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知道我妈的公司有个投资合伙人，那是她的发小，一个姓赵至今还单身的中年女人，她来过我家里几次，她给我的感觉十分不舒服—我依旧记得她那头像泡面一样的卷金发，和涂了鲜艳口红像刚饱餐的吸血鬼一般的血盆大口。我们全家人都不喜欢那个女人，包括老实的许知同志，他也曾对姚琳女士说她看起来就像一个江湖中人，是的，这是他当时的原话，当然，你们能想到他最后得到什么回应。她和姚琳女士合伙搞公司也将近十年，这些年一直相安无事，公司也一步步发展壮大，而就在前几天，这个女人突然消失了，连同消失的还有本月该到账的客户利息、员工工资以及近期客户的投资款。这几天，姚琳女士没有去公司，一直在寻觅这个女人，但最后无法，只能报警。报警也就意味着将这件事公之于世，不仅是员工，很快客户们都会知道公司老板之一卷款私逃。
“现在公司已经人心惶惶了，还经常有人去要债，我根本不敢回去！”
“我那么相信她，我怎么知道她会这么做！”
“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走，我不走的话会更糟糕！我是法人代表，她这一走，什么责任都要我来承担！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办！”
“这不是几万块钱，而是上千万……”
她的话像一个巨大的沉重的棒槌，狠狠地击打在我们心上，瞬间血肉模糊，满目疮痍。
我抓着沙发垫子的手越来越用力，呼吸也越发急促，我看着我妈张张合合的嘴，大脑有一瞬间的混沌，我甚至听不见她在说什么。
最后，是许宝桐将我从这场恐怖的寂静中拉出来。
“妈，你不能走，你要走到哪里去？有什么事我们一家人一起解决，没有什么可怕的！”她说。
这场灾难来得比想象中要更快一些。
第二天，有警察来了我们家，我妈被叫去调查，而在她回来之后的那个傍晚开始，我们家只能用一个词汇来形容—门庭若市，不分白天黑夜。
我们并没有犯错，我妈也没有罪，将钱带走的更不是我们家的任何一个人，可是那些人并不了解内情。他们只知道，他们把钱放在了杰瑞投资公司，而现在其中一个老板走了，他们血本无归，所能做的便是找另一个老板。
他们也没有错。
不停有陌生人出现在我们家门口，有年轻的，也有老的，甚至还有拖家带口的，他们聚集在楼道，霸占了每一级阶梯，不停地辱骂诅咒姚琳女士和我们家的每一个人，用各种坚硬的东西砸我们的门和墙，口口声声喊着“还钱”。我们的邻居要回家就只能小心翼翼地绕过这群或愤怒或悲戚或凶神恶煞的男女，逶迤前行，委屈艰难地在各种目光中打开防盗门，再紧紧地关上。
对门的邻居不堪其扰，连夜住进了旅馆，大有事不了结不回来的架势。
而我们，哪里也不能去，哪里也去不了。
我和许宝桐都和单位请了假，至于许知同志，在他婉转说明这几天没法去上班后，超市的老板直接让他不要去上班了—博陵这个城市小得可怜，一点风吹草动就能掀起滔天巨浪，现在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家出了这样的事情，为了不引火烧身，还是直接将我爸辞退来得安全。
除此之外，我们的手机永远只能关机或让它处于飞行状态，因为我们全家人的手机号码都已经被暴露出来，只要开机，电话和短信就会络绎不绝地袭来，中心永远只有一个—还钱。
是不是觉得很可笑，我们没有拿那些人一分钱，我们却像欠了一身巨债，只能蜷缩在这间小屋子里，哪里也不能去，可怜兮兮地躲债。只要一推开那道门，我们便会被他们制服，拳脚并用地将我们按在墙上或地上，问我们什么时候还钱。你肯定知道，在这个时候，无论我们给出什么答案，他们都不会放开我们。即使我们从他们手中挣扎逃脱，还有更加虎视眈眈的，被仇恨填满心灵的人前仆后继。
我们报了警，警察来驱赶过两次，可是警察一走，他们又卷土重来。
所以，我们只能待在家里，哪里也不能去。
好在家中柴米油盐尚且足够，我们不至于饿死。
我的妈妈—姚琳女士，她在一夜之间似乎苍老了十岁，她就像受到惊吓的小动物，每天把自己蜷缩在沙发的最角落，眼睛神经质地转动着，只要屋子内一有声响，她就会吓得从沙发上跳起来，直到我爸将她抱住。
从警局回来之后，她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不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她回来的时候鞋子掉了一只，衣服上都是肮脏的污秽，手还受伤流血了。我们猜她是在路上遇到了要钱的客户或员工，被他们吓着了，可我们谁也不敢问。
我爸是不抽烟的，至少这几年我没见过他抽烟，而这几天，他沉默地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将整个屋子弄得烟雾弥绕。他似乎变成了一只复读机，程序里只有一句话可供选择，无论我们说什么，他都会说：“是我的错，是我让你们受委屈了。”他似乎在一夜之间苍老了，满脸沟壑和褶皱，宛如被曝晒过度干枯的田地。他那条腿，比往常跛得更厉害。
我想要安慰他，却什么话都说不出口。只能静静地坐在他身边，祈求他：“爸，给我一根烟。”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似乎伸出手想要摸我头，却在半路收回，又摸向烟盒。
那根烟终究没有落在我手上。
这个家唯一没被击垮的人是许宝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