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城市化与城市生命周期回顾城市发展史，既有历经数千载而持存的城市，也有昙花一现、短暂繁荣的城市。那么，是什么决定了诸多城市的持续繁荣？又是什么导致了诸多城市走向衰落，甚至成为失落的文明？什么是城市的深层本性？如何才能保持一个城市的可持续生成、可持续繁荣？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理解、发展、生存生活于城市？在芒福德看来，城市化还处于过程之中，或许还需要数千年人类才能真正把握城市本性。笔者认为，需要以更加宏远的视野理解、把握城市的生命本质，研究城市生命史、城市生命周期，需要一种自觉的城市批评意识、城市批评史视角。
所谓城市批评史研究，就是对城市发展及人们的城市知识进行历史反思、逻辑呈现，以深层把握城市发展与研究城市的“元逻辑”、“元方法”，具体建构关于城市本身及城市研究的“元城市学”、“一般城市学”。在城市批评史视野中，城市是一个单体结构日益复杂、相互关系日益密切而复杂的高复杂有机体，诸多因素决定了一个城市的生成、发展、繁荣与衰落；城市发展史、城市生命史从属于人类文明史、世界文明转换史，把握城市生命离不开对世界文明变迁规律与趋势的考察；城市性是城市的内在本质、人性的具体生成与展开，对城市生命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城市性的全面历史把握；在一定意义上，城市生命周期也就是城市文化的生成与转换史，城市文化、城市态度的合理化，对城市生命有机体的健康可持续具有重要基础意义。
一
概观全球城市发展史，可以发现，任何城市都有其生命周期，即会经历兴起、发展、繁荣、衰退或再度繁荣的过程。从早期复杂社会时期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等地的宗教性城市，到古典时期希腊、罗马作为帝国中心的世界大都市，到后古典时期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性世界城市、中国的中央权力王城，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威尼斯等商业城市，再到近代的伦敦、纽约等工业城市，以至今天的洛杉矶等后工业城市及亚洲、东方城市的再度崛起，可以说，一部全球城市史就是一部不同地区、不同样态的城市交替兴衰的历史，一部不同城市不断分别经历其生命周期的历史。
不同城市分别经历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在整体上构成了城市繁荣区在全球不同地域的历史转换。从现象上看，全球城市的繁荣区似乎在东西方之间不断进行着阶段性的周期转换。从本质上看，城市繁荣区在东西方之间转换，更多带有历史的偶然性。这种转换的深层基础或内涵是人类社会从农耕文明、商业文明、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的历史转换，城市文明形态从农业城市、商业城市、工业城市再到后工业城市的历史转换。
一个区域能否成为城市繁荣区，能否成为一个时代的文明高地与所在区域的重要发展极，在根本上依赖于这个地区或城市能否抓住历史机遇，成为这个时代文明形态、城市形态转换的关节点；决定于这个地区与城市能否凝聚起这个时代的先进产业形态，先进生产力、生产方式；决定于这个地区或城市是否能够构筑起代表甚至引领其时代发展方向的先进城市制度、城市管理方式、城市发展环境、城市软实力；决定于这个区域或城市能否成为这个时代各类优秀人才的聚集地，能否在其城市人群中形成对这个城市的深层文化认同；决定于这个地区或城市能否走出一条既符合自身条件，又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文明形态转换方向的发展之路。
在美国著名学者，《全球城市史》的作者乔尔·科特金看来，任何一个城市的产生、存在、发展、繁荣、可持续，都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认同、安全、活力。具体而言，也就是人们对一个城市与地区能否形成深层的精神归属感、文化认同感；人们在一个城市生产、生活是否有全方位的安全感；一个城市能否形成并保持有活力的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反思全球城市文明史，正是这三个因素综合决定着一个城市的成败兴衰、生命周期。如果一个城市能够同时具备认同、安全、活力这三个因素，那么这个城市就会发展起来并有可能走向繁荣；如果和其他城市相比，一个城市在这三个方面具有综合比较优势，这个城市就有可能成为其所在时代或地区的标志性城市、重要发展极；如果一个城市缺少其中的某个因素，或三个因素都具有但相对其他城市而言没有比较优势，那么这个城市就可能进入衰退期，甚至走向消亡；如果一个传统城市能够适应时代趋势，再次在认同、安全、活力上具有比较优势，那么这个城市就会再度繁荣。
在诸多城市学家眼中，城市的基本属性有两个：物理属性与文化属性。自然条件、建筑、道路等，构成一个城市的物理属性；人们之间以及人们对一个城市的情感、认同、归属感等构成一个城市的文化属性。在科特金看来，一个城市的存在离不开物理属性，但一个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尤其离不开文化属性。“最终，一个伟大城市所依靠的是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城市所产生的那份特殊的深深眷恋，一份让这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感情。”“无论是在传统的城市中心，还是在新的发展模式下正在扩展中的城市围边地区，认同感和社区意识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着哪些地方将取得最后的成功。”一个没有文化认同感的城市不可能持续存在，更不可能持续繁荣。文化归属感、认同度是决定一个城市成败兴衰的核心标准；城市的兴衰程度、成败趋势，与一个城市所建构、凝聚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成正比。一个文化认同度、归属感处于上升期的城市，必然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城市；反之，当人们对一个城市的文化认同度、归属感、依恋度走向衰落时，一个城市也就必然进入其生命周期的后期。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讲，决定一个城市能否可持续繁荣的，不是其物理属性，而是其文化属性。
人是城市的根本主体，既是城市的创造者，也是城市的终结者。不管是从城市本质的三个要素（认同、安全、活力）看，还是从城市的两个基本属性（物理属性、文化属性）看，人的因素、文化的因素都处于核心位置。作为城市创造主体的人，以及由人所创造、体现并反过来影响人的城市文化、城市精神，是决定一个城市生命周期的最根本因素。只有那些能够不断提炼、形成独特文化属性，具有较高文化吸引力、文化凝聚力、文化认同度的城市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那些能够吸引并留住各类优秀人才，形成了独特城市文化、城市精神的城市，才可能走向可持续繁荣。
我们并不否认物质要素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也不否认在推进城市发展的实践中，人们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分别选择从资源、资本或技术等入手，具体提高一个城市的要素聚集度，采取具体的城市化战略。我们强调的是，不管采取何种路径，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始终都离不开人才的聚集、融合，深层建构起诸多城市人才对一个城市的文化归属感、文化认同度，是决定一个城市能否长期发展、可持续繁荣，避免落入城市发展陷阱、走入衰退期的根本因素。
这就需要做好以下三点：第一，充分认识建构城市认同对城市发展、城市可持续繁荣的基础作用。我国正处于城市化、都市化高速发展的关键期，也正在进入城市问题的高速形成期、“城市病”的高发期。如果不注重建构城市认同度、城市归属感，那么在短暂的城市繁荣之后，必然会遭遇诸多城市冲突、城市困境。建构城市归属感、城市文化认同，将从根本上保障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繁荣。第二，加强城市制度创新，通过城市制度的合理化保障并建构城市认同。一方面，城市制度是城市文化、城市精神的体现，在一个没有基本认同度的城市无法建构所谓的城市制度；另一方面，城市制度的规范化、合理化，将深层推进城市认同建构，不断完善城市决策、管理、参与制度，将实践性地推动城市认同的深层构建。第三，改善城市空间生产思路，规范调整城市发展行为，把建构城市认同真正落到实处。正如列斐伏尔、哈维等所指出的，城市认同与城市空间、空间生产双向建构。一方面，没有平等的空间权利，就没有现实的文化认同，在一个平等、开放、融通的城市空间中，往往会产生较强的城市认同；另一方面，城市认同度的提高需要以空间生产、空间权利上的平等为基础，空间生产、空间权利上的平等是生成、建构良好城市认同的重要现实条件。
城市生命周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但不是一个城市必然落入衰退的历史宿命。自觉把握人类文明、城市文明发展规律，把握城市生命周期的生成与变迁规律，在推进城市物质要素进步的同时，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行为创新，不断提高城市的文化认同度、文化归属感，是保障我国城市化良性发展，实现我国城市可持续繁荣的重要基础。
二
城市的兴衰变迁构成城市的生命周期。在全球层面是否存在一个真实而连续的城市生命周期，学界的意见并不统一。按照已有考古及文化研究，似乎存在一个不同地区城市交替繁荣与衰落的历史。在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克斯看来，约公元前3500年的新月沃地，约公元前2500年的印度河流域，约公元前1800年的中国北方，约公元前500年的中美洲，这些地区城市的交替兴衰，构成了城市起源意义上的城市周期。但这种周期更多的是一种反思与反省意义上，而非实体意义上——城市在一个地区兴起然后扩散、转移到另一个地区——的城市周期。正如科斯托夫所指出，“现在几乎没有人仍然相信扩散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城市产生于公元前4世纪的美索不达米亚，然后从那里传至印度河谷和中国，之后又西进至希腊”。但城市发展存在非均衡性、非连续性，诸多曾经兴盛的城市成为历史足迹、失落的文明，也有诸多城市在不断兴起，却是不争的事实。“城市化的传播是一个不稳定的过程，有许多文明复兴或再殖民化之前就已衰落，退回到农业时代。”虽然人们对城市生命周期的具体认识存在一些分歧，但城市发展周期、城市生命史却是城市研究不可缺少的视角。
城市生命史研究的关键或要义，不在于争论哪个地区是城市的发源地，谁是城市的祖先，而在于探索影响、决定、导致城市兴起及衰落的原因，以克服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实现城市的可持续生存、可持续繁荣。关于什么是决定一个城市兴衰变迁、生命周期的原因，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城市的兴起与衰落决定于能否产出剩余产品，并具有适度的人口压力；有的认为决定于能否形成具有聚集力与辐射力的市场和贸易枢纽；有的认为决定于能否成为政治、宗教或防卫中心。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则认为，城市生命周期，城市的兴起与衰落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等综合因素的结果。例如，科特金就认为，一个城市的兴起特别是繁荣决定于这个城市能否同时性地具备繁荣、安全、意义三个要素，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城市都会走向衰落。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空间化实现，文明是理解城市的基础性范畴。“文明和城市在历史上就是珠联璧合的——拉丁文中的civitas（城市）就是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源。从一开始，城市就一直是在人类进步中创造某些最不可思议的突破和发明的试验炉。”其实，城市不仅是文明的熔炉，还与世界文明具有更为深广的关联。万斯认为，城市是理解西方文明的重要线索，“在西方文明中，都市化成了一个核心内容”。城市是标志人类文明、世界文明的重要形式，是理解世界文明变迁、不同区域间文明关联及比较关系的重要线索。一部世界文明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部城市发展史。不同区域在世界文明总体格局中地位与作用的转换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不同地区城市地位的转换史、不同区域城市的交替兴衰史。这一点，正如世界著名城市史学家芒福德所认为，“人类文明的每一轮更新换代，都密切联系着城市作为文明孵化器和载体的周期性兴衰历史”。
城市与人类文明、世界文明深层互动，城市生命周期与世界文明变迁深层相关。把握城市生命史、城市生命周期，既需要把握作为单一有机体的城市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变迁原因与趋势，更需要把握城市生命体与其存在环境的全面关系及这种关系的变迁原因与趋势。离开了对世界文明构成及其转换的自觉、沉思，对城市本性及其生命周期、生命转换的理解将流于浅层并可能出现偏差。
从时间向度看，以科技、能源方式、生产关系等为标尺，人类文明与城市文明存在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与转换。在摩尔根看来，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是人类文明演变的重要标志，人类文明演变经过了蒙昧社会、野蛮社会、文明社会三个阶段；在莱斯利·怀特看来，人类所使用的能量是人类文明变迁的重要线索，经过了体力、太阳能、化石燃料、核能等阶段；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是人类文明演变的根本动力，人类文明经过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阶段。与人类文明的演进基本同步，城市文明也在总体上经历了前农业城市、农业城市、商业城市、工业城市、后工业城市，或者说前现代城市、现代城市、后现代城市等阶段。
可以看到，不管是以什么为线索具体标示世界文明，科技与生产方式都是文明变迁、城市演变的核心内容与主要动力。科技与生产方式的变迁周期在根本上决定了城市发展的生命周期。能否与一个时代的科技和生产方式的创新、变迁同步，是决定一个城市是否具有活力的重要原因。当一个城市能够在科技与生产方式的创新与传播中处于引领、领先地位时，这个城市往往会成为那个历史时期的先进城市、繁荣城市。反之，当一个城市丧失了其科技与生产方式创新、聚集、传播的中心或次中心地位时，这个城市也往往会走向衰落。
从空间向度看，人类文明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器物、制度、态度。而器物、制度、态度本身又往往具有多样的形态、形式、内容。能否同时性地发展器物、制度、态度三个层面的文明，能否包容、整合不同形态、多样的器物、制度、态度，具体而言，能否包容不同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生产与生活制度、生产与生活意识，使不同样态的城市建筑、城市制度、城市意识在同一区域中共容、共生，对一个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具有基础意义。
也就是说，在世界文明史与城市批评史视野中，城市是人类多样、异质文明要素的一种空间化聚集，多样、异质文明要素在一定空间内的同时化聚集，是城市区别于乡村的重要本质性特征，也是城市不断获得创新动力、得到持续繁荣的重要原因。没有多样的生产、生活、意识方式的交往与碰撞，就没有新的生产、生活、意识方式的产生，也就没有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能否吸纳、包容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多样文明要素，能否与世界文明的变迁同步甚至引领一个区域乃至世界的文明变迁，是决定一个城市能否持续繁荣的重要原因。
三
在一定意义上，一部城市生命史、城市发展史就是一部城市性的展现史、发展史。所谓城市性，就是城市根本属性，城市的根本文明与文化本质。虽然城市的历史源远流长，虽然自古希腊时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等就对城市性有所反思，但对城市本质的专业化自觉、全面自觉却是相对晚近的事。只有伴随近代以来工业城市的兴起，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城市化浪潮，人们才开始对城市性进行城市社会学、城市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城市文化学等相对专业的研究。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城市社会的逐渐来临，特别是城市问题的较为充分展现，城市性的深层、多面本质逐渐呈现。
在芒福德看来，城市的根本属性是文化性，城市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容器与熔炉；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的重要本性是政治性，城市是政治的产物，也是政治活动的场域；在凯文·林奇看来，城市是一个实体，更具体存在于人们的意象之中，是一种主体与对象的意象性存在；在哈里斯看来，伦理性是建筑与城市的重要属性，对形成人们的精神气质具有重要作用；在雅各布斯看来，城市的根本属性是聚集与交往，城市是交往的产物也是交往的场所；在沃斯看来，城市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人口数量增加、生活密度增大、种族数量增多等共同铸造了区别于以往的城市社会关系与城市社会生活。在方法论上，有多少个城市研究者，有多少个城市研究的角度，就可能存在多少关于城市本性的论断。笔者认为，城市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城市性的展现也有一个过程，城市性与城市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双向实现与相互确认的过程。全面认识城市性的多面性、辩证性、历史性，对深刻认识城市的生命本质、生命周期，深层把握与建构城市的可持续生存、可持续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城市是人性的一种历史展现与具体建构，是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一种具体历史调适。在主体能力相对较弱的早期社会，在城市的起源阶段，人们往往把城市作为满足安全与需要的场所。在中世纪后期，在商人、城市兴起的阶段，人们开始把城市作为获得人身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场所。在近代，在工业城市阶段，人们把城市作为获得巨大利润或基本生活资料的场所。在物质财富相对丰裕的今天，人们则开始把宜居、健康、美好生活等作为城市的发展目标。也就是说，人性本身的历史性与城市的历史性内在相关。在空间哲学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城市性与人性具有同一性，一部城市生命史就是一部人性不断空间化的发展史、变迁史。人性主要表现在人的能力与人的需要两个方面，能力是一种对外指向的范畴，需要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内指向的范畴。从远古到当代，人的能力与人的需要在不断提升、变化。与人性的转换与发展基本契合，城市的形态、功能与作用也在不断变化。人性的多面性、复合性与城市性的多面性、复合性相互实现、辩证互动。一部城市史，也就是城市的多重性与人性的多重性相互激活、相互建构的历史。
其二，城市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城市是涉及人口、土地、资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全面要素的复杂有机体。在苏贾看来，城市是空间性、历史性与社会性兼具的存在，城市存在、城市生命体具有多因素性、复合性。在早期著作中，列斐伏尔曾经更多地强调城市的空间性、政治性。在晚期著作中，他则更加强调城市是空间性与时间性的结合，强调城市及日常生活等在总体上的多因素性。晚期列斐伏尔之所以强调用韵律分析来描述空间与日常生活，原因在于“韵律”是一种多因素有机共存的生命现象。在后期列斐伏尔语境中，城市在本质上是一种多因素共存的有机体，城市发展史就是诸多城市相关要素交互共存、相互作用的历史。反思城市发展史，片面的城市扩张与城市发展战略，如以经济或政治为核心的城市行为，或许能暂时性地推动城市发展，但最终会导致城市的衰落。在反思的意义上，历史上的城市之所以少有既在原址又保持繁荣的，甚至出现城市化退化的现象，重要原因正在于许多城市采取了片面的发展战略、发展行为，而没有最终实现人口、资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城市要素的和谐共存、有机协调。
其三，城市具有辩证性、两面性，并不存在绝对理想、没有问题的城市与城市社会。具体把握城市的两面性，对推动城市的可持续繁荣具有重要意义。一部城市生命史，既是一部人们不断创造新的城市生活、取得城市成就的历史，也是一部人们不断制造并应对新的城市问题的历史。人们往往用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看待城市化进程。城市乐观主义者更多地把城市发展史作为一部人类成就史，城市生命体不断进步的历史。雅各布斯、柯布西耶的城市观基本上可以归于此类。悲观主义者则更多地注重城市发展中的问题，甚至认为城市发展史在总体上是一种人性与文明的退步史。芒福德对当代大都市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这种色彩。其实，如果不从情绪出发，而是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思城市发展史，可以发现，城市生命史既是城市成就史，也是城市问题史，是成就史与问题史的具体统一。一方面，并不存在天国式的理想城市，另一方面，也不存在地狱式的问题城市。一方面，城市史是人们不断实现、外化自身理想的历史，另一方面，城市史也是人们不断制造新问题并解决新问题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可持续繁荣的城市，就是一个能够不断实现、培育、发展人类理想的城市，也是一个能够不断克服城市问题的城市。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城市，不是没有问题、不产生问题的城市，而是能够不断克服问题、不断将产生的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的城市。
四
城市批评史视域中，城市文化是划分城市与城市化类型的重要尺度，也是理解城市生命周期转换，建构城市可持续繁荣的重要维度。城市文化、城市知识，是对城市发展的目的、过程、结构等的原则确认、精神提炼；是对什么是好的城市、如何建构好的城市，什么是合理的城市态度、如何建构合理的城市态度的一种主体自觉。城市文化是城市生命周期的深层标识，也是决定城市生命周期的深层力量。在一定意义上，一部城市发展史、城市生命史，就是一部人们不断探索以何种文化为知识基础的城市更适于生活，更能实现可持续繁荣的历史；一部城市文化、城市知识的生成、转换史；一部不同城市文化的交替史，一部合理城市文化的生成史，不合理城市文化的衰落史。
在芒福德看来，城市发展经历了人类文明早期的神圣城市、中世纪后期的商人城市、近代的工业城市、现代的官僚制大都市等几个阶段。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城市文化、城市知识基础。官僚主义、城市权力的集中，是现代大都市的重要文化特征。“垄断组织、信贷金融、金钱威望——这些是大都市这个金字塔的三大因素。”“大城市的发展是官僚主义的生长和影响扩大的副产品。”这种城市权力的集中，“标志着一种历史的周期性文化在完全崩溃和垮台以前的最后阶段”。当代城市化的根本问题，可能导致现代城市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文化的不合理。在《比较城市化》的作者布赖恩看来，既存在以自由主义、科学主义为基础的城市化，也存在以威权主义为基础的城市化；既存在比较重视城市规划与公共干预的城市化，也存在相对缺少城市规划的城市化。“第三世界绝大多数城市规划工作的特点是缺乏有效规划的决心，规划工作通常不过是政治的烟幕弹罢了。很多的城市化政策是无意识、片面、缺乏协调和负面的。”没有合理、健康的城市文化，也就没有城市化进程的真正合理化、可持续。
不同历史语境，会产生不同内容与形态的城市文化。从自发走向自觉，从更强调单一主体性，强调自身利益与需要，走向主体间性与主客间性，强调自身需要与他人需要的和谐，强调人的尺度与自然尺度的和谐，是城市文化、城市知识转换的必然趋势。在人口相对较少，人与土地、资源、生态等的矛盾不十分突出的情况下，更为强调城市文化的主体尺度，更为强调人的尺度、自我尺度的优先性，有其历史合理性。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以科技为标志的人的改造能力的日益提升，以及人口与土地、需要与资源矛盾的日益突出，继续强调城市文化中人与自我的尺度的至上性，强调无制约、无限度地满足人与自我的需要，就表现出深刻的问题与危机。
改造城市文化是解决城市问题，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在当代人口、科技、生态、社会等综合条件下，建构合理的城市文化，离不开对以下关系的正确处理：
其一，包容与选择的关系。包容性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在特征，没有多样文明要素的聚集，也就没有城市的兴起与繁荣，主动吸纳并包容多样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是城市繁荣的重要条件。但是，也应该看到，城市本身并不能够容纳并繁荣所有的人类文明要素，并不是所有的文明要素都适合聚集于城市，甚至可以说，城市并不是人类文明聚集、发展的唯一形式。也就是说，在推进城市发展的同时，需要避免走向城市中心主义，避免把城市化作为解决所有发展问题的唯一形式。全面把握城市聚集的有用性及其限度，在发挥城市聚集规模经济的同时，有选择地在城市聚集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文明要素，并自觉防止、克服城市化进程中的规模不经济现象，是推进城市生命可持续的重要条件。
其二，控制与调适的关系。随着科技与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日益获得巨大的控制能力，并发展出一种控制心理、控制文化。似乎人类可以拥有无限的控制能力，并能以这种能力和文化为基础，建构起任何所希望的城市。但在文化地理学家吉尔伯特·怀特、罗伯特·凯茨及文化人类学家哈维兰等看来，以控制为基础的文化心理与人类行为，已经导致并将继续导致日益严重的问题。他们倡导一种以调适、适度调适为基础的文化与行为，“提倡人类与自然共存甚至共同进化，而不是由人类来控制自然”。“调适，指有机体获得对现有环境有利调整的过程，而那个过程的结果——有机体的各种特性，使它们适合于通常生存于其中的一系列特殊的环境条件。”调适是对象与主体的双重改变，也就是把握与顺应规律，从长远而不是眼前利益出发，以适当的方式同时性地改变对象与自我，以实现对象与自我的共同进步。对城市发展而言，超越简单的控制型城市文化，建构一种有限控制与适度调适相统一的城市文化，对城市持续繁荣意义重大。
其三，变迁与敬畏的关系。反思城市发展史，没有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等的系统变迁、持续创新，也就没有城市的不断成长。但城市发展史同样告诉我们，许多不恰当的变迁与发展，特别是人类敬畏感的综合消失，是导致诸多城市问题甚至城市衰败的重要原因。在城市化的早期阶段，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在建构城市时都具有深刻的敬畏心理，例如西方早期城市文化中的神灵崇拜，中国早期城市文化中的祖先、社稷崇拜。但在现代工业与科技语境下，人们内心的敬畏感、深层秩序感日益减少，社会稳定、城市秩序等日益依赖于外在的暴力与强制。敬畏感的丧失已经成为阻碍城市发展、城市繁荣的重大问题。近代伟大理性主义哲学家康德之所以在强调理性至上的同时，经过充分反思后强调要给宗教留下空间，重要原因正在于现实世俗生活不能缺少敬畏感的支撑与约束。城市社会语境下，需要以理性、反思的方式回归与重塑敬畏，在人们心中重塑一种经过反思，具有理性基础的敬畏。城市发展需要具有敬畏底蕴的城市文化。正确处理创新与敬畏的关系，是建构城市秩序，解决城市问题，实现城市可持续生存与可持续繁荣的重要文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