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浪漫的宫廷色彩送葬
已经多少年了，我不再谈美。
我不知道什么是美。
我只能描述什么曾给过我激动和不安。读一首诗，看一幅画，听一段音乐，欣赏一部戏剧……都可能有这种感觉使你沉入。
但有一种时刻，你并不能找到熟悉的感觉的借鉴，你突然失去了观赏的距离，被莫名地置入无期待的绝望中；或者完全相反地，那一种神秘的牵引使你陡然发觉自己原来正处在生活罅隙的边缘……
它或许长驻在你心底深处，或许只是闪亮在一刹那。而一旦这样，一旦它这样地呈现，我宁愿，我只能——惶惑地面对这直观的神秘。
我忘不了读《培尔·金特》的经历。
我喜欢易卜生的这部诗剧。
没有机会看演出也好，我能随意地在它的每一段文字里逗留，而声音，原本就在我的呼应着的喃喃自语间隐现、萦绕。
其中有一段对话，在这部五幕三十八场集幻想、象征、寓言、哲理为一体的辉煌宏大的诗剧中，这段对话并不起眼。
第三幕第三场。在森林里，在培尔新盖起的茅屋前，索尔薇格这个被培尔追求的纯洁的女人穿着雪鞋，穿过沼泽地走来了。用她的话说，她是应着培尔让小海尔嘉捎的口信，应着风和沉默传达的信息，应着从培尔母亲奥丝话中听到的信息，应着从种种梦境、从漫长的夜晚和空虚寂寥的白昼得来的信息，回家来的。她走进新盖的茅屋，就像回家一样地自然。培尔却无法走进那茅屋。刚刚来过的丑恶的女人的纠缠和据说是他儿子的手拿长颈酒瓶、长着罗圈腿的丑男孩的唾弃，使他自惭形秽，没有勇气再走进去。
他用对索尔薇格的爱将茅屋包裹成宫殿，他不得不正视的肮脏、丑恶的过去却使这宫殿一下子坍塌了：
索尔薇格（站在门口）：你进来吗？
培尔（一半自言自语）：绕着道而行。
索尔薇格：你说什么？
培尔：你得等我。这儿这么暗，我身上的担子沉重极了。
索尔薇格：等等，我来帮你。我过来带你挑。
培尔：别！你站在原地。我得自己想办法。
索尔薇格：好，你可要快点儿。
培尔：亲爱的，你得耐心地等。不论我走开多少时候——
索尔薇格（点头）：我一定等。
几乎第一次读这段对话，我就不能止住自己的泪水，我想哭，像我在童年时想哭就无所顾忌地哭个够那样。
但是为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不能止住的泪水是从哪一个隐秘的裂口流出来的？
或许可以借用卢卡契的话做一番理论的论证——卢卡契曾说：“在现代文学中易卜生写出了也许是最为完美的对白；易卜生在直接性、亲昵程度，在气氛上可说是多半成功地接近了最为完美、最为自然的对话，而在戏剧上，在引导前进的力量上，在揭示性格和辩证法的直观能力上，他远远超过了它。”——但是不，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论证，而是在直观中找到或接近这对话潜入我内心的密林幽径。
我知道那时我心中正藏着一个无法描述的惆怅，因为女人惊人的自信和惊人的不自信。我背负着这人生的十字架，同时，期盼着生命的奇迹。我曾说：我从无边的黑暗走来，向无边的黑暗走去，只有想象投射给我一片光明。
于是这对话仿佛就在我的想象中，或者说它是不期而至地复活着我的想象，像一片想象的光明——
像一片想象的光明，索尔薇格照亮了培尔的坐落在森林中的茅屋。培尔却站在笼罩着他的无边的黑暗中，虽然光明已离他那么近，似乎一伸手就能触摸到。
这想象是真实的存在么？抑或那无边的黑暗才是存在的真实？它们之间怎么会有着无法跨越的距离呢？
这是我当时解读《培尔·金特》的文章《对人生及其命运的思索与回答》中的一段描述。我用了一个近乎悖论式的表达，却无力真的承担起生活的悖论。我本能地抓住了黑暗与光明的象征，抓住了整部剧动与静的节奏。我醉心于当阳光从森林升起时索尔薇格的轻柔得像阳光一样的歌声——“睡吧，做梦吧”……我的内心的期待的隐秘成为我读培尔同索尔薇格的对话，乃至读整个剧本的前语言状态。
这“读——写”关系中的默契，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宿命。
许多年，索尔薇格如同一个本然的象征闪亮在我的生活里。她意味着纯洁的期待，连同她那“睡吧，做梦吧”的纯洁的期待的祈祷。格里格的“索尔薇格之歌”那如祈祷、如祝福的旋律，成为我最迷恋的旋律之一。
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丢失过这期待，但这期待却不再笼罩我的琐碎得黯淡的生活。它仿佛深深地沉落到哪儿去了。我知道，它在那里，一切真正拥有过的感觉是不会消失的。
我在黯淡里，尽管黯淡不是纯然的黑暗。因不自信，因以表达为生存却难以表达的艰难。
也许女人天生就是黯淡的，在这个以男人、以理性为标准、为尺度的世界。
我不知道女人的立足点在哪里。
我曾经期待着一次精神的日出，终于发现这期待只是一个浪漫的、承认男人为标准和尺度的想象。而男人的标准和尺度无非是理性的标准和尺度。它几乎就是一个终极的、本体论的许诺——既是给予，也是剥夺。
事实不就是如此么？
在男人一代一代建立起来的理性王国中，人们追求经验的或超验的目的设置的意义，确定性的语言世界整个是被这意义的连环层层构造起来的，男人，当然不是指抽象的柏拉图式男人的理念，同样是没有立足之点的。
除非你承认残缺、破碎。
承认理性世界的钢筋骨架其实是建立在流沙上，根本不可能结结实实地支撑起人的真实的生命和整个生活，因而意义的连环完全可能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因一点变动就连锁坍塌。
在这残缺、破碎面前，就像在直观到的差异面前一样，多少次，我重新回到童年，那时我还没有被观念语言污染，没有被“文明”矫饰成“女人”，在那片开满白色苜蓿花的大草地上，我避开大人，躲在温馨的黑暗里，数星星——它无法使你专注于一，它以难以把握的差异性显示着神秘的差异……我知道，那感觉终究会使表达、使语言本身成为问题，因为那感觉原本就是语言所启示的，它天然地拒斥着语言的目的性、工具性和辩证统一的逻辑确定性。
我懂得了无语。
一个女人的无语能成为一个男人重新进入语言的引导么？
女人不是象征，不是男人的理念的象征，毋宁说女人什么都不是。女人就是无意义，在女人是大自然自生自灭的奥秘的意义上。
在我的以表达为生存却难以表达的艰难生涯中，我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表达，仿佛找到了一个以承认残缺、破碎为前提的，有限的，总是处在语言转换中的立足之点。我用这在表达边缘的表达把我置于边缘性的地位。
我想起索尔薇格，这支撑培尔在六七十年的漫长时间从挪威到摩洛哥海滨、撒哈拉沙漠、开罗疯人院，然后回到挪威的纯洁的女人，她也许可以看作反衬着无时无刻不在动着的培尔的静的象征，一个在丰富的、充满着反面趋向的追求过程中既是单纯的出发点、又是单纯的目的的单纯的支点。无论培尔走得多远，无论他曾追求过多少外在的东西——有钱、有势、有名望，甚至富有性刺激……他都没有走出过索尔薇格的信念、希望和爱。这爱因而是起死回生的力量，是自足的丰富和完满。
然而这自足的丰富和完满也恰恰是苍白中托起的浪漫色彩。
是第多少遍读《培尔·金特》，在滑过的遗忘中突然驻足，我才惊吓于一个简单的、直白的事实：索尔薇格瞎了——
在晨祷的钟声里，在轻柔得像阳光、像穿过森林的风的歌唱中，索尔薇格不仅老了，而且瞎了。易卜生在爱的期待的光明中竟留下了这纵深的黑暗。
目的永远不可能再回到出发点。人生也许可以绕道而行，但绕道而行的结果并不真的是设定的目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体的时间也不能给人这样的安慰和许诺，它至多只是观念上的一种自欺，一个延缓着、麻木着痛苦的美丽的谎言。
当索尔薇格在那茅屋中面对黑暗里的培尔作出等待的承诺时，她承诺的只可能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等待，一个必须承担起培尔的全部丑恶、不洁和破碎，承担起人生的绕道而行的等待。正是这有所待又无所可待的等待使她万劫不复地堕入了黑暗。她瞎了。
她瞎了，她拒不证明完美，包括男人和女人结合的完美；拒不证明人生的浪漫色彩和诗意。她瞎了，像19世纪兴起的黑色晚礼服——人们佩戴死亡的记忆，相互默视那原来如死一般的平凡中浮现出多少夸张的真实。
这当然已是我的感觉的联想或联想的感觉，它已从易卜生表达的愿望和框架中，脱落了出来。
我终于发现，是这黯淡，这黯淡中潜伏和遗忘的意向，使我悸动。这悸动持久而有力，它是宁静蕴含而牵引的。
它渴望表达，渴望用一次语言事件向世界发问。
几年前读《培尔·金特》时，我的心理倾向是引导黑暗的光明，我无力承受向黑暗坠落的黯淡，哪怕它真实。
但正因为它真实，它才是必须承担起来的。无论观念的语言怎么粉饰，怎么造成遗忘，人们不是一直承担着么？这是日常生活的悲剧。日常生活的悲剧是平淡无奇中沉没的神秘，它并不在任何期待着的神秘里。
通常，我们太着迷于绚烂的色彩了。可我在滑过的遗忘中能驻足回首的，不是培尔的满世界寻找自我的绕道而行，而是在绕道而行的绚烂背后，我惊吓于索尔薇格没有声色的瞎眼如洞穴的死寂。
易卜生想说什么，不太重要了。
或许一切男人的自由意志、女人的爱都是理性的先行设定并把它强加给上帝，强加给玛利娅，强加给伊甸园中原始的禁忌与引诱，为了造成男人的寻找和女人的期待这幕到头来瞎眼的戏。
如果不是性别，就没有什么男人和女人，它们只有在自然人的立足点上自己去展示爱的缺陷与弥补，自己去在爱的贫瘠土地上耕耘和收获。谁也不是谁的指望与尺度。只有女人站立为自然人，男人才不会在男人的眼光中把你看成女人，看成瞎了眼的爱的化身。
女人瞎了。
——这就是女人终于公开了这个世界失去的正是它获得的、审视这获得的黑暗的眼光。
199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