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李部长
    ◎ 左清飞
    望着满头白发的李致，我感叹，川剧之幸！
    李“员外”
    2001年，我重返舞台，排演《都督夫人董竹君》，一直未见李致副部长。一打听，说患腿疾，行动困难。决定去看望。他住东城根中街省委宣传部宿舍。在邢孃（秀田）指引下，去到他家。部长果然行动不便。见此情形，我不知该怎样问好。李部长倒是先开了口：“左清飞，稀客，快坐。”满脸的笑容使气氛一下轻松了。他想挪动脚步去端凳子，我赶快说：“自己来。”他问了我这些年的情况。我说等他行动方便之后，请他去农庄做客。然后谈到川剧，他说：“现在少出门，在家看录像。又看了《绣襦记》，遗憾当初没拍成电影。要是现在……”我看着他，等他说出下文。见他笑笑：“现在我是‘员外’了！”我一时未明白：“员外？”“我是头戴方巾的李‘员外’了。”我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员外爷爷在川剧舞台上，常常是在地方上有一定地位名望，却不管实事也管不了实事的乡绅之类。李致已从宣传部领导岗位退下来，现任省文联主席，以员外自喻，风趣之中道出实际情况，有超脱之感，无失落之意。后来几次听他讲话，“吼班儿”之类的川剧行话信手拈来，俨然成一位川剧行家了。不由想起他新上任时的点滴往事。
    1983年，省川剧院的《绣襦记》要进一步加工，参加首届川剧调演，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文化厅的领导亲自抓。在领导的队伍中，我见到一个新面孔，个子不很高，微胖，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有人告诉我，这是新来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叫李致。“又来一个李部长”，我不由笑了。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位女领导，比较年轻，是新上任的省委常委、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组长黄启璪。她为人谦和，没有架子，对省里的老领导很尊重。一次联欢晚会上，来了不少老领导，其中有已不是常委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何郝炬，启璪同志热情招呼，安排老领导之后，跑过来叫我：“清飞，你去请何主任跳个舞。”我的舞跳得不好，但知道何省长一直关心支持川剧，我还是走了过去。没想到何省长的舞跳得那样好，他的书法也很好。很奇怪，喜欢川剧的，怎么偏偏是些有修养有文化的人呢？黄启璪后调中央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可惜英年早逝。又少一个关心川剧的好领导。
    《绣襦记》参加了首届川剧调演，并作为“振兴川剧”的成果赴京汇报。金秋十月，我们坐上了北行的火车。兼任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李致，以及领导小组成员一路同行。
    “振兴川剧”赴京汇报演出引起了轰动，《绣襦记》获得普遍赞誉。李致副部长专程带我去中国剧协主席曹禺家听意见。曹禺大加鼓励，挥毫题字。他的夫人、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后来发表了《“振兴川剧”使我兴奋——川剧〈绣襦记〉观后》的文章。
    北京归来以后，峨眉电影制片厂的郝为光导演通知我，说《绣襦记》准备拍电影。是省委宣传部的意见。班子已经组建起来，先做案头工作。
    郝导首先和我交流。他要把《绣襦记》精华的东西都加以保留，用电影的手段加以丰富和优化。他说《绣襦记》很感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一定要把它拍好。他多次和我谈结构、谈处理、谈分镜头。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几位同事，大家都很激动，都在等待正式通知。
    通知一直没有下来，我们有些奇怪。一天碰到郝导，问及此事。郝导很生气：“怎么，你们都不知道？《绣襦记》什么都准备好了，你们剧院要拍《卧虎令》。我们不同意，你们剧院坚持。我们说，要拍《卧虎令》，那就不拍了。花我们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真气人。”
    我在家里生闷气。华峰说，想开些，剧院领导也是人，是人难过名利关，你以为个个都是李亚群？
    后来，李致不止一次地在会上说：“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是当年没把《绣襦记》拍成电影。”
    有一天，李部长忽然问我：“左清飞，什么是‘穿帮’？”我一愣，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但还是告诉他：“舞台演出，不该让观众看到的，观众看到了，就叫‘穿帮’。”此后，他听到川剧人讲行话，就一定要问清楚是什么意思。看来，这位部长不仅仅是不耻下问，是要“踩深水”了。他要干一行，懂一行。这使他很快成为内行。从热爱川剧到有些痴迷。在任上，履行“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责；当了“员外”，痴心不改。也许正因如此，七八十岁的人反倒有了童心。一次接他电话：“左清飞，你猜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好奇地问：“部长在做什么？”“在看《绣襦记》。”我忍不住笑起来。也不知他看了多少遍了。将此话讲给杜建华听了，她也笑：“看来老头子入迷了。”王诚德老师听了，微笑着点头：“又多了个太子菩萨摸了脑壳的人。”
    李致用自己热爱川剧的这颗心，极力去改变川剧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不只是说，还尽力地做。与何郝炬、廖伯康等省里十二位老领导，给省委写信，发出进一步扶植川剧的倡议。支持在位的张仲炎厅长，挤出30万元拨到文化厅所属文艺音像出版社，赶快给步入老年的艺术家录像。防止走一个，带走几个好戏，剩下的传统戏越来越少的局面。钱拨下去了，用去还债了，“像”自然未录。他仍不死心，还在奔走呼号。
    这个“员外”，到底是为了什么？
    知情者，无不动容。
    “要大度”
    1983年，我在“讲习会”学习期间，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到会讲话：“文艺体制非改不可。文艺团体问题很多，比如大锅饭等等，不利于出人出戏。”他还就中央直属文艺团体承包试点引起的强烈反应，表明了观点。当时，认为改革是领导的事，好像与自己关系不大，没太在意。
    1984年，关于文艺体制改革的风刮得更猛了。7月的一天，省川剧院召开大会，宣布改革方案，实行团长责任制。团部立即决定把人马拉往马尔康，去完成演出场次，引起大家强烈不满。在剧院球场坝，三五成群，纷纷议论：“老是那几个戏，没得地方演了，就只有往马尔康跑！”“今年底川剧调演，院部好像搞忘了！”“我才不去，到时找块纱布把手包起，我肯信把我押起去！”“不去又咋个办呢？”
    我与墙方云开了句玩笑：“你们不是想搞承包吗？”
    “我算老几！除非你和张巧凤‘双凤齐飞’出面领头还差不多。”墙方云认真地说。
    他所说的“双凤齐飞”，是指1983年李致部长转来张爱萍将军给我和张巧凤分别题的字，被《戏剧报》发表，而广为流传。没想到我的玩笑竟被当了真。
    1984年7月31日晚，在杨昌林家，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决定：由张巧凤、杨昌林、何伯杰和我共四人联合承包。8月1日，一份《关于组建承包试验演出队的请示报告》产生了，第二天分别递交到院部、省文化厅、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
    演出队的人员初定为十五人至四十人，摸底后，愿参加的人数远远超出预想。就在等待院部批复的几天里，情形骤变。一些同事找到我们纷纷反映：“那边说了：‘参加承包队的人，三个月回来，我们不要。’‘学生去参加的，不转正。’”有的担心明年出国受影响，有的担心将来穿小鞋：“你们四个人倒不怕，把你们没办法，我们就难说了。”还有人劝杨昌林：“‘二凤’有国防部长撑腰，何伯杰在拍电影，最后只有你挨起！”也有人担心四个人都是“侯爷王爷（主要演员）”，将来是否能团结？加上一团原定去马尔康现改去富顺，很多人因此动摇和退缩了。
    华峰去找过任庭芳，说明四人不是针对院部，是想搞个试验，愿做改革的马前卒。任庭芳说院部现在有些被动，他们也有难处。听这样一说，我们的情绪也稍有缓和。经多次催促之后，院部终于在8月7日批准盖章。坚定参加承包队者当晚就签了字，一个十八人的承包试验演出队正式组建起来。
    8月8日，李致副部长和文化厅副厅长郝超及几位处长，一起到剧院接见了承包人，听取详细汇报，表示坚决支持，寄予殷切期望。希望我们“主动争取院部支持，要大度。一场改革，出现各种思想是难免的，改革是势不可当的”。我们十分激动，我已是热泪盈眶。此刻，大家体会到党和上级领导的支持是何等重要和及时！汇报开始都有点语无伦次了。诸位领导最后叮咛我们：“要主动找院领导汇报工作，磕头作揖都要找他们。”这天下来，我第一次睡了懒觉。杨昌林拿起久违的画笔，画起画来。
    18日这天，李致部长和宣传部文艺处张仲炎再次到剧院，详细了解承包演出队组建情况和未来安排。希望随时向部里汇报在下面的演出情况。李部长语重心长地说：“我担心你们逆境团结，以后顺境时还能不能团结？”我们几个人认真地记住了这句话。第二天，登上去简阳的火车，开始了我们的行程。
    三个月里，我们只到过简阳、绵竹、宜宾（含附近的纳溪、江安）三个地方，都是和当地兄弟剧团联合演出。主要演员、鼓师、琴师由我方担任，其余演员、乐员、舞美人员及服装道具均由对方承担，演出收入对半分成。各地上座很好，尤以宜宾一带为最，场场爆满，常常是带去的戏、新排的戏都已演尽，仍不能满足要求。因此，合作双方都较为满意。承包人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完成了预定目标，也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在简阳县委支持下，与简阳剧团联合排演了现代大幕戏《张玉良》（后改名《画魂》）。从9月11日双方第一次案头工作会算起，至9月24日止，完成了素排、合乐、响排、彩排的全过程，仅花了十四天时间。考虑到吃住费用，这当中还演了两个午场，四个夜场。这要放在省团，想都不敢想。
    审查时间是预先定好了的。9月25日上午，李致、郝超、李累、文辛、邢秀田、严福昌、蔡文金等领导和专家驱车来到简阳。没有漂亮的布景、五彩的灯光、华丽的服装，只有演员认真的表演。约两个小时的演出落下了帷幕。在下午举行的座谈会上，李致部长说：“看完戏后，觉得基础好，可以公演。继续加工，争取在年底内搞成一个好戏。”领导的表态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也算是给《画魂》的“出笼”画上了一个肯定的句号。
    我明白，“继续加工”对我们来说，谈何容易。没有物力财力，只是空想。除非院部安排，可能么？
    李致部长对《画魂》倒是一直念念不忘。多次带信给我，不要放弃此戏。1986年我到上海演出时，他又再次提及此戏，“放弃太可惜”。但我知道，它的命运似乎早就注定。既已如此，何必再做无用之功，自寻烦恼。
    有人问我：“你们四个人三个月相处究竟如何？”
    我回答：“相处不错。”我们都记住了李致部长那句话，无论逆境、顺境，都很团结。当然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但能开诚布公，最后达到统一。
    他懂演员
    演员喜欢和李致交往。谈话时，忘了上下级，不把他当部长，只当是师友。
    1985年，我随剧院去西欧四国演出。不像1983年在北京，演出重，只能待在住地休息，哪里都不敢去。演折子戏《秋江》，不是每天都演的，《白蛇传》只第一场的观音菩萨几分钟，下来就无事了，相对任务轻些。我喜欢新鲜事物，兴趣广泛，这又是第一次出国，总想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偏偏管得很严。出街要三五人一组，须按规定在二十分钟内返回。街对面是商店，咫尺天涯，只能隔街相望。离回国的时间越来越近，不免有点忍不住了。有人悄悄溜出去，转一圈又溜回来。几个女同胞相邀一同出去转转，她们说，叫我一齐出去，有一个挡箭牌，我确实也想出去逛，就只好冒点险了。谁知刚走出不到五分钟，就有人追出来把我们叫回去了，大家垂头丧气回至房间。有人立即通知：“左清飞，李部长找你。”我知道有人“告密”，挨批是肯定的了。
    刚走进门，未等部长开口，我抢先说话：“李部长，我晓得有人反映了。说老实话，我是想出去看看。你们做领导的，出国机会多，外出也比较方便。我们出来一趟不容易，学表演的就想多了解生活，想看看国外各个方面，扩大视野，增加知识。我这个人求知欲强，对什么都感兴趣，天天把我们关起，发的钱想买点小东西都没有时间。有演出时，自己都不愿出去，我们知道不能影响演出，也晓得你们领导怕出事，怕有人跑。说心里话，跑出去干什么？语言又不通，请我跑我都不得跑！”我一口气把窝在心里的话倒出来。就是挨批评，也得把话说完，以免憋在心里难受。我等着部长发落，他看了看我一个字没说，把手挥了两下，示意叫我可以走了。我愣了一下，转身出来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其实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当时各类出国团体不时有人偷跑，特别是跑美国。团员跑了，团长是要“背书”的。1985年在欧洲演出的团体中，真还跑了一个。作为这次对外演出团团长的李致，身上的压力肯定不轻。他对我这次“违纪”的态度，我感受到“他懂演员”，他善解人意。事隔四年，剧院再次出访欧洲时，就像在国内，任何城市演出，都可以自由行动了。
    若干年后，我偶问起他这件事：“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处罚我呢？”他回答：“那是因为我了解你们。”他又说，“1985年那次去欧洲，有人还建议派人守门，我说：那又谁来看住守门的人呢？！”我不禁“啊”了一声。
    “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
    1989年初，一张红纸喜报贴在剧院灰旧的围墙上。人们的议论，变成了现实。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里反复念着：“不公平、不公平啊，真有这样黑暗呀！”我心里直想跺脚，恨不得把地跺裂，跺碎。在金钱面前，哪里还有“艺不昧良”？梅花奖评委们曾是我敬仰的专家学者，就在这一刻，心中一直高高矗立的那座崇高的丰碑，轰然倒塌。
    剧院开了锅，川剧界哗然。许多人为此鸣不平。
    李致部长和张仲炎、朱丹枫（后均任宣传部副部长）等来到家里看望。胸中的积怨，喷薄而出，我忍不住恸哭起来。反复述说着“不公平！不公平！他们只看钱！”李部长说：“你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拿了奖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毛主席就说过，选上中央委员的不一定比没选上的水平高，没选上的不一定比选上的差。过去打仗，并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川剧很多艺术家都没有拿过奖。把这些看淡些，观众承认才是最重要的。”
    好像为印证李致部长“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这句话，这年6月，中国唱片总公司在庆祝成立四十周年时，出了一本纪念刊。刊中收入了全国许多著名音乐家、歌唱家、戏曲和曲艺的表演艺术家及著名演员的照片，每个人都作了简介。因为“他们出版了唱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收入戏曲的，大多是“著名艺术家”，如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常香玉、新凤霞、严凤英、王文娟等，也有“著名演员”梅葆玖、李世济、李维康、赵丽蓉等。京剧居多，地方戏较少，川剧只有三个：周企何、陈书舫和我。当我收到这本中英文和繁体字印刷的《中国唱片四十年》时，百感交集。
    无独有偶，我收到一位日本观众的来信。信是北京“专场”演出三天后发出的。自“祝成功您在北京的公演”这封信开始，这位自称“日本左迷”的大学生，在两年多时间里，来了八封信，抒发他热爱川剧的情怀。还专程到成都，拜访剧院，与我相见。一个外囯人对中国传统艺术竟然如此痴迷，我的心情真是用语言难以表述！
    2007年一天晚上十点过，李致部长与我通电话说：“我把你的电话弄丢了，四处找你，黄宗江老师到成都来了。我请他吃饭，他说想见你，他一直为你的梅花奖抱不平。可惜明天一早，他回北京，见不上了。”
    事隔多年，未获梅花奖的真正原因才清楚了：当年一位有实权的评委，把别人的赞助费以自己的名义给了剧协，按照剧协当时的政策，合理合法地得到百分之三十的提成奖金，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然后对其控制部门中的五六个评委下达指令：“只能投某某的票，不能投左清飞的票。”几年之后，这位评委变本加厉，搞起了“流动票箱”，再次制造“冤案”。以刘厚生为首的十位评委，上书中国文联和中宣部要求严查。调查结果，撤销了这位评委剧协书记处书记、梅花奖评委等一切职务。这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宋丹丹拒绝领奖的第十届梅花奖发生的事情。要不是这次事件的暴露，发生在1989年初我的梅花奖问题也许永远是个谜。善良的刘厚生们也许永远都会认为“因为早场有少数评委没看戏”这个“偶然因素”造成的结果。二十年了，这个谜终于解开。谜虽然解开，它却给失奖者、获奖者、评奖者都带来了伤害。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梅花奖已毫不在意，只当是和我开了个玩笑。然而李致部长那些话，却始终难以忘怀。
    川剧之幸
    我请李致到农庄看看，一直未能约定。一天接他电话，要请我和另几位演员吃饭。领导请百姓吃饭，实属少有，好在部长已经是“员外”，不算官请。
    九如村附近一饭店，不算豪华，却干净。部长向来守时，客人陆续到齐，到的都是熟人，许倩云、杜建华、古小琴、张宁佳、杨楠桦等。这天谈论的话题还是川剧，谈得很愉快。我们都领会到了李部长的意图：无论在做什么，都不要忘了川剧。分别时，我们相互留下电话，各自上车，挥手告别。我手握方向盘，正欲向前驶去，回头看见李部长还站在那里，他那满头白发格外显眼。不禁叹息：为了川剧，他真是用心良苦！
    李致部长说：“目前，获梅花奖的人，除晓艇、刘芸等少数人例外，多数获奖者能演的戏很少，甚至就几个戏。演员断代，是一大危机。”
    又隔了很久，再见到他时，他说，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了，连文联主席也将改选。但接着说：“只有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的顾问，我不会主动辞掉！”
    望着眼前的李致，想起了以前的李亚群。
    又一个李部长，川剧之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