为，向有关部门作了反映。对此，他怀恨在心。他奈何不了我，就对我妹妹借机报复，逼她于死地。事情发生后，我痛不欲生。我当然要告状。这下，触动了他的庇护伞。于是，对我施加压力。去你娘的！我豁出来了。我写状纸，她给我抄；我东奔西走，她伴我不离；我瘦得皮包骨，她熬鸡炖鱼为我补充营养。在中国，乘车难，用电难，上学难，就业难，千难万难，莫过于告状难。结果，笔写干，腿跑断，这位党支部书记仅受到撤销职务的处分。官司是赢了？还是输了？我哭笑不得。她劝我：“如今哭笑不得的事情太多。身体要紧，想开点。”
    我不能沉默。这是我的性格。整党会上，我对邪恶势力的庇护伞放了一小时重炮。有好心人连忙将此事告诉了她，要她劝阻我，管住我，少说为佳，免得日后穿小鞋。她说：“为了说真话，失去名利，失去飞黄腾达，毫不足惜。历史会对说真话的人给予奖赏。”
    有这样的妻子，我感到幸福，感到自豪。
    传统的说法：妻子都是别人的好，作品都是自己的好。我反传统：妻子都是自己的好，作品都是别人的好。我和她的结合，是机遇？是巧合？是命运的安排？我说不透，我道不准。我觉得，我们像天空中的两朵白云，和无数朵白云一起飘荡，游移，忽然，我们两朵结合为一团，很难分出这一朵和那一朵，在蓝天下，在高空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必要的时候，应该的时候，化作春雨，洒向大地，飘落人间，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
    那些年，我们虽然失去了许多，但我们最根本的没有失去，这就是人格，这就是精神，这就是事业。
    我们潇洒！我们值得！
    1989年春于武汉大学枫园4舍419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