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儿的秋天已经很冷。
    七个乞丐般的老人用麻绳捆住自己身上又脏又破的棉袍子，挑着柴担经过一片荒地。领头那个看到走在最后的老人艰难地拖着步子，就说：“大伙坐下歇一歇吧！”
    不远处有几块很大的石头，大家就走过去，放下柴担坐在石头上。坐下才觉得，这石头太平整、太巨大了，有两个老人便站起来，围着石头走了几圈，又蹲下身去细看石头上的纹路。另外三个也站了起来，看了石头再看整个荒地，快速走出几步又低头回来。
    大家始终没有说话，但从表情看，都像换了一个人。眼睛亮了，眉头皱了，身板直了。
    ——这几个老人，是清代被流放到东北地区的南方大学者。他们都曾经是科举考试的考官，当时全国知识界的最高精英，由于几次不明不白的“科场案”被问罪。好些同事已经被杀，他们死里逃生被判“流放宁古塔”。宁古塔，也就是现在黑龙江省的宁安市。
    流放往往牵涉家人，几千里地的拖枷步行，妻女都殒命在半途。他们这些文弱书生到了流放地立即成了服苦役的奴隶，主要的劳役是烧石灰窑和养马，天天挨打受辱，食不果腹。
    在苦役中，第一年，他们想得最多的是科场案的冤屈，希望哪一天远处出现一匹快马，送来平反昭雪的恩旨。整整一年，眼都看酸了，没有见到这样的快马。第二年，他们不再惦念平反的事，想得最多的是还在家乡的父母和死于半途的妻子。第三年，他们发觉自己几乎已经成了地道的苦力，就不断背诵过去所学的诗文来自救。第四年，连自救都放弃了，什么也不再想，只把自己当作完全不识字的草民。
    幸好，这一带果然荒草遍地，人烟稀少，没有一座破庙、一张门贴，能够引起他们对文化的记忆而徒生伤感。
    但是，今天的这几块石头，唤醒了他们心中一个早已封闭的角落。
    他们立即作出判断，这是柱础。但从体量看，柱子极大，只能是宫殿。从荒芜的状态看，应该废弛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了。
    这是什么宫殿？哪一个年代的事儿？他们快速地走进脑海深处已经蒙尘多年的书库，粗粗翻阅，再细细翻阅……
    他们谁也不讲话。只是，伸手细摸石头上的刻纹后互相看了一眼，举头远眺四周地形后又互相看了一眼。那目光，当年在翰林院里出现过，彼此非常熟悉。
    每个人都深感奇怪，原以为忘了多年的一切，为什么顷刻都回来了呢？
    二
    不一会儿，老人们又挑起柴担上路。
    打破沉默的是那个走在最后的老人，他只轻轻吐了四个字：“李白醉书。”
    立即有一个老人接口：“渤海国！”
    老人们想到的，是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唐朝收到了一封来自一个藩国的信，但是信上的文字，大家都不认识。传阅了好些天，上上下下都摇头，这对于很讲排场的宗主国大唐来说，有点丢人。担任秘书监的贺知章突然想到，自己的朋友李白有可能认识这种文字，因为李白出生胡地，又漫游四方，见多识广。他一说，唐玄宗下令把李白找来。
    李白是从一张酒桌边找到的，喝得已经有点程度了。来到殿上，见过皇上，便看那信。一看就笑，那文字他果然认识。他一句句翻译给唐玄宗听，唐玄宗嘱他立即用同一种文字写回信，也好顺便炫耀一下大唐人才济济，通晓各种文字。
    李白一听皇上的意图，有点得意。趁着酒兴未过，想在殿上摆摆谱了。他斜眼一看周围站立的人物，便对皇上说，写回信可以，但要杨国忠替自己磨墨，高力士替自己脱靴。皇上一听，点头同意了。于是，权势赫赫的杨国忠和高力士就苦笑着上前，围着李白忙开了。
    问题是，这到底是哪个藩国写来的信，使皇帝那么重视？
    渤海国。
    清代流放的老人们猜对了。他们后来还把这次半路发现，写在自己的笔记上。曲曲折折多少年，被我看到。
    其实，渤海国是李白出生前两三年才成立的，几乎与李白同龄。建立者，是靺鞨族的粟末部首领大祚荣。按历史记载，唐玄宗登基后不久就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那个政权按唐朝体制运行，通用语言是汉文。难道，李白读到的那封信写于他们通用汉文之前？难道，正是这种不便，使他们开始学习汉文？
    当然，也许，李白醉书的故事只是故事。
    但是不管怎么说，渤海国不是故事，那个庞大的废墟不是故事。
    清代流放者看到的废墟，是渤海国的首府，即“上京龙泉府”。
    流放者们没有权利也没有机会再来仔细考察。从零星留下的笔记看，只知道有一个老人又来过两次，时间都不长，他也没有进一步研究的条件。
    认真考察，是我们这一代的事了。
    三
    我去上京龙泉府遗址的次数很多。原因是，我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起落更迭。
    我首先看到的是外城的城墙墙基，那是两米多高的夯土基座，宽达十来米，像一道天然生成的大堤坝，绵延到远处。
    这个基座上面，原本应有一方方巨大的砖石砌成的雄伟高墙。可惜这儿不是吴哥窟所藏身的原始森林，而是敞亮开阔的东北平原，一座废弃的城市很难保存住一点什么，能用人力拿得走的一切都被人们拿走了。一代又一代，角角落落都被搜寻得干干净净，连清代流放者看到的大石也不见了，就剩下这一道泥土夯成的基座，生着草，长着树，静静地待着。
    再往里走，看到了同样是拿不走的城门台基和柱础。昔日都城的规模，已影影绰绰地可以想见。
    从遗址看，上京龙泉府由外城、内城、宫城三重环套组成，外城周长三十余里。全城由一条贯通南北的宽阔大道分成东西两区，又用十余条主要街道分隔成许多方块区域，果然是长安城的格局和气派。
    京城的北半部，是统治者办公和居住的宫城，城墙周长五里。从遗址、遗物看，内城中排列过五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东墙外则是御花园，应该有湖泊，有亭榭，有假山。
    宫城中一个最完整的遗物，是文献上查得到的一口井，叫“八宝琉璃井”。井壁由玄武岩石砌成，几乎没有任何损坏。
    我在井口边上盘桓良久，想象着千余年来在它身边发生的一切。我伸头一看，它波光一闪，就像是一只看得太多而终于看倦了的冷眼。
    一个管理人员告诉我，从种种材料看，这座城市在公元八世纪至九世纪之间可能是亚洲最大的都市之一。当时，它不仅是渤海国的诸城之首，而且是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枢纽，把遥远的长安和日本连成一条经济通道。
    人们从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推断出当时这座城市的繁华。在城西和城北的牡丹江上，发现了宽阔的五座跨江大桥的桥墩遗迹。而如今，数万人的现代生活，只一座桥就绰绰有余。想一想，当日该是何等景象！
    这样一座城市，真会消失得如此彻底？
    为了索解这个问题，我在古书堆里研究了不少时间，发现有关渤海国的记载不多。《旧唐书》、《新唐书》有一点，日本、韩国也保存了一些旁佐性资料，都比较零星。这个政权本身并没有留下片言只语，就像一个没有留下遗嘱的亡故者，只能靠着一些邻居们的传言来猜测了，而且，那些邻居也早已枯萎。
    直到现在，我掌握的材料还不足以写成一篇完整的论文，只能描画一种粗疏的图像。
    大体来说，从大祚荣、唐玄宗、李白那个时代的交往开始，渤海国成了充分汲取了大唐文明的自治藩国。当然，也成了东北大地上最先进的一个政权。这种地位，隐伏着巨大危险。
    危险首先来自于内部。
    毕竟刚刚从相当原始的游牧生态过来，任何较大的进步都会让原来一起奋斗的首领们跟不上，造成一次次冲突。不少首领反目成仇、举刀威胁，甚至重返丛林。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张接受大唐文明的先进分子必然是孤独的悲剧人物。他们很可能被看成是数典忘祖的“亲唐派”，但唐朝，又未必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在这一点上，唐玄宗时期渤海国的大门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国的统治者，一直想与唐朝作对，他争执几次无效，就逃到唐朝来了。哥哥便与唐朝廷交涉，说我弟弟大门艺对抗军令躲到了你们这儿，你们应该帮我把他杀了。
    唐玄宗当然不能杀大门艺，但又不能得罪实际掌权的哥哥，左思右想，便用了一个计谋。他派了几名外交官到渤海国，对那位哥哥说，大门艺走投无路来找我，我杀掉他说不过去，但你的意思我们也该尊重，因此已经把他流放到烟瘴之地岭南。
    本来事情也就过去了，不想那几个外交官在渤海国住的时间长了说漏了嘴，透露出大门艺并未被流放。于是那位哥哥火了，写信给唐玄宗表示抗议。唐玄宗只能说那几个外交官胡言乱语，并把他们处分了。
    历史学家司马光后来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事曾作过有趣的批评，大意是说：唐朝对于自己的隶属国应该靠威信来使它们心悦诚服。渤海国那位弟弟为了阻止一场反唐战争来投靠你，你应该有胆量宣告他是对的，没有罪，而哥哥则是错的，即便不去讨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没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护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样耍弄骗人伎俩，结果被人反问得抬不起头来，只好对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气，实在是丢人现眼。（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
    司马光说得不错，但他太书生气了。历史上，除了少数伟大人物的响亮行为外，多数政治都是现实的。唐玄宗管理庞大的朝廷事务已经十分吃力，他怎么会为一种远离自己的权力之争，付出太大的代价？
    于是，那位可怜的大门艺只能在长安城里躲躲藏藏，怕被渤海国的人发现，怕暴露唐玄宗为他编制的谎言。他寄情故乡，故乡容不了他；他亲近唐朝，唐朝帮不了他。
    让他稍感安慰的是，由于他和别人的努力，渤海国还是逐渐领受了唐文明的光照。更由于自然规律，保守势力一批批老去，连他们的子孙也被唐文明吸引。因此，终于迎来了公元九世纪的大仁秀时代（817—830）。
    大仁秀时代的渤海国在各方面都达到鼎盛，被称为“海东盛国”。一度，这儿的“上京龙泉府”和中华版图西边的长安城，一东一西，并立于世，成为整个亚洲的两大文明重镇。
    乍一看，渤海国内部的危险解除了。那就转过身来，看看外部的危险吧。
    周围的部落，仍然未脱游牧习性，因此与渤海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反差带来了羡慕与趋附，但在羡慕和趋附背后，却藏着强烈的嫉妒和仇恨。九世纪前期的渤海国器宇轩昂，但包围着它的，却是大量越来越闪烁的目光。它拥挤的街道太刺激那些渴望人烟的马蹄了，它显赫的名声太撩拨那些企盼成功的山民了，它如潮的财宝太吸引那些背囊寒薄的骑手了。
    于是，那一天终于到来。来得出乎意料，又来得理所当然。大仁秀时期才过去一百年，公元九二六年，渤海国竟一下子被契丹所灭。
    人们会问：作为渤海国的宗主，唐朝为什么不出手来帮它一把？
    答案是：在十九年前，唐朝已先于渤海国灭亡。
    其实，即使唐朝没有灭亡，也帮不了。“安史之乱”之后，气象已失，门阀林立，哪里还管得上东北亚的一个自治藩国？
    四
    在人类历史上，一切高度文明的城堡被攻克后，下场总是特别悲惨。
    因为胜利者知道，城堡里边已经形成了一种远远高于自己的文明秩序。攻下来后，无法控制，无法融入，无法改造，除了毁灭，别无他途。
    入城的契丹人骑在马上四处打量，他们发现，不仅是市民的眼神和脸色那么冷漠，就连城砖和街石都在反抗。一种复仇的气氛弥漫四周，抓不住，又赶不走。
    于是他们在掠取财物后下令：腾出都城，举国南迁，然后放一把火，把整个城市烧掉。
    我们现在无法描述那场大火，无法想象一座亚洲大都市全部投入火海之后的怕人情景，更无法猜度无数过惯了大城市繁华生活的渤海人被迫拖儿带女踉跄南下时，回头看这场大火时的心情和眼光。
    记得当地的考古工作者告诉我，发掘遗址时，总能看到一些砖块、瓦片、石料这些不会熔化的东西竟然被烧得粘结在一起，而巨大的路石也因被火烧烤而处处断裂。
    这场火不知前后烧了多长时间。我伸头看过的那口八宝琉璃井的井水，当时一定也烧沸了，很快又烧干了。然后，在到处还是火焦味的时候，大雪又把一切覆盖。
    怪不得，我第一次来考察时在井口伸头，看到的是一副把一切都看倦了的千年冷眼。
    其实，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走了的契丹人，也正在开启自己的一部历史。我在研究北魏王朝的时候曾经关注过他们，当时他们游牧在辽河上游。唐朝也曾草草地为他们设立过“松漠都督府”，唐灭亡后，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后称帝。因此，他们来进攻渤海国时，还是一个很“新鲜”的政权。后来他们又改为辽，与五代、北宋都打过交道，也学习了汉文化的很多东西，发生过不少恩怨故事，而在公元一一二五年，为金朝所灭。
    他们被灭亡的时候，离他们灭亡渤海国，正好两百年。
    至于灭亡他们的金朝，年龄更短，只存世一百二十年。灭亡金朝的，是蒙古和南宋。当然大家知道，后来南宋又被蒙古灭了。
    ……
    那么多次的灭亡，每一次，都少不了熊熊大火吧？都少不了那一口口烧沸了、又烧干了的古井、老井、废井吧？
    地下总有水源，它们渐渐又都有了波光。但伸头一看，与我在渤海国遗址看到的一样，冷眼，总是冷眼。
    我一直在猜测，那几个清代的流放犯，状如乞丐的大学者，那天歇脚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那口废井？估计没有。但是，后来那个又来了两次的老人，看到了没有？
    如果看到了老井，看到了冷眼，我想，他们一定会陷入沉思。他们对那段历史并不陌生，但也一定会对一座名城只剩下几方石料、一口废井的景象而深感震撼。我相信他们在震撼之余会对自己的遭遇更加达观。在如此废墟面前，科场案的曲直，亲人们的屈死，只是变成了历史褶皱中的微尘。
    历史很漠然，在多数情况下不讲曲直，不讲感情。比历史更漠然的是自然，这几个老人去担柴的地方，正是一个火山口。面对火山口，时间的尺度更惊人了。相比之下，朝代的更迭以百年计，火山的动静以万年计。
    其实，火山口也是一个废井。它的冷眼，连地球都不寒而栗。
    当然，这超出了那几个流放学者的知识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