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依状受理，限期破案，古代官府也很“拼”
    历代刑律对依状受理均有明确规定。如在《唐律疏议》卷第二十九“断狱”条中，就有专条“依告状鞫狱”款规定：“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 在《宋刑统》中第二十九“断狱律”中，也列出与唐律文句完全一致的规定。《大明律》中恢复了唐律单列“依告状鞫狱”条的体例，规定：“凡鞫狱，须依所告本状推问。若于状外别求他事，摭拾人罪者，以故入人罪论。” 对比可见，与唐律大体相同。对官司诉讼报案时，必须要有诉状，否则不予受理。但有时，就算有状，但所告之事无厘头，也可以不予立案。《包公案》第七十二则《牌下土地》说的就是类似的事例。
    该案讲的是郑州离城十五里王家村，有兄弟二人，常出外为商，在中州小张村五里牌遇到湖南来的郑才。因郑才随身带十斤银两，被王姓兄弟所杀，埋在五里牌下的松树下。两人怕带着巨额银两外出惹人注意，就将银两也埋在五里牌下。后来到外地经商一过就是六年，再来取时，发现银两不翼而飞了。两人懊恼不已，决定以失盗告到包公处。“包公当下看状，又没个对头，只说五里牌偷盗，想此二人必是狂夫，不准他状子。王家兄弟啼哭不肯去。包公道：‘限一个月，总须要寻个着落与你。’兄弟乃去。”这个案子包公不准状，是因为没有干证，也无由头，所以无法立案。
    又过了月余，王家兄弟又来陈诉。包公只得差遣公差陈青以省亲之名去捉五里牌。陈青质疑，五里牌又不是人如何追得。包公大怒，“官中文引，你若推托不去，即问你违限的罪”。
    陈青到五里牌探访，夜里梦到一老人自称五里牌下土地，告诉其王家兄弟杀人谋财之事。次日，陈青掘开松树下果然见到尸骨，以及银子十斤。此案遂告破。
    此案中，包公初始不准状子是因为单凭王家兄弟口述，而无证人证据，故而不准。关于状告不受理，《宋刑统》中并未单列条款，而在《大明律》《大清律例》中则予以明确单列。如《大明律》“刑律五”之“状告不受理”条规定：“凡告谋反叛逆，官司不即受理掩捕者，杖一百，徒三年；以致聚众作乱，攻陷城池及劫掠人民者，斩。若告恶逆不受理者，杖一百；告杀人及强盗不受理者，杖八十；斗殴、婚姻、田宅等事不受理者，各见犯人罪二等。并罪止杖八十。” 此案王氏兄弟以失盗罪告诉，但因为没有证据、证人，无法立案，所以包公初始并不准告。但在王氏两兄弟啼哭哀告之下，还是接下了案子，并许诺一个月，“总要寻个着落与你”。包公也不过是有些敷衍之意。不想过了月余，王氏兄弟又来陈告，此时包公还真得不得不重视，苦思冥想之中得到冥冥启示，这才悄悄委派了陈青以省亲加公差名义前往五里牌。
    关于追捕盗贼办案的限期，《唐律疏议》《宋刑统》没有单列的条款，而主要侧重“捕亡律”中“将吏追捕罪人”的规定，主要指向的是罪人逃亡，将吏要及时追捕之。如《宋刑统》第二十八卷“捕亡律”之“将吏追捕罪人”条规定：“三十日内能自捕得罪人，获半以上；虽不得半，但所获者最重，皆除其罪。” 否则，将追究其责任。而到了《大明律》之“刑律十”“捕亡律”中“盗贼捕限”就有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凡捕强窃盗贼，以事发日为始，当该应捕弓兵，一月不获强盗者，笞二十；两月，笞三十；三月，笞四十；捕盗官罚俸钱两月。弓兵一月不获窃盗者，笞一十；两月，笞二十；三月，笞三十；捕盗官罚俸钱一月。限内获贼及半者，免罪。若经隔二十日以上告官者，不拘捕限。捕杀人贼，与捕强盗限同。” 对照此案故事包公对王氏兄弟承诺：“限一个月，总须要寻个着落与你。”包括派公差陈青前往五里牌收集证据的期限等，案例情节描述得还是比较到位、准确的，可见作者（传述人）对宋、明律法还是基本掌握的。
    第七十四则《石碑》，也出现包公不准状词的一幕。话说杭州府仁和县柴胜，外出到开封府东门外吴子琛旅店入驻卖布。不料，布匹被吴子琛的近邻夏日酷乘柴胜夜半酒醉而尽数盗去。柴胜怀疑是店主吴子琛串通盗贼所盗，吴子琛否认。柴胜就径直到包公府衙告状。“包公道：‘捉贼见赃，方好断理，今既无赃，如何可断？’不准状词。柴胜再三哀告，包公即将吴子琛当堂勘问，吴子琛辩说如前。包公即唤左右将柴胜、吴子琛收监。” 在此案中，因没有贼主，也没有见赃物，又没有证人，所以无法立案。但包公因经不起柴胜再三央求，才将柴胜和吴子琛都收监勘问。后来因查找到卖出的布匹，才将案件破获，夏日酷被判发边远充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