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见色起念、为主杀女、知情隐匿，按律审判却失当
    彭公办结姚广智案，方才要退堂，一只黄狗叼着一只青布靴子跑上公堂，盯着彭公，“汪汪汪”大叫三声。彭公即令杜雄跟着那狗，直到城北张家村一块高粱地当中的一座新坟，那黄狗用爪扒了半天，也刨不出什么来。杜雄回禀彭公，彭公便让手下访查出是何人所埋？地主是谁？
    彭公传张家村的地方蔡茂到县衙。据蔡茂说，地主姓张名应登，是本县一个秀才，其父张殿甲，乃一翰林公，早已亡故。那座坟埋着他的奴才之妻。
    彭公又追问何时埋的，答四月间埋的。再问得什么病死的。蔡茂只得实说，是张应登的奴才武喜之妻，夜内被人杀死，不见了人头。前任知县刘老爷将张应登锁押起来。后来是他家老管家张得力来献人头，才具结完案。
    彭公遂令人去张家庄，将张应登、张得力与武喜带到听审。那张应登一副秀士打扮，不经多问就和盘托出。他交代说：自己在正月元宵节拜客时，见路边一小妇人非常俏丽，仔细一看，是奴才武喜之妻甄氏，不由起了一片痴心妄想。后来，有意派武喜进城办事，自己带了五封纹银到武喜家，跪地向甄氏求欢。甄氏和颜悦色，带笑开言，把晚生搀起来说：“主人乃金玉之体，奴婢是下贱之人，不敢仰视高攀。”又说：“主人宜夜晚来，奴婢等候大爷。这青天白日，恐有旁人看见，观之不雅。”自己回家后走到书房顺手拿了本书来看，正是父亲家训遗稿，教导青年要知世务、为戒在色等语，还有戒淫诗一首。自己一想，淫人妻女，罪莫大焉。求功名之人，不可做无德之事。遂到自己妻子房中安歇。第二天一早起来，书童来报，武喜之妻被人杀死，人头也不见了。自己到了武喜家中，见甄氏死尸躺于地上，不见了五封银子，连妇人的人头亦不见了，连忙报官。前任老爷把自己押入监内，并说如有人头，才能放我。过了两天，我家老管家张得力来献人头，说由野外找来的。前任老爷便让我答应三件事，头一件，给武喜再娶一房妻子；二件，把人头缝上埋葬；三件，给武喜妻追修银百两。自己全都应允，当堂具结完案。
    彭公审问武喜，武喜答，一概不知，全是主人所为，自己并不在家。
    彭公带着一干人证到张家庄高粱地坟前验尸。地方人等把坟刨开，把棺木打开，把尸身抬出来。五月天气，尸体已坏。刑房过来请彭公过目。彭公又让武喜辨认。武喜说尸身像是妻子甄氏，但人头丑陋不堪，不是我妻子的人头。
    彭公将管家张得力带上来。张得力六旬以外，不敢隐瞒，如实供称：自己受太老爷之恩，看到少主人被刘老爷看押，愁眉不展。想到自己有一小女儿，二十二岁，生得丑陋不堪，无人家要她，又傻，于是用酒灌醉了，将她杀死，把人头送到县衙，救出少主人来。彭公听了，当场将武喜释放，把张应登、张得力看押。
    彭公又密请李七侯找来快腿马龙、朴刀李俊、泥金刚贾信、飞燕子等十二位豪杰帮忙。让马虎等人寻访有青布靴子的人。马龙果然在张家庄东村头一家饭店遇到了同样有一只青布靴子，想买另一只靴子的神拳李六儿，就势将李六儿带回县衙。黄狗一见，将李六儿腿肚死咬不放。李六儿自然不肯实招。彭公下令打了一千竹板，打得皮开肉绽，这才如实交代了过程。
    原来，李六儿平素闻听武喜之妻甄氏十分貌美，常生非分之念。那日在通州路遇武喜，知道他去京城买办物件，就在夜晚到武喜家，跳进院墙，见土房东间有灯光，舔破窗纸看到甄氏合衣而卧，炕桌上放着一把刀。李六儿进了房，将甄氏推醒。甄氏认识李六儿，就问来做什么。李六儿就说想与甄氏作伴，被甄氏呵斥，又喊嚷起来。李六儿因害怕就一刀把她杀死，拿走了五封银子。把人头用包袱包好，扔在开饭店的胡明的后院内。
    彭公正欲派人传胡明到案，忽听有人喊冤。一个少年人拉着一人，有二十多岁，跪在堂前，说：小人刘元，要告胡明。彭公问什么缘故。刘元说：我给他当伙计，上月在后院出恭，见胡明在那里用铁锨要埋人头。小人就说，胡明你害了人啦，我要告你去。他一害怕，许给我一百两银子，定于这月给我。今天我跟他要钱，他说我讹他，还口出不逊，打了我一顿。求老爷公断。
    胡明无奈，只得供称：上月五更之时，自己在后院出恭，从墙外扔进一个妇人人头，自己一害怕，遂将人头埋在后院，被伙计刘元看见，自己许他银子，是真的。彭公遂派人跟胡明去把人头找来。
    至此，该案的所有证据链就完整了。彭公讯罢，提笔判道：
    “张应登身为生员，以上凌下，见色起意，以致甄氏被杀，例应杖八十，念你书生，罚银五百两赎罪。张得力杀女救主，忠义可嘉，赏银五百两。胡明见人头不报，杖四十，枷号一个月。刘元、武喜免议。李六儿见色起淫心，因奸毙命，律应斩立决，候府文书施行。当堂具结完案。”
    品析：
    此案判罚总体公允，有律例可循。但判张应登见色起意，导致甄氏被杀，则有违事实。张应登固然应责罚，但他知错即改，保持了秀士之德。而甄氏被杀是李六儿所为，与张应登本无关系。所以罚银五百两显然过当。
    张得力杀女救主，虽为忠义之举，但毕竟属人命案，此处判罚，显然是从封建伦理纲常角度出发。但赏银五百两也属失矩。
    至于刘元免议，也不合律例。因其知情不报，反而有为一百两而敲诈勒索之嫌。此案审断，彭公也有判罚失当之处。可见此案判处，既有按律审断，也有侠义小说的“侠义”因素在内。
    之后，彭公因武文华跑关系，被革了职。差官将顺天府的文书送到，内有京报宫门抄一份，上谕：“御史李秉成奏三河县彭朋舆情不洽，任性妄为，着即行革职。三河县事，着典史刘正卿护理。”
    李七侯闻讯，深为彭公鸣不平，遂发动绿林英雄好汉为彭公筹款一万两，立誓也要到京城跑动让彭公官复原职。一时间，南霸天飞镖黄三太、西霸天濮大勇、镇北方贺兆熊、东霸天武万年等一众英雄都积极筹款。同时，假传圣旨，传旨三河县彭朋仍管理三河县事务。原本彭公被参之后，将自己应办和已办完案件，一并查清好交待后，拟定起身。典史刘正卿也来催交，盘问可备办否，得以清查，好详文上司。 神眼季全出主意说：“先派几个人去到那县衙之内报喜，只要稳住他，先叫他进退两难，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然后咱们大家再疏通办理。”果然，彭公不知真假，只好决定等候府内文书到来，再行办理。
    品析：
    《大清律例》对官到任和离任卸任期限及交接都有明确规定。《大清律例》卷六“吏律”之“职制”“官员赴任过限”条中又有条例规定：“汉官革职离任，交代完日即令起程，不得过五个月之限。”又规定：“若代官已到，旧官各照已定限期，交割户口、钱粮、刑名等项，及应有卷宗、籍册完备。无故十日之外不离任所者，依赴任过限论，减二等。” 对照律例，彭公被革职，应当即刻交割，且要在十日内必须离开任所。典史刘正卿来催交，也是出于公务、律令要求使然，而非人情薄淡，急于上任。而假传圣旨，则是欺君大罪。这自然也是侠义小说的风格。
    话说李七侯等众英雄凑到了一万五千两银子，找到裕王府的皇粮庄头左玉春，将银子装在花盆、酒坛中悄悄带入裕亲王府。再托府内刘太监通关拜见了老王爷，将彭公在三河县所作所为之事，以及被武文华买通御史李秉成参革的内情说了一遍。次日裕亲王上朝面圣禀报，得到康熙帝圣旨：“三河县知县彭朋，被人误参。朕念他勤慎忠直，着他官复原职，仍知三河县事。武文华势棍欺人，该三河县拿获，严刑究办。”
    众英雄遂夜入武家庄，拿获了武文华。彭公坐堂审讯。武文华强辩道：
    “举人并不犯法，为何拿我？”彭公说：“你包揽词讼，任性妄为，目无官长，咆哮公堂，拉下去给我打！”左右差役将武文华打了四十大板。武文华说：“你凌辱绅士，责打举人，我必要到顺天府把你喊告下来。”彭公说：“我乃奉旨拿你，作恶多端，著名匪棍，还敢这样大胆，把一往所作之事，给我说来。”武文华知道事不好，忍刑不招。彭公办了“势棍不法，任性欺人，律应杖一百，徒三年”文书行于上宪。
    品析：
    这段审断，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包揽词讼的罪名。包揽词讼、教唆词讼按《大清律例》规定，要从重处罚，如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受财计赃，以枉法从重论。二是匪棍作恶多端、任性欺人的罪名如何处置。《大清律例》卷二十五“刑律”“贼盗下”“恐吓取财”款中“条例”规定：“凡凶恶光棍、好斗之徒，生事行凶，无故扰害良人者，发往宁古塔、乌拉地方，分别当差为奴。” 可见，匪棍、任性欺人、仗势欺凌、诈取财物者，要受到流徒等重罪惩处。三是“凌辱绅士，责打举人”，武文华要到顺天府告状。说明武文华还是有一定的法律常识的，知道随意责打举人犯法，自己有权利申诉。
    对于职官以及包括举人、监生、衙役等人的犯罪，《大清律例》有相关的“保全”措施。一是不能私自动辄刑讯，必须申报部议甚至请旨方可执行。二是须先行革职为民，方可按律处罚。《大清律例》卷四“名例律上”之“职官有犯”条规定：“凡在京在外大小官员，有犯公私罪名，所司开具事由，实封奏闻请旨，不许擅自勾问。若许准推问，依律议拟，奏闻区处，仍候覆准，方许判决。”该条之“条例”又规定：“荫生，及恩、拔、岁、副贡，监生有应题参处分者，听各衙门题参。其例监生有事故应黜革者，不必题参，咨报国子监，国子监察明黜革，知照礼部。” 由此可知，监生的管理归国子监、礼部管理。监生犯法，当先咨报国子监，由国子监察明革去功名后，报告礼部即可。
    当然，对监生、生员、举人等文人地位的尊重，并不意味没有法律节制。《大清律例》卷四“名例律上”之“文武官犯私罪”条之“条例”中有规定：“文武官员、举人、监生、生员、冠带官，及吏典、兵役，但有职役之人，犯奸盗、诈伪并一应赃私罪名，俱发为民。遇赦取问明白，罪虽囿免，仍革去职役。” 显然，如果不是有谕旨颁下，彭公是不能对武举人武文华动刑的。
    《大清律例》卷三十三“刑律”之“犯奸”条“官吏宿娼”款中，也有“条例”规定：“监生、生员，撒泼嗜酒，挟制师长，不守监规、学规，及挟妓赌博，出入官府，起灭词讼，说事过钱，包揽物料等项者，问发为民，各治以应得之罪；得赃者，计赃，从重论。” 对于监生、生员、举人包揽词讼、挟妓赌博等恶行，也要惩治的。
    此案中，武文华善于应用“沉默权”来保全自己。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触犯刑律，但就是“忍刑不招”。没有口供，就无法定案。而彭公也没有进一步用刑逼供，倒是体现了清官风范。但既然是奉旨究办，还是得有武文华自己的招供才行。这里，小说没有进一步的交代，应是一种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