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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个人叫王掞，江南太仓州人，康熙九年的进士，选入翰林院，一帆风顺，早在康熙五十年，便已入阁拜相，官居文渊阁大学士。
    其时正当朝中为废太子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王掞冷眼旁观，感触特深。原来他的祖父叫王锡爵，是前朝神宗年间的宰相，力争建储，而后果非常之坏。王掞对于他祖父在国史上留下这一段挨骂的记录，痛心疾首，耿耿于怀，总想替祖父争个面子回来。所以早在康熙五十六年，便上了个密折，建议建储。
    自从太子废而复立、立而复废这两番大波折以后，皇帝已经想得非常透彻，身后之事，最明智的办法是暗中留意，择贤而立，所以很讨厌臣下谈建储。不过王掞年将七十，官已拜相，格外优容，只将他的奏折留中不发，以为置之不理，自然无事。
    不久，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嘉猷，邀集同官，一共是八个人，联名上奏，亦是请早日建储。皇帝疑心王掞建言没有下文，指使陈嘉猷等人为他接力，大为不悦，便将王掞的原奏，连同陈嘉猷等人的公折，一并发交内阁议处。
    当时内阁的首辅是武英殿大学士马齐，举朝皆知，他是拥护皇八子胤禩的。如今王掞主张复立废太子，与他心里的想法，形成冲突，所以马齐想借刀杀人，提出好些不准轻言立储的口谕作根据，将王掞定了死罪。
    复奏送入乾清宫，王掞在乾清门外待罪，不敢进宫。皇帝却谅解了他，对另一个大学士李光地说：“王掞的话，原不能算错。不过，他不应该授意言官同奏，言官不能本诸良心、独立行事，成群结党、遇事要挟，是明朝最坏的习惯。你们把王掞的处分，拟得太重了，叫他进来，我有话开导他。”
    于是王掞奉召入宫，皇帝招手命他跪在御榻前面，说了好久好久的话，声音极低，定罪一事，亦就宽免。连陈嘉猷等八人，亦无任何罪过。猜想皇帝已将继承大位的皇子，必须年纪较轻、体格壮健这两个条件，告知了王掞。
    及至皇十四子胤祯封为郡王，受命为抚远大将军，特准使用正黄旗纛，等于代替御驾亲征。满朝文武，皆知大命有归。如今安藏一事，已经收功。恰又欣逢登极六十年，意料中将会诏告天下，立皇十四子为皇太子，谁知一无动静。而且众臣上表，三月十八日万寿，请准朝贺，皇帝亦复不许，心境这样之坏，是为了什么？王掞认为是皇帝对皇十四子深感失望，仍旧想立“二阿哥”，而苦于无法自我转圜，因而再度上奏，请释放二阿哥，话说得相当激切。接着又有广西道御史陶彝，纠合同官十一人，包括陈嘉猷在内一起上奏，与王掞所做的请求，完全相同。
    这一下，激起皇帝的震怒。前后两次，事出一辙！头一次可以原谅他本心无他；第二次明知故犯，绝非偶然。在皇帝看，是王掞有意不让他过几天舒服日子，存心捣乱。其情可恶，其心可诛。再也饶不得他了！
    于是皇帝在乾清门召集王公大臣，痛责王掞，植党希荣，而且提到他祖父王锡爵的罪过，他说：“王锡爵在明神宗时，力奏建储。泰昌在位未及数月，天启庸懦，天下大乱，至崇祯而不能守。明朝之亡，锡爵不能辞其咎。”
    对王锡爵的指责，大致是不错的。明末的史实，在当时信而有证，神宗万历十年八月皇长子生，十四年正月皇三子生，他的生母郑氏立刻进封为皇贵妃。皇长子之母恭妃王氏，诞育元子，而未进封，显然无宠。从来帝王之家，母以子贵，而子亦以母贵，皇之子之母既然得宠，便很可能以幼夺长，被立为太子，所以宰相申时行等，上疏请立元子为东宫。皇帝拒绝，他的理由是皇后年纪还轻，尚未有子，倘如现在立了东宫，将来皇后生了嫡子，又将如何？
    以后数年，便常有请求建储的争议，到得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从家乡省亲回朝，便全力推动此事。皇帝支吾其词，想出各种办法来拖延，最后计穷力竭，迫不得已在万历二十五年立皇长子为太子。此时共有五个皇子，除皇三子封为福王以外，其余三子封为瑞王、惠王、桂王。
    万历四十九年七月，皇帝宾天，即为神宗。皇长子于八月初一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哪知这个皇帝资质下愚，在热孝之中，荒淫无度，以致即位十天，便得了病。有个鸿胪寺丞李可灼，私下进了一服丸药，自称是“仙丹”，其实是由妇人经水中提炼出来的红铅，乃是一种壮阳的春药。皇帝服了一丸，觉得暖润滋畅，胃口大开，非常舒服。哪知再进一丸，到了五鼓天明，呜呼哀哉！这天是九月初一，在位刚好一个月。
    这就是当初宫闱“三案”中的“红丸”一案。这个庙号光宗的皇帝既崩，皇长子即位，是为熹宗，宠信魏忠贤与乳媪客氏，搞得宫闱秽乱，丑不可闻，确是明朝亡天下的一个大关键。
    康熙皇帝的意思是，倘非王锡爵极力主张立太子，则神宗虽然偏爱福王，但废长立幼，亦知臣下必然反对，不致贸然行事。这样到了临终之前，择贤而立，明朝的气运又当别论了。
    “王掞莫非以为我是明神宗，没有主张，可以听任大臣摆布的昏君吗？”皇帝疾言厉色地说，“我本来没有杀大臣的意思，哪知大臣自取其死，我也就无可如何了。你们传旨给王掞，叫他明白回奏！”
    皇帝很少有这样震怒过，也很少以处死来威胁大臣，因而举朝失色，甚至没有人敢拿笔砚给王掞，仿佛这样一做，就会被误认为王掞的同党，牵连获罪。
    王掞就在宫门待罪。听侍卫传旨，要他回奏，却连纸笔都没有。思量面奏，又惮于天威，怕言语失误，反为不妙，迫不得已只好老实说了。
    “无纸无笔，无从回奏，可否赐我方便？”
    那侍卫于心不忍，替他找来一张纸，一支笔，一锭墨。王掞便伏在阶石上，用些唾沫将墨濡湿了，拿笔蘸了一蘸，写了一篇简单的奏疏。
    他说：“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而晚年立储犹豫。其时名臣为范镇、包拯等，皆交章切谏，须发为白。臣愚，信书太笃，妄思效法古人，实未尝妄嗾台臣，共为此奏。”
    写完，由侍卫捧着呈上御前。皇帝看他自己承认是个书呆子，心里的气消了些，不过，最后一点，却还须细查——唐朝设御史台，所以御史称为台臣。王掞自辩，不曾嗾使陶彝等十二御史奏请建储，这话是真是假，当然要查。
    查明王掞的话不假，同时建议同一事，只是巧合。其时王大臣议奏：王掞及陶彝等十二人，应革职，从重议罪。皇帝考虑下来，作了一个情理法兼顾的决定。
    “王掞跟陶彝等人的奏折，都说是为国为君，如今青海、西藏一带，正在用兵，如果是忠君，就应该有灭此朝食的决心。这十三个人，可以暂缓议罚，照八旗满洲文官的例子，一律改委为额外章京，发往军前，交抚远大将军差遣，效力赎罪。”
    在文官来说，这等于变相的充军。十二御史，尚在中年，王掞年将七旬，鬓眉苍苍，一旦到了大漠荒寒之地，必死无疑。因此，皇帝又作了一个权宜的处置，命王掞的长子，正在当翰林的王奕清，代父从军。王家兄弟很友爱，老二奕鸿正在湖南做粮道，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认为老父获罪，长兄出塞，自己何能恬然居官。所以变卖了自己的产业，与奕清同行，成了一段佳话，号称“十三忠臣一孝子”。
    “安藏”的目标，可说已完全达成了。封号为“宏法觉众”的第六世达赖喇嘛，已在九月间坐床；拉藏汗的旧人康济鼐被封为贝子，掌理前藏后事；颇罗鼐被视同蒙古、青海的台吉，掌理后藏后事。同时有上谕：留蒙古兵两年，戍守西藏，以防准噶尔再度入侵。
    但是，皇帝既未大赏将士，又不令抚远大将军班师，确是对胤祯抱着极深的期望，有他的一番打算。
    皇帝是想到孟子上的几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让胤祯在穷边极塞，苦寒荒凉之地，磨炼个三年五载，不但“吃得苦中苦，可为人上人”，而且习于军旅，多经战阵，遇到外患内乱，才能从容应付。
    当然，能够收服准噶尔，做到真正的统一，版图之内，尽皆臣服，是胤祯足以继位的一大资格。即使武功上差一点，可是领兵出塞有三五年之久，这番辛劳是其他皇子所不曾经过的，光凭这一点，选取他继承大统，亦可使他的同胞手足，无话可说。
    因此，皇帝在三月间命平逆将军延信、副都统吴纳哈，领兵进驻西藏。五月间命胤祯驻兵甘州，渐次部署远征准噶尔。不幸地，就在这时候，先后发生了两处变乱。一处是在山东，有个盐枭叫王美公，聚众作乱，自封为“大将军”。这场变乱，形同儿戏，很快就为官兵扑灭了。
    另一处比较严重，发生在台湾南部，有个原籍漳州府长泰县，移居凤山的朱一贵，是洪门天地会的首脑之一。虽以养鸭为生，但任侠好客，很有些前明志士、山泽英豪、奇僧侠客，出入其门，酒酣谈兵，意兴极豪。
    其时承平日久，吏治日坏。知府王珍是个贪官，苛征暴敛，民怨沸腾。康熙五十九年冬天，格外寒冷，兼以地震，失业人多，谣言四起，于是起事的机会成熟了。
    领头起事的是两个客家人，但用朱一贵的名义号召，一时远近宣传，声势浩大。四月十九正式竖旗，先占冈山，后攻凤山，连破清兵，五月初一占领台南府城，知府以下的文武官员，纷纷上船逃回福建。总兵欧阳凯阵亡，更使得局势急转直下，诸罗县城亦为北路军所占领了。
    到得五月初四，朱一贵称王建号，但民间却送了他一个“鸭母帝”的称号。下置国师、太师、将军、都督、尚书、内阁科部、巡街御史等官职。“新贵”们拿戏班子里的行头穿在身上，招摇过市，后面跟着一班顽童，拍手嬉笑，了无尊严可言。
    反清复明的大业，一开始便成了笑柄，因而有一首民谣：“头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称‘永和’，六月还康熙。”永和即是朱一贵所定的年号。
    当时福建的水师提督叫施世骠，是施琅最小的一个儿子，领兵驻扎在厦门，从难民口中得知朱一贵作乱，一面飞函省城告发，一面率师出海，直航澎湖。
    等到在省城的闽浙总督满保，星夜赶到厦门，逃在澎湖的台湾府道等官，亦已有详细报告送来。满保檄调南澳镇总兵蓝廷珍，委以平乱的全责，会同施世骠共领兵八千、船四百艘，扬言分北港、鹿耳门、打狗三道攻台，其实专攻台南的鹿耳门。事先大发布告：“大兵登岸之日，一概不许妄杀。有能纠集乡壮，杀贼来归者，即为义民，将旌出功。”这一通露布，抵得上十万兵。一时盲从之徒，纷纷歇手了。
    当然，起事之人中确有心存明室的忠义之士，但更多的是贪图非分的富贵。为了那些空中楼阁、自我陶醉的名号，“客庄”与漳、泉两州的人，由口头龃龉，演变成自相残杀。而蓝廷珍会同施世骠，只七天工夫，便攻入安平。此时间闽粤两派，械斗正酣。
    朱一贵倒是条汉子，兵败被擒，昂然不屈。辗转解到京里，刑部官员问他，以一匹夫，敢谋大逆，所为何来？他平静地答说：“想复大明江山。”
    这一场叛乱在六月间就平定了。但处置善后事宜，却颇费周折，直到年底，方始大定。于是康熙六十一年开始，皇帝又专注在征准噶尔一事上了。
    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胤祯是前一年十月奉召入觐的。在此以前，特命年羹尧陛见，让他兼理陕西的军务，官称由“四川总督”改为“四川陕西总督”。回任之时，特赐御用弓箭，慰勉备至。朝中每一个人都看得出，皇帝要重用年羹尧了。
    但是重用年羹尧的用意，皇帝却绕了几个弯子，才让年羹尧知道。先是跟德妃说，由德妃去告诉皇四子胤禛，再由胤禛关照年羹尧。
    “你阿玛跟我说，年羹尧是四阿哥门下的人，他最听四阿哥的话。”德妃跟胤禛说，“十四阿哥跟四阿哥，情分不比别的阿哥。年羹尧如果尊敬四阿哥，对十四阿哥就得另眼相看，格外出力帮十四阿哥。这话，你阿玛让我告诉你。”
    胤禛听得这话，心里难过得很，但表面上声色不露。“阿玛的意思，儿子怎么不知道。”他说，“不用阿玛跟娘叮嘱，我早就告诉过年羹尧了，无论如何要帮十四阿哥成此大功，不然就是对不起我！”
    于是胤禛召宴年羹尧，而且邀了许多陪客，筵次谆谆叮嘱，务必善辅抚远大将军，平定西陲，上释君父之忧。那一片至诚，令人感动不已，都说十四阿哥何幸而得一如此友爱的同母胞兄。
    但到了密室秘会，却又是一副嘴脸了。他问年羹尧：“第十四的，你看他怎么样？”
    “王爷是问十四阿哥的武略，还是带兵御将？”
    “都问。”
    “是！”年羹尧想了一下说，“武略无所表见，带兵有恩，御将不严，一言以蔽之，不足为忧。”
    “不能这么大意。他是大将军，用正黄旗纛，大家本来就对他另眼相看。再拿着国家的钱粮收买人心，怎么说是不足为忧？”胤禛又加一句，“千万大意不得！”
    “王爷的大事，奴才决不敢大意。不过——”年羹尧欲言又止。
    “说啊！”胤禛催促着，“此时此地，有什么好顾忌的？”
    “奴才在想，谋大事总要里应外合才好！奴才不知道内里有什么人在替王爷出力的？”
    胤禛为人极其深沉，听年羹尧问到这话，先就想到他为什么要问这话。“里应外合”四字虽不错，但操纵的关键，必须握在自己手里。年羹尧只要外合，实在不必问里应是什么人。
    因此，他就不肯说实话。“现在还没有，”他说，“不过我在留意。”
    “依奴才看，‘舅舅’倒是好帮手，王爷不可不假以辞色。”
    胤禛心里一跳。他说的“舅舅”隆科多，正是自己出全力在笼络的，不过自觉形迹异常隐秘。而如今年羹尧忽然提到此人，是不是行事不密，有什么迹象落到了外人眼中，不能不问一问。
    于是，他声色不动地问：“何以见得‘舅舅’是个好帮手？”
    “‘舅舅’在奴才面前提起王爷，他说，十几位阿哥，照他看，只有四爷顶了不起。”
    “噢，我是怎么了不起呢？”
    “奴才不敢问。”
    “为什么？”
    “奴才在王爷门下，如果太关心了，岂不惹人疑心。”
    “好！正该如此。”
    “如果王爷觉得奴才的话有点用处，奴才倒还有些话想说。”
    年羹尧的哪些话有用处？胤禛在想，自然是劝他笼络隆科多，做个好帮手这句话。于是他点点头说：“你有话尽管说！说错了、说得文不对题都不要紧。只当闲聊。”
    “是！奴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把话说错了，王爷一定矜怜奴才的一片诚心。”
    作了这段表白，年羹尧提出他的建议：隆科多现任古称“九门提督”的步军统领，职掌保卫京师的全责。所管的事务很多，而最重要的是肃清奸宄。如果隆科多将这个差使干得有声有色，便能获得皇帝充分的信任，参与一切机密，这对胤禛是非常有利、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如今各王府多招纳奇才异能之士，王爷韬光养晦，不肯随波逐流，自然是见识远大之处。不过奴才在想，‘舅舅’手下倘也有几位杰出人才，一则可帮‘舅舅’把差使当得更漂亮；再则缓急之际，亦可转为王爷所用，诚为一举两得之计。不知王爷意下如何？”
    胤禛听得句句入耳，怦然动心，而表面上却还不肯认真，只说：“你别问我！原说了的，只当闲聊，你说你的好了。”
    “奴才先要说个前明的遗老之后，本朝的监生，在史局修过明史，如今归隐在家的黄百家。”
    “黄百家！”胤禛问道，“是黄宗义的儿子不是？”
    “是的。黄百家多才多艺，大家知道他从梅文鼎学过天算，不知道他还是技击名家，写过一卷《内家拳法》。”
    “噢！”胤禛大感兴趣，“他怎么会懂技击呢？”
    “不但懂，而且精通。渊源有自，说来话长……”
    话要从内家拳的始祖、武当山的张三丰说起。自宋至元，由元及明，内家拳的大宗师，名叫王宗岳。他有个得意弟子叫陈州同，是浙江温州人；陈州同传张松溪；张松溪传叶继美，此人是宁波人，所以内家拳又由温州传到宁波。叶继美收了五个徒弟，最小的一个叫单思南，尽得真传。其时已在崇祯年间，去明亡不远了。
    单思南早年从过军，晚年归隐家乡，摆了个场子收徒弟，一则糊口，二则遣闷，根本就不想找个传人。他的徒弟亦没有什么成材的——俗语说的“穷文富武”，无非纨绔子弟，只想学两招花拳绣腿，在人前炫耀而已。
    独独有个叫王来咸的，是有心人。他们师兄弟住在楼上，到得夜深，他人鼾声如雷，王来咸却伏在楼板上，从缝隙中悄悄偷看师父练拳。这叫“偷拳”，是武林中犯大忌的。所以王来咸一声不敢响，遇到不解的地方，亦不敢去问师父。这样两年之久，单思南的本事，已让王来咸偷到十之六七。再要进步，就除非师父指点了！
    于是，王来咸尽力讨师父的好。单思南有茶癖，王来咸关照家里办来天下名茶，又学会了烹茶的诀窍，然后打造一只极讲究的银杯，每天一早一晚，伺候师父品茗，日久天长，单思南终于以不传之秘，传授了王来咸。
    所谓“不传之秘”，乃是点穴。一举手之际可以决人生死，所以王来咸出手极其慎重，非万不得已，决不轻发。一次有个恶少，逼他出手，王来咸始终容忍，及至辱及他的父母，非有表示不可了，但仍然手下留情，所点的一个穴道，与膀胱有关。因而此恶少几天不能小解，直到他磕头谢过，方始解去。
    当然，行侠仗义，少不得替人报仇。有一双弟兄不和，哥哥用重金聘请王来咸去整他弟弟，王来咸断然拒绝，说“这是以禽兽待我”。因为深明伦理，所以明朝既亡，钱肃乐在浙东起义，王来咸毅然投效。事败归隐，颇有人卑辞厚币，登门求教。而他不屑一顾，自己担粪锄地，种菜为生。唯独与黄百家交好，尽传所学。年羹尧认为能将他请到京师，以他所著的那一卷《内家拳法》，传授由禁军中特选的勇士，会有莫大的用处。
    听他讲完，胤禛惋惜地说：“样样都好，只可惜黄百家的身份不好。明朝志士之后，必然引人注意，是非从此多矣！”
    “然则有一个人，不妨由步军统领衙门，奏调进京。”年羹尧说，“此人名叫乔照，现任浙江提督。”
    “这乔照有何长处？”
    “他是‘四平枪’名家，藏有两本枪谱。治伤的药酒方子，海内第一。”
    “这个人用得着，我得便跟舅舅提一提。”胤禛又问，“此外还有什么杰出的人才？”
    年羹尧想了一会儿答说：“有两个。一个七十多岁了，怕不肯出山了。”
    “是谁”？
    “此人叫冯行贞。”
    “冯行贞？”胤禛偏着头想，“好像听见过这个名字。”
    他想起来了！冯行贞是江苏常熟人，书香门第，温文尔雅，却生性好武，自己练出好些别出心裁的武艺，作为娱乐。譬如先发一矢，紧接着再射一矢，前矢缓，后矢急，于是后矢击落前矢。这一手本事，他练了十年才成功，然而只是神奇而已，并无多大用处。
    倒是有些自创的武器，效用很大。有一种名为“灰蛋”——拿鸡蛋打个孔，漏掉黄白，灌以石灰，用皮纸封好。每遇出门须经荒郊险山时，总带几个在身边。遇到强徒剪径，自顾力所不及，便取个“灰蛋”掷到对方脸上，石灰眯目，无不大吃其亏。冯行贞常到北方访友，山东有个响马诨名“老倭瓜”，常常告诫部下：“遇到常熟冯二公子，千万少惹他！”
    “我年轻的时候见过他。”胤禛忆着往事道，“那时他在康亲王杰书帐下效劳。杰书死在康熙三十六年，由他的长子椿泰袭爵。椿泰的六合枪是很有名的，舞起来十几个人近不得他的身，据说就是冯行贞教的。我在康亲王府见到他，大概是康熙四十年左右，二十年了，他还健在？”
    “是的，不过归隐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奴才劝王爷无论如何要罗致了来！不然，就要到八爷府里去了。”
    “八爷”便是胤禩，曾因图谋立为太子而被软禁，去年方始解禁释回。如今表面上虽无动静，但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都跟他很好，暗地里仍有活动。
    在胤禛看，胤禩也是他的一个劲敌，所以听得年羹尧的话，不由得关切地问：“此人叫什么名字？”
    “叫甘凤池，是江苏江宁人。他善于借力取胜，所以越是强敌，受创越甚。”年羹尧忽然问道，“山东即墨有个马玉麟，王爷想来知道？”
    胤禛知道，因为马玉麟前几年在京里很出过一阵风头。此人身体极其魁梧，肚子很大，每天起身，用一幅很长的白布将胸腹之间捆得紧紧的，上墙爬柱，捷如猿猴。膂力之好，更不待言，曾经几次在王府中与侍卫角力，无不占尽上风。
    “以后听说他到江南去了，就此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听见过这个人。”胤禛问道，“你怎么忽然问起他？”
    “他的销声匿迹，就是因为甘凤池的缘故。”
    原来马玉麟作客扬州，为一个大盐商奉为上宾。这个盐商也姓马，生性好武，更好新奇。看马玉麟的本事，不过那一两套，日久未免有些厌了。
    有一次这盐商到南京去访友，无意间邂逅甘凤池，看他中等身材，一无足奇，但偶或露一两手，令人目眩神迷。譬如一只锡酒杯到了他手里，要长就长，要方就方，而且谈笑处之，不像马玉麟，每到奏技之时，神情紧张如逢大敌似的。这就使得这盐商在心目中，将甘、马二人分出高下来了。
    于是，坚邀甘凤池作扬州之游。一到那天，大张盛宴，为他接风，当然也请了马玉麟。但等他一到，只见甘凤池已为主人让在首座，马玉麟当时就变色了。
    不但变色，而且发话，说他在京里为各王府招致，每处皆被奉为首座。如今不甘屈居其次，说主人看不起他。当时要跟甘凤池一见高下。
    甘凤池自然逊谢不遑，无奈旁人有看不惯马玉麟平时那股盛气凌人的模样的，便在一旁拿话激他。搞得势成僵局，非比划比划不可了。
    盐商家里的房子都很大，便挑了一座厅作比试之处。马玉麟步步进逼，甘凤池步步后退。到得退无可退之时，不知道他怎么一闪，便到了对方身后。如是数次，马玉麟已经见汗了，心里更恼恨甘凤池迹近戏侮，咬牙切齿地要抓到他好好羞辱一番。
    及到甘凤池退到柱边，忽然腰带断了，正当低头错愕之际，马玉麟见机不可失，用尽全力扑了过去，双手是个“大开门”，以为一把可以抱住甘凤池。哪知抱倒是抱住了，却抱的是一根柱子，而且额头碰在柱子上，鼓起一个大包。
    这一下惹得哄堂大笑。马玉麟羞愤交加，顿时口吐鲜血，面如金纸，摇摇欲倒，却仍旧亏得甘凤池赶上前去拿背抵背，没有让他摔倒。
    不但如此，马玉麟的内伤吐血之症，也还是甘凤池替他医好的。从此马玉麟回到即墨，绝口不谈技击。
    这个故事在胤禛从未听见过。他当然相信年羹尧说的是真话，但唯其如此，越发猜疑。
    “亮工！”胤禛唤着他的别号问，“你是哪里听来的？”
    年羹尧笑道：“奴才那里常有江南来的人，这些故事听得多了。”
    “照此说来，你也很结交了一些奇才异能之士。”
    话一出口，胤禛便自悔失言。再看年羹尧，脸上讪讪地，神色亦不大对劲。
    不过年羹尧的神色，很快地就恢复正常了：“奴才留意奇才异士，亦是为了王爷。”他这样答说。
    不说“结交”而说“留意”，措辞颇为得体，胤禛便装作感动地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忠诚，无话可说。这次回任，万里远隔，不过彼此赤心相照，虽在天涯，亦如咫尺。”
    “是！奴才亦就是凭一点赤心，报答主子。”
    年羹尧回任不久，奉命觐见述职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恂郡王胤祯到了京。
    胤祯领兵出征之时，仪节甚为隆重，皇帝御太和殿，亲授大将军金印，用正黄旗纛出京。如今回京，不能没有适当的礼节相迎。所以皇帝事先便有旨意，命礼部拟定仪注奏闻。
    六部尚书，满汉各一，谁的权重，大致视各人才干而定，唯独礼部，总是汉缺的尚书当家。这时礼部的汉缺尚书，刚刚由工部调任，一接事便遇到了难题。
    此人名陈元龙，浙江海宁人。海宁陈家从明末以来，就是大族，本姓为高，所以陈元龙跟早年权倾一时的高士奇，算是同宗，认为叔侄。陈元龙是康熙二十四年的榜眼，长于书法，颇为皇帝所赞赏，所以一直是文学侍从之臣。
    有一次，皇帝忽发雅兴，要写擘窠大字，便对左右说道：“你们家中，各有堂名，不妨说出来，我写匾额赏给你们。”
    于是陈元龙面奏：“臣父之闿，年逾八旬，臣家的堂名叫‘爱日堂’，倘蒙皇上赐书，荣及九族。”
    皇帝便如言写了“爱日堂”三字，赐给陈元龙。“爱日”通常是人子爱亲之意，由皇帝来写这两个字，实在是异数，所以这个故事颇为人传诵。
    到了康熙四十二年，陈元龙以老父衰病，奏请“终养”——奉养老亲，直待老亲寿终，持服期满再奏请起复，复行官职——七年之后，陈元龙进京，被授为翰林院学士，不久迁吏部侍郎。又放广西巡抚，颇有惠政。康熙五十七年内调工部尚书。此时又调礼部，正好主持拟定抚远大将军回京，迎接仪注一事。
    “为什么是难题呢？”他说，“因为不知道大将军这次回京，算不算凯旋？如果是凯旋，有成例在，事情就容易办了。”
    成例在康熙十九年。安和亲王岳乐受命为定远平寇大将军，于康熙十四年讨伐吴三桂，历时五年，方始奏凯班师。皇帝前一天驾临卢沟桥郊迎，第二天大将军到达，一起拜天，叩谢上苍嘉惠。仪节非常隆重。
    如今既非奏凯，当然不能援用成例。陈元龙召集僚属，几经斟酌，方始定议。抚远大将军抵京之时，皇帝派侍卫一员慰劳；亲贵大臣自贝子以下，齐集朝阳门外迎接。进了京城，大将军诣宫门请安，皇帝在乾清宫召见赐宴，由诸皇子作陪。
    覆奏到达御前，皇帝只将赐宴一节删去，其余依议。礼部随即行文各衙门知照，按规定行事。有些人只以为“做此官，行此礼”，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有些人却别有想法。
    这种想法是由热衷而来。他们在想：大将军既非凯旋还京，本用不着如此郑重其事，足见皇帝此举，是在暗示，属意于皇十四子继承大使的初心未变。然则如今要迎接的，不是抚远大将军，亦不是郡王，而是一位未来的皇帝。倘或此时让他留下一个深刻的好印象，何患将来不大富大贵？
    其中有个辅国公阿布兰，是广略贝勒褚英的曾孙。太祖共有十六子，元妃生长子褚英、次子代善。褚英在十七八岁时，即以武功赐号为“洪巴图鲁”。满洲称勇士为巴图鲁，“洪”可解释为大，所以“洪巴图鲁”的意思就是“大勇士”。
    这个“大勇士”到了二十七岁，更被封为“阿尔哈图土门贝勒”，译名叫作“广略贝勒”。顾名思义，可知不仅勇敢，且多智略。谁知太祖这样一个有谋有勇的长子，竟会以“作书诅咒”的罪名，圈禁高墙。到了第三年死在幽所，年三十六岁。据明朝所侦得的实情是，“红把兔”——明朝不知“洪巴图鲁”是何名堂，以译音称褚英为“红把兔”。说他谏父不可背叛明朝，太祖大怒，下令将他处死。这件事官书不载，但多少年来，宗室中口头相传，都说褚英确是为他父亲所杀。
    就因为这个缘故，褚英与他同母弟代善的境遇，大不相同。代善是正红旗的旗主，封为礼亲王；长子岳托封为克勤郡王；三子萨哈廉追封为颖亲王，皆是世袭罔替。清朝开国，只有八个王世袭，俗称“铁帽子王”，代善一家就占了三个。
    一母所生的弟兄，子孙的荣枯如此不同，褚英之后，便出了好些心理不正常的人，一种是怨恨不休，一种是拼命巴结，想法恰好相反。
    拼命巴结的这一类中，有一个叫苏努，有一个叫普奇，是堂房叔侄，曾因附和胤禩获罪，被削去公爵。此刻又有一个叫阿布兰，是苏努的胞侄，算辈分比抚远大将军胤祯晚一辈，这就更便于伏低做小了。当大将军的仪仗过去，胤祯在前呼后拥之中，缓缓策马而过时，阿布兰突然逸出行列，跪在前面。一个人孤零零地单摆浮搁，显得格外刺目。
    阿布兰却不管旁人的观感，等胤祯行得近了，高声说道：“宗人府右宗人阿布兰，恭迎抚远大将军叔王。”
    叔王是个新鲜名称，不过意思很明白，表示他也是宗室，是胤祯的侄子。见此光景，马上的“叔王”倒很不过意，但一时想不起来他是哪一房的子孙，只在马上欠身答礼，很客气地说：“请起！请起！”
    阿布兰这个举动，有些惊世骇俗。还有些跟他相熟的人，则替他老大捏一把汗。因为宗室中自公爵以上，对于皇子无下跪之礼，阿布兰显然是以储君视胤祯，才有此逾分的礼节。皇帝曾经一再严饬，不准有任何拥立某一皇子之事。而阿布兰的行为，已大干禁例，倘或皇帝降旨追究，阿布兰的性命都会不保。
    然而，皇帝居然毫无表示。不但如此，还有件形迹更为明显的事——宗人府因为皇帝御极六十年，特建碑亭，树立一方神功圣德碑，由翰林院撰文，颂扬备至，而送到宗人府，阿布兰认为文字不佳，另外命人改拟，大为称赞抚远大将军的武功。而此文进呈以后，皇帝居然批准了。
    这一来，皇帝的意向更明白了，胤祯将继大位，已是铁定不移、人人心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