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中国文化界来说，知道挪威，首先是因为易卜生。
    《玩偶之家》里的那个娜拉，因无法忍受夫权而离家出走，易卜生以她的砰然关门来结束全剧。人们说，正是那声音，关闭了十九世纪。
    这声音当年也震动过中国。那时中国的思想者们正在呼吁妇女解放，娜拉的出走，既是乐观的信号，又是悲观的信号。鲁迅说，娜拉出走后会到哪里去呢？一是堕落，二是回来，三是饿死，都不好。
    鲁迅说，娜拉们的出路，在于经济权的获得，因此要以韧性的奋斗，来改革经济制度。
    挪威在二十世纪的社会改革历史，我不太了解。但这么多天看下来我惊异地发现，娜拉的后代已彻底翻身，挪威几乎成了一个“女权国家”。匆匆百年，真可谓天翻地覆。如果易卜生和鲁迅再世，一定瞠目结舌。
    你看，这次接待我们的几个重要机构，最高负责人全是女性，站起来致词口若悬河、风度翩翩。从她们自信的眉眼间可以推断，在她们自己的小家庭中，也必定是指挥若定、操纵自如。
    到街上看看，竟有那么多挪威姑娘边走路边抽烟，姿态潇洒，旁若无人。
    看到一项社会调查，令我哑然失笑。在文化消费上，挪威的女性喜欢去书店和图书馆，挪威的男性喜欢去电影院。外人调笑说，女性一厉害，男性只敢躲在黑暗里消磨时间了。
    另一项调查看起来也很有趣，那些男人一再表示：选择女友和妻子，不要美貌，只要贤惠。
    这么说来，娜拉出走时的砰然关门声，果真是切断了一个时代。
    二
    鲁迅所说的经济权，不仅需要女人在小家庭中争取，也需要整个挪威在世界大家庭中争取。
    从这个意义上说，挪威是放大了的娜拉。
    在历史上，挪威的经济长期不好。自从海盗时代结束，“北海大帝国”梦幻瓦解，挪威全然回归自己的狭小和荒芜。十四世纪从英格兰传来瘟疫死亡过半，以后一会儿受制于丹麦，一会儿受制于瑞典，哪有几天好日子过？幸好几十年前发现北海油田，顷刻暴富。
    我曾惊异地发现，瑞士富甲天下而人均外援却居全欧之末。那么，人均外援居全欧之首的是谁？是挪威。挪威脱离贫困才几十年，对别国的穷人还保留着深深的同情。这两天在奥斯陆的步行街上经常看到衣着整齐的女学生在寒风中向行人伸手要钱，惊讶地停步询问，原来她们是在为世界各国的穷人募捐。
    努力救助别国穷人的挪威，自己贫富差距很小，这实在让人向往。但有一项调查表明，就是这一点点贫富差距，却直接控制着挪威人的健康。稍稍富裕一点的，健康状况就好，反之则差，两者的依赖性程度也居欧洲第一。
    这个调查结果很奇怪，仔细一想，却很能理解。看看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脱贫致富时间太短，一切还过于敏感，就像一批成绩不好的学生突然成了优等生，互相间的一分之差也会又痛又痒。
    这是由快速致富造成的心理疾病。好在这是一个善良的民族，敏感也只是敏感，心理失衡只影响自己的健康，而不是攻击别人，发泄嫉妒。善良，终究会创造健康。
    在这方面，中国要向挪威学习的地方太多。
    三
    致富靠的是石油，但石油不易再生，现在已有枯竭的预感。因此挪威作出明智的决定，让水产领先出口。
    挪威水产协会希望开拓中国市场，也没有搞清我们这几个人是做什么的，就要请我们在奥斯陆北边一个叫荷门柯林（holmen kolen）的山地吃海鲜。木屋内炉火熊熊，长窗外冷雨如幕。主人发一声感叹：“我们挪威，不管是石油还是水产，全靠自然的恩惠。我们必须对自然更好一点。”
    为这种朴素的说法，大家举起了酒杯。
    我突然想起昨天晚上读到的中国驻挪威外交官孙夜晓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两个挪威人开着电动雪橇上山游玩，见到几只北极熊就追赶了一阵与它们逗乐。虽然无伤北极熊的一根毫毛，却已经犯了骚扰罪，不仅罚以重款，而且两人都得坐牢。这个判决使当地华人大惑不解，觉得挪威还有不少刑事案件发生，司法当局常常因人权的理由从轻发落，这件事显然是小题大做。孙先生说得对，这是两种文化观念的差异。
    挪威一向依赖自然又同情弱者，因此我们应该理解这一判决。北极熊在挪威已不足五十头，它们不会控诉，不懂法律，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法律的最后保护线。
    对自然都讲情义，挪威人仍然是北海好汉。
    在他们眼中，时至今日，娜拉们苦恼过的女权、男权已不再重要，经济权问题也可暂时搁置，千百年的生存本性使他们领悟了另一种权力急需把握，那就是对自然的监护权。他们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满意度，一直名列世界前茅。
    又是砰然一响的关门声，这次关的是监狱的门。上次那声，表达的是娜拉的决心；今天这声，表达的是挪威的决心。
    挪威又在给中国上课了。这次的老师不是易卜生，但仍然是一门世纪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