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卡迪亚”会议
让我们暂时离开远东，将目光投向同样战火纷飞的西半球。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周末——1941年12月14日，一艘43000吨的崭新战列舰离开英伦三岛，驶入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朝着彼岸的美洲大陆快速奔去。
舰上运载着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一行。远东战事骤然爆发，大英帝国在那一地区广袤的殖民地纷纷告急。丘吉尔只好留下新任陆军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看家，亲率参谋长委员会一众大腕儿，乘坐皇家海军最新战列舰“约克公爵”号横渡大西洋，前往那个刚刚被拖入战争的盟国做正式访问。当前大英帝国的首脑也只能乘坐这艘刚刚服役月余的新舰了。仅仅几天之前，它的同级舰“威尔士亲王”号被日本人击沉在中国南海，另一艘“英王乔治五世”号必须留在本土海域，时刻监视着德国战列舰“提尔皮茨”号的一举一动，选择“约克公爵”号出行实属无奈之举。
首相的舱房设在舰长室里，隔壁是一间特制的航行地图室，以便丘吉尔能够随时掌握全球的战况。美国人突然卷入战争使丘吉尔“龙心大悦”，苦撑危局两年有余的大英帝国终于有了最强势的盟友。尽管德国贸然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已使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意识形态的不同和对苏联人的天生厌恶，让丘吉尔总觉得无法与斯大林畅所欲言。在亚洲大陆，那个已经与日本人奋战了4年多的蒋介石，丘吉尔压根儿就没看上。
欧洲和北非的战况令他欣慰。英国第八集团军发起的攻势迫使隆美尔暂时撤出了托布鲁克。在欧洲，斯大林和他的战友成功将德国人遏制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城下。只要苏联人能够坚持下去，成功地拖住德国人，英伦三岛暂时就不会有被入侵的危险。如果不是该死的日本人在远东贸然发起了战争，看似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尽管目前从远东和太平洋上传来的都是令人沮丧的消息，但丘吉尔还是想谢谢日本人，他们用最简洁、最痛快的方式将美国人拖下了水，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结果。之前自己费了老鼻子劲儿也不过弄个《租借法案》，日本人简直太“伟大”了。丘吉尔清楚，尽管远东短时间内将面临非常糟糕的局面，但战争结局已经注定。用我们熟悉的一句话就是，“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烦恼无处不在，日本人凭空弄这一出给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新的担忧。挨了揍的美国人会不会怒不可遏，迅速将注意力转向太平洋？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英国和苏联连同那个贫瘠的中国都无法长久坚持下去。由于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已经通知英、苏等盟国，对外军事援助暂停，所有根据《租借法案》制订的交货计划有待做出新的调整。丘吉尔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即美国有可能在太平洋上大张旗鼓进行对日本人的战争，而让英国在欧洲、非洲和中东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
念及此，丘吉尔顿觉此行任务紧迫。他必须尽快赶到华盛顿，劝说美国人继续执行8月份大西洋会议上确立的首先打垮希特勒的“先欧后亚”战略，不要把人力、物力过多向太平洋倾斜。他将在华盛顿与罗斯福和他的幕僚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来研讨这一问题。虽然与后来的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相比，这次会议名气不大，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盟军首脑之间举行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史称“阿卡迪亚”会议。此次会议将为盟军统一思想，最后战胜轴心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丘吉尔动身之前，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已经前往摩尔曼斯克，他将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争取苏联对日宣战——作为一介武夫的麦克阿瑟能想到的，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丘吉尔更能想到。航行途中的丘吉尔给艾登爵士发去了一封电报，提出一些鼓励性建议，“苏联如果对日本宣战，对我们将是极其有利的”。
军舰在大海上劈波斩浪，焦急的心情使舰上的人感到了航行的无比漫长。在航行地图室里，丘吉尔惊愕地发现，山下奉文的第二十五军正朝着马来半岛南端快速挺进。香港传来的也是坏消息，那条被称为东方马其诺的“醉酒湾防线”很快就被日本人突破，香港守军已经全部龟缩到了香港岛上固守待援，而援军注定是没有的，香港的陷落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艾登发自莫斯科的电报让丘吉尔更加郁闷，外交大臣在电报中说，在与苏联谈到他们应该同盟国一起参加远东战争时，斯大林表示坚决不参与。“大不列颠并不是独自同日本作战，”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它有中国、荷属东印度和美利坚合众国等诸多盟友。”在即将抵达美国时，丘吉尔再次收到艾登的电报，说他与斯大林“在友好的气氛中告别”。话说得异常优美动听，但双方只是就一些不疼不痒的问题达成了理论上的共识，实实在在的事儿一件没办成。
随丘吉尔一起前往华盛顿的，有战时内阁成员比弗布鲁克勋爵，第一海务大臣庞德上将，空军参谋长波特尔中将，以及刚刚卸任陆军参谋长的迪尔元帅等。“约克公爵”号以20节的高速在大西洋上行驶，就这样，他们到达美国也需要整整7天时间，途中还需时刻提防德国潜艇的攻击。
在这一周中，丘吉尔一行同外界几乎处于半隔绝状态，这使他们有充裕时间为即将同美国人的会晤做精心准备。丘吉尔清楚这次会议对自己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美国人。毕竟英国是去求人的，如果会议不能取得成功，美国人的努力和物资就会由欧洲转向太平洋，英国就将回到1940年所处的那种绝境中去。相反，美国人尽管目前境况不妙，却无这种焦虑的心情。
随行的都是重要人物，一路上大家自然不会寂寞。丘吉尔向随行人员介绍了即将举行的双边会谈，他手头摆着“关于我所设想的未来战争进程的三份文件”，即《大西洋战场》《太平洋战场》及《一九四三年战役》。每一个文件都费去丘吉尔四五个小时，三份文件的撰写历时两三天之久。他想起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把事物集中起来思索，久而不倦”。行驶到距离布雷斯特大约600公里海域时，丘吉尔突然黯然神伤，想起了一周前壮烈殉国的菲利普斯和“威尔士亲王”号。
12月22日，“约克公爵”号平安驶入弗吉尼亚诺福克军港。6小时后，丘吉尔乘坐的航班降落在华盛顿机场。尽管心急如焚，但大英帝国首相嘴上叼着一根雪茄，以轻松自如的姿态走下舷梯，大步流星走向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罗斯福的黑色轿车。轿车立即向白宫急驰，车里，两位老朋友已经开始在探讨全球战局了。如果大西洋会议上两人作为元首的初次会晤是一见钟情的话，现在应该是进入热恋阶段了。
从二战整个进程来看，罗斯福所做的若干重要决定都深受其一战经验的影响。他和丘吉尔早在一战时期就已认识，当时罗斯福在威尔逊总统的政府中任海军部长助理，巧合的是，丘吉尔当时是英国的海军大臣。两人不仅有着类似的经历，且早已建立起同行间的革命友谊。此项事实为两人在二战中亲密无间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面对二战无数的风风雨雨时，罗、丘二人总能通力合作，化干戈为玉帛，化争论为合作，化腐朽为神奇。尤其是丘吉尔比罗斯福大8岁，辈分较高的他经验相对丰富，罗斯福对之几乎言听计从，这无疑是我盟军之福也。
在人类历史上，不乏大国元首为了共同的目标经常相聚的例子，但很少有像罗斯福和丘吉尔那样，能将个人友谊和国家事业完美无缺地结合起来，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人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罗斯福亲手为丘吉尔和他的伙伴配好餐前饮用的鸡尾酒，而丘吉尔则会将罗斯福的轮椅从客厅推到电梯上以示尊敬。这一类似亲兄弟般的举动让人感到无比温馨，也曾使老酒一度相信，在尔虞我诈的政治家之间也存在真正的友谊。
两人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出生于富裕家庭，都热衷于政治，都对历史、自然和大海充满热爱。二战期间，他们因真诚和相互欣赏走到一起，共同为打败轴心国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在前后5年半约2000天时间里，两人的通信达到了1700多封，这不能不让我们惊讶。如此友谊恐怕在普通民众中也难以寻觅，即使是热恋中的情侣也不过如此吧——的确让人羡慕、让人仰望。
顺便提一句，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几乎每次会面都是“领袖”向“元首”求援——特别是战争后期，而他与东条英机终其一生未曾谋面。
二战盟国军事首脑的第一次会议于1941年12月23日下午召开，两国军事大腕第一次正式坐在同一张桌子前，这样的专题会议共举行了12次。白宫的这次会议由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主持。丘吉尔借用“阿卡迪亚”为本次会议命名，这一词是指古希腊田园牧歌式的宁静生活，用中国话解释相当于“世外桃源”，后来杜立特空袭东京，罗斯福说出的“香格里拉”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可惜事与愿违，会议主题却是讨论如何联合起来打赢对轴心国的战争，驴唇不对马嘴。
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想法总会有所不同，尽管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观点基本一致，但他们手下的高级将领可不都那样认为。在8月份召开的大西洋会议上，美国军事战略的制定主要由马歇尔和斯塔克主导。作为美军唯一从未参与过战场指挥的五星上将，马歇尔具有独到的战略眼光，他始终坚持盟国必须首先打败德国，这点和罗斯福观点一致。两人均认为即使美军在太平洋上遭到了日本的突然袭击，国内民众也一致要求对日本实施报复性打击，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不能改变。理由是如果打败了德国，日本和意大利随之就会失败，战争的结束就变成了一个时间问题。相反，打败日本则不然，强大的德国所拥有的科技水平和资源能力仍然会使战争充满变数。在美国，斯塔克是不折不扣的亲英分子，他恨不能把手脚都举起来赞成这种观点，并曾为这种战略的确立而奔走呼号。
反对派当然会有，美国舰队新任总司令金上将对这一观点就颇有微词。金不是一个亲英派，反而一直对英国傲慢而过分聪明的外交手腕持有成见，这一成见早在一战期间就已经形成了。当时金担任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官亨利·梅奥的参谋长，有机会亲自观摩英国如何施展外交手腕，与法国狼狈为奸跟美国人为难，梅奥本人也是极其不信任甚至讨厌英国人的。今后我们还将无数次看到金跟英国人为难，为太平洋战场争取更多的人员和物资。
美国人中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后来接替史迪威出任蒋介石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少将也认为：“假使美国在珍珠港悲剧之后，放弃与英国人所协议的首先击败德国的战略，而集中全力首先击败日本，就心理而言，此种战略比较易于理解，而且也一定能够获得大多数民众的热烈拥护。”
参加会议的金上将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根据多年的传统，美国海军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当海军军官奉命首先集中力量去攻击一个只能在陆地上才能击败的敌人，而对珍珠港的耻辱，却几个月也许几年迟迟不能报仇时，他们大多会感到不快。珍珠港事件之后，以金上将为首的大部分海军人士对“先欧后亚”战略始终不能全心全意地表示赞同。美国海军将领总是乐于倾听推迟把部队大规模投入欧洲的说法，因为一旦那样，对欧洲的物资供应就自然而然拥有了绝对优先权，并推迟在太平洋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力量展开对日本人的战争。
金上将决心不让英国人发号施令，以免降低太平洋战区的地位。美国陆海军的矛盾也在此时明显地表现出来。金上将认为打赢日本主要靠海军，而马歇尔认为打败希特勒最终需要的是地面战役，自然赞成重视欧洲和大西洋战区。虽然陆海军双方都明显感觉到，丘吉尔竭力希望美国能够扶持摇摇欲坠的大英帝国，但海军对部署力量支持英帝国受到威胁的海外殖民地却比陆军反感得多。后来马歇尔坦承，“我们中一些人的反英情绪太强烈了，实在有些过分。我们的人民总是在提防着英国佬会背信弃义”。尽管事情已过去了很久，但是很多美国人依然记得，一战之后他们曾被英国人和法国人无耻地合伙欺骗了。
对于本次会议，英国人显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丘吉尔有亲笔撰写的文件来支持继续执行“欧洲第一”战略，要求美国恢复中断了的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武器援助。丘吉尔需要和罗斯福先把调子定下来，然后让那些军事家去讨论具体问题。此外，他还决心说服罗斯福同意盟军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将德国军队赶出北非，从侧面答复斯大林提出的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请求。这无疑是力主在太平洋展开大规模攻势的金所不赞成的，和金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中国的蒋介石，以及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和菲律宾总统奎松。
政治眼光远大的罗斯福赞同丘吉尔的观点，很快就对“打败德国比对日作战更重要”的意见表示接受。美国的大城市和主要工业基地集中在大西洋沿岸，相对更靠近欧洲。纽约离伦敦只有6000多公里，而美国西海岸离亚洲的日本则远得多，旧金山经夏威夷到横滨超过10000公里。欧洲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37年，美国同欧洲的贸易额是22亿美元，同亚洲国家只有10亿美元。还有一个无可挑剔的假设：没有日本，德国依然强大；但没有德国，日本独力难支。
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罗斯福已经根据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建议批准了一份重要文件，启动了一个名叫“曼哈顿计划”的绝密行动。据称，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在加紧研究一种目前人类未知的超级武器。罗斯福认为日本尚不具备那种能力，但他不敢肯定美国的研究一定能走在德国前面。相对而言，罗斯福个人对海军更加关心，担任海军部长助理的经历使他对海军有着特殊的情感。但在这次陆军和海军的战略争端中，罗斯福赞同陆军的观点。他和马歇尔都认为，同日本相比，德国对美国威胁更大。
第一次会议仅仅是试探，不可能形成实质性决议。参加会议的很多人都彼此慕名却并未见过，先混个脸熟再说。会后，当丘吉尔在白宫二楼挂上地图，开辟一间通信室建立起大英帝国的临时指挥部时，美国陆海军高层最初的那种敌对情绪仍然未能缓和下来。
罗斯福夫人埃莉诺女士为客人的到来进行了精心准备，以使英国人能够尽量住得舒适一些。丘吉尔住在东北角的一个套间，隔壁就是罗斯福，对面是“影子总统”霍普金斯的房间。当遇到重大问题时，首相可以随时与总统进行讨论。
会议期间，马来亚的战斗仍在进行。丘吉尔抛出了首先在北非向隆美尔发动进攻的“体育家计划”，希望美国军队能在北爱尔兰驻防，以腾出那里的英国部队，美国轰炸机参与对德国腹地的轰炸等。在完成上述事项后，用剩余的人力、物力在远东保持守势，仅仅保住夏威夷、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几个战略要点。他告诉罗斯福，新加坡能够坚守6个月以上，以便有效地控制“马来屏障”，不让日本抢占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尽可能长地争取时间，使增援部队能够及时到达缅甸和新加坡。
可以看出，丘吉尔提议的行动都离不开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利益。他知道罗斯福很重视中国，因此特别指出防卫缅甸的目的是保护中国人的陆上供应线。其实他心中另有想法，就是如果马来亚和新加坡失守，缅甸同样可以随时放弃。但是印度必须保住，那里对大英帝国实在太重要了。
一切迹象表明美国总统准备接受丘吉尔提出的方案，这使他的那些军事顾问特别是金上将备感沮丧。美国正在匆忙应付日本人突然发起的战争，显然未对会议做出精心准备。包括罗斯福、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每方都带着或多或少的不同观点来出席会议，不像英国人那样早有预谋，步调一致。尽管如此，他们对英国人的意见显然不会仅仅是洗耳恭听或举手赞成。对英国人提出有关欧洲和北非的计划，美国人就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只有正面进攻德国才能取得胜利，英国那些行动无非是小打小闹而已。
英、美之间产生如此分歧很容易理解。前者本身资源有限，经过两年多战争已筋疲力尽，后者则刚刚走上战场，拥有几乎无穷无尽的人力、物力。二战之前，美国人很少参与国际事务，在他们眼中，战争好比是运动场上的比赛，主要看结果，至于和平到来之后如何处理，他们目前想得还很少。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则认为，战争本来就是一件十分灵活的事情，随时可以变更方向，他们的最大目的是在战后保住自己遍及全球的殖民统治。
尽管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存在着诚挚的友谊，而且大致也合作无间，不过美国的那些军事首长对丘吉尔的态度明显不太友善，这也许是源于罗斯福经常采纳丘吉尔的意见而不听信他们的忠告引起的自然反应。和金一样，对英国人指手画脚很不感冒的史汀生认为，领导这场战争的应该是“强健有力、充满活力、积极进取和善于创造的美国”，而不是“夕阳不太好”的英国。马歇尔尽管赞同“先欧后亚”，但对英国人提出的系列方案同样颇有微词，他要求约瑟夫·史迪威少将做好准备，“说明我们不应该执行‘体育家计划’的65条理由”。马歇尔也认为丘吉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罗斯福的思想，总统对那个英国人简直言听计从。对英国人来说，最悲摧的事情在于他们几乎看不起任何人，而唯一能看得起的那个人又看不起自己。
事实证明，很多事情最终是官大的说了算，英国人对美国军事领导人屈服于舆论界要求集中力量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担心，在圣诞节的头一天一扫而空。在当天会议上，英国人欣慰地听到，斯塔克上将再次重申了美国对未来战争的立场：“我们的观点始终不变：德国仍然是主要敌人，打败它是胜利的关键。一旦德国被打败，意大利就会跟着垮台，日本也势必被打败。”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擒贼先擒王”或“牵牛牵牛鼻子”。尽管斯塔克已代表总统表了态，但显然不是人人都会欣然接受，之后的辩论还要持续3个星期之久。
圣诞即将来临。虽然整个地球都不太宁静，可白宫花园里依然摆上了五颜六色的圣诞树。平安夜，在白宫南阳台上，站在罗斯福身边的丘吉尔向聚集在南草坪参加传统白宫圣诞树点灯仪式的30000多名听众发表了即席演说。丘吉尔不愧为天才的演说家，他富有感染力的简短演说感染了包括今天老酒在内的所有人：
这是一个奇异的圣诞节前夜。差不多全世界都陷入生死搏斗之中，国与国之间在用科学所能发明出来的最可怕武器互相进攻。这里，在席卷了所有陆地和海洋并越来越逼近我们家园的战争的狂风暴雨中，这里，在一切纷乱当中，我们今天晚上在每一座茅屋小舍之内，在每一个豁达的心中得到精神上的安宁。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在今天晚上，把围困我们的那些忧虑和危险丢开，为儿童们在一个暴风雨的世界里求得快乐的一晚。所以这里只有一个晚上，整个英语世界的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是一个光明灿烂、快乐和平的岛屿。
让孩子们享受他们嬉游笑乐的一晚吧，让圣诞老人的礼物使他们游玩得更加高兴吧，让我们这些成年人在再次回到我们的严肃任务和我们前面的那些非同等闲的年代以前，尽情地和他们一起享受无限的快乐吧。我们决心凭我们的牺牲和勇敢使这些孩子不致被别人夺去了遗产，或者被否认有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美好世界上的权利。托上帝的慈意，愿大家度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矛盾无处不在。在圣诞节下午的军事会议上，马歇尔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提出盟军建立起统一的作战指挥系统。这一突如其来的提议几乎把英国人打蒙了。马歇尔强烈要求，“由一个人指挥整个战区——包括空中、地面和舰艇，单凭简单的合作我们是无法应付战争的”。他提议任命盟军最高司令官，这些司令官不仅可以克服国家之间的障碍，而且可以任命高级将领，指挥舰队。英国的参谋长们对此建议没有表态，他们试图故意拖延，声称这样重大的决定只能由首相来做，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远东战局越发不可收拾，日军在那一地区的横行霸道让罗斯福在面对国会、媒体以及民众的质疑时疲于应付。那些原来持孤立主义的媒体，如《纽约每日新闻》《华盛顿先驱时报》《芝加哥论坛》等，过去往往连篇累牍批评罗斯福的外交政策，现在则针对美国对战争的处理方式猛烈开火。他们认为“日本才是真正的敌人”，美国应该集中力量在太平洋地区而不是遥远的欧洲。他们批评罗斯福对苏联和英国的援助将削弱自身的军事力量。白宫的一份分析表明：“这可能不仅仅是向日本复仇，更是一种共识，认为只有对日本采取进攻策略才能为战争画上圆满的句号。”
对这种情绪最担心的是英国人，因香港陷落而心情沮丧的丘吉尔有很多事要做。他将向美国国会特别联席会议发表一次绝对称得上“重要”的讲话，以说服那些不赞成“先欧后亚”的美国人。如果听到他鼓吹对德作战比在太平洋上报复日本更加重要，那些之前奉行孤立主义的议员将毫不客气地反对他，这可不是在自己说了算的伦敦。
圣诞节早晨，罗斯福带着尊贵的客人去了教堂。他说：“让温斯顿去和教徒一起唱唱赞美诗吧，这对他有好处。”罗斯福唱了一首丘吉尔以前从未听过的赞美诗——《啊！小城伯利恒》。做完礼拜之后，丘吉尔还要去准备他的演说。那些听众的情绪又将如何呢？有些人对英国实在算不上友好。
杰出的政治家往往同时是一流的演说家。罗斯福和奎松可以没有健康的腿，但绝对不能没有能把死人说活的嘴。历史上杰出的哑巴政治家，老酒似乎还未见过。丘吉尔更是此类高手中的绝顶高手，类似于少林寺“扫地老僧”那样一出手就要拿人的角色。尽管你可以不喜欢他的口若悬河，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在轴心国阵营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样是此道中的高手，东条的口才无疑最差，日本国民曾形容他像一个二流的舞台剧演员。
虽然演说对丘吉尔而言就像吃饭或如厕那样普通，但这次演说太重要了，久经阵仗的丘吉尔感到了不安。1941年12月26日中午，他在众议院的前厅来回踱步，等着进去发表演讲。他告诉私人医生查尔斯·威尔逊爵士：“你知道，查尔斯，我们正在书写历史。”医生从首相脸上明显看到了以前很少出现的紧张和不安。
可是丘吉尔毕竟是丘吉尔，他不但迈着矫健的步伐登上了讲台，并且很快用精彩的演讲吸引了几乎所有美国人：“你们竟然请我到参议院会议厅来向国会两院代表发表演说，使我感到莫大荣幸。我不禁想到，假如我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英国人，而不是正好相反的话，我此刻可能是自己就走到这里来了。”——丘吉尔母亲上五辈的姥爷是美国人，曾经在华盛顿手下当过一名尉级军官。这句话瞬间拉近了他和美国人的距离，会场爆发出一阵畅快的发自内心的笑声和口哨声。哈，原来这家伙是自己人，他是咱们美国人的后代呢！从这句话开始，听众的情绪就被紧紧地抓住了。
丘吉尔开始竭力争取国会的支持。他当然清楚，现在取悦美国人的最好方式就是大骂他们痛恨的日本人，骂得越难听效果越好。在纵论全球战局之后，丘吉尔猛烈谴责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他挥舞着双手咆哮道：“对于日本人，以谨慎和稳重是难以调和的，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什么人了！”掌声响了起来。
他继续用压倒了喧嚷声的声音富有感情地谈到了未来的任务：“我们并无窥测未来奥秘的天赋。但我仍要声明，我的坚定不移的希望和信念，就是在未来的岁月中，英、美两国人民，为了他们本身的安全，也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将要庄严、正直与和平地并肩前进！”
大厅里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丘吉尔听出那些毫无保留的掌声是发自肺腑的。在他走下讲台之前，全场起立，最后一次经久不息地热烈鼓掌。他热泪盈眶，伸出两个手指做出了一个“v”手势。这个手势可谓一语双关，表面上是预祝盟军必将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其实他心里想的是自己成功地征服了美国人。回到白宫，罗斯福对他说“您讲得很好”，这简单的几个字对他无异于天籁。
然而军人是铁石心肠的，他们眼中没有政治，只有战争，美国的高级将领绝对没有议员好糊弄。他们刚刚听说，头天晚上，他们易于冲动的总统自己推着轮椅到丘吉尔的房间去了，两人进行了一次临时会谈。据说罗斯福答应丘吉尔，如果菲律宾的供应线被切断，可以考虑把本来答应给麦克阿瑟的援兵拨给英国人去保卫新加坡。美国各军种的参谋长纷纷拍案而起，盛怒之下，集体去找了史汀生。闻听此言，史汀生也“气极了”，他当着大家的面立即打电话给霍普金斯——跟他说就等于跟罗斯福说，甚至效果更好——“总统如果继续这样自己凭侠义去做决定的话，那就只能请他另外去找一位高明的陆军部长”。老子不干了！
影子总统和罗斯福一样身体欠佳，慢性病令霍普金斯形如枯槁，有人把他描述为类似于一种“奇怪、土地精灵般的生物”，甚至是“一具尸体”。但在罗斯福眼里，霍普金斯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此刻他被罗斯福派去平息将军们的怒气。霍普金斯圆滑地否认丘吉尔有过那样的想法，罗斯福也亲口否认“曾经答应过任何这类建议”，并且斩钉截铁地说，自己从未考虑挪用给麦克阿瑟的补给品。
总统的话都敢不听，还敢群起而攻之，罗斯福竟然还坦然接受，这种美国式的民主受到了英国人的耻笑。他们认为，“美国的指挥系统简直是一盘散沙”，“整个体制还是华盛顿时代的那一套，华盛顿被推选为武装部队总司令，所以他就当了，仅此而已”。迪尔在致布鲁克爵士的电报中说：“总统的战争委员会一片混乱，连个做会议纪要的人都没有，整个组织机构还处在古老的华盛顿时代。这个国家连战争是怎么回事的起码概念都没有，他们武装部队的战备状况糟糕到不可想象的地步，我们必须教会他们如何打仗。”
当天下午，“阿卡迪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举行，会前的压抑气氛几乎令人窒息。罗斯福亲自向英国人提问：参谋长们是否讨论过，在远东建立联合司令部的可能性？他这话无疑是呼应马歇尔上次提出的建议。
上次还能说官太小要回去汇报无法表态，现在丘吉尔就在这儿坐着，不表态明显是说不过去了。对罗斯福的提议，丘吉尔强烈表示不同意。他解释说，如果战线连在一起，像一战那样，统一指挥当然不错。可现在远东的情况不同，盟军部队彼此相距千里之遥。“那里的局势是，某些特殊战略地点是必须固守的，每个地区的司令完全明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他继续说，“困难在于应运到那个地区的资源，这是只能由政府协调解决的问题。”丘吉尔的意思很明显，东西统一分，打仗各管各，而那些东西几乎都是美国人的。会议一时无法达成一致，只好另议。
“阿卡迪亚”并非一次纯粹的军事会议，同时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容。就军事而言，除了“先欧后亚”这一大战略，丘吉尔提出的北非作战以及1943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几乎均未实现。倒是会议上决定的政治内容对未来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真可谓无心插柳。
就在军事将领为未来战争的战略战术争论不休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已经另辟蹊径在谋划另一件大事了，国务卿赫尔——他后来被称为“联合国之父”，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也积极参与其中。随着美国、中国的正式参战，世界上已经有26个国家参加了对轴心国的战争，同盟国和轴心国两大阵营已初步形成。两人都觉得，有必要依据8月份《大西洋宪章》的原则起草一项合适声明，笼统地规定出同盟国作战的共同目标。丘吉尔让罗斯福起草这个“协约国”声明，罗斯福把这事交给了赫尔去办。到12月25日，双方初步拟定了一个共同宣言。当时两人都未料到，这一文件将成为未来著名国际组织“联合国”的纲领。
美国有个块头挺大却并不强壮的邻居叫加拿大。德国进攻波兰之后，作为英联邦成员的加拿大于1939年10月10日向德国宣战。当时加拿大的现役军人只有4500人，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化武器。前文提到参加香港保卫战的就有加拿大的两个营。一定程度上，加拿大是在为英国而战。你丘吉尔以前忙没时间来，现在大老远从欧洲跑到美国来了，不去近在咫尺的亲戚家串串门实在说不过去。会议期间，丘吉尔计划到渥太华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在加拿大议会发表演讲，号召他们与英、美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敌人。这对于丘吉尔来说几乎算是度假，顺便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12月27日，与轴心国交战的各国大使一批批应召会见首相和总统。他们之前获悉，有一个大家一起联合起来的重要文件正在起草，并被告知他们不日即可得到第一稿的文本。这一程序使好几个国家的驻美大使大为不满，其中也包括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和大使胡适。因为在此之前，只有苏联人享受了特殊待遇，他们被提前挑选出来阅读文本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其余的人只能表示同意并签字。
最初的文本约在12月27日传到莫斯科，苏联的答复12月29日到了。苏联人显然不知自己享受了特殊待遇，别人还在吃醋，斯大林表示对这一文件不能签字，他们准备另行拟就一份单独声明同这一宣言同时发表。斯大林提出苏联和日本还未宣战，应竭力避免在一个意味着承担同日本作战义务的文件上明确表态。
如果苏联人不能同时加入进来，那简直是大煞风景，就像吃苹果忽然咬出来一条虫一样。罗斯福和赫尔需要的是一个把所有同轴心国作战的国家一起联合起来的宣言，而不是各国单独发表。他们也清楚斯大林是牛人，可不是像丘吉尔那样容易说服的。于是赫尔修改了宣言文本，为斯大林提供了几条足以避开日本人的条款，苏联人才勉强同意签署一个共同的文件。
要办成一件事实在不易，随后就出现了签字国先后次序问题。这次没有按字母排序进行，排在前面的是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四大国”首次被正式并列在一起。美国是有钱人，他们对自己应该领导所有其余的国家始终不曾有任何怀疑，丘吉尔也“欣然乐于把第一把交椅让给强大的盟国”。宣言的全部创始精神与推动力都来自罗斯福，加上大家都有求于美国，也就毫无异议同意了美国人这样镇定自若地把第一把交椅留给自己。将苏联置于四强是作为承认苏联军队所起巨大作用的一种姿态，毕竟人家正实实在在地同德国人作战。中国加入前列源于罗斯福的支持，理由是“中国属于在自己国土上积极从事作战的国家”，应该同其他国家有所区别。这一原则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美国国土上就没有发生战争，凭什么就排在最前边？不过咱们既然落了个便宜乖，也就不再去追究美国的排名了。那些已经被占领了国土的小国正在等待别人去解救自己，个人实力也在那儿摆着，因此对谁当第一谁当第二不感兴趣。
“阿卡迪亚”会议对我大中华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尽管存在礼节性的因素，但中国毕竟首次作为世界大国被响亮地提了出来。不管罗斯福本人还是美国民众，都认为在战争胜利后的新世界里，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是会真正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美国陆军的战略家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把中国军队建设起来，利用中国充足的人力去打击日本人。除去上述因素，许多美国人同罗斯福一样对遥远的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们认为在追随美国这一点上，中国是值得信赖的。苏联和英国由于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已经使中国人同他们疏远了，一个心存感激、友好依附的中国在大国会商中占据一个重要席位，对美国人一时引起的豪侠之情和自身经济政治利益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文件内容基本搞定，现在还需要一个叫起来尽可能响亮的名字。珍珠港事件以来，与轴心国对抗的联盟应使用何种名称引起了罗斯福的关注。赫尔在起草宣言最初阶段曾使用过“协约国”一词，这一平淡无奇的名称罗斯福一直不太满意。12月29日，罗斯福突然灵机一动，想起用“联合国”一词来取代它。
丘吉尔从加拿大返回白宫的新年第一天上午，有了奇思妙想的罗斯福便急匆匆地来到了他的房间。由于两人经常串门且人人皆知，警卫人员未加阻拦也未通报，罗斯福就闯进去了，他急于征得丘吉尔的同意把事情搞定，也想把自己的得意想法向丘吉尔做一展示。
不料丘吉尔刚刚洗过澡，赤条条就从浴室里出来了。虽然都是男人，但如此面对面光着腚，还是有些难为情。慌忙道歉的罗斯福做出要告退的样子。大人物毕竟与众不同，他们不但能随机应变，化尴尬为幽默，还能顺势表达自己的心迹，丘吉尔大笑说：“在美国总统面前，大不列颠首相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只有丘吉尔能想得出来。后来丘吉尔回忆说：“我见总统时无论哪次，总还是在身上至少围条浴巾的。”
罗斯福的思想从全球的军事转向了政治。他向丘吉尔说明，自己已有了一个“灵机一动的主意”，就是用“联合国”来代替原来的“协约国”。丘吉尔对此深表赞同，他还拿英国19世纪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恰尔德·哈罗德游记》一诗中的几行给罗斯福看：“在此，联合国拔剑出鞘，我们的同胞在战争中浴血战斗，这些永远都不会消逝！”
罗斯福拿出一份二十六国联合宣言草案让丘吉尔看。宣言宣布，“为了保卫生命、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为了维护他们本国土地上和其他地方的人权与正义”，二十六国决心共同作战，“反对企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势力”，丘吉尔慨然允诺。
这就是著名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又称《阿卡迪亚会议宣言》或《二十六国宣言》），这一重要文件成为未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宣言内容再次体现老酒“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之伟大原则，核心内容只有区区两句：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和南斯拉夫联合宣言：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对于1941年8月14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的称为“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宣言中所包括的关于目的和原则的共同纲领，已经表示同意。
深信为了保卫生命、自由、独立与宗教自由，为了维护他们本国土地上和其他地方的人权与正义，取得对敌国的完全胜利是十分重要的，深信他们现在正从事于一场反对企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势力的共同的斗争，特宣告：
一、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使用它的军事的或经济的全部资源，来反对同它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三国公约成员国及附从国家。
二、每个国家的政府保证同本宣言各签字国政府合作，并不与敌国单独停战或媾和。
凡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正在或可能做出物质上的协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都可以参加以上宣言。
1942年1月1日签字于华盛顿
罗斯福本想用发表宣言来庆祝1942年的新年，但显然时间太仓促了。除了他和丘吉尔，在华盛顿现场的都是一些大使，如此重要的文件他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征得国内同意。虽然实际上只需要大家同意，但表面上每个人提出的意见都还要加以考虑，所有修改也必须再次征得大家的同意，一来二去耽误的都是工夫。实际上对于宣言文本的细节进行磋商的仅限于美、英、苏三国。当三大国达成协议之后，宣言文本才被递交给其他各盟国的大使。
联合宣言文本迅速电传重庆。虽然对美、英在一起商量并只征求苏联人意见的做法表示愤慨，但蒋介石对宣言内容还是当即首肯，同时授权常驻美国负责外援事务的宋子文代表中国签字。稍感郁闷的蒋介石还给罗斯福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文：“针对我们的共同战争，我们誓言竭尽全力，与贵国并肩作战，直到太平洋及全世界脱离残暴力量及无尽的不义之诅咒。”
百年以来饱受屈辱的中国居然成为和美、英、苏并列的世界四强，这不能不让蒋介石惊喜万分。他很清楚凭借中国当时的力量，是无法真正同那三个国家相提并论的。当得知宋子文在华盛顿已经签字的消息后，蒋介石在日记里感慨地写道：“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世界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
代表苏联签字的是驻美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宣言中有“宗教自由”字样，但共产党人是不信教的。李维诺夫经过多次往来电文才说服斯大林最终同意，因为“宗教自由”也意味着有不信教的自由。碍于莫斯科的情面，声明中始终没有提到日本。
1942年元旦，罗斯福、丘吉尔、李维诺夫和宋子文在白宫总统的书房里签署了这一庄严的历史文件。汇集其余22个国家签字的任务交给赫尔去办了。1月2日下午，宣言放到国务院里，由其他各国的大使依次签字。到1945年5月1日，陆续在宣言上签字的还有法国、墨西哥、菲律宾等21个国家。
宣言签署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因此大为改观。在这之前，德、意、日等国掌握着发动侵略的主动权，可以自由选择进攻时间和地点，在军事和心理上占有优势。《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则将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汇集起来，从而在人口、资源、生产能力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宣言可以看作自威尔逊总统以后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推行积极外交再一次取得的伟大成果，也是今天美国成为世界警察的开端。国务卿赫尔热烈欢呼《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发表，他说：“联合国家宣言在历史上最大的共同作战中，把代表六大洲绝大多数居民的26个自由国家的决心和意志联合起来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说明遵守法律、爱好和平的国家到了必要的时候能够团结起来使用武力去维护自由、正义和人类的基本准则。”
“声明本身并不能赢得战斗的胜利，”丘吉尔对此缺乏足够的热情，他的发言稍有保留，“但它阐明了我们是谁和我们为什么而战斗。”
《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在1942年1月2日最后签字完毕后发给新闻界。英国和美国的评论普遍表示赞成，但苏联报纸始终保持沉默。总体上说，美国记者比英国的同行更倾向于接受宣言的表面价值。1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的社论称：“这项协议可能表明是和人类历史中所签订的任何政治文件同样重要的一个文件。”英国《星期日快报》的评论就显得审慎：“大联盟是一个事实——已经签字、盖章并发表了。在纸上，大联盟是胜利的铁一般的保证。但是数字也好，文件也好，演说也好，都不会带来胜利。”正好与他们的领导观点一致，英国人因为第一次有人排在自己前边而隐隐感到了不快。
通过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大家总算联合起来了。话虽说得无比动听，事实却远非如此简单。在宣言之外，盟军高级将领关于战争的争吵仍在持续。英国人像“踢人的小公牛一样猛烈攻击”马歇尔任命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计划。他们清楚现在美国无疑最牛，马歇尔的提议无疑是想将一贯的世界老大——大英帝国置于他们的领导之下，你让我们这老脸往哪里搁？简直阴险可恨、无理至极也！
霍普金斯为协议的达成铺平了道路。他私下把丘吉尔叫到一边，向他保证“将由一位英国将领统一指挥远东战区”。1941年12月28日，他再次来到了丘吉尔卧室，在一番唇枪舌剑之后，丘吉尔笑容满面地走了出来，赞成由英国陆军上将阿奇博尔德·韦维尔领导设在爪哇岛的美、英、荷、澳（abda）四国联军司令部。
当丘吉尔满面春风地将好消息告诉大家时，那些军事将领频频摇头，认为首相中了美国人的计。他们提出罗斯福分明在耍滑头，美国人是因为那里的局势已无法挽回，才大度地让英国人去担任这一棘手角色的，目的是借此出英国人的丑。保卫那么大一个防区的任务根本无法完成，美国人故意要英国人去当替罪羊。迪尔争辩说，让一位英军将领承担“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责任是非常危险的。英国人明显感觉到，自己在后生小辈彬彬有礼而又有力的控制之下，正逐渐沦落为听话的小伙伴。
韦维尔对新职务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他沮丧地致电迪尔：“我知道人是要抱孩子的，但这次是四胞胎！”
丘吉尔并不同意众人的说法，他之前已经答应了美国人。他劝告大家要相信盟友的善心，罗斯福肯定不是想“嫁祸于我们”，他也不愿把马来亚失败的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作为政治家的丘吉尔心中还有另一层考虑。
对“先欧后亚”战略的确立，丘吉尔无疑十分满意，这是他华盛顿之行的首要目的，那个正在和希特勒进行殊死搏斗的斯大林肯定也会举双手赞成。之前斯大林已向美、英提出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显然与盟军“先欧后亚”战略高度吻合。资源有限，如果把重点放在欧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势必受到削弱。除了在菲律宾苦苦支撑的麦克阿瑟和奎松坚决反对厚此薄彼外，还有两个人也非常生气，第一个是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
前文提到，日军开战之初占领了俾斯麦群岛，那里距澳洲只有一步之遥。柯廷担心北部城市很快将遭到日军轰炸。如果不能尽快遏制日军的进攻势头，澳洲大陆随时有被入侵的危险。柯廷致电丘吉尔“担心新加坡将会陷落”。对此，丘吉尔迅速回电说，“我们决心奋力保卫的不仅是这座海上堡垒”，而且是“从仰光到达尔文港的整条战线”。他告诉柯廷，前往埃及的护航运兵船队已改变航向驶往远东，新加坡肯定能守住，就是说，澳洲的安全是无须担心的。
作为太平洋战争中又一个悲情人物——他和罗斯福、奎松一样未能看到战争的胜利，他去世时离日本最终投降只剩下仅仅40天——柯廷对丘吉尔的话一点儿都不信。澳大利亚陆军只有4个精锐师，其中3个正在北非和德国人作战，另外一个在马来亚协助英军与日本人争斗。他的内阁理所当然地担心，如果菲律宾和新加坡失守之后，澳大利亚就会时刻面临被日本人入侵的威胁。澳大利亚没有接到参加会议的邀请，对“阿卡迪亚”会议的内容一无所知，柯廷为此感到不快和不安，担心关键时刻英国人不履行应尽的义务。
香港和马来亚的节节败退严重影响了英国人的威望。许多澳大利亚人因此相信，相比美国人而言，很多英军指挥官是“笨拙无能”的。后来新加坡失守和美军在巴丹的顽强抵抗形成的鲜明对比也印证了这一点。澳大利亚在新加坡已经损失了一个师，他们把拯救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1941年12月27日，柯廷在《墨尔本先驱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日本拿去向全世界大肆宣传——公开表示了自己的忧虑。
在文章中，柯廷不仅大力驳斥了“太平洋战争只能看作全球战争一个从属部分的说法”，而且提出了令丘吉尔大为恼火的观点：“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太平洋上的战斗首先应该是这样一场战斗，就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于民主国家作战计划的方针必须有最充分的发言权。澳大利亚将不得不寻求美国的援助，并同他们一起制订自己的太平洋防务计划。”
在文章结尾，柯廷露骨地表示：“我要毫无顾虑地说明，澳大利亚对美国充满期待，并不因我们同联合王国有传统的血缘关系而感到内疚。”——这就好比一个女人在遭到流氓骚扰时，不去求助老公而去寻找其他男人的庇护。如此做法让一向自视世界老大的大英帝国情何以堪？
丘吉尔必须尽力安抚澳大利亚人的情绪，他同意韦维尔出任司令官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为了让澳大利亚人不再担心——当隆美尔通过昔兰尼加向开罗发动新攻势时，柯廷甚至公开扬言要撤回澳军在埃及的三个精锐师——丘吉尔说服罗斯福，同意向澳洲派遣20000名美军士兵，并且答应如果日本人继续进攻，另外50000名美军士兵随时可以从西海岸奔赴澳洲战场。
另一位坚决反对盟军“先欧后亚”战略的人，就是虽已看到希望却依然在黑暗和煎熬中苦苦挣扎的蒋介石，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英、美战略思想，以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以及保守为主进取为从之习性，应使之彻底改变，尤其使美国全力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英、美先解决德国而后对倭之方略错误，应使之彻底改正”。蒋介石认为采取这一战略肯定是英国人的主意，美国人上了英国佬的当。“英国丘吉尔此次亲访华盛顿，其目的全在要求美国主力集中于大西洋而放弃太平洋之决战。而美国政府对此种最大关键，漫无方针，一任英国之玩弄，可谓危极矣。”此后蒋介石把促使美国改变“先欧后亚”战略作为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外交工作，“改变美国战略先解决太平洋倭寇之运动，非仅自救亦为救世也，应积极进行，此为我国最要之政策”。
在随后几年里，重庆政府在该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宋美龄也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影响多次发表演讲。她在演讲中指出，美、英现在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击败日本是次要的事情，首先应该对付希特勒，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应该看到日本是一个强悍的民族，它在各占领区掌握的战略资源比德国更为丰富。如果听任日本占有这种优势，时间越久，盟军最后击溃日本的代价越大。在旧金山举行的招待会上，宋美龄艺术又自然地提到了珍珠港事件日本对美国的侵略，“美国已经受到了日本的直接攻击，而没有受到德国攻击。德国对于美国的攻击迄今尚限于言论而已”。她强调日本偷袭珍珠港是19世纪墨西哥战争以来美国领土遭到的第一次攻击，借此煽动美国人的反日情绪。宋的言行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并引起了高层的警觉。罗斯福担心因此影响到业已确定的战略，曾劝诫政府要员疏远蒋夫人并安排她尽快离开美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中国抗战从美国遏制日本侵略扩张的一种手段，上升为其亚太战略的组成部分，是消耗、牵制日本陆军在太平洋及东南亚进攻的重要力量。对中国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十年的对日抗战以及对“先欧后亚”战略的抵触情绪，对中国一直抱有同情的罗斯福必须做出一些表示。马歇尔最担心中国人因此退出战争。现在，迁就并稳住蒋介石成为美国远东战略的重点，中国一旦失败，将导致日本抽调大队人马去征服印度，随后他们与德国在中东某个地点会师的可怕情景就有可能成为现实。那样苏联人将在欧亚大陆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形势更加不可收拾。
罗斯福提出在中国成立一个新战区。1941年12月9日，在重庆政府对德、意、日宣战的同一天，蒋介石就向美国提出建立军事同盟的建议，得到了罗斯福的积极响应。12月23日，应罗斯福请求，蒋介石在重庆与美、英、荷三国军事代表共同商讨建立联合军事机关事宜。马歇尔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强调指出，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三分之二的陆军主力，不但使苏联人可以放心在欧洲与德国人作战，而且使日本无法在太平洋上投入更多的力量。中国坚持抗战对盟军的共同事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其实这本就是他的意思，只是借马歇尔的嘴说出来而已。
经过同重庆磋商以后，盟军远东新战区——中国战区宣告成立。这一战区的范围包括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等地。罗斯福知道蒋介石喜欢冠冕堂皇的头衔，提出由他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中国终于作为盟军的主力被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之前日本曾多次向重庆政府试探媾和，这条路现在已经被完全堵死。
事实上当时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均在日军控制之下，除了中国军人，这一战区根本没有可供蒋介石指挥的其他盟军部队，说白了就是原来的中国战场，那一头衔不过是增加了一些国际含义，听起来更加好听而已。
英国人一贯看不起中国。丘吉尔认为，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将打破亚洲的平衡，使战后的中国不能再回到战前的那种半殖民地状态。诸多迹象表明，在整个二战过程中，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希望在盟军最后取得胜利时，中国仍然是虚弱的，好像一个“等待被营救的少女”。这样中国就会对营救他们的大国充满感激，英国除了能继续占有香港，还能保持在远东的强大影响力。
与英国人对蒋介石不热不冷的态度不同，在美国战后计划中，罗斯福是将中国当成避免亚洲共产主义化的重要一员来对待的。在成立abda四国联军司令部问题上，罗斯福甚至专门致电蒋介石做了说明，“为确保同心协力和团结一致地打击敌人，需任命一位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统一指挥英、荷、美、澳部队的最高司令官”。按说该一区域目前并没有中国军队参战，这样做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罗斯福对中国的尊重。
罗斯福重视中国并向蒋介石主动示好激怒了丘吉尔，他抗议罗斯福“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对全面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这牵涉微妙的政治关系和个人感受。丘吉尔发现在美国人心目中，甚至在罗斯福、马歇尔这样的重要人物的眼里，中国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丘吉尔认为美国人有一种错误的评价标准，就是把中国几乎当作一个可以同英帝国不相上下的战斗力量来对待。甚至有人专门谱写了针对中国人的歌曲，如《日本人，请不要打中国人的主意》《我们正在寻找一名好伙伴》等。
丘吉尔向罗斯福表示，美国舆论对中国在这场全面战争中所能做出的贡献估计得过高了。罗斯福对此不以为然，他告诉丘吉尔，中国有五万万人民，如果这样众多的人口能像日本在前一世纪那样蓬勃发展起来，并且获得现代化武器，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一支力量！“我只是说眼前的战争，他们目前能打下去已经十分吃力了，”丘吉尔假惺惺地告诉罗斯福，“我对中国人当然总是乐意帮助的，而且也会以礼相待，因为我对中国这样一个民族是钦佩的、喜爱的。但对他们那种极端的政治腐败感到遗憾。”
对此，罗斯福依然不予理睬。丘吉尔现在是有求于人，英国必须依赖美国的援助。吃人嘴短，欠钱腿软。最终丘吉尔不得不迁就罗斯福的历史原则，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对美国人的思想有着特殊的影响”。心里很不乐意的丘吉尔还不得不去做下属的工作，他违心地致电更加看不起中国人的韦维尔，“我必须把美国人的看法告诉你。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中国显得同英国一样重要。他们认为同中国保持联系和使滇缅公路畅通，是全世界取得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可以用一个单词来概括我在美国所获得的教训，那就是‘china’”。
华盛顿的一次民意测验证实了罗斯福的想法。超过8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他们未来天然的民主盟友，而把英国人看作长期伙伴的还不到40％。很多美国人对一战之后英国人和法国人沆瀣一气，在巴黎和会上调戏美国人的情形记忆犹新。另一项民意测验表明，65％的美国人赞成尽早向日本人发起进攻，支持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人还不到25％。罗斯福是在违背民意帮助丘吉尔和斯大林。
在巴丹浴血奋战的麦克阿瑟尚不知晓，“阿卡迪亚”会议已经决定了菲律宾最终陷落的命运，他们现在不可挽救了。但报刊和电台仍然抱有这样的信念，公众预料盟军将向日本发动大规模反攻，“麦克阿瑟将军和巴丹的勇士们将会很快得到源源不断的增援”，美国的吃瓜群众同样被蒙蔽了。
丘吉尔此行实现了另一个伟大目标，就是使罗斯福同意让美国的生产部门生产更多的武器，支援同盟国打赢与轴心国的战争。就会议实际成果而言，整个英国代表团中功劳最大的当属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他在促使美国扩大生产与供应问题上厥功至伟。
由于美国没有同英国供应部相仿的机构，也就意味着此类问题的商讨往往是通过一种不正规的方式进行。在五月花饭店里，比弗布鲁克勋爵和他的同伴一起同罗斯福的“生产大王”、优先分配供应局局长唐纳德·纳尔逊进行了无数次讨论，竭力争取美国将它的工业和军火产量在原已提高的基础上再翻一番。
其实最大的功劳并不属于唐纳德，也不属于比弗布鲁克，而应归功于一直病恹恹的霍普金斯——“影子总统”的称呼可谓名不虚传，几乎所有关键场合都会出现他的影子，所有棘手问题都需要他出面协调解决。他与罗斯福良好的私人关系以及共同观点，连同他的非官方身份使他干起这些事儿游刃有余。在美国民众眼里，“罗斯福的双腿就标志着他不畏艰难挫折和肉体痛苦的勇敢精神”，而“霍普金斯的脖子瘦棱棱的像穷人一样，行动同样是光明磊落的”。在他的主导下，1942年1月13日，美国根据战争及会议要求成立了战时生产管理局，比弗布鲁克成功说服新局长唐纳德扩大了原定的生产计划。
比弗布鲁克提出，美国1942年的生产计划存在着巨额不足。坦克不足额为10500辆，飞机缺26730架，大炮缺26000门，步枪少1600000支。他认为所有生产指标必须增加，扩大后的目标通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因为“美国工业具有巨大的生产潜力”。最终，在霍普金斯斡旋下，丘吉尔和比弗布鲁克如愿以偿。鉴于在修改指标时霍普金斯所起的关键作用，欣喜万分的丘吉尔在写给掌玺大臣艾德礼的信中称他“简直就是一位可爱的天使”。
在随后的国情咨文中，罗斯福自信满满地公布了他为“胜利规划”所制订的庞大生产计划：1942年飞机、弹药、坦克产量在原有基础上翻一番。总统列举了一大堆数字，并且很有把握地对身边疑虑重重的助手们说：“哦，只要搞生产的人真正卖劲儿，这些产量完全是可以达到的。”
1月6日，罗斯福向国会发表讲话，决定让美国的工业部门进行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军火生产，具体产量是：作战飞机45000架，坦克45000辆，高射炮20000门，防坦克炮14900门，地面和坦克用机关枪500000挺，新增船舶800万吨。
罗斯福指出“这仅仅是开始”，他接着强调，“民用生产将不得不进一步削减，再削减，在许多情况下还要完全取消”。到1943年，美国军事工业将生产作战飞机100000架、坦克75000辆、高射炮35000门、新建船舶1000万吨。
同盟国拥有世界五分之四以上的人口，现在又有了这么多的武器，可谓是如虎添翼。一大堆惊人的数字足以让盟军信心倍增，而让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哥儿几个胆战心寒！
如果将霍普金斯、马歇尔简单比喻成张良和陈平，将尼米兹、麦克阿瑟、斯普鲁恩斯比喻成韩信、彭越、英布，那么唐纳德无疑就是罗斯福的萧何。在接到罗斯福的任命时，身材魁梧的唐纳德，除了礼貌性地咳嗽和扬起眉毛，还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组织和监督庞大的军工生产。在他的手下，大到航空母舰、战列舰和重型轰炸机，小到线圈和轴承等零配件，涉及产品种类超过了10万种。
这唐纳德果真没有白姓唐，他和自己的本家唐雎一样不辱使命。在他的努力下，战时生产局很快变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机构。就职后仅仅几个星期，他颁布的一道道命令就使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命令严厉指出，300种不属于军工生产所需的物资马上缩减，甚至就地勒令停产。比如冰箱、自行车（这在日本也算作战设备，比如山下奉文颇为得意的银轮部队）、鸡蛋烤饼铁模、易拉罐、牙膏、衣服架子，还有贵重的金属骨灰盒——连死人都管到了。
金属品的供应要优先保证战争的需要，国民经济迅速纳入战时生产轨道，无数民用企业被改装为生产军需物资的工厂。从巨大的工业集团到乡村的简易车间，一切可用的厂房和机器设备都转向军工生产。美国民众可能要面对一个没有汽车的世界，底特律汽车工厂里开出的不再是民用小轿车，而是一辆接一辆军用卡车和两栖登陆车，有些干脆就是装甲车和坦克。儿童玩具制造厂和烘面包器工厂则被转产枪支和子弹，化工企业被安排生产炸药和梯恩梯（tnt）。唐纳德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工厂组织起来，使各厂的个别生产变为集体有计划的生产。所有与军事工业有关的大小事情统统一路绿灯，有时几乎是拿令箭当鸡毛。
以飞机生产为例：西雅图的波音公司迅速扩大了生产场地；道格拉斯公司在南卡罗来纳州添置了生产设备，其中花费1200万美元建起了新厂房；贝尔飞机制造公司在纽约建起新的飞机制造厂，同时在佐治亚建起了专门生产重型轰炸机的生产基地。短短一年时间，美国飞机制造公司从战前的41家增加到81家，生产厂房从130万平方米扩大到1580万平方米，雇佣劳动力从1940年的10万人一下子膨胀到200万人以上，产量也从珍珠港事件之前的不到30000架达到了1943年的85898架和1944年的96318架。
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飞机质量和性能也在不断提高。格鲁曼公司针对开战伊始美国战斗机打不过日本零式战斗机的实际状况，与著名的通用公司合作——前者有技术，后者有规模——开发并大量生产高性能的舰载f4f“野猫”战斗机和tbf“复仇者”鱼雷机，到战争结束时一共生产了18000架，去和那些下速冻饺子一样开出船厂的航空母舰配套。
日夜运转的生产线吸纳了更多就业者，自大萧条以来的顽症之一——失业现象几乎绝迹。失业者从1940年的900万下降到1944年的67万，剩下的大多是因为极特殊的条件限制不能工作的。青壮年都上前线打仗去了，“兵工厂”吸纳了大量中学生和已经退休的老工人。原来根本无法从事这类工作的妇女有超过600万人加入了军工企业的生产队伍，现在她们面对的不再是锅碗瓢盆，而是打击敌人的武器。连以前很难找到工作的黑人也找到了生产武器的工作。要知道制造航母、飞机、坦克可不像炕烧饼，弄袋面、砌个炉子就能随便干的。这些彰显了美国强大的资源优势和生产、研发能力。
最受生产厂家欢迎的金属废料也进行了回收，这在以前是不被重视的。媒体向公众展示了金属废料回收的作用和详细过程，告诉大家“一把废铁锹就可以生产出4颗手榴弹”，少年儿童也加入了回收、上交废料的行列。回收多少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举动，让后方的民众用实际行动参与到战争中去，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烘托全民参战的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唐纳德后来忙里偷闲两次出访中国，同蒋介石、宋子文、何应钦、翁文灏（经济部长）、曾养甫（交通部长）等要员多有接触，就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以及如何建立自身的军工生产，给予重庆政府极大的指导和帮助。
书归正传，再次回到会议主题。说马歇尔为二战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于他的很多提议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他的另一项提议为盟军最终打赢战争奠定了基础，就是成立著名的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协调战争中的军事指挥。这一建议迅速得到批准，新机构后来被史学家称为“阿卡迪亚”会议最宝贵、最持久的成果。这一成就的创始者是马歇尔，培育者是罗斯福，而它之所以最终得以实现，是由于丘吉尔善于接受意见。战争期间，这一机构召开过超过200次正式会议，议定的事项不计其数。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由3名美国代表和3名英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各军种联合组成，再由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兰各1人以顾问的身份参与进去。成立机构就必须有办公场所，很明显美国人在供应和人力方面都占第一位，委员会的最初任务就是负责供应和兵力分配，这就为委员会设在华盛顿提供了第一个理由。美国首都恰恰介于欧洲战区和太平洋战区之间，这就成了第二个理由。因此英国人也同意新成立的委员会正常工作地点设在华盛顿。
代替陆军参谋长陪同丘吉尔出席“阿卡迪亚”会议的迪尔爵士留了下来，成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中英国方面的高级成员。他代表丘吉尔本人，而不代表英国武装部队的任何一个军种。迪尔的任命最初在美国人中引起了争议，因为他们对于军事问题竟然和政治混在一起很不习惯——在日本军事就是政治——迪尔因为具有政治身份而遭到非议。后来美国在1942年7月任命威廉·莱希海军上将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参加委员会，才算把这个问题摆平。结果表明，丘吉尔对迪尔的任命是值得幸运的。迪尔和马歇尔有着类似于罗斯福和丘吉尔般的个人友谊，他成功赢得了马歇尔及其全体美国同事的信任。后来代表皇家海军、空军和陆军的其他英国代表经常更换，没有一个人像迪尔那样产生过那么大的影响。
从1942年1月起，在整个战争年代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直坚持每周召开一次会议，在战事紧张时还不止一次。在正常情况下，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总是预先分别考虑尚未解决的问题，然后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上把两国的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和调整，大问题由丘吉尔和罗斯福出面决定。对此莱希曾说：“我们只是工匠，只是根据各自总司令交给我们的总计划制定出具体而明确的战略方针而已。”
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并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使苏联人也来参加这个委员会，苏联人也没有这方面的意愿，他们有着一个辽阔、单一、独立的战场，参谋部的合并既没必要也无法执行。苏联的制度也不适宜于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斯大林不愿意把做出战略决策的权力委托给任何人，也不准备把红军的作战行动置于任何一种联合指挥之下。还有一点，苏联同日本还没有处于战争状态。
当工业部门按照“胜利规划”轰轰烈烈进行生产时，美国人明显增强了信心。他们知道，尽管日本人在最初的进攻中赢得了那么多胜利，但他们终将被打败，美国将比日本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2月23日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说：“请让我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布，美国人虽然被迫做出了让步，但我们会收复失地，我们的力量每天都在增强。很快，我们，而不是我们的敌人，将发动进攻；我们，而不是他们，将赢得最后的胜利；是我们，而不是他们，将实现最终的和平。”
罗斯福在谈话中再次高度评价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看看你们的地图，看看中国的幅员辽阔，那里有千百万正在进行战斗的人。中国人民在近五年里顶住了日本的疯狂进攻，歼灭了几十万日本军队，消耗了大量的日本军需。我们必须帮助中国进行现在的卓越抵抗和以后必然带来的反攻，因为这是最后打败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在4月28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他再次强调：“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是首先站起来同侵略者战斗的。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和繁荣的适当作用。”
会议结束，英、美两国出席会议的代表都为取得的成绩感到庆幸。英国人获得了可靠保证，美国的部队和资源将主要用于对德作战，军需品的供应也不会中断。至于仓促参会的美国人，几乎在发生争执的各点都算是获得了辉煌胜利，美国已无可争议地坐上了盟军的第一把交椅，日落西山的大英帝国退居次席，成为美国人不折不扣的小弟。美国的老大地位从那时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1月14日晚上，丘吉尔参加了白宫的最后一次晚宴，准备与他亲爱的罗斯福老弟告别。在丘吉尔眼中，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催人奋进的大会，也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但是除了丘吉尔和留在美国的迪尔元帅，大部分英国人都是带着满腹牢骚离开美国的。“美国人已经遂愿，以后战争都归华盛顿指挥了，”莫兰勋爵在日记中沮丧地写道，“但是他们将来如果这样不客气地拨弄我们，那就不聪明了。我国人民对于这个决定很不高兴，他们会同意的充其量不过是试上一个月再说。”丘吉尔对罗斯福公布的武器生产数量非常满意，对此，莫兰说：“首相被那些数字彻底灌醉了。”
罗斯福对丘吉尔返程的安全表示了担忧，因为英国首脑会聚华盛顿的消息已经为全天下所知。根据庞德海军大臣的可靠情报，他们返航的路线附近游弋着不低于20艘德国潜艇。停泊在百慕大的“约克公爵”号正在等待丘吉尔一行。在他们乘坐一架巨型波音飞机飞往百慕大的途中，灵机一动的丘吉尔临时决定改乘飞机回国。他在美国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家里一摊子烂事等着他去摆平呢。
空军参谋长波特尔和庞德都反对丘吉尔临时改变行程计划，但当丘吉尔说飞机上留有他们的座位时，两个人迅速改变了主意。乘机安全降落在普利茅斯的丘吉尔致电罗斯福：“我们从百慕大做长途飞行，借着一股时速30英里的顺风安全抵达此间。”
“阿卡迪亚”会议胜利闭幕。根据会议确定的战略，巴丹和科雷希多的美菲军已经被无情抛弃，这正是他们迟迟得不到有力增援的主要原因。
可是有一个人还不能轻易放弃，他就是美国远东陆军司令麦克阿瑟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