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很可贵——读《铭记在心的人》有感字心
    李致是个性情中人，喜怒哀乐常形于色，但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悲情。
    记得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那是个寒冷的冬日，在单位设置的灵堂里，他放声大哭，泪流满面，他的悲情掀起一股热流，像是要冲出寒天冻地，义无反顾地去撞击“四人帮”不准吊唁周总理的禁令。这次大哭之后的第三年，“四人帮”早垮台了，我供职的出版社收到了一本书稿，记录的是彭德怀元帅在他最后年月里的惨痛遭遇。李致审稿时，一直在流泪，手里的毛巾早湿透了。
    我当时就想，悲情因人而异，在李致应该是高尚而最可贵的情怀。
    这样的情怀，近读李致的新作《铭记在心的人》，我又历历在目并有一些新的感悟。
    像《小屋的灯光》，事不在多，文不在长，仅此几个细节，几点铺述，便再现了所谓的战无不能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荒唐、卑劣和暴虐。当年的杯弓蛇影，明枪暗箭，至今仍令人不寒而栗。李致好在能望见小屋的灯光，尽管是咫尺天涯，但灯光带来的夫妻恩爱和儿女情分，多少给荒漠的心田注入一些儿温暖，在寒夜里得以鼓起前行的勇气。
    还有《我的引路人》中的贾唯英，她是李致的入党介绍人。在旧社会暗无天日的街头巷尾，一伙在苦闷彷徨中寻找光明的青年，都亲切地称呼她贾姐姐。李致在《我心中的巴金》里告诉人们他的四爸巴金在他十二岁时就谆谆教导他“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而贾姐姐则在其后的半个世纪里用自己的实践来影响和帮助他。但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贾姐姐就因敢于说真话断送了自己的前程，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在这位出于平凡而行于伟大的女性身上充满了悲情，“文革”在劫难逃就不用说了，早在1957年那个怪异的夏季她就被打入另册，错划为“右派分子”，使得她出生入死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灿烂阳光在她身上几乎一闪而过，转瞬即逝。多少日子过去后，时光还给了她本来的面目，但年富和力强不可挽回了，身体垮了，后来听力下降几近于零了，腿也不行了，不能走动了。可在李致心中，其“身影无时不在”的贾姐姐，还在将悲情化做力量，克服着极端困难，写随想，写团史，写过去的英烈，写今天的英雄，她的笔触凝结着强烈的责任感，呼唤自由，呼唤民主，这是她有生之年始终如一的追求。
    李致的新作，出版后听说反映不错，美誉很多，而我看重的还是他的悲情。
    悲情便是一种发泄，发泄包含着爆发，而爆发会形成合力，汇集起来则可摧枯拉朽。
    悲情是思索，也是警醒，有助于人们审视过去，检点现在，思索未来。
    悲情还是居安危，它的对立面便是嘻嘻哈哈，虚虚假假，沉迷于歌舞升平和灯红酒绿，张着怪眼看模特儿走猫步。
    常言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面对这些怪现象，能不警醒么？能不居安思危么？能不多看一点、多听一点、多体味一点悲情么？
    李致的悲情，自然与巴金的题词分不开。李致说，“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四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当民主、自由、正义和善良受到挤压、践踏和凌辱，一个具有良知的人毫不犹豫地表现出自己的悲情，这正是来源于“说真话，做好人”的养成教育。
    当前大兴国学，幼儿少儿也未能幸免，统统纳入莘莘学子的行列。想来想去，与其子曰诗云搅得孩子不明不白，怪可怜见，倒不如就学学巴金写给李致那四句话，明明白白，一学就记得住。孩子们该学，成人也可学。不是提倡政绩么？这也是政绩。当官的，从政的，是政绩。不从政的也有绩，可以叫做品绩，做人得有品行，品行的考绩就叫品绩。不妨想想，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如能广而告之：以说真话、做好事为荣，以说假话、做坏事可耻。并将考绩持之以恒，也来个“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那么人们翘首以盼的和谐社会，欣欣然，也就为期不远了。
    2010年11月6日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