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致和他的散文——读《往事》《回顾》《昔日》
萧祖石
一
一位著名哲学家曾经这样说过：美是自然的，它拒绝矫揉做作。借用这句名言来评价李致和他的散文，是再恰当不过了。李致为人真诚、平实、敦厚；他的文章是情感自然的流露，从不矫情。当然，真实、自然不只是文学家、艺术家追求的境界，也是大多数人的人生追求。然而，真正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了。
李致是文坛的老兵，解放前就发表过文学作品，解放后因忙于工作和政治上的原因停止了写作。三十年后才又握笔重操旧业，耽误了精力充沛的三十年，不无遗憾。但也是幸事：因为“四人帮”倒台前，极左路线统治下的中国文坛，不论是从事文艺部门的组织工作，还是从事创作，坚持不说假话的李致，怕早就在劫难逃，被打入另册了。三十年后的80年代，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逐渐宽松的政治环境，使身处宣传部门的李致以新角度新思维审视了历次的政治运动和走过的风雨人生，感慨良多，思潮如涌，长期积累的感受、感情，以散文的形式，如陈酿的老酒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自1955年李致出版散文集《往事》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回顾》《昔日》，在诸多报刊上还不断有新作问世。这些散文，李致统称它为我的人生。在《昔日》的后记上，李致说：“七十年来，我接触了不少的人，也经历了不少事件，曾为之喜悦和痛苦，难以忘却。这些人和事与时代的变迁分不开，也可以说是它的某些缩影或折射。我需要倾吐自己的感情，并借此对自己走过的路做出回顾，对自己的过去做出剖析，尽管它并不深刻。”这段话是我们了解他为人和作文的钥匙。
二
上个世纪名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损失，震撼了全世界。经历过“文革”岁月的人，都不会忘记那段不幸的历史。对这场浩劫，一开始李致极不理解，几次为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挨斗而流泪。身为团中央机关小当权派的李致也是受害者，先靠边站，强迫劳动，打扫厕所，蹬三轮车。接着就挨批挨斗。在斗争会上，李致高呼口号反抗。造反派拳脚相加，李致没有屈服，没有求饶，造反派给他扣上态度恶劣、顽固不化，抵制“文革”的帽子，实行专政，关进“牛棚”。李致一度极为痛苦，看不清国家的前途，更不知自己的出路。他从《毛泽东选集》中寻找能安慰自己和对“敌”斗争的语录，从《鲁迅全集》中寻找精神支柱，决心“不配合别有用心的人打倒自己”，以便度过这最黑暗的岁月。同李致一块关进“牛棚”的团中央原书记处书记王照华，曾伸出大拇指称赞李致。不久李致被送去“五七”干校，强制劳动改造，是团中央机关最后一批解放的干部。李致对那些曾经批斗过他的人，没有计较个人的恩怨，后来多数人还成了他的朋友。对于个别人的陷害，对李致来说像挥之不去的噩梦。李致对“文革”的感受深，感想多，写的也多，而且写得精彩。如《牛棚散记》一组八篇，从不同角度写文化大革命的方方面面，嬉笑怒骂，畅快淋漓地揭露和控诉造反派的种种法西斯罪行，如《我大声高呼口号》《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能折磨自己》《1969年春节》《谁是母蚊子》等等。
《谁是母蚊子》写了一个心术不好的人。当时，团中央机关造反派忙于打派仗，无暇批判走资派，专政组把以胡耀邦为首的走资派全赶到了郊区农场监督劳动。他们必须坚持每天晚饭后两小时的“天天读”。时值盛夏，蚊虫叮咬，又没有防蚊避暑的好办法，大家苦不堪言，你一言我一语地声讨吸血虫蚊子。李致根据《十万个为什么》中的记载，说只有母蚊子叮人，因为它要产卵繁殖后代需要营养。专门搞政治陷害的造反派听到后，上纲上线认为李致影射攻击当时红得发紫的“文革”旗手江青，于是审问李致：“谁是母蚊子？母蚊子是谁？”问得既愚蠢又无知。李致据理力争并说这是《十万个为什么》书上写的。追问来追问去，没有抓住一句与江青有关的话，最后不了了之。这种陷害无辜，致人于死地而后快的用心，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谁是母蚊子？！”“文革”后竟成了人们的笑柄，广泛流传开来。这是一篇具有时代意义的奇文。
“五七”干校是“文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迫害广大干部的继续，提起它，人们的心灵里总有抹不掉的阴影。诚然，戴着沉重的政治枷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苦累和怨言，牢骚和不满是必然的，但它比起搞武斗，打派仗那个时期，却有几分新意。在“五七”干校呆了很长时间的李致，以“五七”干校为背景，用凝重、幽默、调侃的笔调，写了《焦某“文革”轶事》《当了半天“阿姨”》《翻脸不认狗》等一些趣闻轶事。这些别具一格的作品，不止是写了劳动中的苦和累，同样写了劳动中有快乐，也有笑，即使快乐是暂时的，笑是苦涩的，是含着眼泪、哭笑不得的笑，但毕竟是笑，有人性美好的一面。这几篇文章的意义，还在于他写五七干校的路子与众不同，而独树一帜。
三
如果说李致写“文革”是怀着愤怒、憎恶之情控诉了文化大革命种种罪行的话，那么，写巴金就完全是怀着敬仰、思念、眷爱之情了。
巴金是李致的亲叔父，曾供养过他，为他付过学费。他永远铭记在心的是他上小学时，巴金写给他的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讲话要讲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诚然，李致从小接受巴金的教育，读他的书，受他的影响，感情很深。“文革”开始不久，身陷囫囵的李致挨批挨斗，但他设身处境，更为横遭“四人帮”诬蔑陷害的巴金担忧。随着“文革”的凶猛发展，李致对巴金的思念愈来愈深切。患难见真情：1972年政治形势稍一缓和，李致就借着春节后从北京返回河南“五七”干校的机会，冒着政治风险，悄悄绕道上海，探视他日夜思念的四爸。《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写的就是这一段实情。从1966年到1972年，六年没见面、没通信，两人相见，一种劫后余生的惊喜油然而生，但当时的神州大地像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人人自危，空气窒息，虽有千言万语只能埋在心里，欲言又止。李致凭着他过去做地下工作的经验：说来上海是看眼病的，为掩人耳目，他果真在医院看了病，只在没人的时候，才对巴金说是专程来看他的。巴金丧失了妻子萧珊，存款被冻结，只能按月从银行取出最低的生活费，所有的书房被封。晚上，巴金与李致同睡在一张床上，李致失眠了，他为四爸的处境担心。临别前一天，李致只能用一些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用滥了的政治套话，来安慰一个曾经教导他“讲话要讲真话”的老人。这篇用眼泪写成的意象深远的佳作，是中国两代知识分子蒙难的历史见证。是对四人帮独裁统治下中国千百万知识分子心灵被践踏、被扭曲的控诉。
李致与巴金有分不开的血缘和亲情。李致身上有巴金的影子和相似，不戴面具，不迎合。他们真正的相互了解和一致，源于1972年李致从上海归来，由于相互信任，书信往来更加密切。尤其是80年代中期，几乎每年都有多次相聚的机会，长时间的交流，谈心，有时甚至深夜长谈不倦。巴金谈及“四人帮”和十年动乱给祖国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深恶痛绝，却从没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对人民、对祖国充满了信心和热爱。一次次相聚长谈，李致感到心灵得到了净化，巴金对李致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在巴金看来，李致不仅是他的子侄晚辈，更是可以信赖、可以倾吐心声的朋友！两位知识分子的共鸣和良知在交流中得到了升华。李致对巴金的信仰、崇敬更加坚定，日积月累，有许多的情感和感受要倾吐，要发泄。他拿起笔来，把所知道的所感受到的巴金，告诉那些热爱、关心巴金的读者。李致写巴金不是以宣传为目的，也没有刻意要表现的主题，没有计划，没有任何一次为了写作而进行采访式的谈话，行文不拘形式，不拘长短，完全是喷薄而出的感情的自然流淌。如《两个最后的一息》《巴金的心》《不作欺世盗名的骗子》《为他着想》《白发》《春蚕》等二十四篇散文。那是心灵的赞歌，道出了巴金坚守的人生信条：奉献而不是索取。作者把一个虚怀若谷、坦荡无私、平易近人、有血有肉、普通人的巴金，推到了读者面前。没有大话，没有不实之词，完全是活生生的事实。这正是广大读者最想了解，也最感兴趣的。那些渴望了解巴金作品后面的巴金，日常生活中的巴金的读者，不禁惊喜起来：啊！巴金原来是这样子的，进一步拉近了和巴金的距离。这种强烈的反响，这种巨大的社会效果，别的介绍、评论文章是无法达到的。难怪，一位文艺评论家说李致是走入巴金心灵的人。巴金自己也说，李致是理解他比较多的人。这无疑是对李致的为人和他的散文最中肯的评价。李致写巴金的系列散文对研究巴金，是无法代替的可贵资料，极具参考和史料价值。此外，李致还写了不少与巴金交往较多的同辈人如曹禺、沙汀、李健吾、艾芜等著名作家的回忆文章，为研究这些名人作家，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这是李致无意中做出的一份特殊贡献吧！
四
凡是文学作品，都是围绕着一个“情”字做文章的。当然，情817有真、假、深、浅。李致是真情、深情。这也是他成功的所在。在《昔日》的后记中，李致写道：他写的是自己的经历，“于人于己于事，务求真实，不在事实上作任何加工，不无病呻吟，不作秀，不煽情。”李致从实际生活出发，以真实的事件、真实的思想、真切坦诚的感情、掏心窝的话，赢得读者。如《回顾》集中的《小屋的灯光》就是这样的佳作。
《小屋的灯光》是李致记叙被关进“牛棚”后的一段情感经历。李致和夫人丁秀涓，是解放前一起搞地下学生运动时的战友，情笃义深。身处逆境的李致惦记着孩子，更惦记着同样受到冲击的丁秀涓，怕她身心受到摧残。“牛棚”与李致的家隔墙相望，近在咫尺，从“牛棚”的窗口就能看见自家那一大一小两间卧室窗口的灯光。小窗口那间就是李致和夫人丁秀涓的卧室。每到天黑，看见那两个窗口的灯光，证明孩子和爱人平安到家，便是他最大的宽慰。为了及时地知道爱人是否每天能回家，他要求爱人一到家就亮灯。小屋的灯光，自然就成了他情绪波动的晴雨表。一天，小屋的灯光突然消失了，而且彻夜没亮，李致为爱人揪着心，他想得很多很多。真是天赐良机：次日，在洗澡堂里与上小学的儿子相遇，两人挤在一个木格子里，共用一个喷头淋浴。父子俩十分珍视这短暂的相遇，却不敢大声说话。他们把水龙头开到最大限度。李致从儿子那里知道，爱人没回家，是因为参加单位办的常规学习班，吃住都在单位，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即使是面对面，有哗哗的流水声作掩护，父子俩也不敢多说话，只能以眼神传递情感。李致以给儿子搓背、洗头来表达对儿子的关爱。《小屋的灯光》里的每个细节都真切得动人心弦，让人想起朱自清的名篇《背影》，潸然泪下。《小屋的灯光》无疑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是李致夫妻情深、父子关爱的真实生活的写照。近十多年来，长期患病的丁秀涓，受到李致无微不至的悉心照顾。除了非参加不可的会议，李致从不轻易离开家，离开丁秀涓。简单地用“相濡以沫”来形容已概括不了他们的深情了。熟悉他们的人，无不交口称赞这对恩爱的老夫妻。《小屋的灯光》绝非是李致随手而来的偶然所得，而是长期感情积累的结晶。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小萍的笑容》《上当受骗之后》和《姨妈》。干过少年儿童工作，非常热爱儿童的李致，1967年“六一”儿童节那天，偶然看见邻居的小女孩小萍身着花衣，头戴蝴蝶结，蹦蹦跳跳，从“牛棚”旁边走过，对李致亲切一笑。在没有笑容的年代，李致深为小萍那天真无邪的笑颜而欣喜，深感人间的良知和真情是无法摧毁的，又为不能向她祝贺节日而感歉意。《上当受骗之后》是写自己有一次在集贸市场受了骗，他为消极地接受经验教训，没有主动去帮助一个遇到困难的路人而自责，有一种比上当受骗还深重的失落感。《姨妈》写的是一位同事的姨妈，曾是给李致带孩子的保姆。因为家庭出生是小地主，“文革”前为避免麻烦返回原籍。李致无法兑现让姨妈在家里安度晚年，并为她养老送终的承诺而遗憾终生。三篇短文真挚而自然，人情味十足，充满了人间的真情和温馨。作者博大的胸襟，严律于己，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从字里行间，不经意地散发出来。
五
李致和许多优秀的散文高手一样，艺术上有自己的特色。
特色之一就是文品和人品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李致的散文不同一般的小说、戏剧，作者藏在作品的后面，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感受。李致是既写别人也写自己，而且往往是通过自己来写别人，有时甚至主要写自己。如《永远不能忘的四句话》《不知如何弥补》《心留在巴金家》等，或激越、或深沉、或幽默、或调侃、或娓娓道来，都直接向读者交心，亲切、自然，极富感染力。这样或类似这样的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就是作家的思想境界，读作品的同时更多的是解读作家的人品，是文如其人最好的注解。
李致根据自己不同的感受和理解，采取不同的艺术手法，记叙、描写不同的人物。如《我所知道的胡耀邦》，采用了长镜头和特写镜头相结合的摄影办法，由远及近，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党的总书记的神采、风貌，在李致笔下跃然纸上；写巴金，则从细微处着笔，如清退稿费，谢绝用国家的钱恢复他的故居，拒绝用他的名字成立基金会（即使是用他的稿费或获得的国际文学奖金办公益事业，也不写他的名字）。写其他人物，就采用实写、大特写镜头。作者借鉴了司马迁史记人物列传的白描手法，抓住人物最富特征的细节，不加修饰的构画出来，如《我所知道的张爱萍》《再见、三哥》就是这样的作品，立体感强有厚度。这是特色之二。
如果说，文思如涌，惜墨如金，是文艺创作的辩证法的话，那么，李致的散文又多了一个特色。李致以敏锐的眼光，常常从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很不起眼的小事，发现闪光的有意义的题材，然后写成洋洋大观的文章，像《大雪纷飞》《过年》《外婆家的小花园》等，有些看来是十分杂乱无章，头绪很多的生活故事，他却能寥寥几笔，交待得清清楚楚。他好像总有写不完的故事，但是真正下笔时又再三挑选切入点，从不多置一词一字，浪费笔墨。如《大妈，我的母亲》，写了一个经历过清末、民国、解放初期，改革开放，四个不同时期的母亲。她中年丧偶，携带着五个失去了父亲的幼子，家庭破产，无依无靠，过着极其艰难困苦，坎坷不平的生活。作者以动情的笔触，描述得细致入微，十分耐读，即使是感情坚强的读者，也会为之动容。这是《往事》集子中篇幅最长的，也没过万字。《忆贾唯英》《大姐，我叫了她半个世纪》，都没过六千字，却生动地概括了两个早年地下工作者五、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作者还有一批短小精炼而有声有色的千字文，其中一篇是赞扬一位川剧名角的叫《名丑的遗书》，不到五百字，却让人难忘。一位熟悉李致的人说李致善于抓题材，会写文章。善抓会写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文如其人。李致的为人不是装出来的，文章不是凭空写出来的，是长期自我修养、自我锻炼的结果，也与他童年接受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这也再次证明了“文章千秋业，非旦夕之功，以修身为先”的古训不无道理。总之，一句话，无论是写景状物，无论是议论、叙事、写人，作者不动声色，不虚张声势，不空泛地抒情，而是紧紧抓住了富有表现力的细节，运用细节刻画人物，显示出特有的成熟。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看了李致的近作，借用清代著名学者张问陶“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练工纯始自然”两句诗来评价李致的散文，不愧是卓有见地之语。
2004年3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