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建筑狂
    这座城市叫新德里，因为在它北边还有一个老德里。
    新德里新得说不上历史，老德里老得说不清历史。现在它们已经连在一起了，使岁月显得更加混沌。
    那么，先去老德里。
    由于到处都是人，很难找路，我们雇了一辆当地的出租车。刚停车，还没开车门，已经有两双小手在外面拍打玻璃，一看，六七岁的两个小孩。印度司机立即冲着我喊：“千万别给钱，一给，马上围过来五十个！”
    快速挤出去，终于到了一个稍稍空一点的街边，有一只黑黑的大手抓住了我的袖子。扭身一看，一个衣衫鲜艳的汉子，正把肩上的一个箩筐放下，从里面取出一只草笼，要揭开盖子给我看。我见他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笛子，立即判断他要做眼镜蛇的舞蹈表演了。早就听说这种表演是万万看不得的，因为不知道他会索取多少钱，而索钱时又会如何让眼镜蛇配合行动。我平生怕蛇，于是立即逃奔。
    终于来到一个宽敞处，前面已是著名的红堡。红堡是一座用红砂石砌成的皇宫，主人是十七世纪莫卧儿王朝的第五代帝王沙杰汗（shah jahan）。
    这座皇宫很大，长度接近一公里，宽度超过半公里。从雄伟的拉合尔门进入，里面也是一个街市，但气氛与宫外完全不同，竟相当整齐。我在街边的文物商店买了一尊印度教大神湿婆的黄铜雕像，沉沉地提在手上。
    我一直对十一世纪之后的印度史提不起兴趣。只是对三百多年的莫卧儿王朝有点另眼相看。原因是，它有几个皇帝让人难忘。
    第一代皇帝巴布尔（babur）是成吉思汗的后代，这已经有点意思。他勇敢而聪明，身处逆境时还想躲到中国来当农民，却终于创建了印度最重要的外族王朝。只是他死时才四十几岁，太年轻了，给人留下的印象不太完整。
    更有意思的是第三代皇帝阿克拔（akbar），他作为一个外族统治者站在这块土地上居然非常明智地想到了宗教平等的问题，甚至还分别娶了信奉印度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皇妃。最让我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他召集了一次联合宗教会议，说印度的麻烦就在于宗教对立，因此要创立一种吸收各种宗教优点的新宗教，并修建了“联合宗教”的庙宇。印度人对这位皇帝产生了好感，但在信仰上又不想轻易改变，而原先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则多数不同意。这种局面招致他在皇族中势力减弱，又加上儿子谋权心切，一来二去，凄凉而死。他的儿子不怎么样，而孙子又有点意思。孙子不是别人，就是我现在脚踩的皇宫的建造者沙杰汗。
    沙杰汗这个皇帝不管在政治上有多少功过，他留在印度历史上最响亮的名位应该是“杰出的建筑狂”。除了眼前这座皇宫，他主持的建筑难以计数，最著名的要算他为皇后泰姬玛哈（taj mahal）修建的泰姬陵。
    泰姬陵已经进入任何一部哪怕是最简略的世界建筑史，他也真可以名垂千古了。
    泰姬皇后在他争得王位之前就嫁给了他，同甘共苦，为他生了十四个孩子，最后死于难产，遗嘱希望有一个美丽的陵墓。沙杰汗不仅做到了，而且远远超出亡妻的预想。
    这个陵墓，由两万民工修建了整整二十二年，现在还完好地保存在阿格拉，如果时间允许，应该去看看。
    有人说，由于沙杰汗建造了太多豪华建筑，耗尽了大量财富，致使莫卧儿王朝盛极而衰。这也许是对的，但从历史的远处看过去，一座美丽的建筑有时比一个王朝还重要。
    有几个历史场面让我感动。例如，沙杰汗在妻子死亡以后，有两年时间不断与建筑师们讨论建陵方案，两年后方案既定，他已须发皆白。又如，泰姬陵造好后，他定时穿上一身白衣去看望妻子的棺椁，每次都泣不成声。
    他与祖父遭到了同一个下场：儿子篡权。他的三儿子奥伦泽布（aurangzeb）废黜并囚禁了他，囚禁地是一座塔楼，隔一条河就是泰姬陵。
    他被囚禁了九年，每天对着妻子的陵墓。在晨雾暮霭间他会对妻子的亡灵说些什么呢？我想，他心底反复念叨的那句话，用中国北方话来说最恰当：“老伴，咱们的老三没良心！”
    幸好，他死后，被允许合葬于泰姬陵。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新德里，夜宿surya旅馆
    忧心忡忡
    在巴基斯坦时已经从香港方面传来消息，日本的《朝日新闻》在找我。我想不管什么事等我结束这次旅行后再说吧，没太留心。谁知昨天接到电话，说《朝日新闻》的中国总局局长加藤千洋先生已经与翻译杨晶女士一起赶到了新德里，而且已经找到这家旅馆住下了。这使我颇为吃惊，什么事这么紧急？
    见面才知，《朝日新闻》在世界各国选了十个人，让他们在二○○○年的开头依次发表对新世纪的看法，不知怎么竟选上了我。这就把身为中国总局局长的加藤先生急坏了，先到上海找我，没找到，后来终于在香港大体摸清了我们的旅行路线，准备到尼泊尔拦截。但算时间，到尼泊尔已经接近年尾，来来去去可能会赶不及发稿时间，就决定提前到印度守候采访。
    人家那么诚心，我当然要认真配合。于是立即见面，并快速进入正题。我刚刚走过的路程，以及今天谈话的地点，使话题变得很大，又非常沉重。
    加藤先生准备得很仔细。他采访的问题大致是：二十世纪眼看就要结束，人类有哪些教训要带给新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有没有铭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不久前说，最近十年死于战乱的人数仍高达五十万，可见自相残杀并未停止，新世纪怎么避免？除了战争，还有大量危机，例如地球资源已经非常匮乏，而近几十年发展情况较好的国家却以膨胀的物欲在大量浪费，资源耗尽了该怎么办？又如人口爆炸还在继续，但是文明程度高、教育状况好的群落却是人口剧减，这又如何是好？至于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冲突，并没有缓和的迹象……那么，人类应该如何共生共存？
    当然更主要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经过这次大规模历险考察，对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看法有什么变化。
    这些问题，没有人能简单回答，只能讨论。录音机亮着红灯在桌子上无声地转动，我和加藤先生、杨晶女士三人越谈越忧心忡忡，不时地摇头、叹气，确实很难轻松起来，只是我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比较看好。感谢《朝日新闻》带来的刺激，使我可以把这些问题思考得更深入一些。
    一切危机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触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
    加藤先生想把谈话的气氛调节得轻松一点，说起昨天刚到印度时的一件小事。
    他在街上走，有一个人追着要为他擦皮鞋，他觉得没必要，拒绝了。谁知刚一拒绝，那人就取出一团牛粪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让他擦。擦完，竟然索价三百五十卢比，其实这里擦鞋十个卢比已经足够。旁边突然走出两个“托”，以调解的面孔劝加藤先生出二百卢比……
    没等加藤先生说完我就笑了，觉得人类之恶怎么这样相似。我说我有与你一样的遭遇，在中国文化界一直有人向我泼污，又问我想不想让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价的。
    加藤先生说：“从这样的小事想开去，人类怎么来有效地阻止邪恶？”
    我说：“我们以往的乐观，是因为相信法律和舆论能维持社会公理。但是，就说你遇到的这件小事，如打官司，证据何在？至于舆论，除了那两个帮凶，别人根本不可能来关心。来关心更麻烦，例如在印度教徒看来，那头拉粪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还福分不浅呢。以小见大，联系到一系列世纪难题，人们都在各自使坏，根本不在乎灾难降临。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怎么能乐观得起来呢？”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夜宿surya旅馆
    甘地遗言
    离开新德里前，我想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去拜谒圣雄甘地的墓。
    顺道经过庄严的印度门，停下，抬头仰望。因为我知道，这个建筑与甘地墓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
    这座印度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参战而牺牲的九万印度士兵。这九万士兵牺牲前都以为，这样死命地为英国打仗，战争结束后英国一定会让我们印度独立，而战场上的英国军官也信誓旦旦。但等到战争结束，根本没那回事，全都白死了。
    我细看了，印度门上刻着一个个战死者的名字。刻不下九万个，只刻了一万多，作为代表。
    甘地就是在英国不讲信义之后，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他把以前英国政府授予他的勋章交还给殖民政府，发起了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不合作运动”，来对抗英国。
    但是，人民喜欢暴力。尤其是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是暴力不断。甘地便以长时间的绝食来呼吁停止暴力、争取和平。他的这种态度，势必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有些极端分子几次要杀害他，而政府也要判他的刑。但他，绝不抵抗，绝不报复。
    他说：“如果我们用残暴来对付邪恶，那么残暴所带来的也只能是邪恶。如果印度想通过残暴取得自由，那么我对印度的自由将不感兴趣。”
    终于，人民渐渐懂得了他，殖民者也被他这种柔弱中的不屈所震惊。他成功了，印度也取得了独立。没想到，才独立不久，他还是被宗教极端分子所杀害。
    甘地墓在德里东北部的朱木拿河畔。门口有一位老妪在卖花，在一张树叶上平放着五六种不同的小花，算作一份，很好看。我买了四份，分给几位同来的朋友，然后把鞋袜寄存在一个门卫那里，按照印度人的习惯，赤脚进入，手上捧着花。
    我们把花轻轻地放在墓体大理石上，然后绕墓一周。墓尾有一具玻璃罩的长明灯，墓首有几个不锈钢雕刻的字，是印地文，我不认识，但我已猜出来，那不是甘地的名字，而是甘地遇刺后的最后遗言：“嗨，罗摩！”
    一问，果然是。
    罗摩是印度教的大神，喊一声“嗨，罗摩”，相当于我们叫一声：“哦，天哪！”
    那么，这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墓碑了。生命最后发出的声音最响亮又最含糊，可以无数遍地读解又无数遍地否定，镌刻在墓碑上让后人再一遍遍地去重复，真是巧思。
    甘地面对自己深深关爱过的暴徒向自己举起了凶器，只能喊一声：“哦，天哪！”除此之外，他还能说什么呢？
    这样一个墓碑在今天更加意味深长。
    如果今天墓园里人头济济、拥挤热闹，在无数双赤脚的下方，甘地幽默地哼一声：“哦，天哪！”
    如果明天墓园里人迹全无、叶落花谢，甘地又会寂寞地叹一声：“哦，天哪！”
    如果印度发达了，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喇叭如潮，一向警惕现代文明的甘地一定会喊：“哦，天哪！”
    如果印度邪门了，穷兵黩武、民不聊生、神人共愤，一向爱好和平、反对暴力的甘地更会绝望地呼叫：“哦，天哪！”
    甘地一直认为人口问题是印度的第一灾难，说过“我们只是在生育奴隶和病夫”的至理名言，现在，他从墓园向外张望，只需看到一小角，就足以让他惊叫一声：“哦，天哪！”
    离开甘地墓后，我心中一直回荡着甘地的声音。那么，还是让它用印地语来发音吧——嗨，罗摩！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新德里，夜宿surya旅馆
    成人童话
    自新德里向东南方向行驶二百多公里，到阿格拉，去看泰姬陵。
    阿格拉这座城市杂乱拥挤，仍然是满街小贩和乞丐，满地垃圾和尘土，闹哄哄地搅得人心烦躁。
    终于在一座旧门前停下。买票进去一看，院子确实不错，转几个弯见到一座漂亮的古典建筑，红白相间，堪称华丽，从地位布置上看，也应该是大东西了。因此，很多游人一见它就打开镜头，摆弄姿势，忙忙碌碌地拍摄起来。人在这方面最容易从众，很快，拍摄的人群已堵如重墙。
    突然，有一个被拍摄的姑娘在步步后退中偶尔回首，看到这座古典建筑的一道门缝。这一看不要紧，她完全傻住了，呆呆地出了一会儿神，然后转身大叫：不，这不是它，它在里边！
    所有的摄影者立即停止工作，拥到门缝前，一看全都轻轻地“哗”一声，不再言动。
    哪里还有什么红白相间，哪里还有什么漂亮华丽，它只是它，世界第一流的建筑，只以童话般的晶莹单纯完成全部征服。
    我从门缝里见到它的时候只有一个想法，世间最杰出的精英是无法描述的，但一眼就能发现与众不同。有点孤独，有点不合群，自成一种气氛，又掩不住外溢的光辉，任何人都无法模仿。这样的作品在人类历史上一共没有几件，见到它的人不分智愚长幼、国籍民族，都会立即叫起好来。现在，它就在眼前。
    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走到了跟前就小心翼翼地脱鞋，赤脚踩在凉凉的大理石台阶上，一级一级往上爬。终于爬上了如镜似砥的大平台，再往门里走，终于见到两具大理石棺材。中间一具是泰姬，左边一具是沙杰汗国王，国王委屈了。但这没办法，整个陵墓是你为她造的，她的中心地位也是你设计定的，无可更改。你的最终进入，只是一种特殊开恩，可以满足了。
    从陵寝回到平台，环绕一圈，看到了背后的朱木拿河。这才发现，泰姬陵建造在河滩边的峭壁上。
    按照沙杰汗的计划，他自己的陵墓将建造在河对岸，用纯黑大理石，与泰姬陵的纯白相对应，中间再造一条半黑半白的桥相连。这个最终没有实现的计划更像是一个成人童话。从河岸的架势看，泰姬陵确实在呼唤对岸。
    一个非常现实又相当铁腕的帝王，居然建造了一个世间童话，又埋藏了一个心中童话，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疑问，等我到了另一座奇怪的城市斋浦尔（jaipur），更加重了。
    进城就非同一般。城门外的山道口上，建有两排镂空长廊。即使有敌人来犯，也要让他们在攻城前先赞叹一番。
    全城房子基本上都是粉红色。其中最著名的一幢即所谓“风宫”（hawa mahal），每扇窗都以三面向外凸出，窗面精雕细刻。宫中女人可以在里边看闹市人群，任何行人都不知道自己头顶有多少美丽的眼睛，而这些行人却永远也看不清她们。这种想法十分俏皮。
    更蔚为大观的是那个筑在山上的阿姆拔城堡（amber fort）。进去后怎么也分不清它到底有几个通道系统，更不知道每一个通道系统究竟连着多少曲院密室、华厅轩窗。我们几个在里边无数次迷路，而且每次都迷得像傻瓜一样，完全失去辨识能力，只能胡转瞎撞。
    我在欧洲也见过很多陵墓和庭院，再奇特也总能找出在建造风格上的远近脉络，很少像印度的泰姬陵和斋浦尔城堡，完全是奇想异设，不与过去和周围发生任何联系。这是为什么？
    一个外来的王朝，已经统治几世，对印度本土艺术仍然排拒，对自己的传统也因迁移日久而生疏。这就在两个方面都失去了制约，获得了孩童般的自由，可以大胆遐想、放手创造了。
    如果按部就班、承前启后地在人类建筑史上占据一席之地，那叫成熟；如果既不承前又不启后，只把建筑当作率性的游戏，这就出现了童话。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印度阿格拉、斋浦尔，夜宿阿格拉trident旅馆
    洁净的起点
    终于置身于瓦拉纳西（varanasi）了。
    这个城市现在又称贝拿勒斯（benares），无论在印度教徒还是在佛教徒心中，都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伟大的恒河就在近旁，印度人民不仅把它看成母亲河，而且看成是一条通向天国的神圣水道。一生能来一次瓦拉纳西，喝一口恒河水，在恒河里洗个澡，是一件幸事。很多老人感到身体不好就慢慢向瓦拉纳西走来，睡在恒河边，只愿依傍着它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把自己的骨灰撒入恒河。
    正由于这条河的神圣性，历史上有不少学者和作家纷纷移居到这座城市，结果这里也就变得更加神圣。我们越过恒河时已是深夜，它的浩浩荡荡的幽光，把这些天的烦躁全洗涤了。
    贴着恒河一夜酣睡，今早起来神清气爽。去哪里？向北驱驰十公里，去鹿野苑（sarnath），佛祖释迦牟尼初次讲法的圣地。
    很快就到了。只见一片林木葱茏，这使我想起鹿野苑这个雅致地名的来历。
    这里原是森林。一位国王喜欢到这里猎鹿，鹿群死伤无数。鹿有鹿王，为保护自己的部属，每天安排一头鹿牺牲在国王的弓箭之下，其他鹿则躲藏起来。国王对每天只能猎到一头鹿好生奇怪，但既然能猎到也就算了。
    有一天，他见到一头气度不凡的鹿满眼哀怨地朝自己走来，大吃一惊，多亏手下有位一直窥探着鹿群的猎人报告了真相。这才知，每天一头的猎杀，已使鹿群锐减，今天轮到一头怀孕的母鹿牺牲，鹿王不忍，自己亲身替代。
    国王听了如五雷轰顶，觉得自己身为国王还不及鹿王。立即下令不再猎鹿，不再杀生，还辟出一个鹿野苑，让鹿王带着鹿群自由生息。
    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大概是在公元前五三一年的某一天，来了一位清瘦的中年男子，来找寻他的五位伙伴。
    这位中年男子就是佛祖释迦牟尼。前些年他曾用苦行的方法在尼连禅河畔修炼，五位伙伴跟随着他。但后来他觉得苦行无助于精神解脱，决定重新思考，五位伙伴以为他想后退，便与他分手到鹿野苑继续苦修。释迦牟尼后来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真正悟道，便西行二百公里找伙伴们来了。
    他在这里与伙伴们讲自己的参悟之道，五位伙伴听了也立即开悟，成了第一批弟子。不久，鹿野苑附近的弟子扩大到五十多名。他们都聚集在这里听讲，然后以出家人的身份四出布道。因此，一人之悟在这里成了佛法，有了第一批僧侣。至此，佛、法、僧三者齐全，佛教也就正式形成。
    佛祖释迦牟尼初次开讲的地方，有一个直径约二十五米的圆形讲坛，高约一米，以古老的红砂石砖砌成。讲坛边沿，有四道坐墩，应该是首批僧侣听讲的地方。讲坛中心现在没有设置座位，却有一个小小的石栓，可作固定座位之用。不知何方信徒在石栓上盖了金箔，周围还洒了一些花瓣。
    讲坛下面是草地，错落有致地建造着一个个石砖坐墩，显然是僧侣队伍扩大后听讲或静修的地方。
    讲坛北边有一组建筑遗迹，为阿育王时代所建。还有一枚断残的阿育王柱，立的时间应在公元前三世纪七十年代初。
    此后这里差不多热闹了一千年，直到公元七世纪玄奘来的时候还“层轩重阁，丽穷规矩”，《大唐西域记》中的描写令人难忘。
    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这里已显得过于冷寂。但是，这种冷寂倒真实地传达了佛教创建之初的洁净和素朴。
    没有香烟缭绕，没有钟磬交鸣，没有佛像佛殿，没有信众如云。先有几个小孩在讲坛、石礅间爬攀，后来又来了几位翻越喜马拉雅山过来的西藏佛教信徒。除此之外，只有我们。树丛远远地包围着我们，树丛后面已没有鹿群。
    我在讲坛边走了一圈又一圈，心想，我从小就在家乡见过不少佛教寺院，更见过祖母一代裹着小脚跋涉百十里前去参拜。中国历史不管是兴是衰，民间社会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靠佛教在调节着精神，普及着善良。这里，便是一切的起点。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印度瓦拉纳西，夜宿taj ganges旅馆
    我拒绝说它美丽
    昨天参拜鹿野苑满心喜悦，今天的心情却有了变化。原因是，我们看到了举世闻名的“恒河晨浴”。
    早晨五时发车，到靠近河边的路口停下，步行过去。河边已经非常拥挤，一半是乞丐，而且大量是麻风病乞丐。
    赶快雇过一条船，一一跳上，立即撑开，算是浮在恒河之上了。好几条小船已围了上来，全是小贩。赶也赶不开，那就只能让它们寄生在我们船边。
    从船上看河岸，没有一所老房子，也没有一所新房子，全是那些潦潦草草建了四五十年的水泥房，各有台阶通向水面。
    房子多数是廉价小客店，短期房客是来洗澡的，长期房客是来等死的。大家相信，恒河是最好的生命终点。
    更多的人连小客店也住不起。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哪有这么多钱住店？那就只能横七竖八地栖宿在河岸上，身边放着一堆堆破烂的行李。
    他们不会离开，因为照这里的习惯，死在恒河岸边就能免费火化，把骨灰倾入恒河。如果离开了死在半道上，就会与恒河无缘。
    此刻，天未亮透，气温尚低，无数黑乎乎的人全都泡在河水里了，不少人因寒冷而颤抖。男人赤膊，只穿一条短裤，什么年龄都有；女人披纱，只有中老年。没有一个人有笑容，也没见到有人在交谈，大家全都一声不吭地浸水、喝水。
    还有一些人蹲在台阶上刷牙，都不用牙刷，一半用手指，一半用树枝。刷完后把水咽下，再捧上几捧喝下，与其他地方的人刷牙时吐水的方向正好相反。
    来了一个警察，拨弄了一下河岸上躺着的一个老人。老人显然已经死了，昨夜或今晨，死在恒河岸边。
    死者将被拖到不远处，由政府的火葬场焚化。但一般人只要有点钱，一定不去火葬场，而去河边的烧尸坑。这个烧尸坑紧贴着河面，已成为河床的一部分，一船船木柴停泊在水边，船侧已排着一具具用彩色花布包裹的尸体。
    焚烧一直没停，恶臭扑鼻。工人们浇上一勺勺加了香料的油脂，气味更加让人窒息。几个烧尸坑周围是很大一片陋房，全被长年不断的烟火熏得油黑。
    火光烟雾约十米处，浮着半头死牛，腔体在外，野狗正在啃噬。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向我解释一种天天被河水洗涤的信仰是多么干净，一个在晨雾中男女共浴的图景是多么具有诗意。遗憾的是，从今以后我对这类说法只能拒绝。
    恶浊的烟尘全都融入了晨雾，恒河彼岸上方，隐隐约约的红光托出一轮旭日。没有耀眼的光亮，只是安静上升。
    阳光照到岸上，突然发现，河边最靠近水面的水泥高台上，竟然坐着一个用白布紧包全身、只露脸面的女子。她毫无表情，连眼睛也不转一转，像泥塑木雕一般坐在冷峭的晨风中。更让我们吃惊的是：她既不像日本女子，也不像韩国女子，而分明是一个中国女子。
    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吧，或作出了决绝的选择？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呼喊她或靠近她，而只是齐齐地抬头看着她，希望她能看见我们，让我们帮她一点什么。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瓦拉纳西，夜宿taj ganges旅馆
    菩提树和洞窟
    在鹿野苑产生了一个愿望，很想再东行二百多公里，去看看那棵菩提树。菩提树的所在，叫菩提迦耶。
    我想走一走释迦牟尼悟道后走向讲坛的这条路。二百多公里，他走了多久？草树田禾早已改样，但山丘巨石不会大变。
    从瓦拉纳西到菩提迦耶，先走一条东南方向的路，临近菩提迦耶时再往东转。出发前问过当地司机，说开车需要十一个小时。二百多公里需要十一小时？这会是一条什么路？
    待到开出去才明白，那实在是一个极端艰难的行程。窄路，全是坑坑洼洼，车子一动就疯狂颠簸，但获得颠簸的机会又很少，因为前后左右全被各色严重超载的货车堵住了。
    好不容易爬到稍稍空疏的地方，立即冒出大批乞丐狠命地敲打我们的车窗。荒村萧疏、黄尘满天，转眼一看，几个一丝不挂的男子脸无表情地在路边疾行，这是当地另一种宗教的信徒，几百年来一直如此，并不是时髦的游戏。
    幸好，向东一拐快到菩提迦耶的时候，由于脱离了交通干道，一切都好了起来。路像路，树像树，田像田，我们一阵轻松，直奔而去。
    菩提迦耶很热闹，世界各地的朝圣者摩肩接踵。满街都是销售佛教文物的小摊，其中比较有价值的大多来自西藏。很多欧美人士披着袈裟、光着头、握着佛珠在街上晃悠，看起来非常有趣。
    先去大菩提寺（mahabodhi）。
    脱鞋处离寺门还有一段距离，因此脱鞋后需要走过一段马路。多数人穿袜而行，少数人完全赤脚。我想在这里还是赤脚为好，便把袜子也脱了，向寺门走去。
    迎面便是气势不凡的大菩提寺主体建筑。这个建筑一色净灰，直线斜上，雕饰精雅，如一座稳健挺拔的柱形方台。门户上方，有一排古朴的佛像，进得内殿，则是一尊金佛。
    我在金佛前叩拜如仪，然后出门绕寺而行。在后面，看到了那棵菩提树。
    菩提树巨大茂盛，树盖直径近二十米。树下有两层围栏，里里外外坐满了虔诚的人。
    内层有考究的石围柱，里边只能坐二十来人。佛教本性安静，这里也不存在任何争挤。我与李辉居士在石围栏门口一看，正好有两个空位，便走进去坐了下来。
    我闭上眼，回想着佛祖在这里参悟的几项要谛，心头立即变得清净。
    现在的这棵菩提树虽然只有几百年历史，却与释迦牟尼悟道的那一棵有直接的亲缘关系。当年已有僧侣留下树种，代代移植，也有谱系，这一棵的树种来自斯里兰卡。
    在菩提树下打坐后，我们还去拜见了大菩提寺的住持。住持还年轻，叫帕拉亚先尔（prajna sheel），是个大喇嘛，受过高等教育。问他当初为何皈依佛教，他说一读佛经觉得每一句都能装到心里，不像以前接触过的另一个宗教，文化水平高一点的人怎么也读不进它的经典。
    他说，这些年佛教在印度的重新兴盛是必然的，因为佛教本身没有犯什么错，它的衰落是别人的原因。
    说到他为什么如此快速地接见我们，他说当然是因为法显和玄奘。他们一千多年前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对这里的描述句句如实，也成了我们重温菩提迦耶当年盛况的根据。他说，总之，中国对佛教太重要。
    告别住持，我们继续回溯释迦牟尼的精神历程。最想寻找的，是他悟道之前苦修多年的那个地方。
    据佛教史料记载，那儿似乎有一个树林，又说是一个山坡。幸好有当地人带路，我们的吉普歪歪扭扭地驶进了一个由密密层层的苇草和乔木组成的树林。这里没有公路，只有人们从苇草中踩出来的一条依稀通道。开了很久，我们都有点害怕了。终于，开到了一个开阔地，眼前一堵峭壁，有山道可上。
    我领头攀登。很快发现，山道边黑乎乎地匍匐着一些躯体，仔细一看竟是大量伤残的乞丐。只有骨碌碌的双眼，表明他们还保存着生命。
    当凄惨组成一条道路，也就变成恐怖。只得闭目塞听，快步向前。
    在无路可走处，见到了一个小小的岩洞。弯腰进入，只见四尊佛像，其中一尊是释迦牟尼在这里苦修时的造像，骨瘦如柴。佛像前的燃灯，由四位喇嘛守护着。
    钻出山洞，眼前是茫茫大地。我想，当年释迦牟尼一定是天天逼视着这片大地，然后再扶着这些岩石下山的。山下，那棵菩提树正等着他。
    我转身招呼李辉一起下山。守护洞窟的一位喇嘛追出来对我们说：“下山后赶快离开这里，附近有很多持枪的土匪！”
    我听了一惊，心想：宗教的起因，可能是对身边苦难的直接反应。但一旦产生便不再受一时一地的限制，因此也无法具体地整治一时一地。你看悠悠两千五百多年，佛祖思虑重重的这条道路，究竟有多少进步？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印度菩提迦耶，夜宿asoka（阿育王）旅馆
    告别阿育王
    离开释迦牟尼的苦修洞窟我们一看地图，决定再去一个佛教重地。那地方现在叫巴特那，也就是佛教典籍中一再提及的华氏城。
    在释迦牟尼的时代，那里已经是一个小王国，叫波吒厘子。阿育王把它定为首都后，很长时期内，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弘佛决定都在这里作出。为此，法显和玄奘也都来拜访过。
    这些天来，自从我们由新德里出发，行路越来越艰难。开头还好一点，从斋浦尔到阿格拉就开始不行了，再到坎普尔、瓦拉纳西，一个比一个糟糕。瓦拉纳西往东简直不能走了，巴特那达到顶峰。
    一天二十四小时，路上始终拥塞着逃难般的狂流。卡车和客车的车顶上站满了人，车边上还攀着人，尖声鸣着喇叭力图通过，但早已塞得里外三层，怎么也挪动不得。
    夹在这些车辆中间的，是驴车、自行车、牛群、蹦蹦车、闲汉、小贩、乞丐和一丝不挂的裸行者，全都灰污满身。
    窄窄一条路，不知什么年代修的，好像刚刚经历地壳变动，永远是大坑接小坑。没走几步就见到一辆四轮朝天的翻车，一路翻过去，像是在开翻车博览会。但是，翻得再严重也没有人看一眼，大家早就看腻了。
    在这样一条路上行车，一开出去就是十几个小时，半路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吃饭。
    大家全都饿得头昏脑涨，但最麻烦的还是上厕所。以前在沙漠、田野还能勉强随地解决，而这里永远是人潮汹涌。只能滴水不进，偶尔见到远处一片萎黄的玉米地，几位小姐、女士便疯了般地飞奔而去。
    我们白天需要作一系列文化考察，只能在夜间行驶。夜间，超载的卡车却比白天更多。它们大多没有尾灯，迎头开来时又必定以强光灯照得你睁不开眼，而且往往只开一盏，完全无法判断这是它的左灯还是右灯。冷不防，横里还会蹿出几辆驴车。
    因此，其间的险情密如牛毛。我们所有的人都憋住了气，睁大了眼，浸透了汗，看佛祖如何保佑我们步步为营，穿越新的难关。
    今晚到巴特那，进城后更开不动车。好不容易寸寸尺尺地挪到了一家旅馆，胡乱吃了一点什么便倒在床上。
    刚要合眼又不能，嗡嗡嗡嗡，蚊子成群来袭。顺手就拍掉二十几个，满墙血迹，听见隔壁也在拍。
    忽然一条狗叫了，一条条全叫起来。到最后，我相信全城的狗都叫了，一片凄烈，撕肝裂胆。
    完全没法睡了，便起身坐在黑暗中想，这些天的经历实在终身难忘。在埃及的尼罗河边已经觉得不行了，没想到后来还看到了伊拉克和伊朗。但与这儿一比，伊朗简直是天堂。伊拉克再糟糕，至少还有宽阔平整的道路可走，干净火烫的大饼可吃，但在这里，实在无以言表。
    这个阿育王的首府一定有很多文化遗迹，但一看行路情况已经使我们害怕，只怕玷污了对神圣之地的印象。那就对不起了，伟大的阿育王，我们明天只好别你而去，去尼泊尔。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印度巴特那，夜宿chanakya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