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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痘与巴士底狱

    人痘与巴士底狱
    今人只知种牛痘而不知种人痘矣。其实种人痘的历史要悠久得多,堪称古中国医疗史上的重大发明。天花约在一世纪由战俘传入我国,故名虏疮,亦称豌豆疮、痘疹。其后天花这种瘟疫造成难以计数的死亡,“倒逼”古代医学家迸发灵感和智慧,“以毒攻毒”哲学得以大放异彩———穿上天花患者的内衣,竟神奇地得以“豁免”,此为早期的痘衣法。后来又发展了痘浆法、旱苗法、水苗法,渐渐传遍世界,拯救了这个地球上难以计数的人,从皇帝到平民,从弄臣到英雄,不愧为人类免疫学的先驱。然而人痘法不像“四大发明”仍在世间延续,甚至也不像丝绸之路留下了遗迹,它只是文明史上的一道虹霓,横跨欧亚大陆,最绚烂最耀眼之时也是它行将消隐之时。1796年英国人琴纳在人痘法基础上发明牛痘法,人痘才淡出历史。人们往往更愿意谈论那场暴雨以及其后的响晴,却鲜见有人记住那道彩虹。
    忘却也罢。它来世间,也许更像是佛陀的一次显灵。不过,若说人痘与巴士底狱有什么关联,实在是风马牛。
    巴士底狱高100英尺,围墙坚厚,八个塔楼居高临下,上面架着数门大炮,里面的军火库装有几百桶火药和无数炮弹。巴士底狱不仅控制着巴黎的制高点,据说还关押着数目不详的政治犯。到了18世纪末期,巴士底狱被视为法国专制王朝的象征。
    不过,种人痘的历史比巴士底狱要长倒是真的。相传公元10世纪北宋已出现种痘术,但一直在民间流行。到了17世纪,顺治皇帝24岁死于天花令天朝震动,种痘术得以进入皇宫,继位的康熙也有患天花险遭灭顶的惊魂经历。他意识到天花对王朝构成的威胁并不亚于“三藩之乱”,遂在皇宫和八旗中大力提倡人痘接种,制订皇子种痘防天花的制度。与此同时,种痘术最先推广到了蒙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688年,俄国人率先派医生来北京学习人痘接种。俞正燮《癸巳存稿》(1713年)记载:“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由撒纳衙门移会理藩院内,在京城肄业。”此后由俄国传入土耳其、朝鲜、日本、阿拉伯,1717年由英国驻土耳其公使夫人蒙塔古将人痘接种术介绍到英国。蒙塔古先让自己的孩子种痘,然后返英传授给加里斯公主。公主先拿四个死囚做试验,取得成功后死囚获得赦免,进而在全英推广。乾隆七年(1742年),一部记录如何种痘、检痘和保存痘苗的《医宗金鉴》问世。
    在法国,仅1719年的天花大流行中,巴黎就死了1.4万人。然而保守、僵化的国王对人痘接种仍持拒绝态度。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此大发感慨:一方面赞扬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另一方面拿英国公使夫人和加里斯公主做示范。种痘不仅挽救了英国至少一万个家庭的儿童,而且使女孩子保持了美貌,“倘若我们在法国实行种痘,或许会挽救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哲学笔记·谈种痘》)
    像人痘接种这样利国惠民的新事物,路易十五尚且接受不了,更遑论改革王权体制了。与此相反,接受人痘接种的英国走上了宪政道路。结果呢?路易十五也患了天花,在凡尔赛宫一命呜呼(1774年5月),留下一句名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倒一语成谶!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路易十六继位后立马接种人痘,进而在全法推广。此后种人痘经由英法传遍整个欧洲,并随黑奴贩运经突尼斯传至非洲,然后播撒到美国和印度。
    但是,路易十六继位十五年后爆发了大革命。与前任相比,路易十六并不坏,他有慈悲心,也想改革,只是摇摇摆摆,时而妥协时而复辟,根因在于不愿放弃王权,最终酿成暴力革命,社会转型被迫“硬着陆”。那么,要求变革的革命领袖和民众是否准备好了成熟的政治蓝图呢?否。他们只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而已。
    攻占巴士底狱成为这一过程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说:“谁也没有去攻打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只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件而已;巴黎人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监狱,原来那儿只关了很少几名囚犯。”爱伦堡只说对了一半。事实是,数万起义市民参加了血腥的战斗,双方动用了大炮轰击,火光、弹雨与人肉齐飞。结果是,在牺牲者与政治犯之间出现可怕的不对称,简直是反讽式倒挂:攻打监狱的数万义军共有83人阵亡,15人受伤;守卫监狱的114名士兵中有1人阵亡;攻进庞大监狱后发现里面空空荡荡,仅有七个囚犯(犯“放荡罪”的贵族萨德侯爵,两位精神病患者,四位伪造犯,竟没有一个政治犯)。看来路易十六确乎开明,比起祖父路易十五称得上仁慈。
    反过来,胜利的革命者仁慈吗?负责巴士底狱的洛奈侯爵为避免相互残杀,命令停火进而投降,但仍被拖出来殴打、用刀乱刺直至被斩首,血糊糊的头颅挂上长矛绕城示众。在巴黎市政厅,商会会长雅克·弗莱塞勒因拒绝提供武器而被推上被告席,随即遭公开处决。此后断头台处决了几乎所有贵族,包括路易十六和皇后安托瓦内特,年龄最大的92岁,最小的仅14岁。若干年后,人们才清醒地看到,血腥的手段“屠杀”了革命的目的。在攻打巴士底狱以及后来持续的血腥恶斗,所有的正义性都被瓦解了,自我颠覆了。爱伦堡认为革命需要一些象征物,比如攻打巴士底狱那天成了国庆节。笔者只能部分同意:它只是自瓦解与自颠覆的象征,因为历史判定敌对双方均无赢家。
    历史其实是以数不清的偶然性为肉体。倘必然性是历史的骨头的话,那么它也是无数偶然性的累积,并经后人用思想的x光机加以透视的结果。路易十六在监牢里读了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认定是“伏尔泰、卢梭灭亡了法国”。这个独特视角佐证了革命与思想觉醒存在必然的关联。人痘法当然代替不了思想启蒙,但笔者还是要问:假若拒绝改革的路易十五接种了人痘,路易十六不会很快登基,1789年还会不会发生攻打巴士底狱事件?也许要提前,但更可能推迟若干年。假若路易十六拒绝接种人痘而提前病死,那个断头台将等待谁?但路易十七肯定要登基,历史又该呈现怎样一副面貌呢?
    二○一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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