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短短一年多,中国丢掉了华北、沪宁杭、武汉、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加上已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地区,泱泱中华半壁河山已沦陷倭寇之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实力与工业基础均十分薄弱,特别是军工产业,别说与欧美强国,即使与日本这样的“后起之秀”相比也差距甚远。重庆国民政府在向西南大后方撤退的过程中,原本异常孱弱的工业特别是军工业又遭受巨大损失,中国的持久抗战举步维艰。武汉会战之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尽管拥有坚强的决心和充足的人力,但物力特别是武器装备匮乏,根本无法满足进行一场全民战争的需要。持续抗战必须借助外力,通过开辟和保持国际运输线从国外获取必要的物资支援。
七七事变之前,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是天津、上海和香港。天津、上海相继沦陷,仅剩香港一地。以广九、粤汉铁路为骨干的华南国际运输线成为中国获取国际外援的主要通道。1938年10月,日本攻占武汉、广州,使由香港至内陆的华南国际运输线就此中断。中国为争取外援,必须开辟新的渠道。
比华南线稍后启用的是西北国际运输线。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苏联为了将日本陆军主力牵制在中国战场,减轻自己在远东的压力,决定向中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苏联是国际上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与之相配套的就是西北国际交通线。这条从西安经兰州、霍尔果斯,最后到苏联萨雷奥捷克的交通线,全长3520公里,主要用于接受来自苏联的援助及偿还对方的矿产和农产品。1941年4月,苏、日签订了《中立条约》。两个月后,苏德战争爆发,自顾不暇的苏联逐渐中断对中国的援助,这条交通线也逐渐陷入沉寂。
另外一条国际交通线,取道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也就是今天的越南,主要通过海防港与海上航线相连,按其终点分为滇越交通和桂越交通。广州陷落之后,该线成为支撑抗战的重要国际交通线之一。1939年11月,日军攻占南宁,桂越交通就此中断。1940年6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中越交通线也被彻底切断。1937年9月至1940年6月,通过这条交通线运抵国内的物资超过40万吨,其中被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扣留的物资不少于10万吨。
一条条供血管道被日寇切断,中国争取国际援助的通道仅仅剩下滇缅公路。老酒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没有,今后也永远不会再有这样一条公路,在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她是维系中国持久抗战的生命脐带。
1937年8月8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在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军事会议时承诺,云南将派两个军出滇抗日,同时提出,“上海一失,我既无国际港口”,以及“日本南进政策必付诸实施,南方战区可能扩大,香港和越南的铁路终成问题”等见解。龙云提议:“国际交通线应早做准备,需立即着手同时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连通印度洋。公路由地方负责、中央补充,铁路由中央负责、地方协助。”当此之时,西南大后方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蒋介石对龙云的提议慨然应诺。鉴于铁路建设非一日之功,会议决定先行建设施工较易的滇缅公路。
1937年10月底,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王九生率大批专家抵达昆明,与龙云详细研讨筑路相关事宜。11月初,根据实际勘测确定了由下关经保山、龙陵、芒市、畹町进入缅甸的路线。公路出境后直抵缅北重镇腊戍,向南与仰光至曼德勒、腊戍的铁路连成一线。从昆明到腊戍全线1146.1公里,缅甸境内畹町至腊戍段186.7公里,中国境内959.4公里。两段公路分别由英缅方和中方组织施工。
对于修建这样一条公路,英缅当局态度也非常积极,他们无疑将通过对过境物资收取关税和过路费获取大利,甚至可以像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在越南那样,浑水摸鱼,连吃带拿,再弄走一点儿。援华物资先经海路运到仰光,然后走水路或陆路运至腊戍,再从腊戍经滇缅公路运到昆明。
滇缅公路中国境内东段昆明至大理的411.6公里路段中,昆明至广通段于1935年12月已基本通车,其余约300公里也筑有路基,稍加改造即可使用。西段下关至畹町段547.8公里此前尚未动工。在当时条件下,修筑滇缅公路是中国公路建设史上一项艰巨的伟大工程。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拨款交云南地方当局督修滇缅公路,限一年内完工。1937年12月,龙云下令分6段抢修滇缅公路。随着命令下达,滇西各县立即紧急动员。当时,云南已组建第六十军,在军长卢汉的带领下出滇抗战,孙渡的第五十八军也开始组建,另外有许多年轻壮丁加入了地方团队,导致劳动力奇缺。参加公路建设的队伍里出现了很多老人、妇女和小孩儿。龙云命令所有单位必须在1937年12月将筑路人员送到施工现场,这样滇西28个县约20万民工陆续投入了修路建设。
滇缅公路工程量之大,仅从以下数据就可以看出。公路修建共计完成土方1998万立方米,石方187万立方米,大小桥梁544座,孔径总长2700多米,石涵洞2196个,水涵洞1114个,铺碎石100多万立方米。公路横跨滇西险峻的横断山、高黎贡山、怒江、澜沧江,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路线落差1300多米,地形、气候异常复杂。在低温的峡谷,瘴疫流行,多种急性传染病肆虐。最重要的是,当时贫穷的中国没有任何现代化筑路设备,缺乏炸药,筑路大军所能依靠的只有铁镐、簸箕、绳索和扁担。来自各地的民工自带干粮衣物,住在树枝搭成的简易窝棚里,栉风沐雨,胼手胝足,用勤劳的双手在崇山峻岭间挖通了那条通向胜利的光明大道。其间,安全事故和疾病夺去了3000多条生命,甚至出现了全家死在工程现场的悲剧,因公致残者逾万人。
原来西方专家认为,修筑这条公路至少需要5年,但那些勤劳勇敢的先辈仅仅用了9个月,就于1938年12月1日实现了公路全线贯通。1938年10月,从黑海港口敖德萨装运的6000吨援华军火由几艘货船运达香港。当时广州告急,越南各港迫于日本人的压力不允许中国卸载军事用品,国民政府只好通知苏联船只转往仰光卸货,然后用火车运至腊戍。宋子文亲自出马,从仰光押运第一批军用物资从腊戍经滇缅公路回到昆明。直到1941年底,每天在滇缅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达数千辆,最多时超过全国车辆总数的一半,每月输入物资超过10000吨。
对中国修筑滇缅公路这一壮举,英国《泰晤士报》评论:“只有中国人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到。”在听到滇缅公路通车的消息后,罗斯福总统颇感惊讶,特别指示当时卸任的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取道公路回国,以实地考察核实有关情况。詹森大使乘吉普车沿路考察,回国后向罗斯福做了详细报告。“滇缅公路工程浩大,”在随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詹森说,“此次中国政府能于短时期内完成此艰巨工程,其果敢毅力与顽强精神着实令人钦佩。且修筑滇缅公路缺乏机械,纯系人力开辟,全赖沿途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能及的。”部分美国评论甚至将公路的修筑与挖通巴拿马运河相提并论。
1939年初,重庆政府西南运输处从国外购买了大批车辆,故而滇缅公路汽车驾驶人员和技工奇缺。得知这一消息,陈嘉庚等爱国华侨随即于1939年2月8日发表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效力,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通告很快传遍东南亚各地,随后志愿回国服务的东南亚华侨司机和修理工共3192人,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从1939年2月至8月,南侨技工分9批陆续回到祖国。战争结束时,还剩下不到1000人。
1940年9月,中越交通线被切断,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运输线。盟国援华的大批物资必须先经海路运到仰光。一时间,仰光港内,无数悬挂着星条旗、米字旗、镰刀斧头旗的大小船只进进出出,中国抗战急需的大量物资在码头上堆积如山。除重庆政府的西南运输处,从1940年起国外及华侨的运输公司也加入了滇缅路的运输。1939年的11个月中通过公路共运入物资27980吨,1940年运入61394吨,1941年运入132193吨。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被切断为止,共输入战时各种急需物资40.2万吨,其中油类15万吨、枪械弹药7万吨,其余为五金、交通器材、医药、机床、发动机等维持国计民生和战时经济的重要物资。在此期间,通过滇缅公路输出物资约10万吨。
随着日本与美、英在远东地区矛盾的不断加剧,西方开始逐步加大援华力度。1941年3月,罗斯福宣布《租借法案》同样适用于中国。其间,美、英多次向重庆政府提供贷款,规定以钨砂、锡、桐油等物偿还。据记载,七七事变以来,中国抗战所需各种物资中,汽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的100%,药品、钢材、棉纱、白糖、纸张的90%都需从西方进口。如果日军切断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国内各种战略物资的储备最多能维持三个月之用。无怪乎宋子文慨叹:“倘若日寇进犯缅甸,断我赖以生存之滇缅路,我后方军民则无异于困守孤城,坐以待毙。”
滇缅公路就这样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经营好这条维系中国抗战的大动脉,重庆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一直到1941年,云南还在使用自己发行的“滇币”。滇军自成体系,蒋介石的“中央军”未经许可,不得随意进入。蒋介石也欲借此机会,以抗日名义“统一”云南。对此,龙云深有戒备。蒋介石一边派宋子文、何应钦等人向龙云多方拉拢疏通,一边以保护滇缅路及远征缅甸为由将“中央军”嫡系部队先后向滇黔、滇川、滇康边境调动。
除后来入缅作战的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中央军”第七十一军、第五十四军、第二军等也陆续来到云南周边,但长期未能入滇。1941年,中英军事同盟开始酝酿,双方欲协力保全滇缅路及仰光国际交通线。这年10月,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特别转告龙云,“凡归昆明行营序列之部队,无论驻在何地,皆由志舟(龙云字)主任全权指挥与负责部署,中央绝不干预。唯对国际局势及抗战成败攸关者,中央不能不作适应之决定,务望志舟兄深谅体悉”。这样,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以及负责昆明防务的第七十一军等部队才陆续开入云南。
日军想方设法要切断滇缅公路。1940年6月,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专门成立了所谓“滇缅路封锁委员会”,以越南北部机场为基地轰炸滇缅路全线。仅6月至10月,日军共出动飞机400多架次轰炸滇缅路,目标是对公路贯通有着决定意义的桥梁,其中最主要的是怒江上的惠通桥和澜沧江上的功果桥。
对此,我方公路管理人员竭尽全力保持公路畅通。每次遭遇轰炸之后,驻守在桥边的工程抢修队会立即对大桥进行抢修。他们很多都是当年建桥的工程技术人员。有时空袭尚未结束,地面的抢修工作已经开始。1941年1月23日,日军飞机第十四次轰炸了澜沧江上的昌淦桥,这次大桥被彻底炸断。东京电台得意扬扬地宣称:“滇缅公路已断,三月内无通车希望。”大后方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国民政府交通部急电滇缅公路工程技术人员昼夜抢修,务必尽快通车。戏剧性的一幕随之出现,交通部急电发出不久,前方就传来了好消息:运输物资的车队顺利通过了波涛汹涌的澜沧江,公路全线畅通无阻。
原来早在两个月前,当地工程技术人员就预计到大桥可能会被日军日益频繁的空袭炸断。他们找到一些空汽油桶,每70个连在一起,上面铺上木板就成了一只简易的渡船,汽车开上去之后,再用钢缆将渡船在两岸间拉来拉去,保证了运输车辆的输送。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大桥彻底修复。
从一些简单事例就可以看出滇缅公路对中国抗战的重要性。1942年1月,日军进攻长沙。驻守岳麓山阵地的第九战区炮兵第一旅试图压制日军炮火,在战斗最激烈时,炮弹告罄。薛岳司令官紧急致电重庆求援,军令部回答是“炮弹尚在仰光待运”。同月,从汉阳搬迁至重庆的兵工厂因缺少钢材和原料被迫停工,重庆政府仅有的10余架运输机亦因缺乏油料停飞。作战物资匮乏同样影响敌后战场,其间,延安曾电告重庆,沂蒙山根据地遭日军“铁壁合围”,急需军火、粮食及被服支援。重庆方面答复:“因外援受阻,正面战场亦无法保障供给,今后各后方根据地须设法就地筹措物资。”
滇缅公路,这一头的“滇”是云南,另一头的“缅”就是缅甸。对于摊子铺得太大的日军来说,攻占这一头的云南暂时力不能及。既然如此,就干脆占领那一头的缅甸吧。
缅甸全境狭长多山,南北长2090公里,东西最宽处925公里,面积67.7万平方公里,是中南半岛最大的国家。东北与中国云南省相邻,西北同英国远东最大殖民地印度搭界,东南与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接壤,西南濒临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扼太平洋经马六甲海峡通向印度洋的要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1824年、1852年、1885年,英国通过三次侵缅战争武力占领缅甸全境。起初,英国采取了“以印治缅”的统治方式,将缅甸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到1937年,英国殖民当局才将缅甸从印度划出,由自己派出总督直接统治。
除了战略位置重要,缅甸的自然资源也极其丰富。从1914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对缅甸的投资比之前增长了3倍,主要在石油、木材、矿产和橡胶等领域。这里是世界上重要的大米生产国和出口国,有着“稻米之国”之美誉。20世纪30年代,缅甸年均出口大米350万吨。当时日本每年约进口大米170万吨,尚不能满足国内所需。别的复杂资源老酒不会算,但人一天吃多少粮食大致还懂,按照每人每天吃1斤大米——日本人个子小,估计吃不了这么多——这350万吨就是900万人一年的口粮。在太平洋战争最激烈时期,日本陆海军总数也未达到900万。换句话说,如果日本能够抢到这里的稻米,一下子就可以解决众多侵略军的吃饭问题。
前文提到,荷属东印度是远东最重要的石油产区。与之类似,缅甸也蕴藏着较为丰富的石油资源,石油开采业是缅甸战前最主要的工业产业,年产石油超过100万吨,是日本产量的5倍。如果顺便抢到这里的石油,就可以为日本短缺的石油供应再加上一道保险。缅甸还蕴藏着丰富的钨矿,当时钨产量居世界第一,仅茂奇一个矿山的矿石就占世界总量的35%以上。此外,铅产量也占世界第五位。其他诸如宝石、玉石、金、银、铜、锡、锌、镍、锰等有色金属以及棉花、花生、芝麻、大豆,还有琳琅满目的热带水果等,贪得无厌的日本人肯定都想要。
就纬度而言,缅甸北部已进入亚热带,中部和南部属于热带,全年雨季和旱季分明。每年自5月下旬至10月为雨季,其间阴雨连绵,天气凉爽,空气极度潮湿,蚊虫蚂蝗肆虐,瘴气尤甚。10月至次年5月中旬为旱季,天气多风,干旱少雨。缅甸的地形北高南低,主要分为东部的掸邦高原、中部的伊洛瓦底江盆地和西部的阿拉干山区。境内三条主要河流从东到西依次为伊洛瓦底江、锡当河、萨尔温江。缅甸是“一江春水向南流”,根据河流和山脉走势,缅甸境内的铁路和公路也是南北贯通,并在北部与我国的滇缅公路相连。
从行政、地理上划分,缅甸全境可分为两部分:曼德勒以北为上缅甸,中心城市是曼德勒;以南为下缅甸,核心城市为仰光。曼德勒为上缅甸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扼水陆交通之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下缅甸的仰光是当时缅甸首都,为新兴商业港口,建有现代化的港口设施,这里是为中国提供抗战物资供应的最后一个国际港,对中国的意义甚至大于缅甸。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缅甸北部的胡康河地区是一片莽莽的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不见天日,中国历来称之为“野人山”。其间河流交错,雨季水势汹涌,舟船难通——那里即将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伤心之地。
就军事角度而言,缅甸这种易南北进出、难东西机动的地形,使一旦战争爆发,大的战事往往发生在南北走向的幽深山谷和山间盆地中,仰光和曼德勒一南一北两大军事重镇的得失就至关重要。一旦仰光有失,则门户洞开,入侵敌军可以从南向北一路突进。仰光以北曼德勒、勃固、同古、彬文那等军事要地均处于这条走廊上。从曼德勒向东北至腊戍、向北至密支那,既是缅北铁路的终点,也是滇缅公路的起点。缅北一旦有失,日军就可以沿滇缅公路一路冲进云南西部。
像荷属东印度饱受荷兰人的压迫一样,缅甸各族人民饱受英国殖民者长达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可谓是苦难深重。不单如此,英国起初“以印治缅”的高压政策使得缅甸民众遭受了英、印的双重压迫。英国人和印度人对缅甸的压榨可谓是到了骨头缝里,从以下几个方面可略见端倪。
第一,英印当局根本无视当地百姓的死活,强行将缅甸出产大米的逾60%运向国外,国内民众饱受饥饿之苦,所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第二,禁止缅甸人手工编织他们日常使用的“隆基”(一种缠在腰上的布),所有布料必须使用英国或印度生产的产品。那些暗中织造布料的妇女很多遭逮捕关押,一些人甚至被剁掉手指导致终身残疾。第三,强行封锁泰缅国境,缅甸人要想去邻近的泰国不能走便捷的陆上通道,只能绕道仰光,然后再乘船前往泰国。那些海上运输船无疑都是英国船舶公司的,且独家经营收取高额船费,赚取的巨额利润并未用于缅甸当地建设,而被拿去建设那个叫“东方直布罗陀”的玩意儿。第四,一直遭受英国人欺压的印度人也助纣为虐,反过身来欺负缅甸人。几乎所有工商业都掌握在少数印度人手里,街上商店大都为印度人所开。广大农村的土地同样被印度新移民占据,那些所谓的村长和地主大部分是印度人,缅甸人、克伦族人、掸族人等缅甸土著处在英、印的双重统治之下,成为“外来者”的雇工或佃户。第五,禁止缅甸人私自采集岩盐,必须购买由英国制盐公司经营的高价盐。比起封锁泰缅边界来说,这招更黑,你可以不坐英国人的船去泰国,但你绝不能永远不吃盐。
物质上的压榨还远远不够。缅甸崇尚佛教,大部分民众是虔诚的佛教徒。英国和印度官员公开亵渎缅甸佛塔和佛像,对之或棒打或脚踢甚至淋尿。当局还禁止缅甸人买卖纸张,需要的全部纸张必须从少数英国传教士手里购买。此举不但可以赚取高额利润,还等于变相剥夺了缅甸人的言论自由。那时候可不像今天有电视、手机、互联网,纸张还是传播文化的主要工具。作为佛教徒的缅甸人只能从其眼中的异教徒手中购买纸张,这对他们是莫大的侮辱。
有压迫就有反抗。这种情况下,“把印度人从城市、农村赶出去,挣脱英国统治,建立缅甸人的缅甸”就成为所有缅甸人的战斗口号。面对英、印的双重压迫,缅甸人为争取民族独立曾进行过各种积极的尝试。起初他们试图通过暴力手段争取独立。1930年,缅甸革命组织“咖咙会”酝酿发起暴动,可惜因策划不周惨遭镇压。1939年,德国在欧洲挑起战争,英国对远东殖民地的监管放松,缅甸再次爆发了大规模暴动。这次暴动同样未能逃脱失败的厄运,数以万计的暴动者为此身首异处。暴力革命行不通,缅甸人就想采取妥协的方式与英国人商谈。
二战爆发之后,英国在欧洲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远东的统治力相对减弱。为了争取自由与独立,1940年5月10日,缅甸最大的党派德钦党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愿意与英国人合作,做英国反法西斯战争的“炮灰”去打击德国人,条件是英国在取得胜利之后给予缅甸独立地位。这项提议遭到断然拒绝,殖民当局根本不愿做出任何让步。软硬都行不通,走投无路的缅甸人和印度圣雄甘地一样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40年6月,缅甸“自由联盟”在仰光召开大会,要求英国同意缅甸独立,号召缅甸人不参战,开展公民不服从运动。此举换来了殖民当局的大肆逮捕,德钦党主要领导人及其他民族主义党派的负责人大多被捕入狱。
1941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发布了《大西洋宪章》,提出所有民族均有自由选择治理方式的权利。这可是你英国人自己说的,时任缅甸总理的吴素立即单方面发表声明,称宪章原则同样适用于缅甸。吴素表示,只要英国同意战后给予缅甸自治领的地位,缅甸将在战争中完全与英国合作。但他随后前往伦敦祈求时,丘吉尔连这个最低的要求也不给。
丢尽脸面的吴素准备经美国和太平洋返回缅甸。路经美国时,他试图争取罗斯福的支持,同样未果。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当天,吴素恰好就在夏威夷现场,目睹了日军飞机对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狂轰滥炸,更加深了他对日本强大军事力量的印象。
战争突然爆发使吴素不得不重返欧洲,取道葡萄牙回国。在途经里斯本时,对英国完全失望的吴素秘密拜访了日本驻里斯本使馆。第二天,日本驻葡萄牙大使在拍给东京的电报中称:“缅甸总理保证,一旦日军入侵缅甸,缅甸人将举行暴动帮助日军把英国人赶出去。”
日本人的外交电报很快被英国情报机关截获并通过“魔术”系统成功破译,吴素很快在海法被英国人拘留,理由是策划向日本人出卖“祖国”。吴素随后被押往非洲乌干达软禁至战争结束。
一切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绝望的缅甸人开始逐渐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试图寻求一切外界力量的帮助,他们喊出了“英国的困难就是缅甸的机会”。“谁反对我们的敌人,谁就是我们的朋友!”弥漫在缅甸人中的民族情绪给奉行“大东亚共荣圈”、试图占领缅甸的日本人带来了绝佳机会。日本人反对英国人,自然被缅甸人视为朋友。日本人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利用缅甸人的民族主义情感达到将英国人驱逐出缅甸的目的,还可为印度从英国分离出来树立一个样板。
为了摆脱在中国的困境,日本逐步确立了南进战略,试图掠夺东南亚丰富的资源以维持长期战争的需要。1935年,日本在缅甸成立了“日缅友好协会”,名义上是为了加强两国的文化交流,实际是开展间谍活动,在缅甸反英人士中寻找代理人。1940年8月,日本前外相松冈洋右公开将缅甸划入“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之内。对日本人来说,侵缅的首要目标是切断滇缅公路。早在1940年7月,东京大本营就提出,“靠军事行动直接切断援华路线”。在外交上迫使英国关闭滇缅公路未能完全得逞——其间英国曾迫于日本的压力关闭滇缅公路达3个月之久——军事上依靠空中力量切断滇缅公路未果之后,日本人把目光逐渐转向了缅甸。
早在1940年之前,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负责缅甸事务的铃木敬司就已经注意到缅甸人的反英情绪,对民族运动核心领导团队德钦党给予了重点关注。铃木在写给参谋本部的报告中说:“如果缅甸的独立运动能够发展成武装暴动,切断缅甸的援蒋路线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1940年3月,铃木化名南世益,以《读卖新闻》特派记者的身份进入仰光,于翌年1月组建了特务组织——“南机关”,对外称“南方企业研究”。南机关成员以从事林业、矿业、商业调查为名,专门从事缅甸的策反及武装暴动事宜。在泰缅边境清迈、达府等地,“南机关”均设立了联络点,从事刺探情报、绘制军事地图等活动,为未来日军入侵缅甸积极进行准备。
在日本僧人永井行慈的帮助下,铃木与德钦党领袖德钦弥亚取得了直接联系。铃木向缅甸人保证:“大日本帝国全力支持缅甸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愿意提供必要的武器、弹药,并组织训练缅甸进步青年。”
日本人在缅甸人眼里成了“解放者”,成了反抗英国残暴统治的“正义之师”。日本人的“正义行为”很快传遍了整个缅甸。由于民众认知水平较低,加上对英国人的刻骨仇恨,病急乱投医的缅甸人真就把日本人当成了“救世主”。
起初日本只是想策动缅甸独立,以控制滇缅公路,从而切断中国的补给线。但随着形势发展,东京为进一步打击英美军事力量并抢夺缅甸丰富的战略资源,决定发起缅甸战役。
无孔不入的宣传使缅甸完全变成了日军的主场。起初当地人对日军的欢迎确实出于真心。缅甸的“独立义勇军”由于缺乏训练,打起仗来,义则义矣,却一点儿都不勇。但他们会积极为日军带路,收集英军、中国远征军的情报,进入乡村为日军筹集粮食,一些人甚至潜入英军阵地偷来枪支参加义勇军,“举凡有关侦察、情报、宣传、架桥、行军、补给与扰乱后方等军务,他们起到的作用远胜于日军”。当日第三十三师团进攻仰光为锡当河所阻,山炮和速射炮运不过去,日军工兵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架桥材料时,当地人就代为架起当地特有的筏桥。用日本人的话就是,“简单实用,完全符合日军进军的需要”。
除了“独立义勇军”的宣传和缅甸人对英国人、印度人的痛恨,日军还巧妙利用了当地的民间传说。在缅甸人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正当缅甸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从东方出现了骑着白马的‘博莫乔’将军前来拯救缅甸”,根据这一传说,指挥“独立义勇军”的铃木敬司就故意骑着白马四处招摇撞骗,并自称为“博莫乔”。骑白马的“博莫乔”每经过一个村落,村民常常虔诚地合掌致意,满怀喜悦地流下激动的眼泪。日军攻克仰光后,铃木仍骑着白马以“博莫乔”的名义现身。
日军还佯装尊重当地人的宗教信仰。作为佛教国家,僧侣是缅甸社会的领导阶层,安抚僧侣对赢得民心来说至关重要。日军各部队情报官每攻下一座城镇,都必先拜访僧院,将日本的战争目的向那些在民众中享有较高声望的僧侣详细解释,请求他们的理解和协助。在战斗中,日军避免毁坏被缅甸人视为灵魂庇护地的宝塔。这些都为他们赢得了不少的印象分。
缅甸人痛恨英国人的情绪自然而然会带到后来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身上。缅甸人认为,大老远跑来的中国人是英国人和印度人的帮凶,他们入缅作战是维护英国殖民统治的不义之举。因此,远征军所到之处,很难得到百姓的理解和支持。这也为远征军第一次远征的失败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