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节
    游泳更衣室，1992年6月23日，凌晨4:15
    吉尔：
    昨晚又停电了。我们三个正坐在客厅里，这时电灯闪了两下，然后熄灭了。娜恩跑到街上，我拉着弗洛拉的手等在屋外。她从小就怕待在漆黑的屋子里。
    “整个村子都停电了，”娜恩跑回来告诉我，“我去拿蜡烛。”
    “嘘！”弗洛拉抓紧了我的手。“听！”她说。语气里的紧张让我和娜恩都停了下来，等着接下来的动静。“有声音，”弗洛拉说，“就在厨房里。”接着，我听到了一声慢悠悠的嘎吱声，是地板发出的声响。“是那块松动的地板。”
    “哪块地板？”娜恩问。
    “就是厨房电炉前面的那块。”
    我听到弗洛拉的声音里透着惊恐。
    “别疑神疑鬼的。”娜恩说着大步走进屋里，找到了蜡烛。自然，厨房里什么人也没有。
    我想告诉弗洛拉，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怕的，她可以做她想做的任何事、成为她想成为的任何人。
    写完上一封信后我一直在想那天海滩上发生的事。一开始，我充满了怨恨，因为你不在我身边，你没有来救我。是你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方，是你让我生下了两个孩子，然后，你却离开了。我成年后的人生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和你脱不了干系，而你却撇下了我，由着我孤身一人单打独斗。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雏鸟，还没学会飞，就被无情地抛弃了。后来，我想通了，那天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仅凭一己之力活了下来，所以我已经不再需要你，也不再需要任何人来救我于水火了。我一个人，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
    和乔纳森在艾格尔岩石前的那次畅谈后，我决定留下来。不，或许应该说是我下不了决心离开你。离开，是一件太过严重、太过复杂、太让人望而生畏的事，同时，它又只是一个非常抽象、非常朦胧的念头。我努力将意大利之旅摒弃在回忆之外，想尽办法全盘忘记它，与此同时，我很惊讶地发现自己对于第三次怀孕竟然充满了期待。我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心理转变，倒不全是因为恶心反胃之类的妊娠反应很早就消失了，而是这次怀孕让我坚强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我开始和你一样兴致勃勃地看你贴在冰箱门上的备选名字清单（赫尔曼、里奥、君特），没错，我也觉得这次怀的是个男孩。
    你向乔纳森宣布喜讯后他给我来过电话。
    “所以你还是会留在那里？”他说。
    “对，目前的情况都还不错。”
    “需要我过来吗？”
    “你能来当然好，不过你没有必要为了我专程过来。”
    “吉尔在你旁边？”
    “不在，我说的是心里话，孩子多少是个牵绊，再说，他也不是那种完全不顾家的人。他是我的一部分，我也是他的一部分，也许命中注定我就该待在家里相夫教子，我只是比别人用了更长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
    “如果有什么事情……”乔纳森说。
    “不会的。”我打断他。
    “……我总在电话那一头。”
    七月的一天早上，我问马丁能不能借一下他的割草机给我。我和他靠在游泳更衣室的花园门口看着一院子齐膝高的杂草。他没有马上答应，而是拿来一把大镰刀，在磨石上来回磨锋利了，又利用下午酒吧歇业的时间教会了我如何使用。我挥舞着这个大家伙，才做了两三下歪歪扭扭的弧线运动后我就觉得腰酸背痛了。（和我游泳时的那种酸痛感好像不太一样。）我趁娜恩睡觉的时候割草，割了整整一个礼拜才算把一园子的杂草缩短到了可以使用割草机的高度。之后，我又在门廊下挖了一块花圃，这里的土地十分紧实，所以这活也相当费时耗力。米尔客伍德·斯泰伯听说我准备养花，给我卸了一堆肥料。每天我都戴着大草帽，穿着长裤和你的旧衬衫在花园里耕耘劳作。马丁有时候会靠在花园门口一边看一边大摇其头，说我应该种些花楸或沙棘当防风墙，艾伦太太的姐姐送给我的那些花种不可能在临海高盐分的环境中存活。可我却想，既然孩子能在我肚子里生长，花儿也一定能在盐碱地里开放。
    现在，当我回想起那段肚子一天大过一天、充实满足的时光时，我发现记忆中只有我一个人住在游泳更衣室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娜恩还有花园。你一直关在写作室里打字，因为那年夏天你寄出去的一部手稿被退了回来。
    你之前出版了两部小说，所以每年都会收到两笔微薄的版税，我们就靠着它还有你妈妈留给你的信托基金勉强度日。当然，这些钱并不足以应付我们的日常开销。午饭我们只吃得起人造黄油三明治，茶叶泡了又泡，已经淡得没有了味道，每次送牛奶的来收费我总是躲在门后，假装家里没有人。马丁原本让你在酒吧打份零工，可是你去了三次后他就把你解雇了，因为你喝的比给客人倒的还要多。你又在马厩里工作了几个礼拜，可是你怕马。之后，你去了牛奶房，在那儿上了六个月的班，可惜起得早并不意味就能干得长。（多有意思，那次乔纳森和我们聊起他在爱尔兰给牛挤奶后你就辞了这份工。）
    打理花园和下海游泳让我暂时忘却了缺衣少食的烦恼，我也得以从周而复始、烦琐艰巨的育儿工作中获得片刻的喘息。我的体内正在孕育一个生命，而我相信置身水中对胎儿的发育肯定有好处。我常在深夜背着你偷偷溜出屋子去游泳，我的脚认识海滩上的每一块石头，它们带着我绕过礁石踏入水中。回来后，我把湿毛巾藏好，冲干净头发里的沙子，在你吻我之前抹掉留在唇上的咸腥味。因为怀了孩子，我游泳时动作轻柔舒缓，不再像以前那样用尽全力，也不会游得很远，这样的话，我和孩子都不会有危险。那些在海中度过的凌晨十分奇妙，我想象着孩子在我体内的羊水里悠游，而我则漂浮在属于我的海水中，我们两个都处于一种最自然、最舒服的状态。
    等天冷下来后，我就不再下水了，可我还是会去海滩看海。有时海面平静、辽阔，一眼望去是无边无际的灰色；当旭日东升，海水反射着太阳的光芒，美得让人窒息；而最壮观的景致莫过于大风呼啸而来，汹涌的海浪重重地拍在岸边的岩石上，如同飞雪碎玉一般。
    一天下午，班克斯太太看到我躲在货架后面数钱包里的零钱，看是不是够买一块黄油。娜恩坐在婴儿车里，管每一样东西都叫“果酱”，不管那是擦窗器还是棕色的调味汁。
    “她可真是个乖宝宝，从来没见她吵着闹着要下来。”班克斯太太对我说。“你真是个听话的好宝宝。”她又像唱歌似的对娜恩说。
    “果酱。”娜恩说。
    “希望你这一胎也能顺顺利利的。”班克斯太太说。我看着我的女儿，然后像每一个母亲那时都会做的那样，伸手帮她把一绺散落下来的卷发别到耳后。“我猜这次你希望是个男孩，儿女成双，多好！”
    “乔治。”我摸着肚子，没由来地从嘴里说出这个名字。
    “好名字，是按乔治五世的名字定的吧，他是位了不起的国王。”
    “不，”我说，“是按萧伯纳或奥威尔的名字定的。”
    她像是没听到我说什么，自顾自地说下去：“他们都说今年冬天会很冷，连我们这里都逃不掉，我看你得给肚子里的小宝贝多准备些暖和的小衣服才行。”
    “我一直留着娜恩的衣服，应该都放在阁楼里。”
    班克斯太太弯下腰凑近娜恩说：“你说说看，能让你的小弟弟穿一身粉红色的小衣服吗？当然不行了，这可不合适哟。”班克斯太太的一只手从娜恩的头顶上滑下来，手指按在了她的小鼻子上，要是换作其他宝宝早就哭开了，可是娜恩却笑了，而且是那种大人才会有的笑——宽容的，不予计较的微笑。班克斯太太重新站直了。“你得开始织毛衣了，我们店后面还有一点儿蓝毛线，我这儿肯定还留着棒针，到时候你拿去用。”
    “可我用不着，”我说，“我不会织毛衣。”
    她啧啧地说：“今天午饭时过来吧，我来教你。”说完她便拥着我把我送出了店。到家后，我发现娜恩的小毯子底下塞着一块黄油和一罐草莓酱。
    之后的一个月，我每天中午都泡在店里，娜恩忙着在一口小锅里搅拌纽扣，班克斯太太和我并排坐在卖肉的柜台前，一个教，一个学。毛线是淡蓝色的，非常软和。我织好了一只小鞋子，左右两边不太对称，尺寸也太大了，刚出生的宝宝肯定穿不了，可是我还是把它放在枕头底下，这样的话我每天夜里都能握着它入睡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的那天晚上，我正照着班克斯太太教我的方法起针，准备织另一只蓝色的小鞋子。我有点神不守舍，不知道你在伦敦是怎么给自己庆祝生日的，我想抛掉杂念，不去想此时此刻你到底在哪里。就在这时，身下又传来熟悉的动静——羊水破了，我赶忙用手兜在两腿间，仿佛要阻止液体流出来，可是羊水还是不停地流到椅子和地毯上。我肯定是叫出了声，因为我马上听到娜恩在她房里一连声唤着“妈咪、妈咪、妈咪”。我把抹布扔在了一地狼藉中。
    因为担心付不起电话费，所以我几乎不怎么打电话，可是那晚我破例了。我站在电话机旁，脑子里飞快地转着应该拨哪个号码。还好我们还保留着活页电话本，我花了好几分钟手忙脚乱地查找字母索引标签，拼命地想记起你代理人的姓名，当我按下电话号码最后一位数字时，我才忽然意识到当时已经很晚了。铃声在伦敦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回荡，这时，我感到了第一波阵痛，它来得不疾不徐，缓和而深沉，后来的几波阵痛也是如此。那个周末，乔纳森也在伦敦，我想起了他入住的酒店的名字。接线员告诉了我酒店的号码，可是我拨过去时，他们却告诉我他外出了。我知道他一定是和你在一起喝酒，你们没钱埋单，酒钱都记在账上。我只好给酒店前台留下口信。除了你们，整个伦敦我就只认识露易丝了。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见过她，圣诞节和过生日时我们会互寄贺卡，我写给她的信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就像潮水冲刷过的沙滩一样抹去了所有的干涸枯寂。电话铃声响了五下后露易丝接起了电话。
    “你好，费兹洛维亚386号。”
    “露易丝吗？我是英格丽德。”我说。
    “英格丽德。”她机械地重复了一遍，语调里听不出任何起伏。电话那端传来刀叉轻触瓷器时发出的丁零当啷声。“英格丽德！”她又念了一遍我的名字，这一次我听到她的声音先是高高扬起，然后又轻轻落下。“你好吗？”
    “我很好。”我说。又一阵剧痛袭来，我咬紧牙关，从牙缝里勉强吸进一口气。“我要生宝宝了。”
    她停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又怀上了？恭喜。”
    “不，不是刚怀上，是马上就要生了。”
    “那你还不快点给医生或助产士打电话？”
    “我会打的，可是我得先找到吉尔，他现在在伦敦。”
    “在伦敦？”她说。
    “对，他应该约了代理人，要不就是和乔纳森在一起。除了你，我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
    她像是用手盖住了话筒和其他人说了什么，我听到更多的人声，然后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他们都不在？而你，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对，要生了，可是比预产期提前了好多天。”我忍着没哭，我不想在她“面前”流泪。
    “听着，英格丽德，”她的语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我帮你去找吉尔，你挂上电话马上打给医院，告诉他们你要生了，让他们派辆救护车过来。立刻，马上！还有，英格丽德，不要担心，不会有事的。”
    两天后我重新躺在了自己的床上，两腿间垫着厚厚的卫生巾。我看着边上空空的行军床，你不在，你一个人去了皇家橡树酒吧。我写不下去了，我没办法描述之前发生的一切，不过你当时就在那里。时至今日，医院里的那一幕仍旧在我脑海里回放着，有时候我放任自己去想，因为拼命抵抗实在太过辛苦，反倒是由着它带领自己一遍一遍反刍痛苦要来得容易些。他们带走了我们的小男孩，我都没来得及和他好好道别。没有小棺椁，也没有骨灰盒，他就这样孑然一身地走了。在离开家被送往医院的前一刻，我从枕头底下一把抓过那只织好的毛线小鞋子，把它一块儿带到了医院，虽然只有一只，可是我也满心期待着想看看我的宝宝穿上它会是什么模样。后来，那只小鞋子不见了，我找遍了病房都没有找到。有时候，我会一厢情愿地安慰自己：一定是助产士把它套在了宝宝的一只小脚上。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起过，可是我真想那只小鞋子啊！它是唯一属于我们儿子的物件。要是我找回了它，又能怎样？我也不知道，也许依旧把它放回到枕头底下，也许把它埋入泥土，然后像给安妮落葬时那样为他祷告。
    我听说你自己带了一瓶酒去酒吧。我不想责怪你。你坐在吧台远端帕塞里尼太太常坐的位子，马丁和酒吧的常客们窃窃私语，时不时向你投去担心的目光。
    “请让我的孩子来到我的身边，请不要拦着他们。”马丁告诉我你当时对着酒杯这样喃喃自语。
    这时，坐在酒吧另一端的乔治·沃德压着嗓子说了句不合时宜的蠢话：“要让那孩子赶得及上天堂，当时就得快点找个牧师去病房。”他以为自己说得很轻，其实没有，你从凳子上站起来，踉踉跄跄地朝他走过去，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你猛挥一拳打在他脸上。马丁告诉我，他听到一声脆响，乔治的鼻梁骨被那记拳头打折了，他跌跌撞撞往后退了好几步，血从鼻孔里流了出来（好多血）。你摇晃着又挥出一拳，马丁赶忙绕出吧台抱住了你往后拖，嘴里一个劲地重复着：“吉尔，好了，没事的，吉尔，吉尔，没事的。”就像在安抚一个发脾气的小孩。
    有时候，我会想象乔治·沃德在酒吧挨揍的情景，想象事后他被送到急诊室躺在帘子后面的病床上，手里攥着一条被血水浸透的酒吧毛巾，一边接受鼻梁骨复位手术。与此同时，在同一家医院的某个地方，我们的小乔治却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那里，浑身冰冷，无人陪伴。他是一尾小鱼，过早地离开了只属于他自己的那片海洋。
    英格丽德
    （信夹在万斯·巴汉姆所著的《乔·斯特朗，捕鱼的男孩》中，出版日期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