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忆故人 丹心著信史——李致《李致文存：我的人生》读后
    赵雷
    李致老是四川文艺界受人爱戴的老领导。他15岁开始写作，1949年前就在报刊上发表近百篇习作。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一些政治运动的负面影响而搁笔。新时期以来，他先后出版了《往事》《回顾》《昔日》《铭记在心的人》，编印了《终于盼到这一天》等散文随笔集，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读者的热烈反响。尤其《巴金的内心世界》《我的四爸巴金》等书披露了关于文学大师巴金先生的大量史料，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已是耄耋之年的李老依然笔耕不辍，由天地出版社以“我的人生”为主题结集出版了《四爸巴金》《铭记在心》《昔日足迹》三部增订本、近70万字的厚重之作，可谓其情可感、其事可赞、其业可叹。
    三部我的人生实际是回忆录，它秉承了讲真话的书写品格。耄耋之年的李老已在20世纪爱国知识分子典型的人生道路上探索跋涉了85个春秋：15岁参加学生运动，17岁加入党的地下组织，50年代投身新中国建设，“文革”中作为“当权派”被“打倒”，新时期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从革命到建设，无论为人为文，他一直秉持鲁迅“有骨气”的精神和巴金“讲真话”的品格。从“文革”到改革，不管逆境顺境，他始终保有共产党人的崇高追求和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巴金先生“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的教诲影响了李老的一生。阅读李老的回忆录，头脑中同样时时闪现《随想录》的身影：不尚雕琢却耐人寻味，行文质朴却余韵悠长，平实的叙事中奔涌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朴素的语言下饱含了感人至深的真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浩然之气发诸心而形于外，崇高之美本乎情而感人心。书中对于作者“四爸”巴金的记述，为我们多方位展现了这位被誉为“世纪良知”的文学大师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和思想、家庭和事业，为学者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为读者更好理解巴老的作品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帮助。书中对于“文革”的回忆，记录了那段黑白颠倒、人妖不分的历史悲剧，回应了巴金先生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李老的三部回忆录，把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相融合，将家族悲欢和民族命运相勾连。这是一部反映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浸润了他们的欢乐和苦难、记录了他们的探索与思考，这是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昭示了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刻画了他们的奋斗和奉献。
    三部我的人生同样是口述史，它提供了有价值的珍贵史料。李老曾在从地方到中央的共青团系统工作23年，新时期以来先后在四川省出版局、省委宣传部、省政协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离休后连任三届省文联主席，工作中接触了众多的各级领导人和文艺界人士。在他的回忆录里，既有邓小平、贺龙、杨尚昆、胡耀邦、张爱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事迹，又有茅盾、巴金、曹禺、叶圣陶、李健吾、冯至、沙汀、艾芜、马识途、王火、高缨、刘绍棠等文坛大家的轶闻，周巍峙、范用、周企何、周裕祥、陈书舫、竞华、王永梭、许倩云、魏明伦、徐棻等艺苑名宿的风采，还有童年伙伴和孩子保姆的身影。三部回忆录为现当代文学史提供了鲜活的史料、为四川文艺史留下了生动的写真。历史书写绝不仅仅是长篇通史。宏大叙事固然重要，但往往追寻大趋势而遮蔽个体、关注大事件而省略细节、重视客观规律而忽视主观因素。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往往强调“客观规律”而忽略“人的创造”，实际上无论创造历史还是书写历史，其中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因素。叙述历史也是在赋予其意义，探索历史也是在认识自己。因此，我们既需要宏观史也需要微观史、既需要大历史也需要心灵史，这正是我的人生的意义所在。“本朝人写本朝事”固然无法避免客观的条件和限制、主观的认知和情感，但当事人的回忆始终有其独特而重要的价值，因为它包含了在场的诸多信息和无法进入“正史”的细节，由此帮助我们重返历史现场、理解历史人物，从而进入历史的细部、体会历史的温度。当我们把眼光从“长时段”转向“当事人”，当我们不仅把历史视为冰冷的数据而是人类的故事，我们就会重新发现被大历史所遮蔽的个体的价值、被大叙事所省略的细节的意义。李老的回忆录就是这样一种有价值的充满细节和温度的微观史、有意义的萦绕人情和人性的心灵史，值得我们阅读和研究。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从亲历者到回忆者，从历史创造者到历史书写者，李老用厚重的文字完成了上述身份转换，和巴金先生一样“把心交给读者”，恪守“务求真实”、于人于己于事不加任何虚构的原则，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前事不忘、知史明鉴，希望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能够认真读一读它们，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道路的由来和民族复兴的梦想。老骥伏枥、丹心著史，衷心祝愿李老身体健康，期待他为广大读者奉献更多的著述、为四川文艺和中国文学留下更多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