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河
    终于要进入伊拉克了。
    很多让人惊慌的劝说这几天不绝于耳，在安曼遇到的一切人，不管是中国人、约旦人还是别的国家的人都反对我们进去。中华餐厅的蒯老先生更是出现了恳求的声调：“要做文化考察，能不能局势好一点再过去，啊？”
    我们横下一条心，即使遇到再恼火的事情也不露出丝毫不耐烦的神色。设想着打开每一个箱子，撕破每一个包装，任何物件都被反复搓捏，任何细节都被反复盘问的情景。心想，这是我们自己找来的，忍一忍、熬一熬，始终微笑以对，大概没有过不去的事。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遭遇远远超过一切预计——暂且按下不表吧，我写的这个日记在海内外很多报纸同步发表，不能由于我笔下不小心给全队这些天的活动带来麻烦，我想广大读者是能理解的。
    在边防站的铁丝网前，我实在看不懂眼下发生的一切，只能抬起头来看天。今天早晨我们四时出发，在约旦境内看到太阳从沙海里升起，看着它渐渐辉耀于头顶，又在我们的百无聊赖中移向西边，终于，在满天凄艳的血红中沉落于沙漠。就在这一刻，我怦然心动，觉得这凄艳的血红，一定是这片土地最稳固的遗留。
    一次次辉煌和一次次败落，都有这个背景，都有像我一般的荒漠伫立者。他们眼中看到的，是晚霞中的万千金顶，还是夕阳下的尸横遍野？
    我今天没有看到这一些，只看到在肮脏和琐碎中，不把时间当时间，不把尊严当尊严。想想也是，这片最古老的土地，对于人间尊卑，早已疲钝得不值一谈。
    直到黑夜，才勉强同意进关。这时，我们面临的是六百公里的沙漠，唯一的一条公路就是国际间非常著名的“死亡公路”。不知有多少可怕的车祸在这条公路上发生，不止一国的大使在这里丧命。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饿着肚子拼命赶路。
    沿途除了一个加油站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却听说劫匪经常在这一带出没。路上有一辆神秘的小车紧随我们的车队，我们快它也快，我们慢它也慢，我们故意停在一边让它超车它又不超，这在此地实在算是一个险情，不管是警是匪都十分麻烦。但是不知为什么它始终没有任何行动，车队终于在凌晨赶到了巴格达。
    这是一个有着宽阔街道的破旧城市。路上没有人，亮着惨白的路灯，却没有从屋子窗口泛出的灯光。也许是因为我们到得太晚，或太早。
    就在这种沉寂中，眼前出现了一条灰亮的大河。
    自从我们告别尼罗河之后，再也没有见到如此平静又充沛的大河。底格里斯河！我们终于醒悟，一切小学地理课本的开头都是它，全人类文明的母亲河。我轻轻叫一声：您早，我的大河！
    我们走那么远的路，都在寻找。在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我们看到了希腊受埃及滋养的明显证据，为此，还特地到了滋养的中转地克里特岛。然后我们追根溯源来到埃及，但在一次次惊叹后也越来越明白，埃及不是起点，滋养埃及的是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文明。美索不达米亚的含义，就是两河平原。考古学者们一次次发现，对埃及的古代语言追索越早，就越接近于两河文明。两河，从公元前一千年再往前推，至少有三千年左右的时间，一直是早期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心。而且，是重心中的重心。
    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如此紧密地靠在一起，几乎大半个世界都接受过它们的文明浸润。因此，各种语言都无数遍地重复着这两个并不太好读的名字。我现在终于看到了，在一个死寂的凌晨，在一种难以言表的彻骨疲惫中，在完全不知明天遭遇的惶恐里。
    但是，一旦看到，一切都变了。谢谢您，我的大河。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九日，伊拉克巴格达，夜宿dar al-salam旅馆
    如何下脚
    临时找了一家号称四星级的旅馆住下，但全队每一个人很快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这是平生住过的最差旅馆，包括尚未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在内。
    一个旅馆破旧、简陋、没有设备，都可忍受，但应该比较干净，谁想这个旅馆凡是手要接触的地方都是油腻。束手敛袖不去碰，满屋又充斥着一种强烈的异味。不是臭，而是一种闷久了的膻味加添了丝丝甜俗而变成的呛鼻刺激，让人快速反胃。好在，我们已经十几个小时没有任何东西下肚了。我长时间站在仅可一人容身的小窗台上，不敢进屋。
    必须搬，但不知道还有没有稍稍像样一点的旅馆。突然想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来伊拉克调解时住的是一家叫拉希德（rasheed）的旅馆，世界各国记者也住在那里，在国际新闻中经常提起，应该不会太差。于是，我们的车队好不容易挣脱一双双乞讨的小手，去寻找拉希德。
    果然不坏。但是刚要进大堂，发现门口水磨石地下镶嵌着一幅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彩色漫画像，下有一行英文字：“布什有罪”。
    这幅画像做得很大，正好撑足一扇门，任何想进门的人都必须从布什先生的脸上踩过，很难避开。我对老布什的印象不错，前些天还在abc电视中听他谈回忆录出版和儿子竞选。因此，很想躲开他脸部最敏感的部位，小心翼翼从他肩上踩过去。但还是碰到了他的耳朵，真是抱歉。
    不知安南秘书长经过这里时，是如何下脚的。
    住下了，总要换一些钱，顺便打听一下本地的消费情况，结果令人吃惊。
    这儿的货币叫第纳尔（dinar），原先一个第纳尔可兑换三个多美元，现在官方宣布的比价也不低，但实际上，已贬值到一千九百第纳尔兑换一美元，也就是说，一元人民币可以换到二百四十个第纳尔。
    我调查了一下，这儿一个工人的月薪是七百五十第纳尔；一个中学教师的月薪是三千第纳尔，相当于一个半美元；一个局长的月薪相当于五美元，一个政府部长的月薪相当于十美元。那就是说，除了政府配给的粮食，他们很难到商店里购买任何东西了。例如，苹果是一千五百第纳尔一公斤，相当于一个中学教师半个月的薪水。中国产的普通铅笔，每支七百五十第纳尔，正好等同一个工人的月薪，而一个中学教师的全部月薪可购买四支，这也是多数儿童失学的重要原因。
    更离谱的是，在我们所住的旅馆小卖部，不包含邮资的明信片每张一千第纳尔，而一本普通的旅游画册居然高达四万第纳尔，等于中学教师全年的薪金。市场，是为外国旅游者和暴富的走私者开着，但又有多少外国旅游者呢。
    让我们这个车队感到兴奋的是，汽油的价格低廉得难以置信，只需五十第纳尔一公斤，也就是一元人民币可灌足五公斤，而且是高质量的好油。由此想到，这个国家只要在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实在没有理由贫困。我在一本国际地理书籍中读到过这样一个断语：“巴格达，简直是浮在油海上的一个岛。”更何况，两河流域依然水草丰美，鱼肥羊壮。如果说，这点水草曾经大大地润泽了历史，那么，浩瀚的油海能给两千万人民带来何等的富强！
    但是，极度辉煌的古代文明和极度优越的自然条件，在这儿全都变成了反面文章。现在，连世界上最贫瘠地区的人们，也在深深同情着这个真正“富得冒油”的地方。
    陈鲁豫到街上走了大半天，回来告诉我，这儿的人们已经度过了疑问期、愤怒期和抱怨期，似乎一切都已适应，以为人生本该如此。
    我自言自语：“不知有没有思考者？”鲁豫说：“大概很少，甚至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街上逗留了不长时间就十分沮丧。”
    文明的传统竟然那样脆弱，大家似乎成了另一种人，再也变不回去。
    城中最高的塔楼上有旋转餐厅，可吃到底格里斯河的烤鱼和烤全羊，摆设也上规格。吃一顿的价格是二十美元，即相当于一个政府部长两个月的全部薪水。
    这座塔楼以萨达姆总统的名字命名，海湾战争中被炸毁，立即重新建造，比原来的更高、更豪华。在塔楼旋转餐厅上往下看，灯光最亮的地方是刚刚落成的又一座总统府。在塔楼底下，有一座巨大的萨达姆全身站立铜像。在他脚边，是一些爆炸物的残骸，又夹杂着科威特领导人、撒切尔夫人等等的白铁铸像，老布什当然也忝列其中，可惜琐小得全成了铺路的渣滓，等待着巨脚的踩踏。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日，伊拉克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一屋悲怆
    一直处于战争阴云下的伊拉克，古迹的保存情况如何？我很想去看一下他们的国家博物馆。
    博物馆在地图上标得很醒目，走去一看，只见两个持枪士兵把门，门内荒草离离。上前打听，说是九年来从未开放过。所有展品为防轰炸，都曾经装箱转移，现在为了迎接新世纪，准备重新开放，已整理出一个厅。能否让我们成为首批参观者，必须等一位负责人到来后再决定。
    于是，我们就坐在路边的石阶上耐心等待。
    院中前方有一尊塑像，好像是一个历史人物，但荒草太深我走不过去，只能猜测他也许是汉谟拉比（hammurape），也许是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我想不应该是第三个人。这么一想，我站起身来，趁着等待的闲暇搜罗一下自己心中有关两河文明的片断印象。
    现在国际学术界都知道的“楔形文字”，证明早在六千多年前，两河下游已有令人瞩目的古文明。但是，大家在习惯上还是愿意再把时间往后推两千多年，从巴比伦王国说起。
    不管怎么说，两河文明比中华文明年长很多。太遥远的事我们也顾不过来了，不如取其一段，把两河文明精缩为巴比伦文明。
    范畴一精缩，我也就有可能捕捉心中对巴比伦文明最粗浅的印象了。约略是三个方面：一部早熟的法典，一种骇人的残暴，一些奇异的建筑。
    先说法典。谁都知道我是在说《汉谟拉比法典》。我猜测博物馆院子里雕像的第一人选为汉谟拉比，正是由于他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制定了这部完整的法典。法典刻在一个扁圆石柱上，现藏法国巴黎卢浮宫。卢浮宫的藏品实在太多，我去两次都没有绕到展出法典的大厅。倒是读过一些法律史方面的学术著述，依稀知道这部法典包含近三百项条款，在阶级歧视的前提下制定了“以牙还牙”的同等量复仇法，保障了商业利益和社会福利。重要的是，这个法典还在结语中规定了法律的使命。那就是保证社会安定、政治清明、强不凌弱、各得其所，以正义的名义审判案件，使受害者获得公正与平静。想想吧，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如此明确地触摸到了人类需要法律的最根本理由，真是令人钦佩和吃惊。联想到这片最早进入法制文明的土地，四千年后仍然无法阻止明目张胆的非法行为，真不知脾气急躁的汉谟拉比会不会饮泣九泉。
    顺着说说残暴。巴比伦文明一直裹卷着十倍于自身的残暴，许多历史材料不忍卒读。我手边有一份材料记录了亚述一个国王的自述，最没有血腥气了，但读起来仍然让人毛骨悚然：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我摧毁了埃兰全境。
    我在那里的土壤里撒上了盐和荆棘的种子，然后把男女老幼和牲畜全部带走。于是，那里转眼间不再有人声欢笑，只有野兽和荒草。
    这里所说的“带走”的人，少数为奴，多数被杀。但我觉得最恐怖的举动还是在土地上撒上盐和荆棘的种子。这是阻止文明再现，而这位国王叙述得那么平静，那么自得。我认为，这种残暴传统，倒是在这片土地上继承下来了，实在让人叹息。
    再说说建筑。建筑，在巴比伦王国的时候应该已经十分了得，但缺少详细描述，而到了后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时代，巴比伦城的建筑肯定是世界一流。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一百多年后考察巴比伦时还亲睹其宏伟，并写入他的著作。建筑中最著名的似乎是那个“空中花园”，用柱群搭建起多层园圃结构，配以精巧的灌溉抽水系统，很早就被称为世界级景观。但是，我对这类建筑兴趣不大，觉得技巧过甚，奢侈过度，总非文明演进的正常形态。
    当然，巴比伦文明还向人类贡献了天文学、数学、医药学方面的早期成果，无法一一细述。可以确证的是，法典老了，血泊干了，花园坍了。此后两千多年，波斯人来了，马其顿人来了，阿拉伯人来了，蒙古人来了，土耳其人来了……谁都想在这里重新开创自己的历史，因此都不把巴比伦文明当一回事。只有一些偶然的遗落物，供后世的考古学家拿着放大镜细细寻找。
    想到这里，博物馆的负责人来了，允许我们参观。我们进入的是刚布置完毕的伊斯兰厅，对两河文明来说实在太晚了一点。一眼看去，所展物件稀少而简陋，我走了一圈就离开了。一路上看到走廊边很多房间在开会，却没有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开馆的确实迹象。
    我很难过，心想，这家博物馆究竟收藏了些什么？分明是一屋的空缺，一屋的悲怆，一屋的遗忘。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奇怪的巴比伦
    今天去巴比伦。
    光这六个字，就有童话般的趾高气扬。
    这里所说的巴比伦，也就是巴比伦王国的首都遗址，在巴格达南方九十公里处。一路平直，草树茂盛。当民居渐渐退去，一层层铁丝网多了起来，它就到了。
    一个古迹由这么多铁丝网包围，让人有点纳闷，也许是为了严密保护遗产吧。但到古城门那儿一看，却没有卫兵，进出十分随便，这就更奇怪了。
    古城门是一座蓝釉敷面、刻有很多动物图形的牌坊式建筑，我们以前在各种画册中早就见到过。这个城门叫伊什塔（ishtar）女神门，原件整个儿收藏在德国贝加蒙博物馆。这是一个仿制品，但仿制得太新，又太粗糙。
    进门有一个干净的小广场，墙上有一些现代的油彩面，画了巴比伦王国的几个历史场面。画只是画，相关的实物大多在外国博物馆。
    从小广场右拐即可看见一条道路，是巴比伦王国的仪仗大道。道路现在用铁栏围着，不能进入，中间地面上有斑驳状的一片片黑块，这是当年的沥青路。
    浮在油海上的巴比伦古城一定会燃油取火，这可以想象，但居然已经用沥青铺路，则没有想到。据说这个路面后世曾有无数次的修补、增层，但是后加的一切均已朽腐，只有最早的沥青留存至今。
    巴比伦古城除了这段路面，一条刻有动物图像的通道，一座破损的雄狮雕塑以及几处屋基塔基，其他什么也没有了。亚述人占领时，曾经破堤泄放幼发拉底河的水把整个城市淹没。以后一次次的战争，都以对巴比伦的彻底破坏作为一个句号。结果，真正留下的只有一条路，搬不走、烧不毁、淹不倒。失败者由此逃奔，胜利者由此进入。这老年的沥青，成了巴比伦文明唯一的见证。
    现在，在这仪仗大道和其他遗迹四周，已经矗立起许多高墙和拱门，是根据考古学家们的猜测刚刚建造的，新崭崭的十分整齐。但是走近一看，也仅止于高墙和拱门。脚下仍是泥沙，头上没有屋顶，墙内空无一物，任凭荒草丛生。有标牌写着，这儿是北宫，那儿是南宫，转弯是夏宫，但从气味判断，这由一堵堵新墙围拦着的荒地，已成为游人们的临时厕所。
    记得很多年前听说北京圆明园要复原，我急忙写了一篇文章论述废墟之美，该文后来还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但好像并没有什么人听我的呼吁。我坚持认为，对于那些重要的遗迹，万不可铲平了重新建造。人们要叩拜的是满脸皱纹的老祖母，或者是她的坟墓，怎么可以找一个略似祖母年轻时代的农村女孩坐在那里，当作老祖母在供奉。
    相比之下，圆明园毕竟只是年岁不大的一组建筑罢了，而几千年前的巴比伦古城如此“复原”，实在叫人不知说什么好。
    忽然，我见到城墙砖上有些异样，从刻写方式看，是一些“楔形文字”。“楔形文字”是人类最早的文字，十九世纪被发现后几乎改写了文明源流的历史。难道，“复原”当局把几块古物镶嵌在城墙中？我连忙拉来一位先生动问，原来，这种用最原始的方式刻写的文字，是阿拉伯文，文句为：“感谢伟大领袖萨达姆于一九八二年复原巴比伦古城”。一连写了很多遍。
    紧靠着“复原”的城墙不远处有一个丘陵，丘陵顶部有一座庞大的现代城堡，俯瞰着整个巴比伦古城遗址。正想拍照，立即有人过来阻止，因为这是总统府。总统府我们这两天在巴格达城中已见过两处，其中一处光从围墙看就巨大无比，这是第三处。据有幸进去参观过的记者顾正龙先生告诉我，豪华不下于卢浮宫，只不过墙上挂的画没有什么艺术价值。
    由此我猛然醒悟，为什么巴比伦古城遗址前会有那么多铁丝网。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你们的祖先
    从“复原”了的巴比伦古城回来，大家一路无话，而我则一直想着“楔形文字”。从城墙上见到的现代赝品，联想到几千年前当地古人的真正刻写。感谢考古学家们在破译“楔形文字”上所作的努力，使我们知道在这种泥板刻写中，还有真正的诗句。
    这些诗句表明，这片土地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以离乱为主题。例如，无名诗人们经常在寻找自己的女神：
    啊，我们的女神，
    你何时能回到这荒凉的故土？
    女神也有回答：
    他追逐我，
    我像只小鸟逃离神殿；
    他追逐我，
    我像只小鸟逃离城市。
    唉，我的故乡，
    已经离我太远太远！
    这是几千年来一直从这里发出的柔弱声音。
    顺着这番古老的诗情，我们决定，今天一定要找一所小学和一所儿童医院看看。
    很快如愿以偿，因为这里的当局很愿意用这种方式，向外界控诉对他们的轰炸、包围和禁运。
    孩子总是让人心动。
    我们走进巴格达一家据称最好的小学的教室，孩子们在教师的带领下齐呼：“打倒美国！反对禁运！不准伤害我们！萨达姆总统万岁！”呼喊完毕，两手抱胸而坐，与我们小时候在教室里两手放到背后的坐姿不一样。孩子们多数脸色不好，很拘谨地睁着深深的大眼睛看着我们，毫无笑容。
    孩子们的课本用塑料纸包着，但里边有很多破页。老师在一旁解释说，课本的破页不是这个孩子造成的，由于禁运，没有纸张，课本只能一个年级用完了交给下一个年级用，不知转了多少孩子的手。你看破成这个样子，还只能珍惜。
    这种细节让人心酸，立即想起在约旦时听一位老人说，见到伊拉克孩子最好送一点小文具。我们倒真是买了一些，赶快取出，每人发点铅笔、橡皮、卷笔刀之类。小小的东西塞在一双双软绵绵的小手上，真后悔带得太少。
    到操场一看，一个班级在上体育课，女孩子跳绳，男孩子踢球。我走到男孩子那边捡起球往地下一拍，竟然完全没有弹力，原来是一个裂了缝的硬塑料球。老师说，这样的破球全校还剩下三个，踢不了多久。
    我们知道，这是最好的学校。其他学校会是什么情景，不得而知。在伊拉克，失学儿童的比例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问过这里的官员，回答是没有失学儿童，只有少数中途退学。这话显然与事实相反，只要大白天向任何一个街口望一眼就知道。
    我们离开小学的时候，就在门口见到两个男孩推着很大的平板车经过。连忙把他们拦住，一问，是兄弟俩。哥哥十三岁，大大方方地停下来回答问题，弟弟则去把两辆平板车拉在路边。
    这个哥哥头发微卷，脸色黝黑，眼神腼腆而又成熟，一看就知道已经承受了很重的生活担子。问他为什么不读书，他平静地说，父亲死于战争，家里还有母亲和妹妹。
    我从口袋里摸出两支圆珠笔，塞在兄弟俩的手上，想说句什么，终于没有开口。是的，孩子，你们可能都不识字，用不着圆珠笔，但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的祖先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的人。在你们拉车空闲时，哪怕像祖先刻写楔形文字一般画几笔吧。这番心意，来自你们东方那个发明了甲骨文的民族。
    去儿童医院，心里更不好受。那么多病重的孩子，很多还是婴儿，等待着药品，而药品被禁运。病房的每张床上都坐着一个穿黑衣的母亲，毫无表情地抱着自己的孩子。鲁豫想打开话题，问一位母亲：“这么小的孩子病成这样，你心里一定……”话没说完，这位母亲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鲁豫想道歉，但自己也早已两眼含泪。
    我们想给病房里的每位母亲留点钱，但刚摸出，就被医院负责人严词阻止。我只得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徘徊。走廊里，贴着很多宣传画，都以儿童为题材。一幅的标题是：“禁运杀害伊拉克儿童”；另一幅的标题是“记住”，画了一双婴儿的大眼。
    我心中涌出了很多不同方向的话语，一时理不清楚——
    我想说，许多国际惩罚，理由也许是正义的，但到最后，惩罚的真正承受者却是一大群最无辜的人。你们最想惩罚的人，仍然拥有国际顶级的财富。
    国际惩罚固然能够造成一国经济混乱，但对一个极权国家来说，这种混乱反而更能养肥一个以权谋私的阶层。你们以为长时间的极度贫困能滋长人民对政权的反抗情绪吗？错了，事实就在眼前，人们在缺少选择自由的时候，什么都能适应，包括适应贫困；贫困的直接后果不是反抗，而是尊严的失落，而失落尊严的群体，更能接受极权统治。
    有人也知道惩罚的最终承受者是人民，却以为人民的痛苦对统治者是一种心理惩罚。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推理。鞭打儿子可以使父亲难过，但这里的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并不是父亲和儿子，甚至也不是你们心目中的总统和选民。
    当然，也想对另外一个方面说点话。你们号称当代雄狮，敢于抗争几十个国家的围攻，此间是非天下自有公论，暂不评说；只不过你们既然是堂堂男子汉，为什么总是把最可怜的儿童妇女推在前面作宣传，引起别人的怜悯？男子汉即便自己受苦也要掩护好儿童妇女，你们怎么正好相反？
    以上这些，只是一个文人的感慨，无足轻重，想来在这个国家之外，不会有发表上的困难吧。
    我想我有权发表这些感慨，以巴比伦文明朝拜者的身份。巴比伦与全世界有关，而眼前的一切，又都与巴比伦有关。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中国有茶吗
    伊斯兰教什叶派有两个圣地在伊拉克，一是纳杰夫（najaf），二是卡尔巴拉（karbala）。很想去拜访，便选了稍近一点的卡尔巴拉，在巴格达西南约一百公里处。
    伊斯兰教分为很多派别。最大的一派叫逊尼派，约占全世界穆斯林的百分之八十；其次是什叶派，主要分布在伊朗、伊拉克等地。这两派在选择先知穆罕默德接班人的问题上产生分裂，对峙至今已有漫长的历史，其间产生过很多仇仇相报的悲剧。卡尔巴拉就是其中一个悲剧的发生地，什叶派由此产生了对“殉教者”的永久性纪念。
    我们过去对什叶派知之甚少，因为中国的穆斯林绝大多数是逊尼派。但是自从伊朗什叶派领袖霍梅尼领导了“伊斯兰革命”，继而又爆发两伊战争，不能不对什叶派关注起来。实际上，这是一个组织特别严密，热情特别高涨，斗志特别强健的派别，不可忽视。
    卡尔巴拉市以两座清真寺为中心，其他建筑层层环绕，向边缘辐射。两寺都有闪光的金顶和圆柱形的塔楼，构成对称，中间是一个相间五百米左右的广场。与巴格达不一样，这里所有的妇女都包裹黑袍，几乎无一例外。这使我们车上的几位小姐突然紧张起来，赶紧下车找店铺购买黑袍，以免遭到意想不到的处罚。
    辛丽丽小姐本来个子就小，被黑袍一裹就不知怎么回事了。鲁豫在背后声声呼叫：“丽丽，是你吗？是你吗？”想把她从拥挤的黑袍群中认出来。丽丽双耳裹在里边，根本听不见，偶尔回头，还是看不到她的脸，只见一副滑到鼻尖的眼镜，从一圈黑布中脱颖而出。忽听眼镜下发出声音：“黑袍让我安静极了，真好！”
    我们先要去市政府，申请在卡尔巴拉活动。市政府大门上方有沙垒和机枪，两个士兵一直处于瞄准状态。我们在机枪下大约等了一个小时，申请被批准，便赶到一座清真寺，请求以非穆斯林的身份进入。答复是，考虑来自遥远的中国，可破例进入围墙大门，却不能进入寺内的礼拜堂。
    这座清真寺建于公元七世纪，后经几次重修。进入大门，只见围墙内侧是一圈回廊，无数黑衣女子领着孩子坐在地毯上，神态安静。黑衣服背后，是碧蓝的彩釉高墙，高墙上方是金顶白云。这样的组合，对比强烈，真是好看。
    伊斯兰的清真寺建筑，在美学上是一种由帐篷形态扩充的“沙漠文明”。你看，荒凉大漠的漂泊者在寻找栖息点的时候，需要从很远就看到高大而闪光的金顶，需要有保障安全的围墙，围墙之内，需要有阴凉的柱廊和充足的水源。中间的礼拜堂，不管多么富丽堂皇，都是帐篷结构的延伸。其实直到霍梅尼隐居巴黎郊区期间，还曾以一个真实的帐篷作为清真寺的礼拜堂。这种基本功能，使清真寺的建筑简洁、明快、实用，即便在图案上日趋繁丽也未能改变主干形态，为建筑美学提供了一个佳例。
    我这一路过来，拜谒过埃及的萨拉丁城堡清真寺、耶路撒冷的岩石圆顶清真寺，还到约旦的皇家清真寺参加了一次完整的大礼拜，其他顺便参观一下的清真寺就更多了，大体上都保持着这种形态。但是相比之下，要数卡尔巴拉的这两座清真寺最符合“沙漠文明”旨意。其他清真寺，已经过于城市化了。
    我们问了坐在回廊前地毯上的一家四口，是不是经常来这里。回答是每两个月来一次，就这样坐一天，念念《可兰经》，心境就会变得平静。
    寄身于战云压顶的土地，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苦难，但在金顶下的院落里坐上一天，就觉得一切都可忍受了。然后，在夜色中，相扶相持回家。
    他们很多来自外地，黑袍飘飘地要走过很长的沙地。
    我们虽然未被批准进入礼拜堂，但两座清真寺的主管却一定要接见我们。什叶派在伊拉克没有当政，因此无法判断“主管”的宗教身份。他们的客厅都是银顶的，很宽敞，有高功率的空调，挂着好几幅总统像。
    两位主管都很胖，精神健旺，抽着纸烟，会讲英语，讲话时不看我们，抬着头，语势滔滔。但他们没有谈宗教，一开口就讲国际政治，讲自己对总统的崇拜，官气飞扬。他们讲话的中心意思是，世界上最有文化的国家，一是伊拉克，二是中国，所以西方国家眼红，但被伊拉克顶住了。
    这时有位老者端着盘子来上茶，用的是比拇指稍大一点的玻璃盅，也不见什么茶叶，只有几根茶梗沉在盅底。主管隆重地以手示意，要我们喝，顺便问了一句：“你们中国，有茶吗？”
    我们假装没有听见，把脸转向窗外的云天。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伊拉克卡尔巴拉（karbala），夜宿巴格达rasheed旅馆
    河畔烤鱼
    底格里斯河，从第一天凌晨抵达时见到它，心里一直没有放下。已经来了那么多天，到了必须去认真拜访一下的时候了。
    夜幕已降，两岸灯光不多，大河平静在黑暗中。没有汹涌，也看不到涟漪，只有轻轻闪动的波光。
    我们走进一家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鱼餐馆，是河滩上的一个棚屋，简单得没有年代。
    鱼是刚刚捕捉的，很大，近似中国的鲤鱼，当地人说，叫底格里斯鱼。有一个水槽，两个工人在熟练地剖洗。他们没有系围单，时不时把水淋淋的手在衣服上擦一下，搓一搓，再干。
    棚屋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石火塘，圆形，高出地面两尺。火塘一半的边沿上，有一根根手指般粗的黑木棍，半圆形地撑着很多剖成半片的鱼，鱼皮朝外，横向，远远一看仿佛还在朝一个方向游着。
    石火塘中间是几根粗壮的杏树木，已经燃起，火势很大，稍稍走近已觉得手脸炙热。杏树木没什么烟，只有热流晃动。那些横插着的鱼经热流笼罩，看上去更像在水波中舞动。
    烤了一会儿，鱼的朝火面由白变黄，由黄转褐。工人们就把它们取下来，把刚才没有朝火的一面平放在火塘余烬中。不一会儿，有烟冒出，鱼的边角还燃起火苗，工人快速用铁叉平伸进去，把鱼取出，搁在一个方盘上，立即向顾客的餐桌走去。
    有几条鱼的边角还在燃烧，工人便用黑黑的手把那些火捏灭，两三个动作做完，正好走到餐桌边。
    餐桌边坐着的全是黑森森的大胡子，少数还戴着黑圈压住的花格头巾，就像阿拉法特。他们伸出粗粗的手指，直接去撕火烫的鱼，往嘴里送。
    工人又送上一碟切开的柠檬和一碟生洋葱，食客用右手挤捏一块柠檬往鱼上滴汁，左手捞起几片洋葱在嘴里嚼。然后，几只手又同时伸向烤鱼，很快就把烤得焦黄的外层吃掉了。食客们稍稍休息一会儿，桌边有水烟架，燃着刺鼻的烟块，大胡子们拿过长长的烟管吸上几口，扑哧扑哧地。
    烤鱼两边焦黄的部位又香又脆。很多食客积蓄多时来吃一顿，为的就是这一口。因此，吃烤鱼总是高潮在前，余下来的事情就是对付中间白花花的鱼肉了，动作节奏开始变得缓慢。中间的鱼肉是优是劣，主要是看脂肪含量，脂肪高的，显得滑嫩，脂肪少的，容易木钝，近似北京人说的“柴”。但是，“柴”的鱼肉容易成块，滑嫩一点的就很难用手指捞取，何况大胡子们的手指又是那样粗。
    这就需要用面饼来裹了。伊拉克的面饼做得不错，但在这种鱼棚里是不会现摊面饼的，工人们从一个像行李袋一般大的破塑料包里取出一大叠早就摊好的薄面饼。其中有两个工人一失手把面饼全都洒落在油腻的泥地上，倒也没有人在意，便一张张捡起来，直接送上餐桌。
    食客一笑，左手托薄饼，右手捞鱼肉，碎糊糊的捞不起，皱皱眉再慢慢捞，捞满一兜，夹几片洋葱，一裹，就进了嘴。在现今的伊拉克，这是一餐顶级的美食了。
    我在石火塘前出了一会儿神，便坐在餐桌前吃了一点。旁边有位老人见我吃得太少，以为我怕烫，下不了手，便热情地走过来用手指捞了一团一团的鱼肉往我盘子里送，我一一应命吃下，但觉得再坐下去，不知要吃多少了，便站起身来向外溜达。棚外就是底格里斯河，我想，今天晚上的一切，几千年来不会有太大变化吧？
    想起以前在哪本书里读到，早在公元六世纪，中国商船就曾从波斯湾进入两河，停泊在巴比伦城附近。
    那么，中国商人也应该在河滩的石火塘前吃过烤鱼。吃了几口就举头凝思，悠悠地对比着故国江南蟹肥虾蹦时节的切脍功夫。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忽闪的眼睛
    突然接到当地新闻官通知，今天是巴格达建城纪念日，有大型庆祝活动，如果我们想拍摄报道，可获批准。
    我们问：“萨达姆总统参加吗？”回答是：“这个谁也不可能知道。如果来，你们真是太幸运了。”
    那就去一下吧。
    由新闻官带领，我们到了离市区很远的一个体育场。看台上已坐满观众，高官们正逐一来到，主要是穿军装的军官。
    沿途士兵一见军官不断地做着用力顿脚的行礼动作，而军官们一下车则一一互相拥抱，用胡子嘴在对方的胡子脸上亲来亲去。他们的高级军官都太胖，但军装设计得很帅气，尤其是帽子，无论是大盖帽还是贝雷帽都引人注目。在花白头发上扣上一顶贝雷帽真是威武极了，连身体的肥胖都可原谅。
    经过层层岗哨，我们这批人全被当作了拍摄记者，直接被放到了体育场中心表演场地上。
    忽然看见主席台的贵宾席上有一位先生一边向我招手一边在一级级地往下挤，定睛一看，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张维秋先生。张大使执意要我坐到贵宾席去，我则告诉他，在戒备森严的仪式中，我居然能在这么大的草地上自由自在地窜来窜去，求之不得。大使立即明白，笑了笑也就由我去了。
    今天这么大的活动，外国媒体只有我们一家。几个伙伴穿着印有“凤凰卫视”字样的鲜红工作服，长长的摄像机往肩上一扛，反倒成了庆祝活动开始前全场最主要的景观。
    忽听得山呼海啸般一阵欢呼，我以为萨达姆到了。转身一看，哪里啊，原来只是我们的摄像师向着这个方向拍摄，这个方向的观众兴奋了。那边又响起了铺天盖地的喧嚣，也没有别的事，只是觉得我们的摄像师在这边停留时间太长，嫉妒了。
    有一大方阵的荷枪士兵席地而坐，我试探着走进他们的方阵，想拍张照，没想到从军官到士兵都高兴得涨红了脸，当然不是为我，为摄影。
    有几个等待参加表演的漂亮姑娘你推我搡地来到我们跟前，支支吾吾提了个要求，能不能拍张照。我们一点头，她们就表情丰富地摆好了姿势，但快门一按，她们欢叫一声像一群小鸟一样飞走了。居然，她们压根儿没想过要照片，只想拍照。一位坐在看台前排的老太太不断向我示意，让镜头对准她一下，我好半天才弄明白她的意思，这对我们来说是举手之劳。事后，她一直激动地向我们跷着大拇指。
    这种渴望着被拍摄而不想要照片的情景，我们都是初次遇到，甚觉奇怪。但我又突然明白了：这就像在山间行路，太封闭、太寂寞，只想唱几声，却谁也不想把歌声捡回。
    萨达姆终于没有来，新闻官解释说他太忙了。庆祝活动其实就是一次广场表演，内容是纵述巴格达的历史。这种广场表演在中国早已做得炉火纯青，从场地设计到服饰道具看，这里只够得上中国县级运动会的水平。但是，当他们追溯巴格达的悠久历史，一大群演员赤着脚、穿着旧衣服走过表演场地时，你会感到一种无可替代的古今一致。
    接下来，表演各国对巴格达的朝觐。载歌载舞，颇为夸张，估计坐在贵宾席里的各国大使看了都会生气。我怕看到有中国人前来朝觐的表演，结果倒是没有，松了一口气。
    这时满场战鼓隆隆，战争开始了。敌人很多，一拨一拨来，一仗一仗打。我看得清的，是打犹太人、波斯人和鞑靼人。有些仗，不知是和谁在打，赶紧去找新闻官，他很有把握地回答：“enemy！enemy！”——反正是和“敌人”在打。
    突然场上好看起来了。一边是一大群剽悍的马队，一边是一大群赤膊的士兵，狭路相逢。马队中先蹿出一骑，围着赤膊士兵奔驰一圈，然后整个马队就与赤膊士兵穿插在一起了。反复穿插的结果是，全体赤膊士兵都伤卧疆场。辽阔的体育场上，只见满地都是他们在挣扎。
    胜利者的马队又一次上场，踱着骄傲的慢步，完全不顾满地的敌兵。突然，两匹胜利者的马因劳累而倒地，骑士卧倒在它们跟前悲哀地抚摸着。整个马队回去了，但倒下的马和骑士还在。没有想到，两匹马慢慢地挣扎起来，去追赶自己的队伍。
    ——看到这里，我心头一热。古代战争并不重要，只是在这些部位，我看到我的艺术家同行在工作了。在这么明显的政治宣传节目中，即便整体平庸，竟然也有艺术的微光。我的同行，你们在哪里？你们只要稍稍动作，我都能发现和捕捉。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好吗？
    很快艺术家又休息了，或者说被自以为是的官员们赶走了。场上出现两个小丑，一个美国，一个以色列，边讲些愚蠢的话，边跳迪斯科。由于这两个小丑，新的战争爆发，下面的表演都是现代军事动作的模拟，没法看了。
    表演结束散场时，我们随便与观众闲聊。见到一位很像教授的儒雅老人，我们问：“为什么你们国家与很多国家关系紧张？”老人回答：“因为巴格达太美丽了，他们嫉妒。”
    抓住一位要我们拍照的十四岁女孩，问她：“你是不是像大人们一样，觉得美国讨厌？”没想到她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你是指它的人民还是它的政治？人民不讨厌，政治讨厌。它没有理由强加给别人。”
    “你讨厌美国政治，为什么还学英语？”
    回答竟然是：“语言是文化，不一定属于政治。”天哪，她才十四岁。
    她的年龄和视野，使我们还不能对她的讨厌不讨厌过于认真，但她的回答使我高兴，因为其间表现了一种基本的理性能力。这片土地，现在正因为缺少这种雨露而燥热，而干旱。
    这种雨露，正蕴藏在孩子们忽闪的眼睛里。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过关
    后天就要离开伊拉克，可以把入关时的遭遇补叙一下了。现在发表这篇日记，不会再有横生枝节的危险。
    那天入关前，我们的车队在约旦与伊拉克之间的隔离地带停留了很久，为的是最后一次剔除带有以色列标记的物件。
    伊拉克给我们的签证上写着，如有去过以色列的记录，本签证立即作废。我们只好冒称是从埃及坐船到约旦的，以色列方面也很识相，没有在我们护照上留下点滴痕迹，给我们的是所谓“另纸签证”。这样一来，消灭行李里的以色列痕迹成了头等大事，因为谁都知道，伊拉克边关检查行李很苛刻。只要有一个人露馅，全队都会遭殃。
    终于到了伊拉克边关。我们的车在一个空地停下，交上有关文件，就有两个人出来，互相争论着我们的停车方位，争了半小时还没有结果。我们听不懂，只看着他们的指手画脚，后来也就不听不看了，懒洋洋地坐在水泥路沿上，告诫自己转换成麻木心态，决不敏感，也不看手表。
    两个小时之后，出来一个人，说我们应该换一个门，于是我们上车，开一大圈，换一个门。这个门两边有几十米长的水泥台，想来是检查行李的地方。但没有人理我们，周围也没有其他旅客。
    好不容易来了两个人，向我们要小费。不知他们是谁，又不敢不给。给了些美元。
    又过了两小时，再来两个人——这儿我要赶紧说明，一次次过来的人都不穿制服，分不清是旅客、流浪汉、乞丐还是海关官员——要我们每人拿出摄影机来登记。
    总算来事了，我们有点高兴。十几台摄影机堆了一堆，由他们登记牌子、型号。完事后好半天，又没消息了。
    中间又有人来要小费，给完再等。
    等出一个大胡子中年人，说要把刚才登记的摄影机再检查一遍。于是重新取出交给他，他每一台都横看竖看好半天，对小型的傻瓜机特别感兴趣，估计是觉得更像间谍工具。他走后又毫无动静了，大家一次次上那间脏得无从下脚的厕所，故意走得很慢，想打发掉一点时间。
    盼星星盼月亮，又盼出三个人，要我们把所有的手机都交出来。我们以为是检查，谁知是全部封存。他们拿来一只旧塑料袋，把一大堆手机全部装进去，说离开伊拉克之前不准拿出来。边说边从地上捡起一根小麻绳，把塑料袋打了死结，又焊了一个铁丝圈。
    接下来检查其他通讯设备，当然很快发现了我们所携带的海事卫星传送设施。他们搞不懂是什么，请人去了。很久，请来一位衣衫破旧的老人，对那设备琢磨了好半天，终于取出焊封，用铁条把它封死了。
    这比什么都让我们心焦。因为这样一来，每天拍摄的内容就传送不出去了，又失去了任何联络的工具，等于摘取了我们的器官，解除了我们的职能，那还有什么必要进去呢？
    十多个小时过去了，天色已暗，还没有放行的消息。我们原想在天黑之前赶完六百公里的“死亡公路”，现在竟然还没有出发……正愁得捶胸顿足不知怎么办才好，见又出来了人，要我们再换一个门。
    我们忍无可忍开了一圈，回到上午来时停车的门口。这次倒是很快过来三个人，要我们打开后车舱的门，准备检查行李。看样子，前面折腾了我们十几小时的那批人下班了，他们是一批刚刚上班的人，一切从头开始。
    既然已被剥夺了工作的可能，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何况我们是外国人。先是辛丽丽小姐用高声调的英语要他们回忆一天来我们的经历，对方正奇怪一个小姐怎么会发那么大的火，我们的陈鲁豫出场了。她暂时压住满腔愤怒，以北京市英语演讲赛冠军的语言锋芒，劈头盖脸地问了他们一连串问题，又不容他们回答。
    我不相信他们能完全听明白语速如此快的英语，但他们知道，这位小姐发的火比刚才那位小姐更大，而她背后，站着一排脸色铁青的中国男人。
    三个人退后两步，想解释又噎住了，终于低头挥了挥手，居然就这么通过了。
    以后的事情已经写过，需要补充的仅是一项：我们的技师谢迎仔细研究了海事卫星传送设备上的焊封，发现隔着封条仍能拨号。传送天线在车顶，怕发送时引来监视，就把车开到中国大使馆内的空地上。可惜使馆离我们住处太远，因此经常把车停在路边做等人状，完成发送任务。这种做法活像间谍，却保证了凤凰卫视的每天播出。我的这篇日记，三小时后也要用这种方式传回北京和香港。
    我想，一切防卫都会有自己的理由，但当极度严密和极度低效、极度无知、极度腐败连在一起的时候，实在令人厌烦。如果这一切又严重地伤害了本来有可能为他们说点话的客人，那就更加得不偿失了。
    我真为他们可惜。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
    且听下回分解
    在巴格达不应该忘记一件事：寻访《一千零一夜》。
    理由很简单，全世界的儿童，包括我们小时候，都是从那本故事集第一次知道巴格达的。知道以后，不管在新闻媒体上听到巴格达的什么消息，都小心地为它祝祷，因为这个城市属于我们的童年。
    这些天来，看到和听到的巴格达，都很沉重。不必说它的屈辱了，即使是它的光荣，也总是杀气冲天。我一直想寻找一点属于我们童年的那个城市的痕迹，又怕冲淡严肃的话题。曾从车窗里看到街头的一座雕塑，恍惚迷离，似乎有点关系，但再次寻找时却被另一种千篇一律的萨达姆雕像所淹没。直到今天即将离别这座城市，才支支吾吾地动问。
    新闻官听了一笑，挥了挥手，让我们跟他走。
    先来到一条大街的路口，抬头一看，正是我在车窗里见到过的那座雕塑。一个姑娘，在向一大堆坛子浇水，很多坛子还喷出水来，可见已经浇满。
    从雕塑艺术来看，这是上品。令人称道的是那几十个坛子的处理，层层累累地似乎没有雕塑感，但有姑娘在上方一点化，又全部成了最具世俗质感的实物雕塑，真可谓点石成金。其次是喷泉的运用，源源不绝地使整座雕塑充满了活气和灵气。
    其实，这里是以水代油。正经应该是浇滚烫的油，取材于《一千零一夜》，叫“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太有名的故事。
    第二座有关的雕塑在底格里斯河边，刻画了《一千零一夜》全书的起点：国王因妻子不忠，要向女人报复，每晚娶一个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死。有一位叫山鲁佐德的姑娘为了阻止这种暴行，自愿嫁给国王，每天给国王讲一个故事，讲到最精彩的地方戛然而止，留待明天再讲。国王的胃口就被这样一直吊着，无法杀她，吊了整整一千零一夜。
    其实，这一千零一个故事已经潜移默化地完成了对国王的启蒙教育，他不仅不再动杀心，而且还真的爱上了她。于是接下来的事情也就变得十分通俗：两人白头偕老。
    《一千零一夜》的这个开头真正称得上美丽，我想这也是它流传百世的重要原因。但是，眼前的雕塑却不美丽，两个人一坐一站，木木的，笨笨的，没有任何形体魅力和表情语言。联想到刚才看到的那座雕塑，也是坛子胜于人体。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阿拉伯美学中，历来拙于人体刻画，细于图案描绘。这大概与伊斯兰文明反对偶像崇拜和人像展示有关。宗教理念左右了审美重心，属于正常现象。你看现今街头大量的萨达姆雕像，连人体比例也不大对头。更有趣的是我们旅馆大门口的一座巨型雕塑，大概是在控诉联合国的禁运吧，一个女人的右眼射出喷泉，算是泪雨滂沱，悲情霎时变成了滑稽。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开始流传于八世纪至九世纪，历数百年而定型，横穿阿拉伯世界大半个中世纪。在这样的年代，传说故事就像巨岩下顽强滋生的野花，最能表现一个民族的群体心理，并且获得世界意义。因此，它们的地位，应该远远高于一般的文人创作。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阿拉伯世界走出中世纪的整体状态远不如欧洲。意大利卜迦丘的《十日谈》受过《一千零一夜》的很大影响，但《十日谈》之后巨匠如林，而《一千零一夜》一直形影孤单。
    我在沧桑千年的巴格达街头看到唯一与文化有关的形象仍然是它，既为它高兴，又为它难过。
    这么多故事，只有两座，确实是太少了，但光这两座也已触及了人间的一些基本哲理。你看，对于世间邪恶，不管是强盗还是国王，有两种方法对付，一是消灭，二是化解。《一千零一夜》主张把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梳理成细细的长流，与一颗残暴的心灵慢慢厮磨。这条长流从少女口中吐出，时时可断却居然没断，一夜极限却扩大千倍。最后是柔弱战胜强权，美丽制伏邪恶。那个国王其实是投降了，爱不爱倒在其次。
    一切善良都好像是传说，一切美丽都面临着杀戮。间离了看，它们毫无力量，但在白天和黑夜的交接处它们却能造成期待。正是期待，成了善良和美丽的生命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只要愿意听，一切都能延续，只要能够延续，一切都能改观。文明的历史，就是这样书写。民间传说的深义，真让人惊叹。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巴格达，夜宿rasheed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