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营救
将炸弹全部扔下去后，16架b-25中的15架开始沿着日本南部海岸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飞去。只有八号机选择了海参崴，这在之前是明令禁止的。按预定计划，中国境内几座未被日军占领的机场会亮起灯塔指引他们降落，其中最容易被发现的是衢州机场。
由于提前起飞意外增加了航程，所有飞机的燃油已无法按计划到达指定的中国机场，飞往中国的航程显得异常险恶。或浓雾或大雨的糟糕天气，使各个机组几乎无法判断准确的方位，即使像杜立特这样的牛人也毫无把握。领航员汉克·波特告诉他，飞机预计在距离中国海岸210公里处耗尽燃油。庆幸的是，似乎上帝也为这群无畏的勇士动了恻隐之心，原来一直刮着的逆风突然间转成了顺风，航速因此提高了每小时46公里——这可是救命的46公里！杜立特感慨地说：“幸运的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杰克·希尔格在日记中写道：“这是自早晨以来，我们第一次知道自己有机会可以活过这一晚上，大家高兴得像一群孩子似的。我们知道终于有机会绝处逢生，活着出去向人们讲述这段英勇的事迹。”
飞机飞临中国已是傍晚，狂风暴雨导致能见度急剧下降。油耗警示灯早已亮了起来，“能够到达陆地的概率几乎为零，感觉就像走到了穷途末路”。杜立特下令准备好救生筏，要求大家“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能轻易放弃”。
前方模糊出现了海岸线的轮廓，保罗·伦纳德大叫道：“在那儿，我感觉自己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杜立特试图把无线电频率调至4495千周以寻找衢州机场，一直未果。“我们只能选择跳伞了，只希望我们降落的地方是中方控制的土地。”杜立特安排了跳伞的次序，他是最后一个。
21点10分，伦纳德和布雷默间隔几秒钟从飞机上跳了下去，随后是波特。杜立特帮科尔松开了副驾驶座位上的降落伞，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一会儿再见，迪克。”
到21时20分，飞机上只剩下杜立特一个人了。至此，他已经连续飞行了13个小时，行程3600公里，其间还轰炸了日本首都。在关掉燃气用阀后，杜立特纵身跳出前舱门——这是他第三次不得不从飞机上跳下去，黑夜立即吞没了他。
杜立特担心落在坚硬的土地上会使脚踝骨折，之前那里曾两次受伤。他曲起膝盖以减缓落地造成的冲击，幸运的是他落进了一片稻田，里边到处是中国人当肥料的粪便。他从稻田里爬出来，然后解下降落伞。尽管全身散发着难闻的臭气，但至少他还活着，这是最让人庆幸的事情。四处游荡的杜立特发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小磨坊，他就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夜。天气寒冷加上浑身湿透，杜立特不得不连续做体操以保持体温。
19日黎明，杜立特顺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向一个村庄走去，他遇到了一个肯定不懂英语的农民。农民将孤立无援的杜立特带到了附近一个军事驻地——还好它属于中国人。一个国军少校竟然能说几句英语，这让杜立特兴奋无比。少校要求这个满身结着一层干粪便的外国人交出手枪。杜立特解释自己是美国人，刚刚轰炸了日本东京，昨晚空降在附近的一块稻田里。他建议少校一起去看他的降落伞，以证实自己说的都是实话。少校同意了，在十几个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押解下，大家一起来到了杜立特降落的那块稻田，可惜降落伞已经不知去向。
少校军官据此认为杜立特说谎，下令士兵缴下杜立特的抢。恰在此时，另外两个去搜查农户的士兵拿着降落伞跑了过来，少校脸上露出了微笑，友善地向杜立特伸出了手。“我就这样被他们正式接纳了！”杜立特后来回忆道。
严格的保密措施使美国并未将详细计划告知中方，连蒋介石和史迪威都不清楚。尽管事先约定，这些飞机降落在中国后将归“飞虎队”使用，但陈纳德本人并未接到军方的任何指示，他将联系失败最终导致所有飞机坠毁和部分飞行员阵亡、被捕，归咎于华盛顿事前过于谨慎。这位“飞虎队”队长认为，如果决策者能够对中方开诚布公地讲清情况，即使杜立特临时改变计划提前起飞，作为中国空军的指导者和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只需将一个志愿队的地面无线电指挥站与中国东部的预警网连接起来，就可指挥大部分飞行员顺利降落在友军机场”。
根据此前模棱两可的指令，驻衢州空军第十三总站为预计19日的接应做好了全方位准备。不但为即将来到的飞机开放了跑道，还备好了特供他们使用的燃料和润滑油。军委会战地服务团衢州空军招待所门前挂起了“欢迎美国志愿飞行员”的大型条幅，为客人准备的西式餐点、宿舍早已就绪。但因为空袭行动提前了一天，这些工作完全失去了实际意义。
18日当天晚上，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忽然一阵低沉的引擎声从暴风雨中传来。老贺立即下令通知附近部队、机关“提高警觉，实施灯火管制”。他的第一反应是“日军飞机又来轰炸了”。但这次情况似乎不同，20分钟后，不远的山外传来了一声巨响，除了雷电风雨，就再没其他声音了。
怪事一件接一件。第二天一大早，辖区临安县政府突然报告，“附近有敌人的伞降部队，乡民正在实施围捕”。紧接着行署卫戍部队青年营电话通知，“要将两个外国人送上山来”。青年营李营长打来电话说，将要送上山来的是两个美国人，他们声称在头一天驾机袭击了日本的重要城市。贺扬灵后来回忆说：“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我，也震惊了山上的所有人。”
李营长带着客人很快到了，一个短小精悍的美国人主动上前握住了老贺的手。贺扬灵被告知，他的名字叫杜立特，美国陆军中校，轰炸东京行动的领导者。他身边那个人叫迪克·科尔，副驾驶。
科尔的降落伞挂在了一棵松树上，他顺势把降落伞接下来改成一张吊床过夜。黎明时分，科尔卷起降落伞，拿着指南针向西走。几小时后，他在一条小路上幸运遇上了一个国军士兵。士兵将他带进了一个小小的院子，里边飘扬着中国国旗。中国人拿出一张画给科尔看，画上画着1架飞机和5个飘下来的降落伞，科尔指指第四个，示意那是自己。士兵随后将他护送到天目山驻军基地，他看到了那幅画的作者——他的队长杜立特中校，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19日上午，汉克·波特走进了一个小村庄，村民对出现这样一个外国人颇为好奇。一位老人在一张纸上写了几个汉字，波特一个都看不懂，村民在一张地图上指出了他所在的位置。几分钟后，他发现投弹手弗雷德·布雷默从同一条小路上跑了下来。“看到他，我心情好极了，”波特回忆说，“至少有了我认识的人。”
短时间内村里出现两个外国人让村民感到不安。一名村民从背后突然抱住了布雷默，随后他们身上的枪、刀具和现金被抢走，波特的飞机导航手表和他自己的汉密尔顿手表也被拿走了。村民将他们五花大绑，准备送到浙西行署听候发落。
队伍走到附近的由口村时，迎面碰上了小学教员朱学三。朱学三懂得一点儿“洋文”——水平不一定比老酒高，借助笔谈和手势比画，老朱艰难搞清了两人的真实身份，他们显然是友非敌。两人被松绑并马上成为老朱家的尊贵宾客。村民用茶水和鸡蛋招待他们。虽然很饿，但出于戒心，两人都不愿意吃，只是喝了一些热茶。随后当地的一名游击队长赶到了，勒令大家交还美国人手枪、刀、现金和手表，但波特的汉密尔顿手表还是未能找到。大家一起前往浙西行署。队伍走到相邻的射干村时，远处传来一阵喧闹声，那里正在进行一场“围捕”活动，抓捕对象是机枪手保罗·伦纳德。
天快亮时，伦纳德走出山谷去寻找自己的战友。他遇到了4名武装人员，其中一个人要他举起双手。伦纳德掏出了手枪，对面的人开枪了，伦纳德也开了两枪，之后转身跑回山上。他看到山下聚集了很多人，于是准备坚持到天黑再想办法逃跑。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他看到一大群人从远处经过，最前面似乎是两名美国人。伦纳德重新装好子弹冲下了山，他瞬间由“歹徒”变成了上宾。步行途中，一个村民突然蹿到波特身边，将那块汉密尔顿手表飞快地塞到他手里，转身跑开。当天下午，三人在驻军总部见到了杜立特和科尔。五人抱作一团，大喊：“伙伴们我们成功了，我们都还活着！”
经过杜立特介绍，贺扬灵知晓了空袭行动的来龙去脉。听说日本人的老窝遭到轰炸，压抑已久的贺扬灵兴奋极了。他6岁的小女儿看到几个长相与自己不同的陌生人，奇怪地问父亲：“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心情大好的贺扬灵半开玩笑地告诉孩子：“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坠落的飞机很快被找到，大约在衢州以北110公里处。杜立特和伦纳德当天下午就去查看了飞机残骸，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设备和物资，“飞机碎片在山顶散落了足足几英亩。对一个飞行员来说，最糟糕的事莫过于自己的飞机摔得粉碎”。
杜立特相信其余15架飞机——他尚不知有1架去了苏联——肯定和自己的命运相似，“在我看来，行动无疑失败了，我一生中从未如此低落过。”
伦纳德感觉到了队长的闷闷不乐：“中校，您觉得回国后会怎么样？”
“他们会在军事法庭上审判我，然后将我送进监狱。”
“不，长官，让我告诉您将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提拔您当将军，还会授予您国会荣誉勋章。他们会再给您一架飞机，到那时我还要和您一起飞行。”——这话对一个飞行员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褒奖！
4月20日，杜立特得知已有4个机组的成员被找到了，他请求贺扬灵在杭州湾和温州一带海域设置瞭望哨，以搭救更多的机组成员。淳安县县长沈松林接到命令后立刻组织人手实施搜救，连高山密林也不放过。众多搜救人员拿着高音喇叭，到处呼喊“这里是安全地带不是日占区，请放心出来”。在这样大张旗鼓宣传之下，附近老百姓都知道这里来了美国人。十号机机组成员正好跳伞在淳安和遂县地区，他们很快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接待。
飞机坠毁导致机上的通信设施无法使用。在确定有几个机组人员安全获救之后，杜利特急切想与外界取得联系。他很快拟定了一份电报，由浙西行署发给重庆，再由重庆转发给华盛顿。“成功轰炸东京，”杜立特在电报中写道，“由于中国海岸天气恶劣，飞机可能已全部坠毁，目前已查明5个机组平安。”这份电报由宋子文递交美方的时间是4月21日，一直在焦急中等待的阿诺德第一次有了那群人的确切消息。
4月22日，杜立特就收到了重庆转来的阿诺德的贺电：“对你们这次真正了不起的飞行，我要以整个陆军航空部队和我个人的名义，向你及你们团体的全体成员表示祝贺。”更好的消息还在后边，参谋长马歇尔的电报里说：“你以极高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指挥你的团队完成了这次危险的任务，你对国家和盟军做出了巨大贡献。总统向你表示感谢和祝贺，你的准将提名今天已送交参议院。”杜立特的兄弟们也为他的晋升而激动。“我们个个欢天喜地，就像自己也都被提拔成了将军一样。”希尔格说。
很快就有坏消息传来。十六号机的比利·法罗机组很可能在鄱阳湖一带落入日军之手。杜立特问贺扬灵，能否用钱从汪精卫那里把他们赎回来，或者组织武装解救。后一方案马上被否决，因为南昌附近驻有大量日军。不单如此，连杜立特等人也要尽快转移到衢州，再从那里乘机前往重庆。
贺专员特意为杜立特等人举办了隆重的招待宴会，特色菜是中国人舍不得吃的老鸭煲。看着飞行员难以下咽的样子，杜立特暗自提醒大家：“不许评头论足，有什么就吃什么，不要引起任何麻烦，现在你们在这里是客人。”
步行途中，年事已高的杜立特提出“实在走不动了”。半小时后，中国人竟然给他牵来了一头驴。中校好奇地围着这头怪物看，冷不防被它一蹶子尥翻在地上。看着杜立特一脸诧异的样子，一名中国军官微笑着警告他：“它还会咬人。”不过5个人还是很快坐上了中国特有的轿子。
泰德·劳森的七号机在迫降时遇到了麻烦，一头栽下的飞机在海上翻了过来，巨大的惯性导致投弹手鲍勃·克莱弗直接从机首飞了出去。劳森和副驾驶迪恩·达文波特连同驾驶座一起猛地从驾驶舱甩了出去。麦克卢尔的肩膀重重撞在了装甲板上，然后落入水中。
等劳森醒来时，他已经沉到水下四五米的地方，仍然被安全带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意识到身受重伤之后，劳森解开安全带奋力游向水面，之后开始费力向岸边移动。海浪一次又一次将他拖回水中，终于一个浪头把他推上了岸。他的双腿已毫无知觉，左膝被划出一道大口子，碎裂的膝盖骨露在外边。作为驾驶员，他觉得飞机坠毁完全是自己的责任，开始大声咒骂自己。忽然他觉得那声音有些陌生，伸手去摸嘴巴，发现下嘴唇被豁开了，伤口一直延伸到下巴底下，上排牙齿都弯到嘴里去了。他将手指放进嘴里试图将牙齿扳直，不想它们完全脱落下来了。劳森气愤地将满手的牙齿扔掉，这时他看到了达文波特。
麦克卢尔在水中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两条胳膊全断了，随后他看见了不远处同样无法移动的克莱弗。两人费力地从水里走出来，然后瘫倒在海滩上。
戴夫·撒切尔在机尾被撞晕，还好他戴着飞行头盔。当他从机腹爬出来时，听到了麦克卢尔叫他的声音。5个人一个不少，但个个重伤。劳森和达文波特颈部严重受伤，其他3人面部、背部、腿部都血流不止。不时有日军巡逻艇从附近海面经过，丧失行动能力的几个重伤员只好就这样躺着听天由命。
海堤上出现了两个人影，机枪手立即挣扎着开始瞄准。麦克卢尔叫道：“别，他们是中国渔民，我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过。”
麦克卢尔判断完全正确！他们幸运碰上了中国的游击队。随后更多游击队员赶到，将几位伤者背到附近的一间小屋。让麦克卢尔惊讶的是，背他的那个中国人又瘦又小，体重最多45公斤，而他自己足足超过90公斤，他不知道这个中国人身体里怎么能够迸发出那么惊人的力量。劳森想对背他的那个人微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他无奈地闭上了眼睛，知道自己不论身在何处，围绕在他身边的都是好人，大家都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浴血奋战，这就足够了。他嘴里喃喃地说：“如果我们能留在这里，如果我能恢复过来，那就太好了，我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
游击队队长郑财富曾在英国人的轮船上打过工，他很快弄清了飞行员的身份。海边村落缺医少药，郑队长决定将伤员送到相邻的一个县城救治。19日18时，一支十几人的担架队行进在海边的堤坝上，一艘平底帆船朝岸边静悄悄地驶过来。游击队员抬着担架走下了堤坝。忽然帆船上传来一声尖哨，劳森等人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连人带担架扔到了旁边的沟洼之中。
还没等伤员叫出声，伏倒在沟边的游击队员将手指放在嘴边做出了噤声的姿势。抑制不住好奇心的劳森稍稍抬起了头，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忘记了疼痛。一艘日军巡逻艇正向帆船快速靠近，日本人很快登上了船。汗如雨下的劳森后来回忆说：“躺在土沟里的等待近乎煎熬，这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拷问。”
帆船上的中国人神色自若。虽然附近已发现了飞机残骸，但那几个日军士兵没有察觉出这几个渔民与美国人有什么牵连。日军的小艇最终驶向深海，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大家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好险哪！
担架被重新抬入船舱。紧扣扳机的游击队员目光炯炯，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一路平静无波，几位伤员很快被送到了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临海县。临海并不安全，这里距日军最近的据点不到20公里。如果让日本人知道美国飞行员到了这里，他们很可能派出重兵攻打县城。伤势最重的劳森伤口感染，急需手术。
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劳森后来感慨地说：“整个中国都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每一张沉滞的面孔背后，都在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激动着，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劳森想起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在街上或电影院门口看到有人在为中国人的抗战募捐，他很多次从那里经过，偶尔也会捐上一两美元，当时还觉得自己非常慷慨。现在他觉得实在过意不去，心里光想哭。
很快，另一座城市的一个知名医生陈慎言到了临海，他毕业于上海私立东南医学院。陈医生为美国人检查了病情，提出要将他们转移到自己的医院——由于曾帮助过受伤的飞行员，1945年赴美就读的陈慎言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亲自接见。4月21日上午，8时，一行人准备再次启程。当地政府为他们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乐队什么的都有，”撒切尔后来如此回忆，“一队中国士兵沿路边列队立正，向每位经过的飞行员敬礼，我们中那些还能动弹的队员也回敬了军礼，我想，应该不会有比我们这队更吓人的队伍了。”
劳森被抬在担架上，65公里的路程花费了整整12个小时。珍贵的手术器材和药品也通过秘密途径送到这里，随后赶到的怀特医生为劳森实施了截肢手术。虽然失去了一条腿，但他幸运地保住了性命。村民为劳森送来了鸡蛋、牛奶等营养品，这一切都令他终生难忘。
5月18日，度过了危险期的劳森等人被安排转移。由于身体尚未复原，当地政府特意为他们安排了轿夫。接下来的一路被劳森称为“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当地人送上精美的食物。在战争状态下，劳森想象不出他们是如何“变出”那些美味的。他们的交通工具变成了一辆1941年款的福特轿车，这在当时的中国绝对属奢侈品，不知道哪位富商为勇士贡献了自己的座驾。
不幸截肢的劳森是个文化人，后来他依据亲身经历写出了《东京上空三十秒》一书，书中内容在1944年被搬上银幕，成为家喻户晓的热门电影。劳森在书中写道：“我不断想起那些勇敢、坚忍的中国男女。他们将我们救起，用自己的身子背负我们，给我们吃，照顾我们，并帮助我们逃走。我不知道在他们被日本人拖去杀戮时是否会想到，在被他们救起的那些人中，有人会一遍又一遍地轰炸日本。希望这能给他们带去一丝慰藉。”
命运最惨的当属迪恩·霍尔马克的六号机，他们中只有领航员蔡斯·尼尔森看到了最后的胜利。在距离中国约160公里的海域，飞机遇到极端恶劣的天气。尼尔森告诉霍尔马克，大约再有3分钟就可能到达中国海岸。透过暗夜，霍尔马克依稀看到了陆地。就在轰炸机逼近海岸的时候，飞机左引擎停止了工作，几秒钟后右引擎也熄火了。轰炸机一头扎了下去，霍尔马克想：“我们应该不需要降落伞了。”
飞机坠落在离浙江象山县海岸不远的地方。19日8时左右，在海滩上昏迷了整整一夜的尼尔森慢慢清醒过来。天气变得异常晴朗。沿着海滩，尼尔森远远看到了两具被海浪冲上来的尸体，他们都穿着美国军队特有的橙色救生衣，那无疑是自己的战友。他从地上爬起来，向那边走去，当他扒开一丛灌木时，前面出现了一双帆布步胶鞋，再往上脚上打着绑腿，再往上，一支来复枪正对着他的头。尼尔森站了起来，他看清那两具尸体是投弹手比尔·迪特尔和机枪手唐·菲茨莫里斯。
这个人竟然会说英语，问他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尼尔森回答是美国人。对于尼尔森的反问，对方回答是中国人。不远处传来日本人巡逻艇的马达声，中国人告诉尼尔森，“要是被日本人抓住，我们俩都得死。”两人穿过灌木丛中的一条小路躲进了竹林，那里可以远远看见日军的巡逻艇基地。尼尔森问对方怎么会英语。这个姓陈的中国人告诉他，自己是在上海当出租车司机时学的。
两人一起来到游击队驻地，那里有20多个游击队员，个个衣衫褴褛。让他稍感欣慰的是，他见到了一条腿严重受伤的迪恩·霍尔马克和副驾驶鲍勃·米德尔。大家用简单的木质棺材埋葬了两位战友，三人为牺牲的同伴念了一段祈祷文。
日本人的搜捕使他们无法离开。到第三天中午，大门外突然出现了嘈杂声，一个中国人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告诉他们“日本人来了”。三个美国人看到门外有数百个日本兵，他们带着枪、刺刀和手榴弹。三人很快被发现，一名留小胡子的日本队长让翻译告诉他们：“你们现在是大日本帝国陆军的俘虏。你们无须担心，我们会对你们很好的。”美国人很快就会发现，事实与日本人说的恰恰相反。
三人被戴上手铐，然后用绳子加固，晚上还被加上了脚镣。32个日本兵用一艘船运送他们，昼夜不停。4月24日，他们被送到了当时日本人占领的上海。
另一架不幸的飞机同样与“6”有关，就是比尔·法罗的十六号机，他们最后一个从航母上起飞。在临近中国海岸时，恶劣的天气甚至让副驾驶鲍比·海特想起了老家得克萨斯的龙卷风。领航员乔治·巴尔建议向西飞行15分钟后再折向南，这样可以确保飞机降落在中国人控制的区域。但法罗不想让飞机坠毁，他一直向西，试图找到适宜降落的地方，这就意味着他们越来越接近日战区——南昌。最后油料耗尽，他们选择了跳伞。
掉在一座坟头上的投弹手萨泽摔断了几根肋骨。他拔出手枪朝天开了几枪，试图以此来吸引同伴，四周没有任何回应。天亮之后，他选择了向西走，路上遇到了几位村民。后来他发现了前面的一处营地，一个士兵正在外面的水沟里清洗军服。他递给那个人一根烟，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很快就来了十几个人，人人拿着步枪和刺刀。他们缴了萨泽的枪，然后带他进入营地。一名士兵问他：“你是怎么到这里的？”萨泽拒绝回答。一名翻译很快来到。“你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萨泽问。翻译向他宣布：“你现在在大日本帝国陆军的手上。”
领航员巴尔落入了一片水田，爬出来后，他走了很久，上了一座小竹桥。忽然，他的后背被一支枪顶住了，巴尔只好跟着走到路边的一个防空壕。里面走出几个士兵，巴尔被五花大绑。他随后被押到一个叫南昌的中国城市。在一个房间里，他见到了十几个军官，巴尔认出那些是日本人。十六号机组5个人无一幸免，最后被抓到的是法罗。这样加上六号机，总共有8个人成为日军的俘虏。
4月20日，十六号机组的5个人被押解到南京。几个人被单独关押，以防串供。美国人提出，作为战俘他们应该享有相应的待遇，几个人只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军衔和编号。“我立下过誓言，不会透露任何军事秘密。”法罗说。美国人太天真了，他们随后遭到了严刑逼供。斯帕茨编造说，他们从中途岛以西的一个小岛上起飞。鲍比·海特坚持起飞地是阿留申群岛。几个人的说法都不相同。
消息很快发回东京。在详细查看过地图之后，宇垣缠认为这些人说的地点都不靠谱，当时所有飞机都飞不了那么远。他在《战藻录》中写道：“他们说的没有一句真话，第一次审讯毫无帮助。我们必须做进一步调查，为将来的作战做更充分的准备。”不过日军还是从谎言中得知了一些细节，他们推测至少有13架飞机坠毁在中国。
听了宇垣的汇报，山本同样是怒不可遏：“当你自信满满地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的时候，被敌人抓住漏洞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虽然我方损失不大，但大日本帝国的领空被侵犯了，却没有击落一架敌机，这已经足够羞辱了。这形象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再怎么糟糕的进攻也胜过完美的防御。”此时山本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小岛，它的名字叫中途岛。
到21日，判断哈尔西舰队早已走远的飞行员终于开口了。巴尔供出所有飞机都是从航母上起飞的。宇垣对美军空袭计划的精妙设计感到好奇，甚至是赞赏，自尊心也得到了一丝安慰：“这16架飞机是如何被放在航母上的，一定要努力破解这一谜团。”
4月22日，六号机组成员被蒙上眼睛送上了一架飞机。几个小时之后，萨泽偷偷向窗外窥探，他看到了一个以前似乎见过的地方，后来知道那里叫富士山。27日，六号机组幸存的3名成员也被押到了东京。
唐纳德·史密斯的十五号机组同样遭遇了险情。他们在燃油尚未用尽的时候因引擎动力不足在海上迫降。5个人逃上救生筏，但救生筏很快被巨浪掀翻。在与海水搏斗了两个小时后，几个人总算都上岸了。
史密斯发现不远处有昏黄的灯光，几个人就此来到了一家渔民的小屋前。史密斯用力敲门，并喊着朱立卡教给他们的简单的中国话。一个渔夫提着灯笼把他们领进了屋，在地上用稻草生起一堆火。渔夫叫醒了母亲和妻子为美国人烧茶做饭，他们甚至吃上了米饭和虾干。怀特成为其他机组成员嫉妒的对象，“因为我会使用筷子，而他们只会用手抓”。
天亮时，屋里挤进来许多好奇的村民。后来怀特回忆说：“我们不太确定他们的政治派别，但他们的友好是毫无疑问的。”大家开始比画着交流，一个村民拿出一本年历，每页上方都有英语单词。通过翻看一本词典，怀特告诉村民他们是美国人，刚刚轰炸了东京。听到这一消息的中国人显得非常高兴。美国人的湿衣服还在一边晾着，有些人就直接脱下身上的衣服给他们穿。
他们无疑是幸运的。这里叫檀头山，这一区域是唯一未被日本人控制的地方。渔民把家里唯一的一张床让给美国人睡，那不过是一个简易的土炕另加一条被子。条件很差，但精疲力竭的美国人还是睡得很香。睡前，格里芬迷迷糊糊地告诉怀特，等战争结束后他肯定会回到这里，靠卖给中国人弹簧床垫去发大财。
因为这里离日占区很近，一行人第二天晚上乘坐一艘小舢板出发。船在半夜时分到了南田岛，这里是劳森机组坠毁的地方。在一家农舍，他们邂逅了救走劳森机组的那位游击队长。游击队长拿出了劳森等人留下的纪念品，还有一张写有达文波特名字的卡片。当天，他们吃到了中国人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鸡肉。
在步行到一个道观时，前面出现了日本人。中国人将他们藏进了地洞，他们身边的游击队员个个攥紧了枪——美国人甚至怀疑那些破旧的枪到底能不能打响。他们听到日本人在外边四处敲打，还听到老道士和村民的惨叫声，显然他们挨了打。两个小时后，日本人走了。怀特对此非常感动，“这些人都极端贫穷，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通过出卖我们为自己换取巨大的好处，但显然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他们对我们的责任感以及他们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就足以保证他们不会那么做”。
历经磨难的九号机组终于到达了安全之地，劳森机组两天前刚刚经过这里。美国人奢侈地得到了香皂和干净的衬衣、短裤。晚餐非常丰盛，一群中国小女孩儿来向他们“献花，跳舞，歌颂飞行的奇迹”。第二天上午，地方政府为他们举办了一个特别招待会，参加的有当地官员、学生和士兵，他们接受了中国人的欢呼。在政府官员讲完话后，他们每个人也做了简短发言——估计也没几个人能听懂。午饭，他们吃了鸡蛋、猪肉和香肠。
“不管我们到了哪里，人们都争着来看我们，”怀特在日记里写道，“一个小孩儿钻到我的椅子下边，被他的母亲拽出去扇了耳光。他大哭起来，我给了他1美分，他立刻就不哭了。”
成功脱险的各个机组陆续到达衢州。当杜立特于4月26日赶到那儿时，机场已聚集了56名机组成员。能够活着重聚使他们发自内心地激动，希尔格在日记里写道：“就像回到了家，我们快乐得像小孩子似的。身在国外，没有什么比得上一张熟悉的面孔。”领航员韦尔德回忆说：“在这里我们既是怪人，也是名人。”琼斯和怀尔德回想起在玉山火车站下车时，看到一名身着西装的绅士站在数千人的欢迎队伍的最前面，用流利的英语告诉他们：“我是玉山市市长王丹尼，我们专程前来迎接来自美国的英雄！”
27日，杜立特赶往上饶，专程拜访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讨如何营救被俘的机组成员。顾祝同再次下令各区县进一步开展搜救活动，沿海所有船主都被告知，特别留意可能落在海中的机组人员。
作为对美军空袭东京的报复，日本人的飞机几乎天天光顾衢州机场，美国人必须尽快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他们随后被分批送往重庆。
日本人的老巢也挨了炸弹，这一消息给满目疮痍的山城带来了短暂的欢乐时光。不管认识与否，在重庆的所有美国人都会被迎面拦住以示祝贺。有人提议将美国人轰炸东京那一天定为一个特定的节日。军政部长何应钦高调宣布：“日本军国主义的梦魇只有用炸弹才能粉碎，对日本的这次袭击仅仅是个开始。”4月29日，刚刚到达重庆的杜立特就应邀与美国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准将共进晚餐。他被告知，参加行动的每个人都将被授予“杰出飞行十字勋章”。
4月30日中午的盛大宴会由蒋介石亲自做东。先行来到的蒋夫人——她在中国被誉为不带军衔的空军司令——对美国飞行员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她瞬间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对此，雷迪后来写道：“夫人是我有幸遇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聪明、机智而美丽。”
蒋介石在午餐将要开始时抵达。委员长向飞行员们敬酒，与大家一起为罗斯福和未来的胜利干杯。在美国人眼中，相比漂亮的夫人，蒋介石显得平淡无奇。饭后，雷迪请蒋夫人在自己日记首页的地图上以及一张带有机组成员署名的钞票上签名，驻中国的比塞尔上校立即制止了大家争相索要签名的行为。比塞尔拿出一枚美国飞行员佩戴的翼形徽章赠送给夫人，蒋夫人坦言还想要一顶飞行帽，几名飞行队员不约而同摘下了帽子。雷迪说：“她开始试戴那些帽子，先是格林宁的，然后是我的，我的帽子她戴上刚刚好！”他对此感到无比自豪。格林宁送给蒋夫人一套美军第十七轰炸机大队的徽章，后来他说：“我尴尬了好一阵子，笨手笨脚地围着她转，试图找地方能帮她戴上。”
当天21时30分，所有人再次到客厅集中，雷迪注意到蒋夫人佩戴着比塞尔白天赠送她的翼形徽章，“在她心脏一侧显眼的位置”。蒋夫人授予所有人“杰出服务勋章”，并与大家合影留念。雷迪正好站在蒋夫人身后。“这会让我女朋友嫉妒的！”雷迪向同伴嘟囔道。“她是一位金发女郎，还是黑美人儿？”显然听到了的蒋夫人微笑着回头问他。
蒋夫人为飞行员送上了自己的亲笔信，感谢他们袭击东京的伟大壮举：“全中国人民都感谢你们，愿你们继续维护自由和正义，凭借你们的努力，当我们取得胜利时，将会逐步建成一个更加快乐、无私的国际社会。”
不是所有飞机都遭遇到坠毁的不幸命运，唯一例外的是斯基·约克的八号机——名字带斯基，看来也就该飞往苏联，那里的男人很多都叫斯基或夫斯基。由于频繁改装造成的疏漏，八号机的两个汽化器装错了位置，导致油量指示表提前报警，飞往中国已绝无可能。约克只好就近飞往海参崴以北40公里处的一个大型机场。人员和设备均毫发无损，这是整个行动中唯一幸存的飞机。
飞机立即被苏联人没收，机组人员也被扣留。苏联人似乎对他们颇为友好——毕竟他们与美国是潜在的盟友，斯大林目前急需美国的援助。约克询问一位看似面善的苏联军官：“可否提供油料？”并说明如果可以的话，他们第二天早上就飞走，不给主人增添更多麻烦。显然他想得太简单了，八号机意外降落苏联已升级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和外交事件。
八号机降落海参崴的消息，3天后由苏联政府正式通报给美国使馆。美国驻苏联大使威廉·斯坦利——他刚到莫斯科还不到半个月——必须硬着头皮去破解难局。斯大林告诉他：“按照国际法，我们不得不将他们扣押。”让大使稍感欣慰的是，这位苏联领导人说：“飞行员在苏联绝对有人身安全，他们将得到很好的照顾。”斯坦利解释说，美国本意并非如此，其余飞机都按命令飞到了中国，这架飞机一定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麻烦才被迫转向苏联的。4月25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向斯坦利抱怨说，此举将导致苏日关系更加复杂。斯坦利再次表示，马歇尔将军对苏联为美国机组成员所做的一切表示衷心感谢，并再次声明“这完全不是故意的”。
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立即向苏联人提出了严正抗议，认为仅仅扣押是绝对不够的。那架飞机刚刚袭击了日本，苏联事实上等于为美国人提供了军事基地，这完全违反了两国之间《中立条约》的规定，并将危及下一步的两国关系。佐藤威胁，“由此所引发的一切后果都由俄国人承担”。
斯大林非常清楚日本人摊子铺得太大，目前暂无能力向西伯利亚发起进攻，因此根本不吃日本人那一套。莫洛托夫宣称：“扣留行为完全符合国际法规定。”一系列外交博弈随之展开，但往往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究其原因，在于双方都有顾忌。苏联人正在西线与德国激战，不愿在远东惹出新的麻烦。日本人更不愿意在离本土如此近的地方树立新敌。一旦苏日爆发战事，东京、大阪、名古屋每天都会面临之前那样的轰炸，日本势必要从前线抽调部队来保卫本土。正因如此，5月7日，佐藤向东京提出了让步建议：“这架轰炸机的机组成员抵得上另一场战争吗？”此事之后就不了了之。日本人继续不停抗议，苏联人也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地一味搪塞。但苏联人始终拒绝将飞行员交给日本人，双方就这样光打雷不下雨地在那里干耗。
对于约克等人来说，他们的遭遇与其说是扣押，倒不如说是按“克里姆林宫的客人”来对待的。几个人喝了苏联人不少伏特加，也吃了不少鱼子酱，这在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的苏联实属不易。他们先是被“押解”到哈巴罗夫斯克，之后到了古比雪夫。辗转好几个地方之后，美国人来到了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这里距伊朗已经很近。
几个人商量着试图逃走，他们用身上仅有的钱贿赂了一名从事走私活动的阿富汗蛇头，他经常给苏联军官带来国外的食品和黑市货物。5个人口袋里共有300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在“大黄蜂”号上赢海军的。蛇头开价800美元，最后双方以250美元成交，蛇头答应带美国人偷越边境进入伊朗。
行动看似凶险却异常顺利，1943年5月11日，他们成功逃过边境，进入伊朗马什哈德的英国领事馆。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这些人经印度前往北非再到南美，最后辗转回到美国。战后，副驾驶罗伯特·埃门斯中尉根据自己在苏联的经历写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客人》一书，顺便又赚了不少稿费。
初看这苏联人水平实在太差劲，5个大活人就这样轻易跑掉啦？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的默许，美国人想要逃脱绝无可能。1944年10月，美国驻苏联大使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一起策划，准备将28名被扣押者从西伯利亚转移到伊朗塔什干。一封绝密电报中的话彻底露了馅儿，“为这些人安排一次类似去年那样的逃跑行动”。战后解密的档案表明，那名蛇头的幕后是苏联国家安全总局——大名鼎鼎的克格勃的前身。一切表明，美国人的逃跑是苏联人暗中授意并组织的，这样的方法使美国人属于“意外越狱逃脱”，苏联人最多属于看管不严，日本方面也无话可说。
在东京，政府对空袭造成的损失进行了统计：总计112座建筑被摧毁，53座建筑遭到破坏，87名居民死亡，151人重伤，311人轻伤。由杜立特一号机组造成的儿童死亡成为日本大肆宣扬的热门话题。那名四年级学生茂小岛的父亲发表声明，要从军为孩子报仇，不惜因此“以身殉国”。
虽然损失并不很大，却在精神上给日本人造成了极大冲击，这一爆炸性事件对开战以来一直沉醉于胜利之中的日本人无异于当头棒喝。此后一连几天，日本国民都在惶恐不安中度过。4月20日，东京再度发布了空袭警报。在21日内阁与大本营联席会议上，负责本土防空的有关人员被撤职，陆军省人员也有变动。
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缓解空袭带来的舆论压力。18日14时，东区指挥部就发表声明：“9架敌机被我方击落，我方损失不大，皇宫并未波及。”为掩盖自己的无能，日本报纸开始大肆宣传损失的轻微，声称美军的空袭是“彻底的失败”，并把杜立特等人描绘成魔鬼的模样，说他们“鬼鬼祟祟进行非人道、嗜杀的狂轰滥炸”，残酷地对居民和非战斗人员进行扫射，表现出十足的“魔鬼行径”。随后日军从被俘飞行员口中得知，空袭行动指挥官杜立特的英文名字是“doolittle”，与英文“do little”发音相同，因此新闻发言人故作幽默地将这次轰炸讽刺为“成效甚微”，并进一步演化为“一事无成”。
政府在随后发布的公告中故意夸大了伤亡数字，并通过无线电向全世界宣告：“胆怯的袭击者故意避开了重要的军事机构和工业中心，盲目地在郊区投掷燃烧弹，尤其是学校和医院。这些无耻的偷袭者几乎全被我们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落，在场的东京居民高呼万岁！”
4月22日，英文报纸《日本时报》出现了最富戏剧性的评论：“这本是一件不引人注意的小事，大多数东京市民都未意识到这次空袭警报与平时防空演习警报有什么不同。日本空防的成功可以从以下事实中表现出来：只有约10架敌机在中午时分突破了我们的警戒线。一艘美国航空母舰通常可以起飞近百架飞机，但仅有10架突入我几乎密不透风的空防，这真是少有的纪录。他们不能靠近任何重要的军事设施，因为我们的防御措施太完美了，因此敌机迫不得已，只能毫无目的地在郊区徘徊，在医院和学校投掷燃烧弹，扫射手无寸铁的平民。”社论最后说：“这次空袭确凿证明，美国现在处于多么绝望的地步，这次空袭纯粹是当政者为了讨好美国的民众，堵住他们的嘴巴，平息他们的批评而已。”《每日新闻》写道：“敌军的袭击一无所获。”宫古当地的报纸宣称：“敌军最终选择了撤退，证明我们的防卫是无懈可击的。”麻薯新闻也嘲笑说：“美军软弱无力的攻击简直就是一出闹剧。”
政府官员开始在媒体上频频放话，表示袭击对日本来说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曾任驻英大使的重光葵信誓旦旦地宣称：“空袭一点儿都不可怕。跟德国人对伦敦的空袭相比，这次空袭根本不能称为空袭。”新闻发言人堀智友评论说：“事实上，美军轰炸机很轻易就被我们铜墙铁壁般的防御工事吓跑了。”防御指挥部的小林宣布：“单就空袭而言，无论多么猛烈的袭击都不能摧毁一个民族。”不知道3年之后，面对李梅b-29的火烧连营和随后的核弹攻击，这个小林又会说些什么。
日本人也不是光说不练。4月26日——空袭后第八天，在靖国神社的临时大祭上，大本营特地展出了b-25轰炸机的一片机翼和一根起落架管子，这些当然是从中国紧急空运回去的，它们属于法罗的第十六号机。在一株盛开的银杏树上，引人注目地挂着一具美军的降落伞。媒体重点提醒民众注意油箱上“北美航空公司”和降落伞上“加利福尼亚斯威特里克公司”等字样。东京广播电台反复播放着一首诗：
我们怕什么空袭，
广袤的天空坚如钢铁。
老少挺身的时候已经到来，
我们负有卫国的光荣。
来吧敌机，
哪怕是无数次！
在“大和”号战列舰上，几名少壮派军官反而为美国人的空袭暗自庆幸。“整个东京仿佛经历了一场地震，”首席参谋黑岛龟人说，“这让我们打了个冷战，杜立特空袭对中途岛作战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赞成这一观点的还有渡边安次中佐——之前他曾数次到军令部游说山本的中途岛作战计划，现在再也没人敢站出来反对了。一直积极倡导东进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展开决战的渊田美津雄甚至高兴地说：“感谢杜立特中校和他的飞行部队无意中对我们的帮助！”
山本仍然在为天皇的安全忧心忡忡，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持在阿留申群岛和中途岛之间建立警戒线。4月20日，三和归纳了山本的意图：“美机似乎是从航母上起飞的，要压制敌方这类企图就必须在夏威夷登陆，舍此别无他法。这样登上中途岛就成了先决条件。这正是联合舰队极力主张中途岛作战的根本原因。”
原来对中途岛作战军令部一直颇有微词，在山本以辞职相威胁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现在他们反而主动接受了山本的观点。在4月21日召开的内阁与大本营联席会议上，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提出，延期执行攻打萨摩亚、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的作战，以便尽快执行中途岛作战计划。原来拒绝派出陆军的参谋本部也一改初衷，愿意提供一支强有力的登陆部队，支持海军毫不迟延地将防御圈向东推进至中途岛—阿留申一线。反对声刹那间烟消云散，原来叫得最响的反对者一个个噤若寒蝉。
东京遭遇空袭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大洋彼岸，美国上下一片欢腾。在此之前，前线传回的都是些令人沮丧的消息，美国人太需要一次真正的胜利来振奋精神了。这次自己人干脆把炸弹直接扔到了敌人的心脏东京，美国人真是说多解气有多解气。一夜之间，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珍珠港事件以来的全部烦恼。空袭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纸不约而同地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惊人的消息：“美国飞机轰炸了东京，杜立特中校干得漂亮！”
军方的态度却截然不同，阿诺德中将仍在焦急等待着来自远东的消息。他不知道日本人的报道是真是假，果真被击落了9架飞机吗？杜立特他们真的袭击了学校和医院？在得到确切消息之前，军方的做法只能是沉默是金。
对此媒体绝对不会答应。“每个人都想知道，华盛顿方面为什么对轰炸东京始终保持沉默？”《波士顿环球报》出现了这样的大幅标题。《华盛顿邮报》经验略显老到，使出激将法：“美国陆海军都默契地保持着沉默，没有发布任何公告，也没有承诺何时会发出公告。事实说明，华盛顿方面也完全没有确切的消息。”
对此东京也感到纳闷，他们本以为美国人会大肆宣传，并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可是大洋那边到处嚷嚷的只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军方一直悄无声息。得不到确切消息的《旧金山联合报》引用了日本人的一段报道：“我们很期待听到美国对他们行动伤亡的报道，现在看来，损失一定是巨大的。”
国会议员也活跃起来。虽然得不到准确的消息，但他们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纷纷表示“这象征着美军拉开了正式反攻的序幕”。事实上美军现在自顾不暇，离反攻还远着呢。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约翰·斯奈德说：“这无疑给美军打了一针强心剂。”“没有什么比得上我们刚刚进行的空袭行动。”亚拉巴马州众议员约瑟夫·希尔说。“这是我们赢得战争的唯一方法，”爱达荷州众议员沃斯·克拉克如此描述道：“所有一切就从在他们头上扔炸弹开始。”
保密工作是空袭行动取得成功的关键。直到空袭前24小时，知道全部行动细节的只有6个人——美国的保密措施由此可见一斑，他们是洛、邓肯、金、阿诺德、杜立特和哈尔西。别说蒋介石和史迪威，就连马歇尔、诺克斯、尼米兹也只知道有这么一项行动。直到飞机从“大黄蜂”号起飞，海军部长诺克斯才被告知有一项针对东京的空袭行动即将开始，总统也只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就在杜立特一行飞抵东京的差不多时间，金才将完整的行动计划详细汇报给罗斯福。
得知计划已进入最后阶段的罗斯福表示了不安。当天晚上，他带着埃莉诺和财政部长摩根索夫妇共进晚餐，当天是后者的结婚纪念日。空袭成功的消息传来时，罗斯福正在和摩根索等人研究抑制通货膨胀的办法以及下一次炉边谈话的内容。总统显然非常兴奋，之后一整天他都在打电话。和阿诺德担心杜立特一行的安全不同，罗斯福只关心空袭对美国士气的影响。罗斯福清楚现在他必须回答民众一个问题：“那些飞机到底是从哪儿起飞的？”他叫来了撰稿人山姆·罗森曼。
“阁下，您还记得《消失的地平线》一书吗？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绝妙的永恒之地——香格里拉，它坐落在中国西藏的某个荒凉之处，为何不告诉大家飞机是从那儿起飞的呢？这就是委婉地告诉大家，您并不打算告诉他们飞机真正是从哪儿起飞的。”罗斯福马上喜欢上了这个主意。
4月21日16时10分，白宫的专题新闻发布会显得比以前热闹了许多。开战以来，罗斯福第一次显得无比风光，意气风发的总统对记者的所有提问来者不拒。《洛杉矶时报》驻华盛顿记者黛维斯小姐是总统多年的老朋友，这位漂亮的金发女郎站起来发问：“请问总统先生，袭击东京的飞机是从哪儿起飞的呢？”
全场静默！这正是大家关心的焦点问题。政治家一般具有出色的表演天赋，只见罗斯福沉吟片刻，然后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以恍然大悟的神情幽默地回答道：“香格里拉，是那儿！不错，我想肯定是那儿！如果不是这样，漂亮的小姐，您说还能从哪儿呢？”
英国著名作家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一书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同名电影曾获多项奥斯卡大奖。希尔顿在书中为人们描述了这样一种人间仙境，那里景色优美，没有战争和杀戮，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这恰似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谁都清楚那是理想中的天国。大家立即明白了总统的意思，美军轰炸机的起飞地目前仍是机密，不能公示。但他们依然对总统的机智回答报以同声应和：“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原来是那儿！”
“您会去调查日本报道东京袭击的真实性吗？”一位记者继续提问。
“一点儿也不会，”总统大笑道，“我大部分消息还是从日本的报道中听来的。”
“您有香格里拉的邮票吗？”
“当然，”酷爱集邮的罗斯福做出像煞有介事的模样，“那里的喇嘛曾送给我一本特殊的邮册。”
罗斯福无法压抑内心的激动，他立即向老哥们儿丘吉尔发去了电报：“正如您从新闻中所了解到的，我们对日本发起了空袭行动。并且我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牵制他们，使他们无法在印度洋派驻太多的大型船只。说实话，今天是我两年战争来最开心的一天。”
后来，罗斯福将新落成的位于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的总统疗养所命名为“香格里拉”。1953年，新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为那里起了一个新名字，就是今天我们经常听到的“戴维营”——戴维是艾森豪威尔最疼爱的一个孙子的名字。
陆军部长史汀生起初对“总统青睐的这个计划有些怀疑”，担心这次空袭“不会对日本造成多大损伤，反而会导致他们疯狂的报复”。现在他也承认这次行动在心理上产生的效果“很好”。出于对日本报复行动的担心，史汀生在4月27日召见了马歇尔和阿诺德，认真商谈了日本攻打西海岸的可能性。让人纠结的是，目前那里的防御还存在诸多缺陷，他们暂时很难派出足够的轰炸机前去支援。
战后，虽然空袭东京的飞机从“大黄蜂”号起飞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实，罗斯福口中的世外桃源并不存在，但寻找“香格里拉”的探险者依然络绎不绝。1971年，马来西亚华人巨富郭鹤年将自己的酒店命名为“香格里拉”，同时买下《消失的地平线》一书的版权，将书免费赠送给所有下榻酒店的客人。
由于希尔顿文中指出这一地点在青藏高原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大家对“香格里拉”一词的争夺。印度、尼泊尔等国纷纷宣称，传说中的香格里拉就在他们国内的某个地方，以此来招揽更多的游客。中国自然不甘落后，经过长达59年的论证，最终确认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就在中国云南省境内。2001年12月17日，云南滇西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中甸县正式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记者招待会第二天，阿诺德收到了从重庆转来的杜立特的电报，知道至少有11架飞机有了下落，这证明日本最多击落了5架飞机。阿诺德对此备感欣慰：“所有事实证明，杜立特完成了这次伟大的飞行。”很快驻苏大使斯坦利的电报也来了，有1架飞机意外降落在海参崴，这更说明日本人在吹牛。斯坦利说：“苏联方面暂时还不愿对外公布。”随后马歇尔告诉总统：“显然飞行员（在苏联）不但没有受伤，还被照顾得很好。”
之前逮不到好新闻的美国媒体终于得到了扬眉吐气的机会。“东京被轰炸了！横滨被轰炸了！神户被轰炸了！”《华盛顿邮报》热烈庆祝道：“在太平洋战争接连失败之时，这次好消息让美国人民士气大振，欢呼雀跃。”《纽约时报》称：“如果我们成功了一次，那么我们就可以一次一次地进行行动，这是在日本帝国心脏重重的一击。”美联社甚至将之称为“珍珠港和巴丹半岛的治愈药”。《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是：“这是我们对日本分期偿付的报复。”
5月5日，杜立特受命离开重庆提前回国。在辗转印度、北非、南美洲两周之后，杜立特于5月18日回到了华盛顿，此时空袭过去了整整一个月。一辆专车将他直接送往陆军部，在详细听取了杜立特的汇报后，阿诺德中将带他去见了马歇尔上将。杜立特发现“参谋长的心情好得令人惊讶”。
5月19日，杜立特随马歇尔和阿诺德一起访问了白宫，他惊讶地发现夫人乔早已等在那儿了。13时，在一大群叽叽喳喳的记者和摄影师的簇拥下，几个人一起到了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就在罗斯福亲手给杜立特佩戴荣誉勋章时，马歇尔大声宣读了早已准备好的嘉奖令：“美国詹姆斯·杜立特陆军准将，卓著的领导能力远超使命的要求，在生命受到极大威胁的情况下表现出个人的英勇和无畏，尽管飞机显然会在敌占区迫降或者在海上坠毁，杜立特将军仍亲自率领由志愿者组成的陆军轰炸机中队，对日本本土进行了突袭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第二天，总统为杜立特佩戴勋章的照片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报纸上甚至出现了这位超级飞行员的长篇传记——这记者真够拼命。《华盛顿邮报》的大幅标题是：“他的人生故事读起来就像惊险小说，可他总能把握住最佳时机。”《巴尔的摩太阳报》称：“吉米·杜立特的伟大功绩完全辜负了他的名字（成就甚微）。”“吉米功成身就！”《时代》杂志如此宣告。《纽约时报》说：“只有杰出的飞行员杜立特——他坚决、勇敢而又足智多谋——才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
新泽西州的一位诗人帕奇·勃朗宁专门为杜立特谱写了诗歌：
世上有一位男子汉，
他无比骄傲，
因为他只为一件事奋斗，
那就是“胜利”。
他的权利和力量，
不仅仅是个传说，
因为他就是伟大的——
吉米·杜立特！
全国无数来信中的一封得到了杜立特的珍藏，这封信写于4月24日。信中说：“我痛恨自己在那么远的距离就把你们赶下航母的行为。但由于被日本人提前发现，我们已经别无选择。我和我的船员都说，应该在你的肩膀上钉上两颗军星，并把荣誉勋章挂在你的脖子上。你把尖刀直接插入了敌人的心脏，你无疑已经创造了历史。”信中最后说：“继续收拾那些可恶的浑蛋吧！”听口气大家已经猜到了，这家伙就是哈尔西。
幸运者风光无限的同时，被俘的8名机组成员已被押解到东京，他们被关进了宪兵总部。据战后报告称，在日本的所有武装力量中，宪兵属于最邪恶的部分。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审讯。日本人让美国人画出诺顿瞄准器的样子，萨泽故意画得很差劲，但日本人画出了这种瞄准器的准确图形。到这时候，所有人都承认是从航母上起飞的，因为哈尔西此时肯定已经到家喝咖啡了。日本人明白美军舰队只有两艘航空母舰，而不是“日东丸23”号报告的三艘，那些飞机全部是从“大黄蜂”号起飞的。直到战后，日本人才从美国方面了解到空袭的全部细节。
日本人起草了这些人故意轰炸学校或医院甚至向小学生射击的口供。5月22日，挨不过酷刑的美国人在口供上签了字，随后他们被投进了房桥监狱。
口供被呈送给杉山元，陆军参谋总长对未能击落一架敌机感到羞耻。民众的愤怒无法平息，在4月30日的选举中，一张选票上的情况让人啼笑皆非，杜立特的名字竟然出现在东条前面。杉山元的处理方法很简单：将8名飞行员集体处决，连日本防空指挥官也要接受审判——后来真有一位负责防空的官员以自杀来谢罪。
杉山元将处决美国人的报告直接提交给天皇，裕仁对此并不认同。报告也同时递交了首相，东条认为空袭行动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不是针对军队，而是针对非战斗人员甚至是小学生，这种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是不折不扣的杀人罪行。”但东条不愿将飞行员处死，与他意见一致的还有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木村担心那样做会危及日本在美国的侨民。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和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也建议将飞行员以战俘来对待。
8月13日，日本法律专家起草的《关于惩治敌人空军的军事法律》中特意指出，向非军事目标轰炸或射击的飞行员都要被判处死刑。8月28日，在未告知控罪的情况下，日军对8名机组成员进行审判并判处死刑。
随后杉山找到了东条，要求按判决书立即对飞行员执行死刑，东条仍不愿那么做。由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意见相左，10月3日，东条觐见了天皇。商议结果是5个人被减刑，霍尔马克、法罗、斯帕茨将被执行死刑，海特、尼尔森、巴尔、米尔德和萨泽改判终身监禁。他们同时被宣布为战犯，不享受战俘待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交换回国。1942年10月15日16时30分，3名被判死刑的飞行员被卡车拉到上海第一公墓，蒙住双眼后跪成一排执行枪决。
日军处决战俘的卑劣行径使罗斯福义愤填膺，他用“野蛮”“邪恶”“残忍”“杀人不眨眼”等词语来形容这一行为。连一向沉稳内敛的赫尔国务卿也拍案而起，声明“绝不会和一个如此杀掉战俘的国家谈判或媾和”。
被判处终身监禁的5名机组成员随后被送到南京关押。1942年12月2日，受尽虐待的米尔德病死狱中。日本投降之后，其余4人在1945年8月19日重获自由。走出监狱时，他们发现，在威克岛被俘的温菲尔德·坎宁安中校和他们关押在同一座监狱里。巴尔的体重从85公斤下降到44公斤，几乎小了整整一圈。同年9月14日，他们返回故土，几个人领到了数千美元的补发工资。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大本营仍在为东京可能再次遭到空袭而忧心忡忡。很显然，中国沿海地区的几处机场对日本存在极大威胁。美军航母的飞机不但可以像上次那样从海上发起攻击并在那里降落，假以时日，他们甚至可以以它们为基地直接起飞陆军轰炸机来轰炸日本。当前第一要务，就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位于浙江和江西的几处机场。
4月30日，大本营陆军部向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发布命令：“须尽快开始作战，主要击溃浙江方面之敌，摧毁其主要空军基地，封锁敌人利用该方面基地空袭帝国本土的任何企图。”杉山参谋总长同时做出详细指示：“须以地面兵力攻占的敌空军基地主要为丽水、衢州、玉山附近的机场群以及各种附属设施，对其他机场群则尽力由航空部队加以压制或破坏，机场各种军事设施以及主要交通线等要加以彻底破坏。”
这就是日军发起的“浙赣战役”。担任主攻任务的是驻上海日第十三军下属4个师团和1个旅团，助攻的是驻武汉日第十一军的2个师团，合计步兵53个大队、炮兵16个大队。连石井四郎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也参与了此次作战。
5月底，日军分三路发起进攻，6月7日攻占衢州，之后驱使当地民众数万人从事破坏活动。机场及附属建筑、营房全被烧毁，5公里以内高1.7米以上，可以遮蔽人身的树木全被砍伐，跑道被挖出了122条壕沟。浙赣地区的丽水、玉山等机场也被破坏殆尽。这场由于东京遭袭而发起的战役充满了血腥的报复，日军把恶气全部撒在了中国军民身上，浙赣一带许多村庄因曾救护美军飞行员遭遇灭顶之灾，多达25万民众惨遭屠杀。据1943年逃回美国的传教士路易斯·贝雷斯威尔记载，“杜立特和他的同伴们为感激营救者的一片热心，送了一点儿小小的礼物，几个星期后都成为被迫害的证据，导致他们的朋友受刑和被砍头。除非亲眼所见，不然你很难想象日军的残暴”。
在随后发给罗斯福的一封电文中，蒋介石说：“在美国炸弹出其不意地落在东京之后，日本军队袭击了中国沿海地区，那正是大多数美国飞行员降落的地方。这些日军屠杀了该地区所有男人、女人和儿童。”“飞虎队”陈纳德上校指出：“（美国）突击队员经过的每一个村庄整个遭到了屠杀，连一个孩子都不剩。中国人为杜立特空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们从未因此而抱怨。”《洛杉矶时报》呼吁复仇，“这些杀戮显而易见是出于怯懦和野蛮，这些日本军阀显示了他们的铁石心肠，并提供了重要证据，证明日本民族是非人类的。称其为野兽是对低等动物不公，称其为魔鬼则是对地狱的诽谤”。
飞行员被处决，轰炸机几乎全部坠毁，以及中国人遭到惨无人道的无情杀戮，让一些美国人开始质疑这次空袭的实际价值。联合专栏作家大卫·劳伦斯对此写道：“空袭东京可以被归类为噱头，一个为了心理效果而不是军事价值而设计的，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特技飞行有一定作用，但通常不值得去冒险，除非特技飞行有后续跟进的动作，是可持续军事计划的一部分。”
不单是文人劳伦斯，对空袭颇有微词的大有人在，他们大多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军事将领。除了前面提到的尼米兹和德雷梅尔，连亲自参与行动的斯普鲁恩斯对此也表示了异议，在他眼里这纯属一次精神安慰战而已。对此颇感满意且高声呼号的恰恰是华盛顿的那些政治家，看来政治家和军事将领的想法还是存在一些明显差异的。
此时日军已经准备在南太平洋发动新的攻势，尼米兹只好以“列克星敦”号、“约克城”号两艘航母参加随后的珊瑚海海战。在此期间，夏威夷附近竟然没有美军的一艘航母。如果“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能够参加或至少1艘参加珊瑚海海战，战役结局将大大不同。再者尼米兹认为，现在美军最需要的是时间，等待那无数航母和舰船像下饺子一样从船厂里开出来，目前还仅仅处在擀饺子皮阶段。在实力明显弱于敌人的情况下，过于直接地刺激对手的痛处，势必引起日军的疯狂报复。还好太平洋舰队随后打赢了中途岛海战，如果结果相反的话，空袭东京就将可能被认为是一次冒失的行动。
还有一个似乎与此关系不大的人物对此也深恶痛绝，他就是刚刚逃到澳大利亚、惊魂未定的麦克阿瑟。早在两个月前，麦克阿瑟就强烈要求海军派出航空母舰到菲律宾海域，输送飞机以加强他的空军，当时他被告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空袭东京行动证明了华盛顿的那些大人物都在说谎。在老麦眼中，既然能利用航母运载b-25去轰炸东京，自然也可以用这些力量去增援菲律宾，那里还有数万美菲军部队在绝境中挣扎。堂堂两艘航空母舰不去救援，而去干这种哗众取宠的荒唐事儿，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麦克阿瑟本就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物，他恨屋及乌地连杜立特也恨上了。后来当阿诺德向他推荐西南太平洋战区陆军航空兵司令官人选时，第一个就是杜立特。麦克阿瑟当即严词拒绝而选择了约翰·肯尼少将，其实这与杜立特何干？
回过头来，说空袭东京不具有军事意义同样不妥。空袭过后，大本营从前线抽调4个战斗机大队去加强本土的防御，等于间接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说杜立特空袭诱发了随后的中途岛海战并不准确，选择中途岛作为下一个攻击目标也好，调整攻击莫尔兹比港“mo作战”的时间表也好，都是大本营早已做过的决定。重要的是，在东京突然遭袭时，日本陆海军惊慌失措，火速调动各部前往拦截追击，慌乱之中产生了大量往来电文，这些电文无疑是针对这一突发事件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情报人员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他们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新截获电文的梳理，已经能够基本破译出日本人的军事密码。这给美军未来在珊瑚海、中途岛乃至今后更远的作战带来了决定性的积极影响。
成功空袭东京使杜立特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军旅生涯从此一帆风顺。1942年9月，杜立特奉命指挥驻北非的美军第十二航空队，1943年被任命为驻地中海第十五航空队司令官，1944年任驻伦敦第八航空队司令官并晋升中将。杜立特由此成为盟军中成功指挥轰炸过三大轴心国首都——东京、柏林、罗马的第一人。1946年5月，杜立特以中将军衔退役，重回壳牌公司担任副总裁。1985年，美国国会和罗纳德·里根总统为表彰他的卓越功绩，特授予他上将军衔。1988年，乔治·布什总统再次授予他“总统自由勋章”。1991年，杜立特出版了关于空袭东京的回忆录《我绝不可能再那么幸运》一书。
参加空袭行动的80人中，有61人在战争中幸存。未能看到战争胜利的19人中，有3人在迫降时牺牲（包括跳伞时坠落悬崖的三号机机枪手法克特），3人被日军杀害，1人病死狱中，另有12人在之后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大黄蜂”号上，杜立特曾对79位同伴许下过一个诺言：“到了重庆，我要给你们举办一场终生难忘的派对。”由于他受命提前回国，这个诺言一直没法兑现，只好暂时停息挂账。到了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12月15日，这一愿望终于在迈阿密得以实现。从那时开始，每年一次的聚会持续了近70年。
1959年在图森的第十七次聚会中，民间组织向他们捐赠了80只银制高脚酒杯，上边刻着每一位勇士的名字。之后在每次聚会仪式上，健在的成员将齐声念起每一位同伴的名字，举杯缅怀过去一年里辞世的战友。去世战友的酒杯将被倒置过来，显示杯子的主人再也不能用它来喝酒了。健在之时于杯子上方刻名，逝世后则反向在杯子底部刻上名字，这样即使倒置也能一眼看到杯子主人的名字。杜立特贡献了一瓶他出生那年——1896年的轩尼诗白兰地，约定这瓶酒由最后两名存世的飞行员一起开启。
1993年9月27日，96岁的杜立特病逝于加利福尼亚，下葬于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葬礼举行时，美国所有尚能飞行的b-25全部升空以示悼念。
美国人并未忘记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中国军民。1984年，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时任美国总统里根郑重提起当年中国人民冒死营救美国飞行员一事，表示衷心感谢。1992年4月18日是杜立特空袭东京五十周年，当年曾营救过美军飞行员的陈慎言、朱学山、曾健培、刘芳桥、赵小宝5位老人应邀前往美国参加庆祝活动。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白宫接见了他们，并对他们当年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在空袭以后，那些善良的中国人不顾自己的安危，为我们的飞行员提供掩护，并为他们疗伤。在这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我们也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做出的人道主义努力，是他们的帮助才使我们的飞行员能够安全返回。杜立特行动虽然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这些英雄一直受到美国人民的敬仰和尊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做出的伟大功勋，也永远不会忘记为自由和正义事业做出贡献的中国人。”1994年，美国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市与浙江衢州结为友好城市。
到2013年，80人中仅仅剩下4名队员。他们在美国空军国家博物馆举行了最后一次纪念仪式。历史学家卡罗尔·格兰斯高声念出80人的名字，98岁的迪克·科尔老人——杜立特一号机的副驾驶——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先生们，我郑重提议，向那次行动中牺牲和在那之后辞世的战友敬上一杯酒！”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愿他们安息！”
就在老酒开始书写本章的一个月前，2017年6月26日，空袭行动最后一个亲历者——102岁的科尔离开人世。
谨将本章献给尚未走远的科尔中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