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出门就后悔了，天那么冷，还起得那么早。
    起个大早，是要去攀登牛津大学最高的圣玛丽教堂。起个大早，是贪图整个牛津还在沉睡时的抽象性，便于我们把许多有关它的想象填补进去。如果到了处处都是人影晃动的时刻，它就太具体了。
    他们说，教堂的大门当然不会那么早就开，但背后有一个小侧门，里边有一个咖啡馆，供应早餐，即便未到开门时间也应该有人在忙碌了。如果能够叫开这个小侧门，就能找到登高的楼梯，他们从前就从那里上去过。
    找到那个小侧门很容易，但要敲开它却不容易。一遍重，一遍轻，接连敲了几十遍，都没有人答应，只好缩着脖子在寒冷中苦等。我几乎冻得站不住了，就在石路上一圈圈跑步。好久终于等来了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见我们已经冻成了脸青鼻子红的模样，连忙掏出钥匙开门。问明我们不是来喝咖啡而是要来登高，便把我们引到了一个陈旧的内门口。
    那里有一个木梯，我带头往上爬。木梯一架架交错着向上，转了两个大弯换成了铁梯。铁梯很长，哐当哐当地攀踏了好久终于变成了仅能一人挤入的石梯。石梯跨度大、坡度高，塔楼中间悬下一根粗绳，供攀援者抓手。
    终于攀到了教堂的塔顶，很狭，仅可容身。冷风当然比底下更加尖利，我躲在一堵石壁凹进处抬眼一看，昨夜重霜，已把整个牛津覆盖成一片银白。百窗垂帘，教授和学生都还没有苏醒。
    这个塔顶，我在很多年前就闭眼想象过。那时正在写作欧洲戏剧理论史，知道伊丽莎白女王曾到牛津大学看莎士比亚的戏剧，随之也知道这所大学曾与周围居民一再发生冲突，而这座圣玛丽教堂，一度还是冲突的堡垒。
    好像每次冲突都是从小酒馆里的口角开始的，快速发展到拳脚。然后两方都一呼百应，酿成大规模斗殴。当时的学生都是教会的修士，穿着学袍，殴斗起来后只见市民的杂色服装与学生的黑色学袍扭打在一起，形成英语里一个对立组合的专门词汇：“市袍”（town and gown），两个只差一个字母的冤家。
    这两个冤家因文化观念截然不同而完全无法调解，冲突最激烈时数千市民涌入大学进行围攻，互相使用弓箭，两方都有伤亡。我猜这座圣玛丽教堂的功用，一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之势卫护学生，二是以钟声发出战斗号令，三是射箭。当时站在这里的，应该是战斗的指挥者。
    大学生与市民打架，大学校长管不了，市长也管不了，只能一次次请国王仲裁。本来英国的学生大多渡海去巴黎上学，到十二世纪中叶英国、法国成了对头，国王就召回自己国家的学生，在牛津办学。因此，牛津的大事确实关及国家痛痒，也只有国王才能处理。不同的国王处理时有不同的偏向，直到十四世纪中叶那次大斗殴后，爱德华三世才下令在这个教堂追悼殴斗致死的学生，并把斗殴开始的那一天当做纪念日。每年都要在这个教堂举行纪念仪式，规定牛津市的市长和士绅必须参加。
    那场延绵久远的冲突也有一个正面成果。有一批牛津的师生想离开这个一触即发的环境，便东行八十公里，在那里继续教学事业。这便是剑桥的雏形。
    很多年后，一位剑桥校友又在美国办了哈佛。
    这么一想，不禁对眼下的一片银白愈加虔诚起来。牛津，这个朴素的意译名词，正巧表明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渡口。它的一切存在，只为了彼岸。
    二
    一切高度，都是以叛离土地的方式出现的；一切叛离，都是以遭到围攻的事实来证明的；一切围攻，都是以对被围攻对象的无知为共同特征的；一切无知，都是以昂贵的时间代价来获得救赎的。
    当年一次次斗殴的引起，主要责任在市民。他们把自己保守、落后的生态看成是天下唯一，因而产生了对他们不熟悉生态的极度敏感和激烈抗拒。
    历史总是以成果来回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牛顿和达尔文，以后，几乎整个近代的科学发展，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牛津和剑桥。地球被“称量”了，电磁波被“预言”了，电子、中子、原子核被透析了，dna的结构链被发现了……这些大事背后，站着一个个杰出的智者。直到现代，还络绎不绝地走出了凯恩斯、罗素和英国绝大多数首相，一批又一批。
    身在大学城，有时会产生一种误会，以为人类文明的步伐全然由此踏出。正是在这种误会下，站出来一位让中国人感到温暖的李约瑟先生，他花费几十年时间细细考订，用切实材料提醒人们不要一味陶醉在英国和西方，忘记了辽阔的东方、神秘的中国。
    但愿中国读者不要抽去他著作产生的环境，只从他那里寻找单向安慰，以为人类的进步全都笼罩在中国古代的那几项发明之下。须知就在他写下这部书的同时，英国仍在不断地制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个电子管，第一台雷达，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电视机……即便在最近，他们还相继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试管婴儿的消息。英国人在这样的创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整理得比中国人自己还要完整，实在是一种气派。我们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气。
    三
    我问两位留学生：“在这里读书，心里紧张吗？”他们说：“还好，英国人怎么着都不缺乏幽默，三下两下把压力调侃掉了一大半。”
    我要他们举几个例子。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终于又一次证实了我多年前的一个感觉：幽默的至高形态是自嘲。
    例如，他们说起的十六世纪某个圣诞日发生在牛津的故事。那天一名学生拿着书包在山路上行走，遇到一头野猪，已经躲不开了，只能搏斗。野猪一次次张开大嘴扑向学生，学生灵机一动，觉得必须找一个嚼不碎、吞不下的东西塞到野猪嘴里，把它噎住。什么东西呢？学生立即醒悟，从书包中取出一本刚才还读得头昏脑涨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往野猪嘴里塞去。
    野猪果然消受不了亚里士多德，吞噎几下便憋死了。学生回到学校一讲，同学们上山割下那个野猪头，把它烤熟了，当夜就端到了教师的圣诞餐桌上。意思不言自明：尊敬的老师，你们教的学问真了不起，活生生把一头野猪给憋死了。
    教师们哈哈一笑，便去享受那喷香的美味。
    从此，这道美味成了圣诞晚餐上的招牌菜。
    我想，这是教师的自嘲，也是学生们对自己学业的自嘲，更是牛津的总体自嘲。
    自嘲出于幽默，但当师生们把它付诸行动，年年延续，也就变成了游戏和童话。
    想到这里我不能不感念吴小莉。前些天她托人远道带给我英国当代童话《哈利·波特》（harry potter），还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封信，说不仅供我在旅途中解闷，而且要证明在繁忙的劳务中读点童话好玩极了。
    这话，使我昨天在牛津的一家书店里看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时会心而笑。这个童话小时候就熟悉，后来才知道它的作者居然是牛津大学的数学教师查尔斯·道奇森。
    这位数学教师也正是在一次旅行中，给一位小女孩讲了这个自己随口编出来的童话。讲完，无论是小女孩还是他自己都觉得有意思，他便用刘易斯·卡罗尔的笔名写了出来。他当然没有预料到，这将成为一部世界名著。
    维多利亚女王也读了这本童话，爱不释手，下令这位作者下次不管出什么书都必须立即呈送给她。于是，她不久就收到了一本作者的新著：《行列式——计算数值的简易方法》。
    女王当然很吃惊，但我想她很快就能领悟：越是严肃的人群越是蕴藏着顽皮和天真，否则无法解释她自己为什么政事繁忙、威权隆重还会着迷于童话。
    领悟于此，也就领悟了牛津大学一种隐秘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