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亲族纷争，和息为贵
    《蓝公案》第六则《没字词》说的是亲戚之间因田产和赡养起的纠纷处理。案情不复杂，但却反映了清代民间户田民事纠纷的真实场景。
    话说，一日蓝公在衙门仪门外见一少妇与老妪跪在大门远处，头顶一片楮树叶（楮树可造纸，古代代指状子），却没有字。让衙役去问，是要告状，但却不识字。蓝公让衙役破例收了楮树叶，问，如果有冤屈，为何不直接书写成诉状呢？答：“不识字，又短于财，代书者为李阿梅所阻，莫我肯代。”
    蓝公受理了案件。老妪郑氏已经八十六岁，少妇刘氏，乃郑氏寡媳。蓝公讯问所告案情。郑氏诉说，儿子李阿梓，去年十二月初五被族人李阿梅逼死。本来想来报官，李阿梅恳求族人中的监生李晨等人劝说不要诉讼，许诺代为安葬，又给房屋居住，还赡养其老幼。结果才九个月，李阿梅就变卦了。自己和儿媳求诉族里监生李晨等人，都互相推诿，没有办法才来告官。
    蓝公斥责说，“人命至重，汝不应私和”。遂派人将李阿梅拘到案。初时李阿梅巧言抵赖，经蓝公一番严辞加情理的讯问，李阿梅才吐露了实情。原来李阿梓是李阿梅从兄之子，去年十二月向李阿梅索求田价，李阿梅不依，李阿梓就自寻短见，服毒自杀了。李阿梅央求了族人李晨、李尚等说合，还给了郑氏十二两银，还将旧日十五两借据也收回，并许诺为其养老。
    郑氏上诉道，原先李阿梅答应给两间房屋，赡养一年的。后来却拆去了房角之瓦，离一年还差四个月呢。为何如此昧了良心？
    李阿梅回应，房瓦是大风吹掉的，自己会再给整修好，还是会让婆媳居住；以后每月给米一石，但四个月满一年后，则“不干我事”。郑氏、刘氏都说可以。
    一个亲戚间的纠纷就这样和解了。
    蓝公如此下判：“李阿梅应加刑责，以儆无良，惩欺诳。姑念片言一折，辄自服罪，据实输情，如约补过。此亦非甚顽梗不化之民也。从宽，令其修屋、给米，免行笞杖，以全亲亲之谊。俱各和好如初。”“郑氏、刘氏皆大悦。李阿梅亦欢欣叩首，转身吐舌而去。”
    品析：
    本案案情中，有若干细节值得探究。
    一则，“代书者”被李阿梅所阻，说明清初为人代写词讼的职业代书者群体已经形成。正像上述引述的《大清律例》中“教唆词讼”条所规定，要求各地方官培养官府所属的代书者，这从另一方面说明，社会上的代书者势力实在较大，逼得官府要去培养自己的人。
    二则，蓝公责斥郑氏、刘氏，人命官司不应“私和”。对此，《大清律例》有着明文规定。如卷三十四“刑律”之“杂犯”条“私和公事”款规定：如果发现在官府层面，“凡私和公事，减犯人罪二等，罪止笞五十”。但如果是私和人命、奸情，各依本律。 即民间百姓私下和解人命、奸情是不算数的，还得按人命案、犯奸案的律法治罪。
    三则，亲属之间发生纠纷，首先会找族内辈分高、有身份地位的族人，特别是族长等出面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才会去官府呈告。此案正是族内监生李晨等人先出面不让郑氏去告人命官司，算和解了。但等事后李阿梅反悔，李晨等人互相推诿，郑氏婆媳才无奈告到了官府。
    四则，看蓝公的判词。按理李阿梅“应加刑责”，因为他“逼死”人命，又反悔赡养，有霸凌和欺诓的言行。但经蓝公一番严辞相劝，李阿梅自己能够据实坦白，所以蓝公“从宽”处置，“免行笞杖”。从官府的角度看，更愿意“息讼”，特别是属于邻里族门之类的纠纷，“以全亲亲之谊”“俱各和好如初”。关于逼死人命，是要负责的。《大清律例》卷二十六“刑律”之“人命”条“威逼人致死”款规定：“凡因事户婚、田土、钱债之类，威逼人致自尽死者，杖一百。”
    《蓝公案》第十一则《兄弟讼田》同样反映了互争家产过程中，族人作用的弱化。其讲述的是兄弟分居后互争父亲遗下的七亩田产，“亲族不能解，至相争讼”。此案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蓝公断案的儒家思想，以德孝为本。蓝公通过给兄弟两人共系一条铁索，让两人同起居同饮食同便溺，令兄弟俩体会到两人骨肉不可相离的道理。蓝公又让兄弟俩都从自己所生的两个儿子中，只选择其中一人留下，以免日后也互争田产的方式，令兄弟俩及妻彻底悔悟。表示“永相和好，皆不爱田”。“于是族长陈德俊、陈朝义皆叩首称善教。”此案令人思考之处是，到了清代康、雍年间，家族的作用实际已经大大消解，族长的权力和权威，已经弱化甚至颇为无奈、无能为力了。调解当然是其主要职能，但如果当事各方不同意，似乎族长也已经无能为力，还得最终靠官府的父母官来裁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