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义
    美国金融家索罗斯在总结股市教训时说：“安全第一”。而每一个股市新手也会说：“安全第一”。
    这是同一种言词？
    是表达同一个意思？
    会引导出同样的实践？
    索罗斯这里的四个字，积数十年胜败之经验，意味着当年数亿或者数十亿美元的付之东流，可能牵动着他当时的坐卧不宁、辗转反侧、暴跳如雷、摔东打西、撕肝裂肺，万念俱灰，可能联系着他永生难忘的银行逼债、股东闹事、朋友翻脸、亲友绝情、财产变卖、媒体羞辱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景象，真是字字千钧，说出来就是血，说出来就是火——只是一般人听不出来罢了。那些刚出道的股民们在价位显示牌下交头接耳，也在频繁说着这四个字，但他们的四个字可能只是刚刚来自书本，来自友人的说道，来自股评家的指教，每个字还是一个飘飘然的空壳，尚未注入亲历性事件。即便注入过一次小小的斩仓亏空，但几句懊悔或一声长叹，与索罗斯的深度创伤岂可等量齐观。
    如果说索罗斯与某个股市新手会在同样的理念下冒出完全不同的举措，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言词有表层的含义，有深层的含义，当深层的含义不可明言时，就构成了言词所寓含的亲历性隐象，像长长的影子尾随于言词之后，是随时可供检索的体验和情感，是言词个人化联想和理解的空间。相同“明言”之下，可以有相同“隐象”，这是因为多数人的初始条件大致接近，在衣食、疾病、婚育、家庭等方面也有彼此差不多的经验，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对这一方面的强调。然而受制于社会与人生的千变万化，相同“明言”之下，必有“隐象”的千差万别，包括深隐和浅隐的差别，富隐和贫隐的差别，隐此和隐彼的差别，就像同一种导体，带电与不带电，带交流电与带直流电，带高压电与带低压电，完全不是一回事，只有到触摸时才可能被人心惊肉跳地察觉。
    民间很多禁语就是这样形成的。船民们因为对“沉”船和“翻”船有太多恐怖的往事记忆，这两个字就带上了高压电，与这两个字谐音的“尘”、“陈”、“晨”或者“番”、“帆”、“范”等等甚至也遭株连，成为水上船家的禁忌，一说就让人触电，就让人毛发倒竖怒发冲冠。股民们因为对股价暴“跌”有太多痛苦的往事体验，“跌”字从此也带上了高压电，与这个字谐音的“爹”甚至也为很多股民躲避，见了爹不能叫“爹”而只能叫“爸”，叫“大”，叫“喂”，否则“爹”一声天地变色，可能让人血压剧增冷汗大冒。
    时间长了，作为一种潜在的心理痕迹，言词的隐象已经积淀为本能，进入呼吸、血液、体温一类生理反应，却不一定被当事者所意识。亲历过政治冤案的人，对“专案”、“立场”、“批判”等言词会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本能厌恶。而“童言无忌”的现象只有从这一角度才可得到理解。孩子们尚无多少生活阅历，心灵如同一张白纸，是无电或微电状态，任何词都可以拿来胡乱使用。有一位少年对同行的少女说：“你出来旅游带了娇爽卫生巾吧？”少女满脸通红地怒斥：“你胡说些什么？”这让少年颇为不解，他从电视里学来了这些词语为什么用不得？他用错了么？另一位小孩子声称自己知道结婚是怎么回事：“结婚就是爸爸的精子咕噜一下跑到妈妈的肚子里去了。”他的话引起了在场成年人的哈哈大笑，引起了父母在客人面前的面红耳赤，却让他久久地纳闷：他从书上看来的话说错了吗？为什么大人要那样哄笑？这一公式，对于钻研过相对论的人，也有常人难以理解的情感色彩和美感份量，总是在密密文字中分外抢眼，让人怦然心动喜上眉头。
    孩子们其实没有说错，而且应该说把这些言词用得十分准确，合符字典的规范定义。之所以引起意料之外的羞恼或者哄笑，是因为这些言词只是准确于“明言”，并未统一配发“隐象”，在具有性意识或者性经验的听者那里另有难言之隐，通向他们特殊的个人化联想，于是才有孩子们困惑不解的羞恼或哄笑。这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中，不同的人给同一个词注入了不同的含义。这些含义，或者说构成这些隐义的隐象，既不可能从一个人身上抽取出来然后注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去，也无法依靠当代的芯片技术或克隆技术从一个人身上复制到另一个人身上去，因此人际之间的语言交流，即便能沟通于“明言”层面的一致，也必定常常困于“隐象”层面的各别。
    毫无疑义，大多数言词实际上是一种暗语，一种局外人能够浅知但无法深知的暗语，类似社会中常见的行话或黑话，只有在具有语义默契的密谈者那里，才能得到确切和充分的理解。言词至少也是一种“泛成语现象”，隐含着各各不一的典故，存在于生活而不是字典中的典故，在不了解这些典故的人们那里只能得到一知半解。德国当代思想家哈贝马斯似乎对这一点估计不足。他担忧于现代文化和政治的四分五裂，呼吁重建理性的、民主的“公共领域”，变“主体理性”为“主体间理性”（见《交际行为理论》），让理性不再封闭而向其它主体敞开交流的通道，当然表现出可贵的焦虑和现实的建设性意义。但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操作方案，他倡导“对话”，倡导“真诚宣称”、“正确宣称”等对话原则，仍有太多的书斋和沙龙的气味，局限在理性层面的“明言”，没有注意到对“隐象”的心会，有赖于生活实践经验的重叠——这当然是一个太难的任务。我在下面还要描述这一难点，描述这一难点怎样在现代社会里日渐突出。这并不是反对“对话”，只是反对对话者低估对话的难度，恰恰是要使对话获得实践的坚实基础，从而使对话不至于成为聋子间的胡诌，不至于成为对理性“原教旨”或宗教“原教旨”的天真寄望。否则，尊敬的哈贝马斯先生就像捧着一本通用大字典的人，到各种行话和黑话圈子里去寻求交谈；或像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捧着一本通用大字典来向女人讨论“卫生巾”或者来向成人们讨论“精子”——他不会说错什么，也能有所收获，但无论他准备了多么足够的宽容，语言这个既公共性又非公共性的工具，很难通向他所向往的“理性民主”和“理性宪政”，很多时候甚至会激起莫名的羞恼或哄笑。
    一个迷恋理性的读书人，可能不察语言中的暗语密布和“泛成语现象”，可能把言词的相同错估为词义的相同，错估为言者们相关经验与践行的相同。他可能以为，一个美国人说的“古董”，拿到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来，与人们说的“古董”是同一个含义。他可能以为，一个中国人说的“民族”，拿到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弱族小国去，与人们说的“民族”会激发同一种感受。他还可能以为，一个恶人会像他一样，把“爱国主义”理解为对所有国民的惦念爱护，而不意味着国民们承担牺牲以便少数特权者窃据权利并且把巨款存到国外；以为这个恶人也会像他一样，把“全球主义”理解为全球各民族之间平等的文化互补和技术共享，而不意味着所有弱国敞开国门以供少数富豪集团随心所欲到哪里都享受好处却不承担义务。这位读书人相信道理是可以说通的，共识是可以通过说道理来达成的，但他一定不能理解，为什么人类几千年来有过那么多道理，但还是有太多刺心的悲剧；他一定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道理差不多已经成了深刻、周密、漂亮、通透的精品，仍会遭遇人世间太多茫然而冷淡的面孔。对于有些聪明的强者来说，有什么道理不可以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时髦口号都可以接过来，成为他们左右逢源并且大获暴利的机会。同样，对于有些纯朴的弱者来说，有什么道理可以接受？如果没有人治的明君贤吏，没有法治的善制良规，任何意识形态的时髦口号都可以使他们活得左右皆难，都可以成为新一轮剥夺的借口，把他们送入新的一轮生计滑落。
    在这个时候，指责他们冷漠，指责他们不再关心理论，指责他们逃避和拒绝哈贝马斯式的“对话”，岂不是责怪吃不上饭的人为何不去吃海味山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