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现象
    “杜拉现象”，是一九八四年的事了。玛格丽特·杜拉[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最新的小说《情人》 （the lover），获得了龚果尔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但现象的形成，和作品的得奖无关，而是由于小说出版之后，引起的反响。去年秋季，《情人》在九月初的发行量每日达到一万册的数量，等到大奖揭晓后，已有近百万册书送到读者手中了。
    杜拉之子尚·马斯科洛为母亲编过一本她的生活摄影集，题目叫做《绝对的形象》，献给法国当代著名电影摄影师布鲁诺·纽伊唐。影集中有一幅重要的画片，虽有文字说明，却没有出现，反而在其他的画片中依稀可见。摄影集由杜拉的儿子编辑图片，说明文字八十页则由杜拉的朋友杨·安德烈亚执笔。文字在打字机上打好之后，安德烈亚认为说明文字是画蛇添足，建议杜拉写一本小说，这就是《情人》的缘起。
    《情人》一书，开章明义，就从“绝对的形象”写起，那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作者心目中的绝对形象，是在西贡湄公河的渡轮上，冷漠而又严峻的形象，那时候，她才十五岁半。《情人》的中心人物，正是这个十五岁半的小小白种女人，写她和她的中国恋人的故事。小小的白种女人，正是杜拉自己的写照。
    一九一四年四月四日，杜拉出生于印度支那，父亲是数学教授，母亲是小学教师，她跟随母亲在西贡读中学，十八岁回到法国。《情人》的背景，就是西贡，小小的白种女人，到了十八岁离开了她的情人，回法国去。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杜拉是一位“枯燥的、知识分子式的”小说家，她写的也是些“令人昏昏欲睡，而且复杂得要命”的东西，那么，《情人》为什么忽然成为一本畅销书呢？有人认为，她的作品回到传统的路上来了，有的说，小说有了例外的结局，而真正的原因，可能因为小说中那么显露地描述了情人之间的肌肤之亲吧。
    《情人》是一部带自传色彩的小说，作品自嘲地一直称呼小说中的十五岁半姑娘为“小小的白种女人”。小说中主要的人物都没有名姓，小姑娘家里有一位母亲，两个哥哥，她的情人是一个中国人，她称他为“堤岸的那个男人”。
    小小的白种女人在西贡公立寄宿学校食宿，上课却在校外的法国中学：她的母亲是小学教师，一生只为儿女的将来操劳。在西贡，她们的经济情况欠佳，但生活还是比当地人要好些，问题还出在家中的大哥身上，他无所事事，读书不成，抽上了鸦片，整日把家里的钱偷出去花，至于小哥哥，不过二十七岁就死了，这家人还买了一块租让地，结果白花了金钱，陷于更贫困的境地。
    事实上，读过杜拉作品的读者，对《情人》里面的母亲、兄长，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他们都在她的笔下出现过。杜拉自己也说：这本书，大部分是由过去已经说过的话组成的。所以，熟悉杜拉作品的人，不过是追随作者一起回忆她的往事罢了。
    购置租让地的经历，杜拉在早期作品《太平洋大堤》[《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就写过。一位到印度支那的法国母亲向殖民地当局地籍管理局租用印度支那南方太平洋海边一块租让地，因为没有行贿，租到的竟是一块不可耕种的盐碱地，还有被太平洋大潮随时吞没的危险。后来她带着一子一女，历尽千辛万苦，与当地人合筑大堤，最后还是被潮水冲去。
    家道贫困，精神没有出路，小小的白种女人十五岁就有了一副耽于逸乐的面目，一切就这样开始的。那是渡河的时候发生的事，她从外面旅行回来，必须渡河才能回家，身上穿的是真丝的衣裙，一件旧衣裳，几乎是透明的，脚上是一双晚上穿的镶金条带的高跟鞋子，头上戴了一顶玫瑰木色的、有黑色宽饰带的男式平檐呢帽，脸上搽了脂粉，涂了口红。这轮渡上的“绝对形象”，她自己是一直不能忘记的。
    渡轮上的“绝对形象”，吸引了黑色小汽车里坐着的中国青年。从一开始，她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而且，一切都得由她自己去完成。她心里一直有一个意念，并不真要得到什么，而是只求从当前家庭的处境中脱身出去。于是，一切按照她的意愿，她上了黑色的小汽车。从此之后，她就算有了一部小汽车了，坐车去上学，坐车回寄宿学校，而且不久，她跟他到了城内南部市区的一个单间的房间，成为他的情人。堤岸男子十分爱她，但是她呢？她说她不知道，她可能也有点喜欢他，才选择了他，自愿成为他的情人，但爱情，仿佛遥远的事情。十五岁半。
    在沙沥地区很快就有传闻，仅仅是她的装束打扮，人们认为就说明了这种没有廉耻的事；在学校里，命令也下达了，禁止学生们和她说话。但她对别人视若无睹，仍然坐在黑色的小汽车里来往，和情人到河堤的房子里去。
    他是中国人，他家原在中国北方抚顺，他到过巴黎读书，母亲已经过世，他是独生子，父亲很有钱，鸦片烟灯一刻不离，全凭躺在床上经营他那份财产，他不允许儿子和住在沙沥的白人小娼妇结婚。后来，小小的白种女人回到法国后，儿子遵照父命，与十年前家庭指定的少女成婚，于是，许多年过去了。
    许多年过去了，小小的白种女人回到法国，读书长大，经历几次结婚、生孩子、离婚，并且写书。这时，她的中国恋人带着他的女人来到巴黎，给她打来电话：是我。她一听那声音，就听出是他。他说：我仅仅想听听你的声音。她说：是我，你好。他是胆怯的，仍然和过去一样。突然间，他的声音打颤了。听到这颤抖的声音，她猛然在那语音中听出那种中国口音。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也许是这个结局，是使《情人》成为畅销书的一个原因。
    说《情人》是杜拉的新小说，其实不大对，因为作者根本没有写下一个新的故事，她只把以往写过的事件重现一次罢了。“中国恋人”的故事，后来颇多变调。
    比如《广岛之恋》，那是法国女子与日本男子的爱情事件，法国女子不断回忆年轻时的恋爱，那段“妮华情事”，任何杜拉的读者都不会忘记。法国姑娘在战乱中长大，在父亲的药店中当助手，这时德军已经入侵，法国沦陷，一名受了点伤的德国士兵到药店来，她为他包扎了伤口。后来他继续来，直到伤愈。晚上，她在家里弹钢琴，兵士站在屋外的广场上倾听，于是，父亲不再让她弹琴。她出外的时候，兵士一直追随她，他们就那样悄悄地恋爱起来。然后战争终结，他是那么的快乐，因为他可以回巴伐利亚去，他可以带她回国，和她结婚。然而，白阳光耀的一日正午，他遭枪杀了，她赶到河边的时候，他还没有完全死去。整整一日一夜，她就俯伏在他的躯体上，直至人们把他移走。因为她爱上了德国人，人们把她的头发都剃掉，使她度过屈辱的青年时代。小小的白种女子，她们的爱情，是别人无法容忍的。
    “妮华情事”中的法国姑娘，爱的是德国兵士，而《情人》中的小小白种女人，虽有中国恋人，但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当她乘船离开西贡，站在船上，毕竟哭了，因为她想到堤岸的那个男人，因为她一时之间无法断定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见过的爱情去爱他，因为他已经消失于历史，就像水消失在沙中一样。
    杜拉笔下的情人总以分手结局，比如《如歌的中板》[《琴声如诉》]、《直布罗陀海峡来的水手》[《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塔尔基尼亚的小马》[《塔吉尼亚的小马》]、《广场》等，各人都有所期待，结果都落了空。所以，《情人》的结局，实在是一次意外，也许因为这是一件真事，杜拉于是写下《情人》；也许，世界上的确存在一种绝对的爱情，正是《如歌的中板》里苦苦追索的真相。
    杜拉是法国“新小说”的一分子，她的《情人》，沿用的仍是“新小说”的写作特点，并没有改变到巴尔扎克式的传统小说路途上去。事实上，过了那么多年，读者对错综复杂的叙事方式、时间与空间互相交错也已经习惯了。
    《情人》呈现“新小说”特征的面貌，主要在两方面，其一，是情景的重复出现。像罗布·格利叶的《橡皮》，写秘密警察前往调查一件暗杀案，被害者的尸体失踪了，警察为寻找线索，不断在城内迷宫般的街道、水沟、广场上游逛。他一次又一次回到街道上，作者也不厌其烦地重复描写它们。克洛岱·西蒙的《故事》，讲叙事者一天的生活，其中一个片段是他在一个抽屉里发现一些明信片和照片，在小说中，这些明信片和照片重复出现不知多少次。即使在电影中，我们看见的也常常是同一的场景，连续重现许多次。《情人》不断重复的，是小小的白种女人记忆中的“绝对的形象”，小说就从这个形象展开。
    《情人》的另一“新小说”面貌特征，是叙事的方式，不依直线进行，而采取星形的放射。作者可以这一段描写现实，下一段回忆往事，接着是自由联想，忽然又来一阵子自我参与的说白，所以，读惯巴尔扎克式小说的读者，难免感到眼花缭乱。《情人》虽采用星形叙事法，事实上，作者把这手法运用得还要自由些、即兴些，因此，小说更像一篇自传，其中一些段落，如非自传，根本就不该出现了。
    “新小说”多数用第三人称写成，《情人》则兼用第一和第三人称，相辅进行；本是自述，忽然客观站开，回忆录可又多了小说的味道，算是《情人》的特色。至于“新小说”的其他特征：模棱两可的情景和故事多发生在一天之内。这些，《情人》也不太例外，堤岸情事不过是一年之间的事，而小小的白种女人，她的爱情，实际上正处于模棱两可的感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