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段感情的产生，都必然伴随着对亲密无间的承诺。但如果伴侣们不懂得如何把大量的心思埋在心间，却还指望维系爱情，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太过于为诚实所感动，以至于忘记礼貌的种种优点；欲念并不总会饱含我们本性中那些丰富而有害的方方面面，与我们在乎的人正面交锋。
    压抑、一定程度的克制和一些主动的自我纠错，与明确的表白一样，都属于爱情。对于不能容忍秘密的人，以“诚实”之名将具有极大杀伤力的信息分享给他人，令人铭记终生，那么这个人绝不会为爱情所青睐。如果我们怀疑（对于富有意义的婚姻，我们常这么做）配偶也在撒谎（掩藏了她真实的想法、他评价我们工作的方式，或她昨晚真实的去向……），那么我们应该努力控制自己，不要扮演尖刻、无情的检察官。我们假装自己并没有关注到，便可以更通情达理、更明智、更接近爱情的真正精神。
    对拉比而言，柏林所发生的故事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永远成为谎言。之所以没有选择，在于他知道，和盘托出将会带来更大的谬误：他会被深深地误解为自己不再爱柯尔斯滕，或者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不再是个值得信赖的人。真相远比谎言更可能扭曲他们的关系。
    在这起婚外恋之后，拉比对婚姻的目的有了不同的看法。年轻的时候，他认为婚姻是对一系列特殊情感的奉献：温柔、欲念、激情、渴望。然而，如今他领悟到，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体制，经年累月，它都该坚守阵地，而无需在乎体制成员的情感世界发生的每一点变化。它的合理性不是植根于感情，而是植根于更稳定更持久的各种事件：植根于原初的承诺——不为日后的修改所影响，尤其植根于孩子——他们本质上毫无兴趣关注生养自己的父母日常状态的满意度。
    根据绝大多数历史记载，人们之所以维系婚姻，原因在于他们急于与社会的期望保持一致，有些资产有待保护，家庭的完整性有待延续。后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标准渐渐占据主导，这个观点认为，婚姻维系的前提是夫妻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感情——真实的激情、欲望和成就感。在这种全新的浪漫主义秩序里，如果婚姻生活变得枯燥呆板，如果孩子们开始心烦意乱，如果性爱不再富有吸引力，或者如果任何一方最近开始不时地有些不开心，那么夫妻俩就有正当的理由分道扬镳。
    拉比对自己情感的混乱和茫然理解得越多，便越赞同婚姻的体制论。有时开会，他会偷窥某个迷人的女人，愿意为她抛弃一切；可是两天后，他却发现自己宁愿去死，也不能没有柯尔斯滕。或者，在那些下雨的漫长周末，他但愿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永远不要再来烦他，这样他就能安安静静读自己的杂志——可是一天后，因为一个会议可能要超时，导致他要晚到家一小时，从而没法送孩子们上床睡觉，他在办公室里难受得心都揪了起来。
    在如此多变的背景下，他认识到外交艺术的意义，其规范在于，为了更伟大更富战略意义的结局，不必总是如实袒露自己的所想，暴露自己的言行不一。
    拉比时时记起那些充满矛盾、感伤和荷尔蒙的力量，它们不断将他拽向一百个疯狂的、未知的方向。若要尊重这任何一种力量，便再无机会维持生活的连贯性。他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有更大的成就，除非他能做到——至少一些时候，内心存有不满、外在不留本真——不能因为和一个长着漂亮的灰绿色眼睛的美国市政设计师有一夜情，便闪过放弃孩子、结束婚姻的念头。
    对拉比而言，他的情感正在被分配太重的负荷，以便让它们成为北极星，永远指引着他的生活。他是一个混乱的化学命题，迫切需要基本原则，容他可以在失去理性的瞬间坚守。他知道该感恩自己的外部环境与内心感受有时并不相符。也许这便是他走在正途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