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魏延辨诬
    三国的史事是大家都知道的，本来用不着我来讲。我现在所要讲的，只是向来大家弄错之处，我想要来矫正矫正而已。既然如此，我就还要想替一个人辨诬，那就是魏延。
    魏延本来是以部曲（部曲本是军队编制的名目。《续汉书·百官志》说：大将军营分为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后汉末，有些将校兵士，永远跟随着大将，就变做不直属于国家而属于这个将，带些半奴隶的性质。所以部曲的地位是颇低的）随先主入蜀的。因屡有战功，升迁到牙门将军。先主既得汉中之后，还治成都，要拔擢出一个人来镇守汉中，当时大家都以为要用张飞，张飞也以此自许，而先主竟破格擢用了魏延。关羽、张飞是先主手下资格最老的两员猛将，当时敌国的人亦都称他们为万人敌的。先主从起兵以来，不分兵则已，要分兵，关羽总是独当一面的，第十二节中业经讲过了。此时关羽正在镇守荆州，再要找一个独当一面的人，以资格论，自然是张飞了。再次之则是赵云，随先主亦颇久。争汉中之时，赵云亦颇有战功，先主称他“一身都是胆”的。然而这时候要镇守汉中，先主却破格擢用了魏延，这就可见得魏延的才略。关羽、张飞都是长于战斗的。关羽攻曹仁，虽然终于失败，乃因受了孙曹两面的夹攻，而又外无救援之故。当时那种凌厉无前的气概，使曹操方面十分吃紧，那也不是容易的罢？当曹操平张鲁之后，张郃的兵，业已攻入巴中。使巴中而竟为曹兵所占据，强敌即逼近西川，蜀汉的形势，此时实亦万分吃紧，而张飞竟能够把张郃打退，这一场功劳，也不能算小罢？然则在当时，关羽、张飞所以威名播于敌国，易世之后，还有人称道弗衰，也不是偶然的。然而先主对于镇守汉中之任，竟不用张飞而用魏延，则魏延的将略，似乎还在关、张之上。大概关、张的将才，是偏于战斗，而魏延则要长于谋略些罢？然则镇守荆州的，假使是魏延，或者不如关羽之以过刚而折，而半个荆州，也就不至于失陷了。这虽然是揣测之辞，似乎也有可能性。
    魏延的谋略，从一件事情上可以见得。据《三国志》注引《魏略》说：诸葛亮出兵伐魏时，和手下的人谋议。魏延献计说：“魏国的安西将军关中都督夏侯楙，是曹操的小女婿，既无智谋，又无勇气。你只要给我精兵五千，直指长安，他听得我去，一定要逃走的。他走后，长安就只剩些文官了。魏国东方的救兵要合拢来，还得二十多日，你的大兵也好到了。如此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了。”案诸葛亮第一次伐魏，在魏明帝太和二年（228）。这一次，魏国见蜀国久不出兵，以为他无力北伐，毫无预备。所以诸葛亮出兵，甚为得手。南安（今甘肃陇西县西北）、天水（今甘肃通渭县西南）、安定（今甘肃镇远县南）三郡都望风迎降。只因马谡失机，以致前功尽弃。以后出兵，虽然累战克捷，然魏国亦已有了预备，要大得志就难了。所以太和二年这一役，亦是魏蜀强弱的一个关键。据《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略》，夏侯楙免去安西将军关中都督之职，就是在这一年的，然则魏延的献计，亦就是这一年的事，倘使诸葛亮采用魏延之计，则魏延做了先锋。马谡亦是奇才，我们不能以成败论人，但谋略虽好，战斗的经验或者要缺乏些，所以不免有失，用魏延则无此弊，然则使诸葛亮采用魏延之计，看似冒险，或者转无马谡的失着，亦未可知。所以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实在是可惜的，而魏延的将略，亦就因此可见了。
    然诸葛亮虽不用魏延之计，而其军队精练，一切都依着法度，亦自有其不可及之处。他第一次虽然失败，以后又屡次出兵。魏朝尝派司马懿去抵御他。司马懿的用兵，亦有相当能力。他生平除掉和诸葛亮对垒之外，也总是胜利的。独至对于诸葛亮，则仅仅乎足以自守。这句话，是见在《三国志·诸葛亮传》注所引吴人张俨所著的《默记》里面。第三国人的话，比较要公平些。于此可见《三国志》里载诸葛亮伐魏之事，总不胜利，《晋书·本纪》里更说他每战辄败；只因《三国志》为晋人所著，《晋书》所根据的，也是晋朝人的史料，不足凭信罢了。诸葛亮每次出兵，都因粮运不继，不能持久，乃制造了木牛流马以运粮，又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蜀汉后主的十一年，即魏明帝的八年（234），他屯田的兵，已经杂居渭水沿岸，逼近长安了。不幸患病身死，从此以后，蜀汉就更无力进取中原了。这固然不仅是军事一方面的问题，然而当时蜀汉的军队起了内讧，以致魏延身死，亦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
    据《三国志》说，诸葛亮病危的时候，和杨仪、费祎、姜维三个人密定了退兵的计划。这一次出兵，魏延本来是先锋，这时候却将他改作断后，而令姜维次之。魏延如不听命令，大军就径行开拔。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派费祎去探问魏延的意思。魏延说：“丞相虽死，我自活着在这里。相府里亲近的人和官属，自可将护他的棺柩回去安葬，我自当带兵击贼。如何因一个人之死，废掉天下的大事呢？况且魏延是什么人，要听杨仪的命令，替他做断后将？”就和费祎同拟一个计划，哪一部分的兵该退回去，哪一部分的兵该留下来，要费祎和他连名，把这命令传给各将领。费祎骗他道：“杨仪是文官，不会部署军事，他决不会违反你的意思的，不如让我回去，再和他商量商量。”就骑着马快跑而去。费祎去后，魏延懊悔不该放他，再派人去追，已经来不及了。魏延派人去探看，杨仪等已经整军待发，打算把魏延一支兵留下来。魏延大怒，趁他们没有动兵，便带兵先发。杨仪等亦伐木开路，昼夜兼程，紧跟在他的后面。魏延的兵先到，据住了南谷口，派兵去攻击杨仪。杨仪派何平去抵敌。何平骂魏延先发的兵道：“丞相死得没几时，你们何敢如此？”魏延的兵知道其曲在延，都不听他的命令，散掉了。魏延只和他的儿子以及另外几个人逃回汉中去。杨仪派马岱带兵去将他追斩了。这一段事情，一看而知其不是实在。
    据注引《魏略》说：则诸葛亮病重的时候，是派魏延代理自己的职务，秘丧而归的。杨仪和魏延素来不睦，就扬言魏延要投降敌国，带着手下的人去攻魏延。魏延因出其不意，无从抵挡，只得带着兵逃走，就给杨仪追杀了。这话也不是事实。
    诸葛亮在病危之时，预定退军计划，这一个命令，总是要传给全军的，岂有和杨仪、费祎、姜维私相计议，置先锋军于不顾之理？这岂像诸葛亮做的事情？若说诸葛亮的职务实系命魏延代理，则全军都在魏延统率之下，杨仪是文官，手下没有军队的，带着什么人去攻魏延？若说运动诸将，同反魏延，怕没有这样容易的事？况且据《三国志》说：当时魏延表奏杨仪造反，杨仪也表奏魏延造反，显然成了个两军对垒的形势，并不是从一军之中突然分裂而战斗起来的。然魏延是个名将，果使有了准备，派兵去攻杨仪，也断没有给何平一骂兵就被骂散了的情理。所以两种说法都不是事实。
    这件事情的真相，依我推测，是这样的：诸葛亮病危时，并没有能够预定退兵的计划就死了。他死后，杨仪等密定了一个退兵的计划，怕魏延不听，派费祎去探问。魏延果然不肯听他们的部署，要自己另定一个计划，和费祎连名行下去。费祎哄骗他逃了回来。知道无可疏通，就把他置诸不顾，打算将余军径行开拔。这个消息又被魏延打听到了，乃趁他们没有开拔之前，先行开拔，把南谷口据住了。至此，两军遂不得不正式交战。魏延虽然勇猛，然所统率的，只有他的直属部队，就是做先锋军的，杨仪在诸葛亮幕府里，全军都在他调度之下，众寡不敌，所以魏延就给他打败了。至于说魏延的军队，给何平一骂就骂散了，不曾有剧烈的战斗，乃因内讧并非美事，所以又有些讳饰。这件事情的真相，似乎大略是如此。
    魏延既然死了，自然得宣布他的罪状。当时所说的，大约是诬他要谋反降魏。所以《三国志》里有这样的几句话，说“魏延不北降魏而南还，乃是要除杀杨仪等，本意如此，不便背叛”，就是替魏延剖辨的。不过古人文辞简略，没有把当时诬他的话叙述清楚罢了。假使魏延真要造反，杨仪便有剿灭反叛的大功，回来后岂得不重用？然而不过做一个中军师，并无实权，诸葛亮的老位置，反给蒋琬夺去了（诸葛亮是丞相，蒋琬的资格，是不够做丞相的，但以录尚书事而兼益州刺史，其实权就和诸葛亮无大异）。这件事，《三国志》上说：诸葛亮生时就密表后主，说我若死了，便将后事交给蒋琬。这也不是实情。诸葛亮的做事，是很积极的。他在生前，似乎并没有预料到自己要死。假如他预料到自己要死，那可先行布置的事情多着呢。以他的地位声望，一切公开嘱咐了，也不怕什么人反对，而且可使身后的事情更形妥帖，何至于密表后主，只保荐了一个蒋琬呢？《三国志·蒋琬传》说：诸葛亮死后，新丧元帅，远近危悚，蒋琬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色举动，和平时一样，众人因此渐服，可见得蒋琬初继诸葛亮的任时，众人还不很信服他。假使诸葛亮生前预行指定他为自己职务的后继人，就不至于此了。以诸葛亮的公忠体国，心思细密，岂有想不到这一层之理？蒋琬和杨仪，向来所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而杨仪的职位和资格，还在蒋琬之上。不过杨仪是锋芒毕露的，大家有些怕他，蒋琬却是个好好先生，人家容易和他和睦，所以诸葛亮的位置就给蒋琬抢去了。杨仪自然不服，口出怨恨之言，以致得罪而死，这事无甚关系，可以不必细述。然使魏延确系造反，杨仪确有诛灭反叛之功，则无论他如何不孚众望，人家将来要排挤他，当时总是要赏他的，断不能径置诸闲散之地，这也可见得魏延并没造反。
    诸葛亮从太和二年以后，是不断的出兵伐魏的，太和二年，是入三国后的第九年。诸葛亮之死，在入三国后十五年。蜀汉的灭亡，是在入三国后四十四年。所以诸葛亮死后，蜀汉还有二十九年的命运。这二十九年之中，前十二年，总统国事的是蒋琬；中七年是费祎；后十年是姜维。蒋琬、费祎手里，都不甚出兵伐魏。姜维屡次想大举，费祎总裁制他，不肯多给他兵马。费祎死后，姜维做事才得放手些，然而亦无大功，而自己国里，反因此而有些疲敝。当时很有反对他的人。后来读史的人，亦有以蜀之亡归咎于姜维的用兵的，其实亦不尽然。
    当时魏蜀二国，国力相去悬殊。灭蜀的一次，据魏国人计算，蜀兵总数共只九万，分守各地方的，差不多去其一半，而魏国分兵三路，诸葛绪、邓艾每路三万，钟会所带的兵又有十余万，兵力在两倍以上。所以蜀汉的形势，是很难支持的。既无退守的余地，就只得进攻，至少要以攻为守。诸葛亮的不断出兵，也是为此。从魏齐王芳之立，至高贵乡公的被弑，其间共计二十一年，即系入三国后之第二十一年至第四十一年，正是魏国多事之秋，蜀汉若要北伐，其机会断在此间，而其机会又是愈早愈妙，因为愈早则魏国的政局愈不安定。然此中强半的时间，都在蒋琬、费祎秉政之日，到姜维掌握兵权，已经失之太晚了。所以把蜀国的灭亡，归咎到姜维，实在是冤枉的。倒是蒋琬、费祎，应当负较大的责任。魏延伐魏之志，是比较坚决的。只看诸葛亮死日，他不肯合军退回，便可知道。如其诸葛亮死后，兵权在他手里，总不会像蒋琬、费祎那样因循的，虽然成败不可知。所以魏延的死，总不能不说是蜀汉的一个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