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处褚时健这样一位风云人物，从京城到玉溪，层层都有阻力。
有的人怀疑，褚时健根本不缺钱花，除了高工资、高奖金，每年还享受20万元的特殊贡献奖，平时坐高级轿车，住高级宾馆，食美味佳肴，都是公家开支。他有钱没地方花。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不会受贿索贿，不会贪污挪用。要提防保守派陷害改革派。造成新的冤假错案。
有的人感情上接受不了这种严酷的现实。认为褚时健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6年，励精图治，呕心沥血，使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迅猛发展成为名扬天下的企业集团，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上级不会因为他有一点过错，就把他一脚踢开，这不符合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有的人顾虑重重，查办褚时健，会不会把企业查垮了，影响企业稳定，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党政部门，都要依靠他发工资。红塔山集团不稳，全省党政干部收入不保。
等等。
因为有如此之多的阻力，所以查处褚时健，难度相当大。
褚时健在边关河口落网，转而立案侦查、监视居住、批捕，这表明了中央的决心。各种力量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阻力减小，有顾虑，有包袱的人变得勇敢起来。办案人员与涉案人员的谈话中发现，玉溪卷烟厂在厂外、境外设有10多亿元人民币和2500多万元美金的账外资金。
这笔钱是1991年至1995年玉溪卷烟厂销售“浮价烟”时，褚时健等人私设的“小金库”，分别存放在湘江、珠海的下属公司和广东的几家烟草公司。没有褚时健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任何人休想支取。工厂没有这笔账，只有褚时健的心腹、总会计师罗以军等少数人知道。褚时健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将国家的巨额资金，变到了他自己的名下。国家再富有，褚时健之类多了，也会被掏空。
专案组追查这笔账外资金的用途。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检举揭发：褚时健有严重的贪污问题。
专案组提审褚时健。开始，其态度傲慢、顽固，一举一动均表现出：舍我其谁。仿佛没有他，地球就会停止旋转。
专案人员明确向他宣布：中央领导表态，对褚时健，过不掩功，功不抵过。无论是谁，功劳再大，也不能违反党纪国法。云南省委领导表示：功是功，过是过。烟草业的腐败问题不解决，早晚会把云南的卷烟和烤烟搞垮。只有把毒瘤割掉，才能保证烟草行业健康发展。
褚时健的心理防线渐渐崩溃，首先供认了自己伙同烟厂副厂长乔发科、总会计师罗以军等共同贪污账外资金300多万美元的问题。
早在九十年代初，上级有关部门为解决卷烟生产辅料不足的问题，批准玉溪卷烟厂在完成国家调拨计划任务的前提下，再生产一部分卷烟，用来串换生产急需的卷烟辅料和钢材、水泥、化肥等生产资料。
批销这部分计划外卷烟的权力理所当然地掌握在褚时健手上。一把手什么都可以管，什么都可以不管，视需要而管。
当时的卷烟价格没有彻底放开，国家规定的卷烟出厂价较低，一条“红塔山”香烟，经销者从褚时健手中按出厂价批到后，拿到市场上销出，可赚50元左右的丰厚利润。“红塔山”卷烟走俏市场，经销者看准这中间的差价，都想从褚时健手中批到更多的“红塔山”。那些日子，玉溪卷烟厂人来人往，门庭若市，褚时健成了人们寻觅、包围、进攻的目标。
褚时健为官多年，精通权力的妙用。他没将玉溪卷烟厂生产的计划外卷烟用来串换生产资料，而是以高于国家调拨价的浮动价，批给了沿海沿边地区的县级烟草公司。
这些从褚时健手中批到浮价烟的经销者，一方面按调拨价给玉溪卷烟厂付款，一方面按玉溪卷烟厂指定的厂外其他账号汇去浮价款，前者给发票，后者不给发票。不给发票的浮价款，就成了玉溪卷烟厂的账外账。天长日久，浮价款越积越多，10万元，100万元，1000万元，1亿元，直至形成了拥有10多亿元的庞大的“小金库”。
这10多亿元，本是共和国的血液，然在共和国的账目上却找不到它的影子。
这10多亿元说得好听点，是玉溪卷烟厂的“小金库”、“小钱柜”，实际上成了褚时健的私房钱，他可以随心所欲的支出，不受任何监督。
市审计部门对玉溪卷烟厂的账目年年有审计，对这10多亿元的小金库，却长期以来没有察觉。在权力大于一切的社会，审计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形同虚设。
到了1995年7月，褚时健觉得是支配这10多亿元私房钱的时候了。因为上级考虑让他退休，新的总裁即将接任。虽然还没明确新总裁是谁，反正他在总裁位置上的时日不多了。离开总裁位置，就得交出签字权。有签字权，他就是烟草王国的国王，要什么有什么，心想事成。交出了签字权，他就是烟草王国的平民百姓，要什么没什么，心想事难成。过了此山无好店。天天对别人喊把握机遇，这下到了自己该真正把握机遇的时候了。
褚时健像许许多多患“五八”病，“六零”症的人一样，决定在退离领导岗位前夕抓住机遇，大捞一把。当他苦心经营10多亿元小金库的时候，也许就是为了这最后一刻的辉煌。
他也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将国家的巨额资金据为己有，一旦暴露，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与制裁。但最终他为自己找到了充足的理由：没有褚时健的惨淡经营，就没有玉溪卷烟厂的兴旺发达，就没有红塔山集团的顶天立地。他是烟草王国的君主，烟草王国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他害怕什么？他什么也不用害怕。即使私分小金库的行为一旦暴露，有人要追究他，那些曾长期从他这里得到好处的头头脑脑们肯定会站出来替他说话，千方百计保护他。
这就是为官的诀窍，这就是官场的奥妙。
有些人本来才华出众，能力一流，为什么得不到提拔重用？就因为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处理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关系。有些人犯了事，为什么能化险为夷，不受追究，而且继续委以重任，就因为利用手中的权力，处理好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关系。放了春风，定得夏雨。论功劳，论关系，褚时健都用不着害怕、担心。他要为自己退居领导岗位后的日子想想，他不能白干了一辈子。他主意已定，放心大胆地往前走，风吹浪打不回头。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玉溪卷烟厂一派亮丽。褚时健欣赏着自己的杰作，想到自己即将失去对其主宰的地位，心里真像打翻了佐料瓶，苦辣酸甜咸，说不出的滋味。
他最后宽慰自己：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历史规律。美国总统的宝座那么神圣，历届总统任期一满，说走就走。他在红塔山集团总裁的位置上超期服役了这么多年，也该退了。
他的心境变得如同眼前的厂景一样亮丽起来。他对副厂长乔发科、总会计师罗以军说，弟兄们随他鞍前马后地干了这么多年，不知流了多少汗水，付出了多少心血，从没得到过什么好处。如今他即将退了，为了对得起兄弟们，他手头还有点外汇，按平时贡献大小分配，他认为弟兄们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总会计师罗以军内心认为私分不妥，这是犯法行为。但他不敢明说。因为褚时健的权力、威信在玉溪卷烟厂达到了顶峰，他的话就是“圣旨”，一句顶一万句。谁要与他唱反调，等于自毁前程。从厂里的副厂长到一般的工人，对他交待的事情必须办，明知不对也不敢阻挡。烟草王国国王，神圣不可冒犯。
褚时健见没有人反对，舒心地笑了。他当即决定，从华玉公司拿出一部分美元差价款，由他和乔发科、罗以军，还有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副总经理刘瑞麟共同分享。
褚时健交待罗以军：“我要100多万美元，你和乔发科各60万至70万美元，盛大勇、刘瑞麟也给一点，盛大勇多一点。”
罗以军连连点头。
褚时健又对罗以军说，他自己并不缺钱花，他是为兄弟们着想。他希望弟兄们知足，有这么多美元够了，这辈子都吃用不完了。
罗以军依然连连点头。
褚时健交待罗以军，将分给他的100多万美元，打到他儿子褚一斌的境外账户上。
罗以军还是连连点头。并说：“褚总放心，我一定按您吩咐的办好。”
接下来，褚时健签署了转款使用的空白授权委托书，让罗以军办理。
7月20日，新加坡方面电告：钱已入账。
罗以军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赶紧报告褚时健。末了，问道：
“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褚时健笑了，拍拍罗以军的肩，夸奖道：“只有你办事，我才放心！”
就这样，属于国家和人民的300多万美元，轻而易举地进了这伙蛀虫的腰包。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害。特权，长在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上的一颗毒瘤，不切除，癌细胞会扩散到整个机器的全身。并非危言耸听。
专案组调查发现，褚时健还有其他更加重大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的嫌疑，目前司法机关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调查发现的多起相关案件，有关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也正在继续调查。
褚时健，昔日造就“红塔山”的功臣，今日从“红塔山”之巅，坠入万丈深渊。其涉嫌犯罪数额之大，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
对此，人们不敢相信，也不可理解。褚时健是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一生都在革命队伍中经受锻炼和考验，一生都是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熏陶，他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教育别人要公而忘私，要遵纪守法。他怎么会背道而驰呢？
他是一厂之长，他是有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他是名播海内外的企业家，他的收入高，他的吃住行都是国家包着，他要钱没有地方花。他用不着伸手捞钱，更用不着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往自己名下捞。人，生活在社会上，有吃有用有花，就知足了。能吃好用好花好，就更应心满意足了。褚时健是聪明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不会干那种要钱不要命的蠢事。
褚时健下有群众监督，上有领导管着，他不是黑社会老大，更不是土匪头目，可以为非作歹，为所欲为。他不可能成功的贪污受贿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他不可能私设11亿元人民币、2500万元美金的小金库。只要他有那样的企图和举动，管他的领导不可能不察觉，不可能不发现，会及时批评、制止、警告。
群众不敢相信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件的理由还有很多。然而，事实无情。褚时健的确走上了严重经济违法违纪之路。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反省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