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五三）崔浩魏记
    崔浩之死，非以史事，而浩书亦未尝废。见《崔浩论》条。然《李彪传》，彪表求修史，言“自成帝以来，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之体，遗录时事，三无一存”。则高允所记，虽云续浩，而浩书之见刊落者，亦不少矣。此何故欤？《浩传》言浩书“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此语最可注意。野蛮部族，史事流传，悉由十口，《魏书·序纪》谓其“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记录”。《序纪》固矫诬之物，而拓跋先世事迹，有由故老相传者，则必不诬。《奚斤传》言：斤聪辩强识，善于谈论，远说先朝故事，虽未皆是，时有所得，听者叹美焉。《北史·魏诸宗室传》云：“（东阳王）丕声气高朗，博记国事，飨宴之际，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败”，皆其征也。十口流传，安有故书为证，好奇爱博，过而存之，则所谓备而不典者矣。南北朝时，视史记为褒贬所寓，欲以是荣其先世，其有过恶，引为深玷，务求毁灭之者甚多。观魏收作史，诸家子孙，陈诉不绝，虽齐文宣袒收，诉者反致获罪，而仍不能止可知。然则当时于浩，多有不满，致魏朝得借以为浩罪状者，其流谤之人可知也。然拓跋氏之史迹，因此而见刊落丧失者，必不少矣，岂不惜哉！
    或云：崔光既志在覆魏，而又斤斤为之存其史迹，何也？曰：史也者，天下之公，不徒非一人一家之私，抑亦非一部一族之私也。况我既见侮于魏矣，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可不详魏之行事，以资我之鉴戒欤？尽力于魏之史记者，前有李彪，后有崔光。光之还领著作也，史言其年耆多务，疾病稍增，而自强不已，及疾甚，敕子侄等，犹以史功不成，殁有遗恨。临殁，又言弟子鸿于肃宗，鸿即撰《十六国春秋》者也。其作《十六国春秋》也，史言其二世仕江左，故不录僭晋、刘、萧之书。又恐识者责之，未敢出之于外。世宗闻其撰录，遣散骑常侍赵邕，诏其随成者送呈。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且既未讫，迄不奏闻。后典起居注，乃妄载其表，谓谨以所讫者附臣邕呈奏云云。又云，鸿自正光以前，不敢显行其书，自后，以其伯光贵重当朝，知时人未能发明其事，乃颇相传读，亦以光故，执事者遂不论之。子子元，永安中乃奏其父书。夫曰涉魏初者言多失体，则鸿之书必义正辞严，抑十六国事与魏相涉，因此与晋、宋相涉者，必也多存其真，而非如今《魏书》之矫诬讳饰。其亡也，实与崔浩之书所谓备而不典者，同其可惜矣。始秘其书，而正光已后，稍稍出之于外者，以其时魏政已乱，不暇更兴文字之狱，亦非徒以光之庇之也。意虽疾魏，而犹妄言曾经呈奏者，盖以如是，则可云其书曾经进御，而致攻击之者，或以是而少息其心焉。永安之时，魏朝业几不国，而子元犹欲奏其父书，则以时人率重金匮石室之藏，如是则其书易行也，凡欲以存史事而已，岂其有爱于魏欤？《魏书·自序》云：“世宗时，命邢峦追撰《高祖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又令崔鸿、王遵业补续焉。下讫肃宗，事甚委悉。”则鸿于魏史，亦曾竭力。以鸿之明于逆顺，而其尽力于魏史如是，而光之心从可知，而浩之心亦从可知矣。岂其有爱于魏欤？
    魏收撰《魏书》，时人称为秽史。其后北齐后主，曾于武平四年，诏史官更撰《魏书》，而其事未有成。隋文帝诏魏澹别成《魏史》，《隋书·澹传》云“时称简正”。与其后炀帝又诏杨素更撰《魏书》，以素薨而止。事见《隋书·潘徽传》，则澹之书必仍有不满人意者在也。《北史·崔光传》云：光子劼，常恨魏收书，欲更作编年纪。使其成之，必有足观，而竟不能就，岂不重可惜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