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集别裁别有天——李致《终于盼到这一天》补识
    杨牧
    李致先生继连续出版《往事》《回顾》《昔日》等我的人生集之后，近又推出了《终于盼到这一天》。这本书仍属“我的人生”系列，但不同的是，它非新创，而是从先前的集子中“就一个主题或一定对象”精心选编而成的。这种对自己已有文字加以遴选重组的做法，在古今作家中并不少见，且往往因为这别出心裁、别具匠心，使得这种新编的“别本”也别具天地。李致明确地告诉我们：“本书的主题是：勿忘‘十年浩劫’。”在这样一个主旨之下，他集结了此前与之有关的大量文字记忆，这更使我等在“十年”中感同身受之辈读后“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李致此前的几本书，我都曾读过，也注意到诸多有识者的高度评价。如马（识途）老称道其“跳跃着一颗赤诚的心”，“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王火称道“写作态度严谨”，“言必有据”，不“掺水”，展示出“一种认真的、实实在在的朴实文风”；萧祖石称道“不尚浮华”，“自然、朴实、亲切、动人”；马献廷称道“叙述的是真话，描写的是真境，抒发的是真情，揭示的是真相”，且“时有幽默、俏皮之笔但不轻薄”；廖全京则用一个“爱”字去解读全景，称那“爱”是“一种信仰、信念”，也是“坚持对一种价值和价值观的持守和履践”，因为“李致属于有坚定信仰的一代”。这些见解本已道尽我的认识，但面对这个主题高度集中的选本，又分明感到它凸现出更多的可贵之处。
    “十年浩劫”，离我们已很遥远了，李致所说的“这一天”（粉碎“四人帮”的日子）似乎已淡化为过往的历史长河中一个和所有日子一样的日子。李致用了二十多年前举国上下尽有的情不自禁之语“终于盼到”来强化那个特定的日子，也不会期待当年那种山鸣谷应般的回响。殊知那个日子的到来，却是经历了剧痛、煎熬和苦待的，且真正到来的那一霎，李致（们）内心虽然腾涌着万丈狂涛却还不敢轻易吱声，别人想知道，还要对方“达成协议，他愿意跪在地上发誓”——后来，“他真跪在床上发了誓，我才告诉他”。现在听来这些已近天方夜谭，但那确是真实的历史！
    正是面对这样一种“时过境迁”的疏离语境，李致意识到一个“过来人”的天职。他说：“我已七十有八，离‘盖棺论定’的日子不会太远，力求说真话。”“‘十年浩劫’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绝不能忘却，应该从各种角度记录下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以便子孙后代吸取教训”。他甚至在引用了“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鲁迅的话后，铮铮然说：“我不愿向阿q学习，决心丢掉‘忘却’这一‘祖传的宝贝’。”于是他刻意从自己做起，建立起这样一个“我个人的‘文革’博物馆”。这既是一个生年“常怀千岁忧”的老作家的精诚之举，也是一个饱经沧桑的革命者对历史负责的高度使命感的体现。
    众所周知，李致是一代文学巨匠和被称为“中国的良心”的巴金的侄儿，也许正是从巴老那里直接继承了“巴金精神”，对“国事家事天下事”总事事求真。巴老曾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并且说：“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随着中国二十多年经济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那样的“历史”还会不会“重演”，说几率很大恐怕会是“危言耸听”，但历史的重演从来都不是简单地“克隆”，谁又能担保在新生着的肌体上就永远拒绝了也随之“进步”而变异着的病菌了呢？李致此时再次强调永远记住“那一天”，也与巴老有了一定向度的别异。如果说巴老耿耿于心的是一个“终”字——永远终结那样的噩梦；李致则在耿耿于“终”的起点上更着眼于“始”：“正是因为粉碎了‘四人帮’，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了经济的巨大发展，国家正在崛起和不断前进”，那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天”，也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李致这种“顾后”而更“瞻前”的视角，更是一个严肃的未来主义者的胸襟与卓见。
    在李致的这个“博物馆”里，陈列着太多永具历史价值的“陈品”：十年中的亲见之事、亲临之境、亲流之泪、亲历之痛……他无意对“十年”作全景式的陈列和展览，“所写的全是自身感受”。也正是在这种“亲感”中，他为我们留下了一桩“镇馆之宝”——亲知之人！许多人。（包括大量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从一身正气的胡耀邦、巴金、胡克实、杜心源、戴云、王竹、高勇，到匪夷所思的戏剧性人物焦某、许光……以至在寒夜中温暖过他的“小黑”们（那是几只比某些人“人味”还足的狗）。对他以大量笔墨充分赞美的志士们的高贵品德自不用多说，他们以其在艰难年代与邪恶势力作坚决斗争的硬骨头精神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仅是那几只弱小的“义狗”，就令我们深长思之。当“革命群众”为“划清界限”对“黑帮”们唯恐避之不及时，它们却“不知人世险恶”，仍然与他们亲密无间，给他们带来孤寂中的许多快乐。当李致为特别心爱的“小黑”连夜备食而剁去了大半个指甲盖后，它犹感应到主人是为它受了伤的，更心存感激，心有灵犀，默默地陪他走过了渺无人烟的十里荒野，“不是同类，胜似同类”。可那些小狗竟被人视为“严重影响了干校与贫下中农的关系”，最后被吊死在树枝上了。（《干校三事·翻脸不认狗》）这些与人类声息相通反被人类戕害的生命，折射出许多人之为人所必备的东西，诸如良知、感恩、信守等等。而那些“翻脸不认狗”的，反倒像不如狗的人。钱钟书先生曾在一篇杂文中说到“人类与野蛮兽类的区别，就在于有辨别善恶的良心”，并慨叹道：“（人）好不容易千辛万苦，从猴子进化到人类，如果还要变回去成人面兽心，真有点对不住达尔文。”难怪饱经“文革”忧患的巴金老人也在一篇《小狗包弟》的随笔中，写到过一条很善良的狗被送到医院觪剖室的反思。“文革”之所以酿成浩劫，或许我们可以说出许多的原因，而其中最不可忽略的，就恰恰在于它悖离了“人”的基本要义：人性、人道、人权、人格、人伦、人心。可喜的是，在二十年后的文明中国，我们终于看到了人性之门的大启，人们懂得了尊重人，关爱人，尊重和关爱社会最基础的元素与细胞，并由此激发了人的智慧和最深层的原动力，迎来了初步的社会繁荣；而李致“馆藏”的那只狗，也正好成为了“以人为本”的全新理念的奠基石之一。
    想来，这也该是李致先生推出这本《终于盼到这一天》所展现出的为了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一再讲述“兴邦端赖人为镜，固本深知水覆舟”的兴衰之道的一片赤心。
    2008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