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并不繁荣，也不萧条。它的建筑偏向于陈旧，却又拿不出罗马、巴黎那种把世界各国旅行者都能镇住的著名古迹。街道没有英雄气概，充满了安适情调，却又安适得相当严肃，这在欧洲其他城市不容易看到。
    今天，我想稍稍花点笔墨，谈点瑞典的福利体制。
    瑞典在历史上也是战火不断，但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它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一门心思发展工业，并进行了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社会改革。它在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由于严守中立而幸免于难，富裕程度已是世界领先。
    在这个基础上瑞典推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开始是为了救济失业工人，扶持农村经济，解决劳资纠纷，后来，便以政府的力量扩展公共工程，广泛发行公债，提高税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
    顺着这条道路，瑞典渐渐建立起了一个被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全程福利保障体制。这不仅把邻近的东欧、苏联比得十分狼狈，而且也超越了自由资本主义。北欧的邻国如丹麦、挪威竞相仿效，一时蔚成气候。
    但是，问题出来了。
    就像一个家庭，家长认真治家，家产平均分配，人人无须担忧，看似敦睦祥和，却滋长了内在的惰性，减损了对外的活力，可谓合家安康而家道不振。
    大凡平均主义，常常掩盖着某种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国营企业里的高薪阶层曾为抗议政府的平均主义政策而举行了长达六星期的罢工。高福利、高税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竞争能力降低、大批资金外流，则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在天天发生。更严重的是，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最后连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奖委员会主席阿·林德贝克先生都叹息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带来的是低效率。
    除此之外，传统工业的生产费用越来越高，国营企业的无效开支越来越大，结果效益倒退、失业增加。失业有福利保证，但福利却无法阻止颓势。应该有一批敢于冒险的闯将来重整局面，但平均主义的体制又压抑了这种可能。
    于是，一场静悄悄的衰退，暴露了瑞典社会经济体制骨子里的毛病。
    几十年前西方学者喜欢把瑞典的社会经济体制，说成是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现在世界局势发生变化，但瑞典仍然是一个世界坐标，大家企图在它和美国之间，找一条新的中间道路。
    我想其间原因，就在于瑞典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现了一种对理性秩序、社会公平的追求，而这一切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很容易失落。瑞典做得过头了，尝到了苦果，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这种追求，面临的危机更大。
    在这里读到美国《外交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学者写的文章，集中表达了这种担忧。他说，不管人们如何把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在司法、国防、教育和通信事业上全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也没有一个正常的西方人愿意生活在一个可以用金钱买卖法院判决、私人护照、无线电波、生化技术、饮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与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支柱民主政治体制就有很尖锐的矛盾。
    例如——
    市场经济重在人与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与人的平等；
    市场经济重在人的使用价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权利；
    市场经济重在流浪者，民主政治重在定居者；
    市场经济重在个体自由行为，民主政治重在少数服从多数；
    ……
    阿塔利悲观地预言，在这两者的矛盾中，胜利的一方一定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专制终究会取代民主政治。因此，社会公平、公共道义将难于留存。但这样一来，等于一个重要的支柱倒塌，西方文明的大厦也有可能因此而崩溃。
    我觉得这位阿塔利显然是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矛盾磨削得过于尖锐了。但是他对自由市场经济所包含的内在悖论，表现出了一种清醒。
    现在，人类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面临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险处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规的制定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最终驱动的发展活力，以民主政治体制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协调并一起面对危机？时至今日，各国热衷的仍然是自身的发展速度，掩盖了一系列潜在的全球性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欧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以人类尊严和社会公平来评价经济关系的原则，令人感动。
    我学着概括了他们这里的一系列逻辑关系——
    社会安全靠共同福利来实现；
    共同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
    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
    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
    正常秩序靠社会责任来实现；
    社会责任靠公民义务来实现。
    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为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为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其实，这已触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