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馆在一条热闹大街的岔路口，有一个玻璃门棚。玻璃门棚中的座位最抢手，因为在那里抬头可见蓝天高楼，低头可见热闹街景。今天玻璃门棚正在修理，中间放着架梯，有两位工人在爬上爬下。因此，只得侧身穿过，进入里屋。
    里屋人头济济，浓香阵阵，多数人独个儿边看报纸边喝咖啡，少数人在交谈，声音放得很轻。因此，坐了那么多人，不觉得闹心。
    进门左首有一个弯转的小楼梯，可上二楼。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在二楼，因此走楼梯。楼梯沿壁贴着一些画，看了便心中嘀咕：贴了多久了？他们有没有看过？
    上楼，见一间不大的咖啡室，二三十平方米吧，已坐着八位客人。问侍者，弄清了他们常坐的座位，居然正好空着，便惊喜坐下，接过单子点咖啡。咖啡很快上来，移杯近鼻，满意一笑，然后举目四顾，静静打量。
    窗外树叶阳光，从未改变。室内沙发几桌，也是原样。突然后悔，刚才点咖啡时忘了先问侍者，他们常点哪一种，然后跟着点，与他们同享一种香味。
    我说的“他们”，是萨特和波娃。
    这家咖啡馆，就是德弗罗朗咖啡馆（cafe de flore），一切萨特研究者都知道，巴黎市民都知道。
    今天，我来索解一个悬念。
    早就知道萨特、波娃常在这家咖啡馆活动。原以为是约一些朋友聚会和讨论，后来知道，他们也在这里写作，不少名著就是在咖啡馆写出来的。
    既然是萨特写作的地方，咖啡馆里一定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单间吧？但是法国朋友说，没有，就是一般的咖啡座。
    这就让我奇怪了。一般的咖啡座人来人往，很不安静，能写作吗？萨特很早成名，多少人认识他，坐在这样的公共场所，能不打招呼吗？打了招呼能不一起坐坐、聊聊吗？总之，名人、名街、名店撞在一起，能出得来名著吗？
    另外，一个连带的问题是，即使在咖啡馆里可以不受干扰，总比不上家里吧？家里有更多的空间和图书资料，不是更便于思考和写作吗？像萨特这样的一代学者、作家，居住环境优裕舒适，为什么每天都要挤到一张小小的咖啡桌上来呢？
    这么多问号的终点，就是这个座位。在法国，这样一家出了名的店铺就基本不会再去改建了，总是努力保持原样，保持它昔日的气氛，这为我的寻找带来了便利。
    这时，其他几个伙伴也赶到了，他们带来了摄像设备，准备好好地拍摄一下这个“萨特工作室”。导演刘璐、节目主持人温迪雅也来了，决定请温迪雅对我做一个采访性的谈话节目，这儿成了采访现场。
    拍摄谈话节目需要有两台摄像机，当然也就要有两名摄像师，又要有人布光、录音，算起来一共要挤上来七八个人。本来房间就小，已经坐了八位客人，再加七八位，自然气氛大变。这倒罢了，问题是，这七八个伙伴要找电源插头、拉电线、打强光灯、移桌子、推镜头、下命令、做手势……简直是乱成一团。当然，还要温迪雅在镜头前介绍这个现场，还有我关于萨特的谈话。
    我想，今天这个房间算是彻底被我们糟蹋了。最抱歉的是那八位先我们而来的客人，他们无异突然遭灾，只能换地方。临时找不到一个懂法语的人向他们说明情况，我只能在座位上用目光向他们致歉。
    但是，让我吃惊的情景出现了——
    居然，他们没有一个在注意我们，连眼角也没有扫一下。空间那么狭小，距离那么接近，但对他们而言，我们好像是隐身人，对我们而言，他们倒成了隐身人，两不相干。
    我不由得重新打量这些不受干扰的人。
    从楼梯口数起，第一个桌子是两个中年男子，他们一直在讨论一份设计图，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在图纸上指指点点。过了一会儿换过来了，站着的坐下了，坐着的站了起来，又弯腰在图纸上修改；
    往里走，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靠窗而坐，正在看书，桌上还放着一本，打开着。她看看这本，放下，再看那本，不断轮替，也显得十分忙碌；
    再往里就是我们对面了，三位先生，我一看便知，一位是导演，一位是编剧，一位是设计，桌上放着剧本、设计图和一叠照片。导演络腮胡子，是谈话的中心，有点像印第安人。他们似乎陷入了一种苦恼，还没有想出好办法；
    转弯，还有几个座位，那里有一对年纪较轻的夫妻，或者是情人，在共同写着什么。先是男的写，女的微笑着在对面看，看着看着走到了男的背后，手搭在他肩上，再看。她讲了什么话，男的便站起来，让她坐下，请她写。她握笔凝思，就在这一刻，她似乎发现了我们，略有惊讶，看了一眼，便低头去写了。
    重数一遍，不错，一共八人，不仅丝毫没受到我们干扰，甚至我们要干扰也干扰不进。他们的神态是，异香巨臭，无所闻也，山崩河溢，无所见也。但他们不聋不盲，不愚不痴，侍者给他们加咖啡，总是立即敏感，谢得及时。
    这种情景，我们太不熟悉。
    我们早已习惯，不管站在何处，坐在哪里，首先察看周围形势，注意身边动静，看是否有不良的信息，是否有特殊的眼神。我们时刻准备着老友拍肩，邻座寒暄；我们时刻准备着躲开注意，避过目光；我们甚至，准备着观看窗下无赖打斗，廊上明星作态。因此，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别人对于拍摄现场如此彻底漠然，视而不见，形若无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开始有点明白。也许，人们对周际环境的敏感，是另一些更大敏感的缩影。而这些更大的敏感，则来自于对个体自立的怀疑，来自于对环境安全的低估。
    街边路头的平常景象是地域文化的深刻投影，今天就把我们自己也深刻在一种对比中了。
    这八个人，自成四个气场，每个气场都是内向、自足的，因此就筑成了一圈圈的“墙”——这个比喻萨特用过，但含义有所不同。我们七八个人进来忙忙碌碌，其实也只是增加了一个气场而已。他们可以如此地不关顾别人的存在，其实恰恰是对别人存在状态的尊重。
    尊重别人正在从事的工作的正当性，因此不必警惕；尊重别人工作的不可干扰性，因此不加注意；尊重别人工作时必然会固守的文明底线，因此不作提防。
    问题是，既然在咖啡馆自筑气场之墙，为什么不利用家里的自然之墙呢？
    其实，他们的气场之墙是半透明的。他们并不是对周围的一切无知无觉，只不过已经把这种知觉泛化，泛化为对城市神韵的享受。这种泛化的知觉构不成对他们的具体干扰，却对他们极其重要，无迹无形又有迹有形，成了他们城市文化活动的背景。
    这里就出现了一种生态悖论：身居闹市而自辟宁静，保持高贵而融入人潮。
    这种生态悖论又让我联想到另一种与之完全相反的悖论。中国文人历来主张“宜散不宜聚”，初一看好像最讲独立，但是，虽散，却远远窥探；虽散，却单一趋同。法国文人即便相隔三五步也不互相打量，中国文人即便迢迢千里、素昧平生，也要探隐索微、如数家珍。
    至此，萨特和波娃经常来这里的理由已经明白。他们坐在这里时的神态和心情，与这八位客人如出一辙。于是，我悬念落地。
    站起身来去上了一回厕所。厕所极小，只能容一个便器，墙上有一些涂画，我想萨特曾无数遍地辨认过。
    从厕所出来，我便对着镜头开始讲述：“今天这儿除了我们，还有八位客人，我想说一说他们的工作状态……”
    有人提醒：“萨特！萨特！”
    我说，我就是在讲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