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辞去院长职务之后，便披了一件深褐色的薄棉袄，独自消失在荒野大漠间整整十年，去寻找中华文化的关键性遗址。
    当时交通还极其不便，这条路走得非常辛苦。总是一个人背着背包步行，好不容易见到一个乡民就上前问路，却怎么也问不清楚。那年月，中国各地民众刚刚开始要去摆脱数百年贫困，谁也没有心思去想，在数百年贫困背后是否还蕴藏着数千年魂魄。
    终于，我走下来了，还写成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与广大读者一起，梳理了中华文化的经络。
    接下来的问题无法回避：这样一种悠久的文化，与人类的其他文化相比处于什么地位？长处在哪里？短处又在哪里？
    在寻访中华文化遗址的十年间，我也曾反复想过这些问题，还读过不少对比性的文献。但是，我只相信实地考察，只相信文化现场，只相信废墟遗迹，只相信亲自到达。我已经染上了卢梭同样的毛病：“我只能行走，不行走时就无法思考。”我知道这种“只能”太狭隘了，但已经无法摆脱。对于一切未经实地考察所得出的文化结论，本不应该全然排斥，但我却很难信任。
    因此，我把自己推进到了一个尴尬境地：要么今后只敢小声讲述中国文化，要么为了能够大声，不顾死活走遍全世界一切最重要的废墟。
    我知道，后一种可能等于零。即便是人类历史上那几个著名的历险家，每次行走都有具体的专业目的，考察的范围也没有那么完整。怎么能够设想，先由一个中国学者把古文化的荒路全部走遍？
    但是，恰恰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出现了可能。就在二十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天意垂顾中国，香港凤凰卫视突然立下宏愿，要在全球观众面前行走数万公里，考察全人类最重要的文化遗址，聘请我担任嘉宾主持。聘请我的理由，就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文化，呈现出了自身的伸展逻辑。
    二
    这个行程，需要穿越很多恐怖主义蔓延的地区，例如北非、中东、南亚，而且还必须贴地穿越。对此，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一个集团能作出安全的保证，包括美国和欧洲的几个发达国家在内。所以，多少年了，找不到有哪个国家派出过什么采访组做过类似的事，更不必说采访组里还躲着一个年纪不轻的学者。
    感谢凤凰卫视为中国人抢得了独占鳌头的勇敢。但是，对于一路上会遇到什么，他们也没有把握。王纪言台长压根儿不相信我能够走完全程，不断地设想着我在沙漠边的哪个国家病倒了，送进当地医院，立即抢救，再通知我妻子赶去探视等等各种预案。他们还一再询问，对于这样一次凶吉未卜的行程，需要向我支付多少报酬。我说，这本是我梦想中的考察计划，应该由我来支付才对。
    我把打算参加这次数万公里历险的决定，通知了妻子。我和妻子，心心相印，对任何重大问题都不必讨论，只须通知。但这次她破例说，让她仔细想一想。妻子熟知国际政治和世界地图，这一点与其他表演艺术家很不一样。那一夜，她满脑子都是战壕、铁丝网、地雷、炸弹。终于，她同意了，但希望在那些最危险地段，由她陪着我。
    临出发前，我和妻子一起，去与爸爸、妈妈告别，却又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不是怕他们阻止，而是怕他们担心。尤其是爸爸，如果知道我的去向，今后的时日，就会每天深埋在国际新闻的字里行间，出不来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年迈的妈妈像是接受了上天的暗示，神色诡秘地朝我妻子招招手，说要送给她一个特殊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我刚出生时穿的第一双鞋。妻子一下子跳了起来，两手捧起那双软软的小鞋子，低头问她：“妈妈，你当时有没有想过，那双肉团团的小脚，将会走遍全中国，走遍全世界？”
    三
    整个行程，是一个伟大的课程。
    面对稀世的伟大，我只能竭力使自己平静，慢慢品咂。但是，当伟大牵连出越来越多的凶险，平静也就渐渐被惊惧所替代。
    吉普车贴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过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我是这伙人里年龄最大的兄长，大家要从我的眼神里读取信心。我朝大家微微一笑，轻轻点头，然后，继续走向前方。前方的信息越来越吃紧：这里，恐怖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几十名外国旅客；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我这个人，越到最艰难的时刻越会迸发出最大的勇气，这大概是儿时在家乡虎狼山岭间独自夜行练下的“幼功”。此刻我面对着路边接连不断的颓壁残堡、幢幢黑影，对伙伴们说：“我们不装备武器，就像不戴头盔和手套，直接用自己的手，去抚摸一个个老人身上的累累伤痕。”
    如此一路潜行，我来不及细看，更来不及细想，只能每天记一篇日记，通过卫星通讯发送到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让广大读者一起来体会。但在这样的险路之上，连记日记也非常困难。很多地方根本无法写作，我只能趴在车上写，蹲在路边写。渐渐也写了不少，我一张张地放在一个洗衣袋里，积成了厚厚一包。
    在穿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险地段时，我把这包日记放在离身体最近的背包里，又不时地把背包拉到身前，用双手抱着。晚上做梦，一次次都是抱着这个背包奔逃的情景。而且，每次奔逃的结果都一样：雪花般的纸页在荒山间片片飘落，匪徒们纷纷去抢，抢到了拿起来一看，却完全不认识黑森森的中国字，于是又向我追来……
    四
    这雪花般的纸页，终于变成了眼前的这本书。
    从纽约发生“9·11事件”后的第二天开始，我不断收到海内外很多读者的来信、来电，肯定这本书较早地指出了目前世界上最恐怖地区的所在，并忧心忡忡地发出了警告。韩国和日本快速地翻译了这本显然太厚的书，并把这件事说成是“亚洲人自己的发现”。
    不久，联合国举办的世界文明大会邀请我向世界各国代表，讲述那再也难以重复的数万公里。但是，我在演讲的开头就声明，我自己最看重的，不是发现了那数万公里，而是从那数万公里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化。
    熟悉我文风的读者，也许会抱怨这本书的写法过于质朴，完全不讲究文采，那就请原谅了。执笔的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进行润饰和修改，过后我又对这种特殊的“写作状态”分外珍惜，舍不得多加改动。我想，匆促本是为文之忌，但是，如果这种匆促出自于一种万里恐怖中的生命重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现在这个版本与原来的版本有较大不同的地方，是最后部分。那是我走完全程之后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博克拉一个叫“鱼尾山屋”的旅馆中，对一路感受的整理。当时在火炉旁、烛光下写了不少，而每天要在各报连载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这次找出存稿，经过对比，对于已经发表的文字有所补充和替代。
    我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思考，稍稍弥补了每天一边赶路一边写作的匆促。读者既然陪我走了惊心动魄的这一路，那么，最后也不妨在那个安静的地方一起坐下来，听我聊一会儿。世界屋脊下的炉火、烛光，实在太迷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