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半天时间来收拾自己的东西。
    当我递交辞呈后，他的吼声响彻了整栋楼：让他妈的收拾了东西快滚！我想他早就看我不顺眼，恨得不得我立马滚蛋，这下连社里的规定都不遵守：离职申请必须提前一个月递交，以便于交接工作的进行。
    我和主编的争吵让我离职得特别顺利，大家都以为他又毙了我的稿子我终于受不了了。事实上，在结束年假后，大家都以为我会走，根本没想到我会撑了这么久。
    我在《今报》工作了一年多，待在办公室的时间有时比在家还要多。可当我收拾东西才发现，我与它的羁绊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深：我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做好交接工作，用一个小时和一个纸箱收拾了办公室里属于我的东西，当我抱着纸箱走出办公室时，只有柯姐一个人送我。
    她是整个办公室里，唯一一个真心对待我的人。
    我站在电梯口，听见身后一声浅浅的叹息，柯姐和我做最后的告别，给了我一张名片：“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名片，在一个小报社当主编，你要是愿意，可以过去看看，说是我介绍的。”
    我看着柯姐眼角的鱼尾纹，吸吸鼻子：“柯姐谢谢你，不过我短时间估计不会做编辑了，我想换一份工作。”
    “那好，什么时候你需要你再来找我，我随时等你。”她拍拍我的肩膀，将我一肚子煽情的话都拍回去，“你先回去吧，我还有工作。你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也清楚，旁的不用多说，有空来看看你姐就可以。”说完，她大步往办公室走去。
    走出媒体大楼时，我给周舟打了电话，告诉她我辞职了。
    “不错呀，正好我秘书去生小孩了，新来的笨手笨脚，你过来当我助理吧，姐给你开两倍的工资。”
    我把电话夹在脖子处，双手抱着纸箱，艰难且认真地告诉她：“我是说真的，我辞职了。”
    周舟的下一句话是：“因为那件事吗？你不是已经放下了吗？她又怎么你了？”
    她没有说是谁，但我的脑海立刻浮现小优的名字，像一个黑色的可怕的梦魇。
    我告诉周舟，像幼儿园里被老师虐待的小孩和父母投诉：“我做了两天的专题上了头条，但是署名却不是我的，是小优。”
    我说话的语气其实挺轻松，周舟默默地听完之后问了一句：“然后呢？”
    “然后我就滚蛋啦，还能怎么样？”
    周舟的呼吸有些沉，我想她在那头肯定气得不轻，大约心里想的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是她什么也没说，让我早点回家路上小心便挂了电话。
    几分钟后又将电话打回来，给了我人事经理的电话，让我给他打电话，改天找个时间去面试。
    我一想到去周氏那样的大企业在周经理的手下工作就肝疼，含蓄地表达自己暂时不想工作她也没生气，说了句“也好，我也养得起你”又一次挂了电话。
    我有些哭笑不得，抱着硕大的纸箱看了最后一眼媒体大厦，上了回家的公车。
    三月是雨的天堂。
    延绵不绝的雨水打湿了土地、玻璃、树木，还有我晾在阳台的衣服。
    我抱着电脑躺在沙发上，看剧，刷副本，逛淘宝，溜天涯，可我仍觉得空虚，大片时光都耗费在长吁短叹里。我在家里睡了整整一个星期，原本打算休息一段时间再去找工作——卡上的钱交了这个季度的房租还剩一点，省点花还可以挨两个月。
    但，我仅熬了一个星期，又重新开始投简历找工作。
    周围的每个人都在忙碌着：周舟每天应付高强度的工作，我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见到她的面；向阳成了学校游泳社团的团长，每天率领一群可爱的学弟学妹在泳池里噗通；傅亚斯一整天都窝在店里，数不清的跑车机车等着他改装；就连冉书瑶都忙了起来，她化着浓妆穿着淘宝淘来的小礼服或夜店装上了不同型号的跑车。
    我和周舟和柯姐都说了，不想再找同样类型的工作，想换个环境。但我在人才市场逛了两天，最后还是鬼使神差地将简历都投给了新闻媒体行业。
    说实话，在《今报》的这一年多我算不上开心，和我梦想中的工作千差万别，但不可否认，虽然它的工作难度和压力让我险些奔溃，也让我学到不少东西。用一句老的掉牙的话来形容，那就是痛并快乐着。
    即使被打击没有天分和能力，即使被盗用稿子刻意刁难，我仍旧想成为记者，把真实展现在大众眼前。
    但现实和梦想终究是有差距，我投了十来份简历，只接到了两份面试通知。抵达面试地点后，他们都问了相同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换工作，《今报》是本市媒体大头，为什么会离开今报而选择我们？
    我磕磕巴巴告诉他们我想换个环境，迎接不同的工作挑战后被告知回去等通知，这一等，就没了消息。
    你说你吃多了鱼翅想吃点粉丝调节一下口味，有多少人会相信？但你总不能说那碗鱼翅里有脏东西让你恶心了，你无法下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