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天战事
    1941年12月8日凌晨，在内地与香港分界线的大陆一侧，伊东武夫少将率领的步兵第二二九联队、第二三〇联队和炮兵第三十八联队，已借着漆黑的夜色秘密潜入深圳附近一片片茂密的芭蕉林里。
    收到第二十五军山下奉文发来的马来亚登陆作战已经打响的电报后，凌晨3时40分，大本营陆军部向第二十三军发来了“花开、花开”的暗语电报，酒井隆立即回复：“‘鹰’命令已经发出。”
    凌晨4时，随着酒井隆一声令下，日军炮兵开始猛烈轰击英军的前沿阵地。短暂的炮火准备之后，日军9个步兵大队争先恐后地跃出战壕，开始向边境线上的英军阵地发起冲锋，其前锋两个大队与第一道防线上的守军迅速接火。奇怪的是，边防线上竟然并无多少英军，且一触即溃。日军先头部队千余人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就冲过了东南侧的铁舟桥。到上午9时，步兵第二二九联队已经在沙头角西侧突破边界向前突进。据当地居民讲，防守的英印部队已经向九龙方向退却。日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越过了边界。双方交手的第一个回合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结束了。
    英军唯一的成功之处，是在撤退途中将新界北部的主要道路、桥梁悉数破坏，或爆破山泥予以掩埋，使之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导致日军行军饱受拖延之苦。当日黄昏时分，日军前锋已进抵大埔一线。
    上午8时许，日军26架轰炸机在13架战斗机的掩护下直扑香港启德机场。带队作战的土生秀治大佐发现，停机坪上竟空空如也，一架英军的飞机都没看到。他认为，明知不敌的英军飞机可能已提前逃离。就在他率队准备对海面上的几艘英国舰船实施俯冲攻击时，意外地发现在机场的一个角落里，几架英军战机整整齐齐地停放着那里。土生大喜，迅速带领机群猛扑过去。随着日军炸弹的落下，仅有的几架英军战机刹那间灰飞烟灭。随后，另一批日机俯冲到港口上空，开始对7架民用飞机进行轰炸扫射，包括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香港快航”号，这些飞机很快就冒出了熊熊大火。
    事后得知，英军战机之所以整齐排列在地面上等待挨炸，是因为之前接到了一道匪夷所思的命令，要求他们在黄昏或第二天拂晓时分攻击日军海军舰只的最佳时机来临之前，不准擅自离开地面——这命令也真够猪头的。
    日军战机很快就取得了制空权，随后开始对英国陆军深水埗营房和海军基地进行轰炸。英军留下的唯一那艘老式驱逐舰“特拉辛”号重伤搁浅，炮舰“莫斯”号及1艘鱼雷艇也被炸沉。
    虽然首日便夺取了制空权，但日军的空袭效率并不高，以至于启德机场的跑道仍可运转。当天晚上，部分滞留在港的重庆政府政要，如宋庆龄、宋霭龄以及民国第一混世魔女孔二小姐令俊等人乘飞机安全撤离。
    在空军出动的同时，新见指挥日本第二遣华舰队从海上封锁了香港周边海域。慑于英军岸炮的巨大威力，力量并不强大的日本海军在战役过程中始终没敢近前炮击以支持陆军作战。
    同一天早晨，在香港东北方向的上海，天不亮就响起了阵阵枪炮声，有人高喊“东洋人来了”。“威基”号炮舰值班军官打来的电话吵醒了正在上海城市寓所中酣睡的舰长哥伦布·史密斯少校，向他报告了珍珠港突然遭袭的消息。少校匆忙爬起来赶往港口，准备执行撤走部队的命令。在码头上，他被日本中国方面舰队的军使拦住，日本人说：“大日本帝国与贵国已处于战争状态，本职劝告停泊在上海的贵国所有舰艇投降。对本劝告必须立即向本军使做出回答。如拒绝本劝告，或表示踌躇，或破坏船体、武器，或采取战斗部署时，本职将立即以武力予以攻击。”表示同意投降的史密斯少校随即成为日军的俘虏。后来日本海军将“威基”号改名为“多多良”号。
    日军还派军使登上了英国炮舰“贝托勒”号，向英国舰长递上了同样的劝降书，英国人当场予以拒绝。随后这艘英舰试图强行突围，日本人在5时30分开炮，6时05分，这艘英舰被击沉在黄浦江中。
    早在12月2日，大本营陆军部就电令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须处理天津英国租界、上海共同租界和其他在华敌国的权益，根据需要可以使用武力。依据上述命令，畑俊六早已做出了安排部署。在史密斯少校宣布投降后不久，日军车辆和步兵就列队进入了美英控制的上海租界，那里的英美军队根本不敢抵抗，乖乖地缴了械。很快，上海公共租界的大街上就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岗哨。不久，日军更加顺利地接管了法租界，整个上海完全变成了沦陷区。
    同日上午，日本先后在天津、塘沽、秦皇岛等地占领了美英租界和兵营。当地没有撤走的美英军人全部被解除武装成为战俘，侨民也被集体关进集中营。上午8时30分，日军对华南地区沙面的英租界也完成了和平进驻。
    12月9日早晨，前线日军准备向“醉酒湾”防线发动进攻。前方进展过于顺利的消息使日军司令官酒井隆产生了某种错觉，他认为英军的撤退很可能隐藏着更大的阴谋，于是下令前进中的日军放慢步伐，等待重炮兵部队的后续跟进。第三十八师团只好下达命令，要求三个联队先在“醉酒湾”防线外围设立阵地，侦察英军防线及附近地势。在此待命一个星期后，再由西面的第二三〇联队率先发起进攻。
    但是前线很快就传来了意想不到的好消息。9日深夜至10日凌晨，日军第二二八联队的先头部队在向城门水库南面的英军阵地进行侦察时，意外发现了英军的防御漏洞。英军“醉酒湾”防线的核心是筑于魔鬼山和金山地区的钢筋水泥棱堡，其中金山北面的城门棱堡扼九龙半岛的两条交通主干道，地势险要，筑垒坚固，入口处的混凝土厚达1.5米。由于当时“醉酒湾”防线兵力不足，只有三营步兵驻防，英军皇家苏格兰步兵团第二营负责防守西段，印军的旁遮普营及拉吉普营防守中段及东段，使得本来至少需要200名士兵守卫的要塞只有43人把守，且疏于夜战战备。日军第十一中队侦察兵指挥官若林东一中尉发现军兵力不足后，果断下令变侦察为攻击，其工兵成功破坏两处屋顶的铁丝网，将手榴弹投入碉堡的排气孔内，乘守军一片混乱之际占领了该阵地，俘虏英军27名，其中还包括苏格兰营的一名连长。第二二八联队得此消息后果断跟进，不失时机地扩大了战果。以此为转机，佐野兵团没有按照规定的攻击时间就发起了全面进攻。北岛的炮兵部队也及时跟进呼应，压制了附近包括昂船洲炮台等处的英军炮兵。
    这位导致香港“醉酒湾”防线瞬息崩溃的若林东一，后来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死亡，并凭借在这两次战役中的表现获得大本营颁发的最高荣誉勋章。
    “大陆旅”旅长华莱士准将认为丢失的城门棱堡地势险要，不宜摸黑发起反攻。天亮之后，华莱士督促皇家苏格兰营反击被日军占领的堡垒，营长怀特少校拒绝执行命令，认为以他手下现有的兵力，完成反击任务是不可能的。华莱士竟然认可了他的意见。他向莫尔特比少将报告说：强迫怀特少校去执行他认为毫无把握的计划是徒劳无益的。反击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11日早晨，当日军两个大队进一步发起进攻时，大批英军守军竟不战而退。一个叫山本的日军中队长手舞战刀冲在最前面，他很快被苏格兰营士兵的子弹接连击中。但他好像若无其事地吼叫着继续冲锋，直到被子弹打成筛子后才扑倒在地。后续的日军士兵旋风般冲了上来，个个都像刀枪不入的超人。苏格兰人被这一景象惊得目瞪口呆，有些人甚至忘记了射击。醒过神后，他们纷纷向后溃败。
    城门棱堡的失守导致“醉酒湾”防线岌岌可危。12月11日中午，日军开始向防线的两翼展开攻势。佐野兵团的青衣岛攻夺部队从西边迂回，在11日占领了青衣岛。左侧的第二二九联队10日渡过沙田海，12日突破了石头围附近英军防线右翼并占领了启德机场。日军的三路出击导致英军防线全线崩溃。
    11日中午，守军总指挥莫尔特比少将下令放弃九龙，全军退守香港岛。接到命令的印度兵、苏格兰兵和加拿大兵争先恐后地跨过狭窄的海湾撤回香港岛。一方面，英军本来就没有死守的打算，且已事先安排好了撤退路线；另一方面，日军也未能及时发现英军的全线撤退，故此各部大致顺利地退到了岛上。溃兵涌来给香港岛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发现英军全线溃退的日军很快尾随而至，他们的身影已经出现在香港岛对岸。从九龙的鲤鱼门到对岸香港岛的东北角之间水道狭窄，只有1000米左右。第三十八师团的伊藤三郎和小池礼三两位少尉——他们都是在奥运会比赛中取得过优异成绩的游泳好手——判断仅凭人力就可以游过去，于是以能游4公里为条件，开始招募敢死队员。这支规模不大的敢死队下水之后才知道，有些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没有那么简单。尽管香港位于南方，但12月份夜间的海水同样冰冷刺骨。加上背着沉重的作战装备，还没游5分钟，大部分人就不行了。无奈之下，大家只好回头，到岸上数了数，才发现有十几个人永远不见了。
    日军本来认为，香港岛根本无险可守，英军固守这一孤立据点在战略上已无任何意义。九龙陷落之后，投降才是英军理所当然的唯一选择。12月13日上午，一艘插着白旗的小艇由九龙油麻地码头向香港岛驶来，旗上写着“peace mission（和平使者）”。艇上载有日军的劝降使者、第二十三军参谋多田督知中佐，还有被挟持的香港总督私人秘书李夫人，另外还有一名临产的孕妇，希望能够入住香港岛的妇产科医院。多田带去了酒井隆写给杨总督的劝降书。书云：
    我善战之攻城炮兵及英勇之空军已做好准备，香港覆灭弹指可待。溯自开战以来，贵军虽努力作战，但是继续抵抗必将断送百万无辜男女老幼之生命，此皆为贵国骑士精神和我国武士道精神所不忍。望贵总督深思，立即承诺举行献城会议。倘不接受本劝告，余只有忍泪诉诸武力以使贵军屈服。
    尽管开战以来从前线传来的都是坏消息，但港督杨慕琦始终未曾动摇过保卫香港的决心和信心。他断然拒绝了日军的招降：“我等自信尚有作战能力，而且我等对大英帝国国王尚未完全尽到忠诚的义务。”
    让人莫名其妙的是，杨总督这一番豪言壮语传到士兵耳朵里完全变了味，竟然成了“在日军于香港登陆之前投降，是大英帝国体面所不允许的”。大家据此理解，如果敌军在香港岛登陆，那样投降就是体面和被允许的。
    12月17日，日军再次派人乘两艘小艇过海，向杨总督呈上由酒井隆和新见政一联名发出的劝降书。杨慕琦再次回书：
    香港总督和英军当局司令官坚决拒绝讨论香港的投降事宜。请转告酒井隆中将和新见政一中将，我们不再接受关于该事宜的任何联络。
    英军同时警告日方，如果再派遣所谓的“和平使者”过海，我们将毫不客气地开枪射击了。
    两次劝降都遭拒，酒井隆是怒不可遏，断然下达了渡海攻击的命令。为了削弱英军的防卫力量，北岛指挥炮兵部队以240毫米攻城重炮猛轰香港岛北岸，由广州飞来的日机连日轰炸多个英军炮台及通信、发电设施。
    莫尔特比少将也对岛上的守军进行了重新部署。按照整体地势，他将兵力平均部署于港岛各处。“大陆旅”士兵陆续向“港岛旅”报到，使后者的指挥部不胜负荷。12日凌晨，莫尔特比与罗逊、华莱士两位准将商讨后，决定临时将驻守港岛的部队连同从九龙败退的溃兵分成东西两旅。东旅由刚从九龙退回来的华莱士准将负责，西区则由罗逊准将任总指挥。此次调动与开战前“港岛旅”的反登陆作战部署有异，造成了各部队换防期间的一些混乱。
    12月14日，日军多次空袭岛上的石油提炼厂、橡胶厂及多处民房设施，引发多处冲天大火。香港的主输水管道也被破坏，一部分地区停止供水。12月15日深夜，日军企图在港岛北岸强行登陆，被守军顽强击退。12月17日，两支日军敢死队强攻北角发电厂附近海岸，遭守军尽歼。
    就在日本第一次试图登陆香港岛的12月15日，因为美国突然卷入战争而踌躇满志的丘吉尔正准备带领大批幕僚离开伦敦，乘坐“约克公爵”号战列舰远赴美国，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军事会议，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之间第一次首脑会晤，史称“阿卡迪亚会议”。临行前，首相向在香港与日军英勇战斗的英军发出了一封激励电报，赞扬他们“顽强地保卫了香港的人民和这座堡垒，在你们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我们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话虽说得美丽动听，但丝毫无法改变战场上英军面临的险恶局势。
    18日，新见政一指挥的第二遣华舰队也在香港岛南部海域出现，佯装准备从南岸实施登陆。同时日军持续炮击港岛北岸，开始在九龙各地集结船只。港岛北岸四处冒出的滚滚浓烟随东北风吹向英军阵地，使守军的视野大受影响。交通和通信也多次因炮击而陷入瘫痪，大量探射灯亦告失灵。19时，第一拨日军开始登舰，19时20分驶向港岛。当时日军的多个登陆点都被大火照亮，有助于登陆部队的抢滩。在微雨和浓烟掩护下的快速登陆部队在靠近岸边时才被英军发现，各机枪碉堡旋即向近岸的日军开火，可已无法有效阻止日军的前进。20时15分至20时30分，日第二三〇联队、第二二八联队及第二二九联队陆续强行登上陆地。
    守军据险死守不退，日军亦因英军的炮火轰击而出现混乱，三大联队之间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指挥，原定的作战方案也无法执行。一小时后，日军第二拨登陆部队上岸，双方的兵力更为悬殊。指挥系统的混乱使得登陆的各步兵大队只能强行向内陆四周推进。两军战线犬牙交错，多处呈现出混战状态。
    12月20日，西旅司令部突遭日军袭击。在久久得不到增援的情况下，罗逊与莫尔特比做了最后的通信，之后决定率领指挥部人员突围。这批军官甫一离开碉堡，即遭日军三面射击，包括罗逊准将在内的指挥部人员几乎悉数阵亡。莫尔特比少将多次组织反击，均告失败。
    同日，航行在大西洋上的丘吉尔再次致电香港政府，鼓励全体守军血战到底。其电文曰：“汝等能多抵抗敌军一日，对于全球之盟军仍能有所贡献。”——听着都不那么带劲儿。
    就在英军浴血奋战，困守孤岛的同时，四面的噩耗不断传来。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遭受重创，别说拉出来进攻，连自保都悬乎。日军此时已经在菲律宾登陆，美军连那里都无力增援，更不要说抽出兵力支援香港。
    靠自己人也已不可能。就在香港战役打响的第三天，从新加坡传来噩耗，英国远东舰队的两艘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连同司令官菲利普斯中将，被日本海军航空兵干脆利落地送进了海底，日第二十五军正穿越马来半岛的丛林向着狮城新加坡快速挺进。那边已是自顾不暇，彻底打消了香港守军等待英军外援的指望。
    在北面，日中国派遣军为了防止重庆方面在香港、泰国等地作战友军的侧后搞牵制活动，策划实施了第三次长沙会战，将国军第四战区主力牢牢牵制在华中方面。之前英军苦战的一个原因，在于重庆的驻港代表陈策告诉英军，60000多名中国军队正在向边境集结，很快就会在敌人侧后发起大规模进攻。莫尔特比在20日上午曾接到国军进军深圳的消息，并经陈策向余汉谋确认。陈策此后再未接获过国军电报，但还是在22日早上“伪报”国军已兵分三路南下驰援，以鼓励守军继续战斗下去。事实上，国军后来也的确曾进抵惠阳及宝安一带，但当时香港已经投降。且长沙战况告急，这部国军只好掉头北上。
    19日和20日，港岛各处呈现出混战的状态，武器装备和人数明显占优的日军渐渐占得上风。日军攻占黄泥涌山峡后，控制了水库，不但将守岛东西两旅分割开来，也切断了香港市街的供水。几天不吃饭还能坚持，但是一天不喝水都不行。断水成为英军很快投降的重要诱因。在这里，日军还从一位战死的英军军官身上发现了岛内的防御配置地图，自此，日军对英军各处的重要火力点一目了然。北岛所属重炮部队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这些据点很快被日军炮火一一拔掉。
    21日下午，莫尔特比向杨慕琦表示战败在即，为避免造成更多士兵及平民伤亡，请求考虑投降，杨慕琦亦随即电告伦敦。伦敦当局并未完全掌握战局，亦不希望香港过早投降，打击英军在其地战场的士气。航行途中的丘吉尔以及伦敦均致电香港，希望能做最后的坚持。22日凌晨，杨慕琦和莫尔特比接到回电后决定继续坚守。
    战况仍在持续恶化。此时的维多利亚城内，煤气、电力中断，卫生环境日差，传染病横行，日军的轰炸导致不少市民死亡。随着水和粮食的日渐短缺，一些市民开始乘坐舢板和小船逃离港岛。
    12月25日上午，港督杨慕琦发表圣诞文告，鼓励士兵继续奋勇作战。但岛上的防御体系已告崩溃，残余部队被困在岛屿南端狭长的赤柱半岛上。一队队日军在城市街道上横行无忌。在香港圣斯蒂芬学院，日本兵用刺刀一口气挑死了64名英国伤兵，之后对78名女医生和女护士集体奸杀。为了掩盖兽行，他们砸掉所有的家具，堆在这些人身上付之一炬，其野兽本性暴露无遗。
    防守香港总督府所在区域的主力部队也行将溃败。圣诞节上午9时，日军释放了两名俘虏，一个英国退伍少校和一个平民，让他们再次带信给莫尔特比。信中说，“继续抵抗已属徒劳，日本停火3小时让英国人下决心”。
    杨慕琦再次拒绝了日军的劝降，日军即时大举进攻。15时45分，莫尔特比向杨港督报告，主要阵地全部失陷，炮弹所剩无几，能够机动使用的火炮只剩下8门，守军已经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最后他这样告诉总督，“不可能再进行任何军事抵抗了。”
    接到莫尔特比的报告，杨慕琦决定在设法送走相关军政要员后向日军投降。之后他先向伦敦电告，而莫尔特比则联络日军并下令英军停火。18时20分，杨慕琦穿上插有羽毛镶金边的华丽港督服装，带领一众港府要员来到了日军占领的半岛酒店三楼336室，这里是日军的临时司令部。
    由于空袭导致停电，杨慕琦在昏暗的烛光下签署了投降书，比威克岛美军的投降仅仅晚了3天。当随军记者将相机对准他们的时候，杨慕琦大叫了一声“不要拍照”。很显然，作为一个俘虏，没有人会把他的话当回事。
    杨慕琦成为继关岛总督麦克米林之后第二位被俘虏的总督。由于麦克米林的军衔仅仅是上校，莫尔特比有幸成为第一位被日军俘虏的盟军高级将领。他们后来被押解到中国东北，囚禁于沈阳附近的战俘营。
    香港守军放下武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伦敦和华盛顿。虽然是意料中的事情，但正在参加“阿卡迪亚”会议的丘吉尔对香港的沦陷依然戚戚于怀。在当晚白宫举行的圣诞宴会上，一向口若悬河的丘吉尔一反常态，始终沉默不语，并提前向他的美国朋友告辞。
    由于通信中断，东部旅一部在赤柱并未接到投降的命令，继续奋力反抗日军第二二九联队的进攻，并以赤柱炮台的大炮阻止日军推进。直到26日凌晨，华莱士准将的副官将投降手令带回，东部旅才停止射击并交出武器。香港的主要战事至此结束。
    日军的凌厉攻势下，原计划至少坚守半年的香港仅仅18天即告陷落，因此，香港保卫战后来被称为“十八天战事”，1941年恰恰是英国人抢占香港的100周年。
    圣诞节晚上，郁郁寡欢的不止远在华盛顿的丘吉尔，绝大部分香港居民都躲在黑暗的房屋或防空洞里，往日灯火辉煌的“不夜城”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恐怖世界。虽然英军已经放下了武器，但日军的暴行在圣诞之夜通宵未停。这一天后来也被称为香港人的“黑色圣诞节”。
    在香港保卫战中，盟军共阵亡1555人，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印度人和加拿大人，有少部分中国人。日军死亡683人，1413人受伤。至少4000平民死于战火。盟军有9495人成为日军的俘虏，这些人被分成四批运到日本做苦役，很多人死于高强度的劳动。战后幸存者有3000多人返回香港或英国。
    12月26日，日军举行了入城仪式。骑着高头大马并排走在最前列的是酒井隆和新见政一，他们频频向在轩尼诗道上列队的2000名日军敬礼。别看走在最前面，但流氓成性的酒井隆和名不见经传的新见政一在老酒眼里连屁都不算，他们身后那个一点都不显山露水的骑行者才是真正的狠角儿，现在还不是他唱主角儿的时候。他就是刚刚露过脸，对杉坂事件做出准确判断的第二十三军参谋长栗林忠道，到战争结束前的硫黄岛战役中我们再做详细介绍。
    入城之后，酒井隆随即宣布“放假”，此举被认为是放任士兵进行烧杀抢掠。大量的店铺被洗劫一空并封门，杀害无辜居民和强奸妇女的暴行屡屡发生。在离跑马地不远的蓝塘道，一户居民全家8口皆被日军所杀。在皇后大道西，一名老年妇女因为听不懂日语试图通过马路，被日军当场开枪打死。在深水元州街，一名中年妇女背着小孩儿上街买菜，回来时正好遇上戒严，她9岁的大儿子试图穿过马路来接妈妈和弟弟，竟然被日军全部开枪打死。类似的杀戮俯拾皆是。日军还将香港库存的95万石大米掠走80万石充作军粮，直接导致香港爆发了粮荒。1946年8月27日，血债累累的酒井隆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于9月30日押解雨花台执行枪决，死有余辜！
    占领香港之后，日军随即成立了军政厅，酒井隆出任了最高长官。被称作“三年零八个月”的被占领时期自此开始。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领地政府”成立。出任总督的人大家也不陌生，他就是前边多次露过头的三大“中国通”之一矶谷廉介。在诺门坎惨败于苏联之后，当时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被打入预备役。由于和东条英机是铁哥们儿，早已不甘寂寞的矶谷终于借此机会重出江湖。
    在台儿庄被李宗仁打得鼻青脸肿，在诺门坎被朱可夫打得找不着北的常败将军矶谷，打仗不怎么行，抓经济确实还有两把刷子。矶谷担任港督期间，日军从香港大肆掠夺各种物资。他强迫香港市民拿港币换取毫无保证的日本军票。起初军票对港币的兑换比率定为1:2，到1942年10月改为1:4，到1943年6月30日则干脆宣布禁用港币，居民必须在限期内到银行把手中的港币兑换成军票，违者杀无赦。通过赤裸裸的金融掠夺，日本人将战前香港流通的1.6亿港币中的1亿港币弄到自己手中，而战后军票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纸。日军还多次发动“献铜运动”，强迫市民将铜、铁制品捐出以供日方制造武器，连总督府门前原属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总行的两只铜狮子亦差点未能幸免。
    日本占领香港初期，香港居民每天还能领到六两四钱的配给米，很多人被迫以树叶、番薯藤、木薯粉充饥。其后由于大米缺乏，改为配给日本萝卜做粮食。到了战争中期粮食发生恐慌时，矶谷再次下令改变配给制度，只配给日本人聘用的公务人员。结果造成港岛米价飞涨，每斤由数元涨到200多元。因为粮食日趋缺少，日方的定额配给制度于1944年取消，改以自由买卖。但很多市民因负担不起粮食价格的疯狂通胀而饿死。物资和粮食的极度匮乏使得港日政府大力推行疏散政策，逼迫香港居民迁回内地。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香港的居民人数降至不到70万，只有战前人口的一半。
    物质上的盘剥还不够，日军对港人精神上的奴役也随之展开。矶谷在港岛推行日化教育，禁止使用英语，把香港街道及地名悉数篡改为日本地名。战前香港有学校649所，至战争结束时只剩下34所，学生人数也由1941年的118000人跌至1945年的仅4000人，几乎所有适学儿童失学。日本人还强令废除公元纪年，改以“昭和”年号，还将香港标准时间拨快一小时，让香港和东京的时间保持一致，此即所谓的“大东亚共荣”。
    香港被占领后，中国内地少了一个重要的资源补给中转站，对抗战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完败的战争也会偶有亮点，这次的亮点，意外地属于一个中国人。他就是1939年就到香港出任重庆国民政府驻港全权联络代表的陈策。1893年出生的陈策，在抗战爆发后曾任虎门要塞司令，1938年使用反间计诱使日军登陆虎门，在海上击毙日军百余人。陈策亦在这次战斗中被日军炮火击中，左腿截肢，人称“独腿将军”。
    就在香港投降的12月25日，杨慕琦在下达投降命令之前，也向陈策做了通报。得知消息的陈策声称“宁可战死，不作降俘”，遂决定乘船突围。英军随即将仅余的数艘鱼雷艇交由陈策指挥，同时10多名英国军官及30多名士兵和情报人员亦决定随队突围。
    突围途中，陈策所乘鱼雷艇被日军发现并遭到攻击，陈策手腕中弹落入水中。幸得副官徐亨少校跳入水中背负游水上岸得救。最后陈策等数十人成功逃离香港。那些英国官兵经惠州、云南、缅甸、印度等地辗转回到英伦三岛。为表彰陈策在香港战役中的出色表现，英国女王特授予陈策“帝国骑士司令勋章”和大英帝国爵士称号。
    这是“二战”中中国人仅获的两枚英国勋章之一，另一个获得勋章的是大家更加熟悉的孙立人。和陈策类似，孙立人在仁安羌也冒死救过被围困的英国人。看来这英国女王不但小抠，也缺乏气度，只有救了她臣民的人，她才给发个烂牌子。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与香港近在咫尺的澳门竟然能够在战争中得以幸免。日本占领了东南亚广大地区，除了投入日本的怀抱参与对同盟国作战的泰国之外，日军唯独放过的就是弹丸之地澳门。究其原因，来自遥远南美国度巴西的一个外交照会吓住了日本人。
    早在16世纪初，南美的巴西就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由于地广人稀，葡萄牙不断向巴西移民。但葡萄牙本国仅有五六百万人，到19世纪80年代，土地辽阔的巴西才有300万人口。为此，葡萄牙政府派员到中国与清政府协商移民巴西，一向留恋故土的中国人对此不感兴趣。葡萄牙转而与地狭人多的日本商量，喜出望外的日本人立即就答应了，从此陆续向巴西输出人力。战争之前，移居巴西的日本侨民已超过了30万——里约奥运会上，我们在镜头里看到了大量的日本人后裔。
    面对战争初期日本在远东的大肆扩张，作为中立国的葡萄牙也感到非常紧张，担心日本会放羊拾柴火地灭掉澳门。如果日本真那样做，澳门除了投降，没有第二条路。跑又跑不掉，打又打不过，与巴西关系极为密切的葡萄牙政府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们让巴西给日本外务省发去一个照会，照会称：“如果日本人胆敢以武力入侵澳门，巴西就把所有的日侨撵回本国。”你敢打我亲戚，我就打你孩子！
    这一照会还真管用，日本人吓出了一身冷汗。若30万人一起被扫地出门赶回老家，不仅造成混乱，还会衍生出很多麻烦。不怕药便宜，就怕药对症，这一招真号住了日本人的脉。再说，攻占澳门并无多大军事意义，投鼠忌器的日本人因此始终没有对澳门下手。
    与香港被占领时期相对应，澳门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风潮时期”。在此期间，澳门反而因为孤岛地位获得了畸形繁荣，持有不义之财的汉奸、特务、土匪与奸商纷纷到澳门消遣，使澳门的赌场、烟馆、妓院有增无减。另外，随着大量黄金、白银与外币流入澳门，内地的不少银号也随之迁澳，使澳门的金融市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由于海上交通断绝，粮食只能来自内地，而日军、汉奸又从中囤积居奇，谋取暴利，澳门粮价日渐升高，大量平民因饥饿及营养不良而失去生命。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澳门也结束了“风潮时期”，不再被称为东亚的“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