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善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比如玩笑话说邪了也无妨，不当真便可。
    有些事能做不能说，比如善行。善行不宜行善者自己来说，甚至不可当作什么善行来记忆和思量。一想就变味，一说就变性，就像密藏的宝物一旦暴露就会风化和锈蚀，不再是原来的东西。一次顶风冒雨的什么什么，一次大汗淋漓的什么什么，一次慷慨的什么什么，一次还算勇敢的什么什么……都是你万万不可说的禁忌，记住，只能留在心底尽快地烂掉。一说出来就是卖弄，就是交易的开始，无非是要换来感激、赞誉、奖赏、或者来世的福乐、天国里的宠幸——那还是善吗？
    善不可说，还因为对善的确认很难。当年老木在乡下修水库时炸瞎了一只眼睛，实属高风亮节，但沽名卖勇的一时冲动，手忙脚乱时的可笑失手，未必不是故事的部分真相。随着时间的往后延伸，随着事物因果长链的展开，这一故事也未必能结下善果。他在哑炮爆炸的刹那间推开了一个民工，救了那人一命，谁能保证那人将来不是一个危害公众的坏人而是一个好人？这个问题有点残酷。就像我们资助某个孩子上学，谁能保证这个孩子出息了以后不会志大才疏和嫌贫爱富？而他的穷爹妈不会因孩子的出息而更受心身磨难？我们施舍了某个失业者，谁能保证我们解除了他的饥饿同时却没有伤害他的自尊？没有纵容他的懒惰？没有引诱他安于乞讨从而错过了再就业的机会？……这种常常让我们怯于细想下去的可能，怯于行动起来的部分事实前鉴，不能不成为善者那里一份高悬的疑问：你做了也就做了，凭什么认定自己做了善事而不是恶事？
    对于善来说，“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常常使行为的品格截然两分。一段原本未曾思索的自然经历，一旦进入言语，受制于修辞和叙事的成规，就被指派了一个拍卖待售的位置，一个独断造神的位置——这正是善者无话可说而伪善者更愿意喋喋不休的原因，是喋喋不休的道德自夸总是被人们深深怀疑的原因。老木已有这方面的经验，决不做傻事，从无道德自夸：他的一只瞎眼不再是排哑炮时炸掉的，是抢钱以后分赃不匀时被同伙剜掉的，是坐牢时与牢霸打架时被一伙犯人戳破的——故事如何说，全依临时的情况而定。他为自己排哑炮感到羞愧，感到可耻，同时发现伪装恶棍更容易被圈里人相信，还能增加他们的敬畏感，遇到麻烦时让他三分。
    这就是自我诽谤的好处。在一个伪善者太多的时候，一个伪善识破业务广为普及的时候，把自己说坏、说浑、说下贱，才能得到舆论的认可甚至喝彩。自居流氓至少不被旁人觉得虚伪，无论败寇成王，真实就是垫底的人生得分。有意思的是，老木自以为流氓以后，一撞上不顺眼的人渣，比如为难他的官员，鄙薄他的文化人，仍然骂之为“老流氓”、“臭流氓”、“鳖流氓”，这就有点信口开河了。按照他流氓光荣的逻辑，岂不是把光荣称号到处封赏？如果那些人还不够流氓资格，他就不应该随意降低标准；如果那些人已够流氓资格，他就应该有幸遇到了更多同道，有了拥众而立的强势，没有理由怒气冲冲。还是按照他的逻辑，他为何不把“慈悲”、“忠厚”、“善良”、“崇高”等等恶辞摔到那些王八蛋的头上去？为何不让那些家伙背上这些恶名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那些人是流氓但装得不是流氓，也只是打着错误的旗号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相当于曲线当流氓吧，无由被他过分谴责。
    事情的解释，只能是他学坏还不够全心全意，基本上还属于生存策略的权宜之计。换一句话说，他此时仍在暗中留恋什么，崇敬什么，只是这个什么他已经说不出来。他的用语中已经完全消灭了“慈悲”、“忠厚”、“善良”、“崇高”一类字眼，只能通过对“流氓”的怒斥来反证这个什么的存在。他与伪善者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失去了很多褒义词，又没法把褒义词真当贬义词，只能词义混乱地胡说。
    就这一点而言，伪善的积极意义往往被忽略。伪善是善的庸常形态和模拟形态，表现为力不足者心有余，证明了善无法真实于实际行为之时，至少还真实于一种心理眺望。正如善不可说，一说就可能成了伪善，其实恶者也须慎言，一说就有善的悄悄到场，就把恶的合法性取消了大半。言语这个迷阵，使善与恶总是纠缠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