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亚当·斯密的“中国之谜”说起1776年，亚当·斯密曾经写道：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最富裕、最丰腴、耕耘完美，操作勤劳，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现在看来，它在长久期间，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500年前来到该国，就提到这个国家农业、工业以及人口众多的情形，与最近旅行者的描述近无出入。如此看来，似乎在马氏之前很长远的时间内，这个国家已达到了它的法律、制度以及允许致富的最高限额。出版《道德情操论》（1766年）和《国富论》（1776年）的哲学教授亚当·斯密（1723—1790）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他是从对到中国的英国传教士们回去写的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观察报告（如同我们现在的政府课题或是公派留学一样，他们派出的传教士的责任就是要提交对其所在地的观察报告）的研究中，给出了一个“中国之谜”（亦称中国悖论），即“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当然，斯密的意思是非常明白的，中国人目前的贫穷不是由于人的懒惰，也不是自然资源已经用尽，而在于制度的缺失。对斯密的“中国之谜”，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了解的，也有人是不接受的。一些学者的答案是中国人的勤劳与落后的制度对冲了。这里的“制度”说的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样的层面或概念，而是“对资源配置的安排和效率”。对此，我是赞同的，从管理学的视角解释如下：
    每一种能流传下来的概念或定义都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其中一种说法认为管理是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手段。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一个投入与产出系统（如上图所示）。对于一家公司，只要选择了“上市”，其“投入”和“产出”的两头就必须以财务报表的方式公开，这是公司从社会“募集资金”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和应尽的责任。而一个组织对其获得的“投入要素”（包括人、财、物）是如何配置的（图中的“管理”）却是“黑匣子”，同样的资源由不同的组织配置后的“产出”是不一样的。“投入”和“产出”都可以以资金额来表示，我们希望是经过组织的有效配置后，其“产出”应大于等于其“投入”，对于公司而言就是，“产出”要大于等于“投入”加上同期银行存款利息。
    同样的资源，经过不同组织的配置会产生不同的产出，那么也就是组织内的“管理”这个搅拌器，决定了对资源配置的水平，如果这个搅拌器质量不高，就只能是低效率的“产出”；如果“投入”是有限的，“产出”就会越来越少，组织内的人就会越来越穷。当然，如果资源的配置者可以不断扩大或找到其他可投入的要素，那么“产出”在一定期限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维持的，但这还只是外延式增长的方式。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舒尔茨教授在其“贫穷经济学”的研究中得出：穷国不是缺乏资源，穷国共同的特征有两个：一个是制度的落后，另一个是人力资源的质量低下。舒尔茨的研究也证明了制度对资源配置的重要性。那么，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决定了组织搅拌器的质量？答案是：管理者的意愿和能力。
    在孩子7岁时，我们一家离开了兰州，来到上海。我们的好朋友一家移民多伦多。在孩子不到10岁那年的冬天，下面是他与我的一场对话：
    儿子：“妈妈，为什么我们都这么累，却过不上好日子？”
    我：“我们怎么累了？”
    儿子：“我每天早出晚归，上学和放学时天都是黑的；你和爸爸也是忙得连周末都不能陪我好好吃顿饭；我们老师累得都捂着肚子趴在桌子上哭了（年轻的女老师）；我每天都有写不完的作业，还要弹琴，不能出去踢球……”
    我：“大家不都是这样吗？”
    儿子：“才不是呢！人家凡凡（那个移民多伦多的朋友家的儿子）说了，他们那儿下午两点就放学回家，什么作业也没有，五年级的数学就跟我们这一年级的水平差不多，他们老师还老夸他，天天就是玩。”
    我：“这就是你说的好日子？”
    儿子：“不仅如此，他还能天天吃汉堡，哪像我，一个月才能吃上一两次！”（我永远都能清晰地记得儿子说这话儿时的那个脸部表情，永远！）
    小小的10岁的儿子，把一个大大的问题带到了我们母子两代人的生活之中。记得当时我有点不靠谱的回答是：“不是给你说过吗，妈妈的专业就是管理学，我们国家现在管理水平落后，效率低下，所以大家很累也不一定能过上好日子，你长大要继续我的事业。”回头想想一个孩子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比较而来的那个问题不就是“斯密的中国之谜”吗？！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坐在复旦管理学院的教室里，走在国有企业的厂房里听的、看的最多的一句口号是“向管理要效率！”如今，看不到也听不到这样的标语和口号，但并不表明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阶段。
    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来源有三个：资源、效率和创新。目前，发达国家的竞争力基本来自创新，包括几个金砖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基本是建立在效率之上。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外延式的资源投入之上的，中国是个大国，不可能再走来自资源的路，那么接下来的两个里，“效率”一定是基础，中国可能是正在从“资源”转向“效率”的阶段，一下子铺天盖地的“创新”可能是没有坚实基础的。如我们的国企大佬所言：我们企业遍地是黄金，向管理要效率的空间大得很。那么也就没有了创新的压力与动力。对于“创新”一词，我们得看看它到底说的是什么，当然这里说的创新还只是“科技层面”的。
    2016年1月22日，彭博社发布了2016年“彭博创新指数”，按照下列7个标准给世界各国的创新力排了个序：
    1）r&d强度——研究和开发支出占gdp的百分比
    2）工业附加值——人均工业附加值占gdp的百分比
    3）生产力——15岁以上雇员的人均gdp以及3年间的增长
    4）高科技密度——高科技企业数量
    5）高等教育率——高等教育入学率和科学、工程类毕业生集中度
    6）研究者集中度——参与r&d（研究与开发）的专家、博士后、学生比
    7）专利活动——单位专利申报数量；专利获批占全球总数比例
    综合这些评价维度，韩国夺得总分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德国、瑞典、日本、瑞士，美国第8位，中国第21位，中国香港第37位。纵观各维度单独排名，除了“生产力”一项位列第39位以外，韩国在其他各项指标都名列前茅。中国在“高科技密度”与“专利活动”两个单项排名前列，但根据国情，这两项实在没有太多现实意义，更像是对我国从“世界加工厂”转变为“模仿创新工厂”的投影。中国高等教育率排名榜单最末，研究者集中度排名第4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