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
    就是在这次匆匆回访中，我得知原大队书记四满后来当上了县委书记，眼下又成了在押的贪案要犯。我有些惋惜，想起当年他在关键时刻的手下留情时还有点惭愧：他帮过我们而眼下我帮不了他。
    当时“反动组织”一事闹开了，闹开的内情我以后会说。这里先说闹开以后，消息传来，我们全变了脸色，膝头控制不住地哆嗦，讲话都有些结结巴巴。只有大川还冷静一些，阴沉着脸，抽着烟，要大家不要慌乱。我们都被民兵押到大队部接受审问，其中大川被关押得最长，整整七天，据说还挨了四满的两记耳光，手臂上留有捆绑的血痕，好几天里无法伸直。
    他是我们的头，当然是反动组织的首犯，审问中索性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算是有种的汉子。后来的日子里，他不多言语，一反常态的温和，对女生也不再是压下眼皮，一条窄缝里的眼光要看不看。他把小雁和小青叫去，语重心长了一番。交代她以后去学学绣花，学学裁缝，好歹也能混口饭吃；交代她们以后做事不要太逞能，偷偷卖血的事更要适可而止。看着他一派慈祥长辈从容安排后事的模样，两个女生都哭红了眼睛。
    大家越是心情沉重，他倒越是放松，对着门外的青山做做扩胸动作，说你们真是经不起事呵，不就是要一颗人头吗？早死晚死都是一回事么！他喝下一碗谷酒，高唱一曲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烈士就义的唱段：“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唱腔在静静的山谷里特别宏亮。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很多天都过去了……大川的《红灯记》都唱乏了，扩胸动作也做乏了，还是没有出现我们预料中的囚车，甚至没有什么陌生的官家人进村来。大川刮了胡子剃了头，换上了他最好的一套衣和一双回力牌蓝色球鞋，一心一意地等着被捕甚至就义，一直没有出工干活，等着等着都有点茫然无措了，不好意思了，这天终于忍不住还是扛一把锄头来到地上，显得有点灰溜溜的乏味。他冲着手中一把秃锄大发脾气，锄楔钉紧了又掉，索性三下两下把锄楔砸得开了花，似乎是记熟了台词并且化好了妆的演员，等来等去只等来了演出无限期推迟，最他妈让人窝火。连我们也觉得，故事如果这样不了了之，虽然是谢天谢地的大好事，却也让人有点空忙一阵的失落感。是一个惊险恐怖片只演了半截子，有头无尾，让人等也不是，不等也不是。
    我们也对锄楔表示愤怒，对所有农具的质量低劣怒不可遏，完全是讨大川的欢心，力图弥补自己某种莫名的愧疚。我们似乎对公安局的警车没有来负有责任，对目睹大川白白英勇了一次负有责任，既然节目虎头蛇尾，我们就不应该争相观看，看什么看？岂不是故意看人笑话？
    我不知道四满是因为什么把案子压下来了。我不能不想到，假如那一次不是他装糊涂，案子真闹到上边去，大川真有可能进了大牢甚至掉了脑袋。即使事情没有那样惨，我们让他一个人独揽全部责任，几乎是默许他孤零零代大家下地狱，也是一群懦夫留下了永远的污点。我得承认，我没有他那样勇敢，只是帮他倒开水，替他洗鞋子，殷勤百倍地为他忙前忙后，但从头至尾没有说出那句最应该说出的话，也许是他最为期盼并且最能得到安慰的一句话：
    “跑苏联的计划是我提出来的，要坐牢我跟你一起去……”
    我犹豫过，但放弃了，于是永远没有机会再把这句话说出来。
    我重新想起了这句没有说过的话，重温着面对大川的愧疚和感激，完全是因为我再次来到了太平墟，再次走在当年的小路上。如果没有这条小路的提示，我不知道还要忘记多少故事。我有点暗自心惊，不知道遗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因为我遗忘了这件事所以无从记忆；还是因为我不愿意记忆这件事所以如期地遗忘。我想起不久前看一盒录相带，带上有普通话和广东话两个声道的混录。我的录相机不太好，无法滤掉其中的一个声道，两种话音混在一起，让我什么也听不清。后来我尽力要求自己“只听”其中一种声音，奇怪的事情居然发生了：耳朵有了排除功能，广东话的声音渐渐隐去，直至完全消失。只是我一旦意识到“这盒带子实际上有两种声道”，稍稍放松一下自己的控制力，消失的声音就立即轰然而出，重新造成耳边的嘈杂一片。
    显然，我的耳边并无一种客观的声音，我的耳里并没有客观的听觉。与其说我当时听到了什么，不如说是我的意识决定了我只能听到什么。一道文词性的指令决定了录相带上某个声道的进退和出没。
    我们的记忆也是如此罢。我们以为自己记住了的往事那里，其实还隐匿着很多其它的往事，并未消逝，只是隐形，埋藏在记忆搜索范围之外的什么地方，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之中。只有在特定的情境里，注意力适时改变，它们才会轰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