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做过什么后悔的事吗？”后来很多个夜晚，我都忍不住想起这个晚上祝融在这阴暗潮湿的小馆子里问我的话，“或者，你为没做过什么而后悔？”
    “没有。”当时我是这样说，“我不会后悔的，做了就是做了，后悔又能怎样！”
    “但我有，虽然后悔并不能改变什么。但我还是忍不住一次次地想，如果当时我做些什么，事情是不是就会变得不一样。”我没想过祝融会这样说，他那样骄傲的一个人，承认后悔就像认输一样。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却很淡，轻描淡写地盯着头顶那轮明月，一动不动。
    后来我才相信，生命还未结束，谁也不能理直气壮地说“不后悔”这几个字，说不定再过几天，你便会被生活扇上好几个响亮的巴掌。
    像我一样。
    从那一天起，林达西似乎成了一个禁忌的话题。
    我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我与他在一起。
    可人就是这样，越是被反对的越是得不到认同的，你越会想要去做。李缪缪说我天生反骨，人又固执，所以我始终没有和林达西分手，感情反而越发热烈。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恋爱中的人都特别絮叨，我们的电话短信变得特别多，其实都是一些琐碎无聊的对话。高中时候，我的同桌是个女孩，她每天都要给她的竹马发很多的信息，一有时间就给他打电话，对话翻来覆去永远都是“你在干什么”“今天吃了什么”“今天发生了什么事”，那时我对她嗤之以鼻，并未想过有一天我也成了一个这样的人，可以以“中午食堂的红烧排骨特别美味”为话题与林达西探讨一个小时的吃食，从红烧到清蒸到水煮，从排骨到活鱼到莴笋。
    除此之外，每天下班我都会和林达西在大厦楼下碰面，然后一起吃饭，再回家—从华宇到我家需要坐一个小时公交车，有时他会送我回家，看着我进小区再到对面马路坐车回去。
    隔着窗玻璃，林达西那张冷若冰霜略微苍白的脸慢慢沉淀进这个城市的霓虹中。
    七月下旬，我从家里搬了出来。
    姚琳女士也不知从哪里得知我和林达西同在华宇公司上班，固执地认为我瞒骗了她，一场争吵后，我疲倦至极，加上公司离家里远，索性搬了出来，住进李缪缪的宿舍。
    我和我妈说我要从家里搬走，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坐在沙发上，拿着电视遥控器一个接一个地换台。我爸局促不安地在我身后兜圈子，那只受伤的脚似乎跛得更厉害。
    “一定要出去住吗？你妈妈说你也是为你好！”我爸是唯一一个没有对我这段感情发表意见的人。
    “公司离家太远，我每天总迟到。”我轻描淡写，努力让他安心，“我搬到朋友那里去，近一些，周末我就回来。”
    他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只是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出房间。
    我拖着行李站在阴影里，客厅没有开灯，电视也不知什么时候被关了，我只能看见我妈模模糊糊的影子，和寂静得可怕的黑暗。
    我爸将我送到李缪缪宿舍门口，看着我上了楼才一跛一跛地离开。
    我拖着行李站在李缪缪的宿舍门口，那是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坐落在市中心某个半新不旧的小区里的东南角，二楼。
    李缪缪的目光自上而下将我嘲笑了许多遍，才放我进门：“你这一场恋爱可真是轰轰烈烈，山无棱天地合，要是你妈还是不让你们在一起，你不会学别人自杀吧！”
    “狗嘴吐不出象牙！”我将行李扔在地上，将自己扔进客厅那张窄小的沙发里：“你那是什么表情，有东西吃没有，我都要饿死了！”
    “不好意思，我们家里不开伙，不过冰箱好像还有泡面，你自己拿去！”她嫌恶地看了我一眼，摇摇头进了房间。
    李缪缪所住的房子是由公司分配的，她同另外一个女孩子合住，不过那女孩似乎还有另外住的地方，一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是不在宿舍里住的，我来的时候她刚好不在，所以我可以安心地住下。
    虽是与李缪缪住在一起，但是我们每天见面的时间并不多。
    早晨我去上班的时候她还没起床，我下班回来她还在上班，偶尔一起回家也是各忙各的事。她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玩具，每天二十四小时有十七八个小时都是在转着，我几乎就没有见她闲过。
    李缪缪可以穿十二厘米的高跟鞋在专卖店站一整天，回来后连衣服也没换就坐在电脑前噼里啪啦地打字，末了又开始拍照、发货或直接帮顾客送货上门—她除了专卖店的工作外，还兼职倒卖各种名牌包包和服饰，她们是员工，在店里买东西有折扣价，又和许多顾客建立长期联系，把她们手上那些不被喜爱或过季的包包衣物花一点钱盘下来，挂在网上卖出去。
    这中间利润并没有高到哪里去，偶尔还会遇到一些难缠的客户，就好比上次那场无妄之灾，可李缪缪仍旧愿意为了这点钱，每天忙得焦头烂额，还乐此不疲。
    我一直觉得奇怪，她的工资并不低，虽然每个月给家里寄去一大半，剩下的她少买一两件包包或衣服完全足够生活。可她对吃住行都没有太大要求，唯独对装扮充满了热爱。我也问过她，为什么这么崇尚名牌。
    “我觉得我工作这么辛苦，唯一的喜好就是名牌，我应该对自己好一点，不然我不甘心。”她的手在键盘上敲打着，头也没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