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一觉睡过,杨亚男精神恢复了许多,自觉又能披挂上马,冲锋陷阵了。今天是评估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不知专家组会摆出什么阵法,一字长蛇阵还是八卦连环阵?哎,不用猜了,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有了前两天的交战经验,对他们的套路已基本了解,而且知道他们其实并不想痛下杀手。正因为这样,对今天的战况,杨亚男虽不敢抱乐观的态度,但恐惧感却减轻了。
今天的安排是这样的:上午,专家们查阅教学档案;下午的前半段,专家组开会讨论评估意见;后半段,向学院及学校反馈评估意见。这也就意味着,真正进入前沿阵地开火的时间只有上午半天了,下午的程序相当于军事法庭先进行合议,然后再宣布判决结果。
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专家们上午的火力太猛,不过,工事已经构筑得相当坚固了,如果不被炸开很大的缺口的话,阵地还是可以守住的。但专家中有爆破高手,所以,缺口还是被炸开了———
担任爆破任务的专家是洪青城。他就像攻打穆柯寨时的杨宗保,虽已对敌方率兵防御的穆桂英暗生情愫,但使命所系,不得徇私,因而还是披坚执锐,奋力将敌阵捅破。他连续发现了教学档案中的两个漏洞:其一,有一份学生毕业论文,指导老师落款的时间是6月6日,答辩小组落款的时间则是6月5日。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错误,因为按照流程肯定是指导老师签署意见在前,答辩小组签署意见在后。其二,有一门课程,阅卷老师在试卷上的签名和成绩登记表的签名应该一致,但字迹却完全不同,显然是两人所为。原因何在?这是专家需要深入了解的,也是当事人必须向专家认真说明的。
杨亚男有些懊恼,为自己的百密一疏,也为洪青城的不留情面。哎!上次已经发现试卷上的分数与成绩登记表上的分数有不一致的情况,及时改正过来了,为什么没能由此及彼,想到类似的签名错误也有可能发生呢?还有,日期前后矛盾的错误怎么也让它从眼皮底下溜过去了呢?还是不够细心呀!材料组是自己分管的,材料组长杨赟也是自己亲自物色的,尽管自己不可能将所有教学档案一一过目———事实上连杨赟也不可能,因为档案实在太多,杨赟只能把任务分配给材料组的其他成员,而自己负责抽查———但应该多指点?多提醒?多告诫他们啊!他们都是临时抽调上来的普通老师,毫无教学管理的经验,而你好歹已经当了三年分管教学的副院长,经验比他们要丰富得多,他们没想到的事,你应该想到哇!杨亚男为此而深深自责。
对“滋事生衅”的洪青城,她心底也是责怪的。干吗这么顶真呢?你不知道这是在与我作对吗?既然你公开显现出旧情未泯的样子,似乎还知道心疼我,那为什么还要把刀刺向我的软肋呢?哦,明白了,莫非昨晚我拒绝了他的邀请,他因此而恼羞成怒?不不不!你怎么能这样想他呢?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你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些年,他在学术上突飞猛进,不仅早就评上了教授,而且在圈内的知名度与日俱增,被看作最有潜力的青年才俊之一,教育部新近公示的“长江学者”名单上,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他治学的严谨应当是分不开的呀。你不是早在大学时代就领教过他的严谨吗?这样一个以严谨著称的学者,查阅教学档案时,发现如此不严谨的错误行为,怎么可能装聋作哑呢?哪怕错误的责任者中包括自己最想亲近?最想帮助的人。这样一想,杨亚男又觉得责怪洪青城毫无道理了。小心眼的不是他,而是自己啊!
当事人很快就赶到了现场。答辩小组的组长承认自己糊涂,把时间记错了,实际的答辩时间应该是6月10日。他解释说,平时往往只记得上课的时间是星期几,而记不得是几号,慢慢地就变得对星期几很敏感,对几号很不敏感了。这样,有时就会把具体日期搞错。但他知道这不能作为开脱自己的理由,所以,再三检讨说这都是自己责任心不强造成的,与其他任何人无关,尤其是与院领导无关,因为院领导曾经反复强调“要强化责任意识,杜绝教学过程中的所有大小错误”。如果要处罚的话,处罚他一个人就行了,处罚得再重也没关系,只要能让他继续当老师,有机会改正错误。临走时,他紧紧握住洪青城的手不停摇晃:“千万别因为我个人的错误而影响集体的荣誉,拜托您放学院一马!”
签名错误的肇事者是一位资深教授,认错的态度也很诚恳:“对不起,对不起!因为那段时间太忙,我委托研究生批改试卷,所以试卷上的签名笔迹是他的,而成绩登记表上的签名笔迹是我的。这位研究生是正式受聘担任兼职助教的,一直协助我开展教学工作,请他改试卷倒不算违规,今天我把学院发的聘书也带来了,等会儿请专家过目验证。但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让他签我的名!这种冒名行为虽然暂时不会构成危害,发展下去,就有可能酿成学术不端,甚至学术腐败事件了!我要从中吸取深刻教训,痛改前非,绝不再犯!”最后,他也请求洪青城把这看成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不要与本院的学风?教风联系起来,更不要与评估的结论挂起钩来。
看得出,他本来是一个非常自尊的人,但现在为了减小自己错误的后果,却不惜放弃固有的自尊,用一些近乎极端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忏悔之意。这倒让洪青城有些过意不去了:发现并指出这些错误是你的职责,但有什么必要把当事人召来进行庭审呢?自己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呢?动机又是什么呢?是想摆一摆钦差的威风吗?是想向你魂牵梦萦的人展示权势吗?狂妄!浅薄!他也开始自责起来。
自责中的洪青城与杨亚男的目光在各自躲闪了一阵之后正面相遇了,彼此都读懂了对方目光的含意:前者更多的是抱歉,后者更多的是恳求。于是,他宽慰她说:“呵呵,你也别太在意了,这类错误,我们去评估过的学校几乎都有,有的还更加严重。查不出来,那是我们失职;查出来,也只是给你们提个醒,并不想抓住它做文章,顶多是‘敲山震虎’而已。我会把握好分寸的,你不必多虑。”她则反省说:“都是我工作不够深入?细致,才造成了这些不该有的错误,也给你们专家增加了麻烦。谢谢你的宽宏大量,但我不能原谅自己!”看上去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心里却已经踏实了,因为他明言不再追究了。噢,原来他和组长一样把“点到为止”作为既定方针啊!
专家的“合议”是从下午两点开始的。那是闭门会议,谢绝旁听的。杨赟几次以“提供倒水服务”的名义进入,想偷听点什么。但专家们都很警惕,她一进门,马上就停止发言。后来,组长干脆说:“这种活儿我们自己也能干,你就不必再费心费力了。”明显表现出不欢迎她潜入的意思。早上,曾有人开玩笑说:“要不在会议室里装上个窃听器什么的,以便及时掌握动态?”院长正色道:“亏你想得出这样的馊主意,借我十个胆子也不敢!再说,又有什么必要呢?还真把自己当作谍战剧中的人物了?我先前有些说法,只是打个比方,要大家重视罢了。都给我老实点,别搞歪门邪道!”
虽然对专家们讨论的情况一无所知,但综合这三天的点点滴滴,院领导心里还是有底的,并不像专家进校前那样惊惶不安了。中午陪组长用餐时,杨赟问他:“瞿校长,我们能通过这次评估吗?”组长反问:“你说呢?”杨赟噘起嘴唇:
“我说了不算,你说了才算嘛!”组长点了下她的鼻子:“要自信嘛!”分析起来,院长觉得这是可以通过的迹象。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迹象,是他“不足与外人道”的:昨晚他逐个去了专家的房间,送达了学院对专家的敬意和谢意。当然,那是以物化的形式体现的,包括少量的为专家提供交通?通信之便的加油卡?电话卡,以及建校八十周年时铸造的纪念币———那是重达三十克的纯金制品。院长事先挖空心思想好了如此表达敬意和谢意的十条理由。天哪!十条!我真是太有才了!他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在他的耐心说服下,专家最终都笑纳了。既然如此,通不过的可能性还会存在吗?
合议结束了,专家们走出会议室来进行“茶歇”,一个个笑容满面。无须他们宣布,院领导就知道评估结论是怎样的了。院长冲向前去,与组长热烈握手,彼此一句话也没说,但对方想说什么,彼此心里都明白。握手完毕,意犹未尽,院长又张开双臂拥抱了组长。杨赟在一边调皮地惊呼:“哎哟!原来你们是‘同志’哇!”院长反应极快:“那么,为了证明你不是‘同志’,你也拥抱组长一下吧。”话音未落,杨赟已投入组长怀中,当然,瞬间双方就分开了。这又是“点到为止”了。
这时,戴校长出现了,他是来参加反馈会的。早有“耳报神”向他通报了喜讯,所以他也是满面春风。一见组长他就说:“老兄辛苦了!”组长乐呵呵地说:“到你老弟这儿来打工,能不辛苦吗?”说着,还捶了戴校长一拳,状极亲热。这就让院长他们有些看不懂了。此前,两人一直互行官礼,各打官腔,彼此尊重,却略显生疏,怎么转眼间就成为亲密无间的兄弟了?见大家都有些困惑,戴校长揭开了谜底:“其实,我与瞿校长是多年的好友,为了不干扰这次评估,我没向你们透露这层关系,免得你们心生侥幸,工作做不到位。”哇!原来组长是我党安插在敌人心脏的“同志”啊!他只与戴校长单线联系,从不暴露身份,却默默地保护着我们,多次在关键时刻暗中帮助我们化险为夷。他的贡献比我们这些在前方浴血奋战的人要大得多呀!戴校长不愿自己的“下线”隐姓埋名,才在胜利的帷幕拉开之前,说出了他的真实身份。
反馈会上,组长既充分肯定了建筑学专业的办学成效和办学特色,尤其是老师们敬业爱岗的精神,也毫不讳言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硬件方面的?软件方面的,要求学校及学院及时整改,并在一个月内向国家某部委送呈整改报告。在宣布评估结论时,他很有央视那些大牌主持的范儿,故意拉高拉长声调:“经专家组认真评议,本次专业评估的最终结论是———”他停顿了片刻,想造成一种悬念。但此时还有悬念吗?因此,当他说出“通过”二字时,现场虽也出现了他预期的欢声雷动的景象,但大家心中却并没有惊喜之感。
反馈意见中没提及学生宿舍,可以确证那是专家的个人行为。它甚至都不能算是“自选动作”,因为专家只是想满足一下自己对现在的学生宿舍的好奇心,与自己当年的住宿条件做一个比较,完全没有把它当作评估的一个补充环节。所以,对自己昨天中午的私访,他根本没有和其他专家提起。说到底,还是院领导及联络员过于敏感了。也难怪,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氛围里,专家一句无心的问话?一个无意的举动,也被大家赋予了极其深刻的意义,而从各种角度来加以猜测和分析它的不良动机。
组长最后说:“今后,我们专家组愿继续竭尽绵薄之力,为东海大学建筑学专业的发展助推。在驻校考察评估期间,我们的工作是严谨的?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学院的正常工作,并且有可能给老师们和同学们带来了一些不适或不便。尽管这绝对不是我们的本意,但在这里,我仍然愿意为客观上给大家造成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向各位说一声抱歉,并通过在座的各位向全院师生员工转达我们的歉意!”现场的掌声再次如同暴风骤雨掠过原野。
组长深受鼓舞,继续说:“现在,评估已近尾声,凯歌即将高奏,我觉得弥漫于校园内的紧张气氛可以缓和下来了,大家紧绷的神经也可以松弛下来了。”大家会心一笑,真的有了千斤重担已从肩上卸去的轻松感。
见听众情绪饱满,组长讲话的兴致更高了:“当然,有一点还是让我感到高兴的,那就是,在这里,我和其他专家一样,所有的举动都受到大家的高度关注。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公众视线的焦点。有一种人很高深,习惯于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而我却很肤浅,习惯于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我本简单,在这里却被复杂化了,甚至妖魔化了。我不知道应当为之感到高兴还是悲哀。我想,只有评估才能把我如此放大?如此变形。从这个意义上,我感谢评估,感谢国家部委派我到东海大学来评估!”虽然有点饶舌,却是搔着了痒处的,大家终于开怀大笑了。
反馈会结束后,组长将一份书面意见交给了院长,同时要院长为他提供五个牛皮纸档案袋。院长不知他要派什么用场,又不便问,心里有些纳闷。但想来不会再出什么幺蛾子,也就不去猜测了。这几天,他们已经猜测得够苦了,而事实最后却证明,他们的猜测都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