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光风梦》的世界中岛敦从1941年6月到翌年的3月,在日本统治南洋群岛的最高行政机构“南洋厅”地方科担任“国语”教科书编修书记。而他以英国作家斯蒂文森在南洋群岛的晚年生活为题材的《光风梦》发表在1942年《文学界》5月号上。在同年的7月,第9期《政界往来》杂志上,有这样一则宣传《光风梦》的广告:
这是作者的第一部创作集……卷中白眉要数《光风梦》。本作品以英国文豪斯蒂文森为主人公,其在萨摩亚的那些日记体文章妙不可言。芥川奖评审委员会在《光风梦》和《松风》之间难决高下,宣布本届芥川奖空缺……《光风梦》与传统的私小说风格迥异,令人耳目一新,甚至让人怀疑不让他获奖的芥川奖评审委员会的权威性。故在此特地全力推荐此作。
像这样,《光风梦》是以英国19世纪著名作家斯蒂文森为主人公的小说,舞台是南洋。而作者中岛敦就在这部小说出版之前不久的3月中旬,离开生活了八个多月的位于南洋帕劳的“南洋厅”回到日本“内地”。所以,不少读者的第一感觉是,《光风梦》是中岛敦在“南洋厅”工作时期的附属产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前所述,中岛敦是在1941年6月28日从横滨启航去帕劳的,临行前的几天他将之前写好了的《光风梦》(当时的名字还叫作《诗人之死》)和《古谭》四篇,通过好友三好四郎托付给了文坛资深作家深田久弥,希望他能帮忙推荐发表。那么,《光风梦》又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着手创作的呢?从现在能找到的材料来看,最早可以确定为1941年9月初。中岛敦在东京“一高”和东京帝国大学时期的好友冰上英广曾在1940年9月6日来函说:
一直等你来,你没有来。
斯蒂文森的维利马在学校里没有找到,但是有tusitala edition(故事集),(william heinemann,ltd;london),有三十卷,我想可能并非是complete workes(全集),我借来了《在南海》(与fleming j enkin family of engineers合在一起的)和poems(诗集)两卷,如果有用的话就给你寄去,装帧很漂亮,巴尔佛的评传也没有找到。
从冰上英广的回信中可以推测,中岛敦为了创作《光风梦》,特地让朋友帮忙寻找与斯蒂文森相关的资料。通过上面两个时间节点,就不难推测《光风梦》应该是在1941年9月到翌年6月之间完成的。另据岩田一男考证,中岛敦为了创作《光风梦》参考了如下资料:斯蒂文森的诸作品、西德尼·柯文编《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书信》(the letters of robert louis stevenson)、斯蒂文森寄给《泰晤士报》(the times)、《帕尔摩报》(pall mall gazette)编辑的公开信、斯蒂文森的《萨摩亚史注脚——在萨摩亚的八年战争》、巴尔佛的《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生涯》等,中岛敦尤其重点使用了斯蒂文森寄给柯文的《维利马信札》来构思《光风梦》这部小说。
1890年,斯蒂文森在萨摩亚群岛的乌波卢岛购买了400英亩(约1.62平方千米)土地,建立起了栖身之所,他将其命名为“维利马”(vailima)。而所谓的《维利马信札》,则是斯蒂文森写给西德尼·柯文的信件。柯文是斯蒂文森的传记作者和经纪人。他写给柯文的这些信内容十分丰富,包括风光明媚的萨摩亚岛的气候、风土人情、动植物的生态以及对于在殖民暴政下喘息的岛民的同情和对于白人的控诉愤怒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斯蒂文森在萨摩亚的生活状况和心路历程。
中岛敦的《光风梦》由20个章节组成,作者经过精心的安排,按照奇数章和偶数章来分别排列斯蒂文森的日记和作者自己独创的内容,这种文体在当时还非常少见,很有新鲜感。其中,以斯蒂文森为叙事者的日记部分的内容,几乎直接借自《维利马信札》。这样别出心裁的创作手法和内容,为中岛敦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因为读者难以判断究竟哪些内容直接取自维利马信札,哪些内容才是中岛敦的独创。也正因为如此,《光风梦》在角逐1941的芥川文学奖时,这一缺陷就遭到了评委们的诟病。宇野浩二认为“《光风梦》在体裁上别出心裁,但是作品明显过于冗长、散漫,写作方法也很简单化、粗糙”;泷井孝作认为“这部作品,刚开始读的时候,还觉得有点意思,但其类似于翻译的粗杂的文体让人觉得不像是创作”。
像这样,由于在作品中大量地穿插使用了斯蒂文森的信函的缘故,从《光风梦》问世起,质疑之声从没有断绝过,有的人还由此看出了该作品在主题上存在错位的缺陷,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也正是中岛敦早年的朋友、评论家中村光夫。中村认为“在中岛敦所有的作品中,这部以南洋时代的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从作品的完成度来说是失败的。其主题分裂成两到三个,因此,整体上会给人以散漫的感觉。除了斯蒂文森之外,别的出场人物就仅仅留下一个名字,没能留下较深的印象。即便是斯蒂文森这个人物,在他身上也过多地带有中岛敦本人的气味”。
在《光风梦》中交替出现的两大部分内容中,完全属于中岛敦本人创作的那部分似乎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事实上,论者批评的焦点一边倒向取材于斯蒂文森维利马信函的那部分内容。这需要彻底弄清楚,在这部分内容中原封不动地照搬斯蒂文森信札的究竟占有多大的比例?或者作者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来加以活用的?这方面的研究,首推前面提到过的岩田一男氏的论文《?光风梦?与vailima letters》。岩田氏做了大量的实证调查,仔细地梳理了《光风梦》中与维利马信札相关的内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岛敦的《光风梦》中,虽然引用了不少维利马信札的内容,但是中岛敦将原信札内容的排列顺序打乱,并依照小说的情节,或增或减,合理取用,做了大量的处理,并非是机械呆板的简单翻译和挪移。另外一位论者的如下言说更是坐实了这一看法:
像这样,中岛敦无视原典中的日期,来创作《光风梦》中的日记部分,这种情形随处可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岛敦自由地取舍、选择了散见于维利马信札中有关萨摩亚自然的描写,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小说的二至四章中。具体就不再举例了。不仅限于有关自然的这部分内容,其他比如有关穆塔法和拉乌贝伯的记述、斯蒂文森小说的特征等内容,在原典中跨度多达数年并分散在各处。作者将其集中到特定章节中来加以使用。我猜想中岛敦做了笔记,将维利马信札按照内容逐一分类,再加进了一些从《维利马信札》中拿过来的相关记载,适当地标上日期,最后创作成作品。至少可以确定的是,中岛敦是以杂乱无章的《维利马信札》为基础,将其改造成一部秩序井然的作品的。
按照常识来说,中岛敦也不可能呆板地照搬《维利马信札》的全部内容,而是对其作了加工和取舍,否则它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就无法成立。也就是说,中岛敦将斯蒂文森的书简内容的顺序打乱,再根据小说情节的需要或增或减,合理取用,做了大量的处理。其删减取舍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小说的主题意识。文学作品,归根结底是要表达作家的某种哲学思考和精神诉求的。
1940年左右的中岛敦是苦恼的。1933年4月,从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科毕业后,中岛敦到横滨高等女子学校做了一名国语和英语教员。一头扎下来不觉间就过了6个年头,过于平凡琐碎的生活,似乎将这个自幼立志要当作家的知识精英的远大理想消磨殆尽。在现实生活中,他又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东京世田谷的家中还住着前一年从大连退休回家的老父亲和妹妹,再加上日益加剧的哮喘疾病和捉襟见肘的经济情况,不难想象中岛敦的苦恼该有多么深重。当然,除了这些世俗的烦恼之外,长年困扰他的所谓的“存在的不确定性”这一形而上的精神痛苦也还依然存在。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且立志要当作家的中岛敦,从大学时期以来似乎已远离文坛,事业丝毫没有起色,作为一介无名的女子中学教员默默度日,其内心的焦躁不难想象。《山月记》中李徵对友人泣血般的述怀,完全就是那一时期中岛敦本人的心声。从他留下来的这一时期的日记和创作断片来看,他渴望打破眼前的这种无力现象,冲破他在《狼疾记》《变色龙日记》和《北方行》中多次形象化的过剩的“自我意识”,扑灭自我怀疑的魅影。要想打破这层瓦解了自我的“黏膜”,他需要一种走出迷蒙的强大力量。用中岛敦的表述来说,这就是一种飞蛾扑火般的“行动主义”。这也是他在《北方行》和《弟子》中反复书写的主题。
所以,有评论者认为,中岛敦试图要从斯蒂文森那种激进的生活方式中,获取自我救赎的力量:“斯蒂文森把自己的性命押在了写作上。中岛敦要像斯蒂文森一样,通过写作这一行为将自己从虚无的颓废中拯救出来。如是说来,《光风梦》是一部宣告从‘怀疑’转向‘行动’的作品。也正是在这部作品中,中岛敦解决了方法论上的问题。”
这样的解读方式固然是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是,笔者则认为如此见解不过是落入俗套的陈词滥调。想要回答中岛敦为何一定要以斯蒂文森为其作品的主人公这一问题就离不开了解《光风梦》的主题思想。小森阳一认为:
众所周知,斯蒂文森是讽刺了大英帝国殖民主义的世界战略的海洋冒险小说《金银岛》的作者,同时也还是将近代人的人格分裂主题化的《化身博士》的作者。像他这样一位作家,很关注受到白种人殖民统治的萨摩亚人究竟过着怎么样的生活。中岛敦俨然是在为自己的帕劳之行作预备演习一样,在出发之前写下了这么一部小说。在这部书中,他从正面拷问了何谓殖民地这一问题。
小森的见解可谓是一语中的,显然,《光风梦》是一部关于帝国主义殖民批判的作品。在《光风梦》的第五章中,作者引用了j.b.斯蒂亚的《萨摩亚地方志》以及《萨摩亚史注脚——长达八年的萨摩亚纷争》和斯蒂文森写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信件等内容,对斯蒂文森到达阿皮亚前后的萨摩亚的政治生态作了如下的概括:1881年,大酋长拉乌贝伯即位,塔玛瑟瑟就任副王。按照规定,副王应该是由塔玛瑟瑟和另外一个实权派人物穆塔法两人轮流任职。但是,这一规定遭到了来自德国、英国、法国的强烈干涉。国王拉乌贝伯尤其不堪忍受来自德国的重压,打算依靠英国来作靠山,但没能成功。在由德国人发起的宫廷政变中,塔玛瑟瑟就任国王,拉乌贝伯被逮捕,被塞进德国军舰中,流放到了遥远的地方。这是发生在斯蒂文森来萨摩亚前3年的事情。从那之后,在萨摩亚,对于新王塔玛瑟瑟的反抗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888年秋天,穆塔法率领叛军,攻破了塔玛瑟瑟的部队和德国的陆战队。愤怒的德国领事打算采用更为强硬的手段,但是,又遭到了英美两国的反对。一时间,萨摩亚的局势处在了一触即发的紧急状态之中。
但是,1889年一场史无前例的热带风暴袭击了萨摩亚,穆塔法被迫宣布停战,事态平息了下来。就在这一年,美、英、德三国在柏林签署了协定,决定由三国共同成立一个政务委员会来辅佐萨摩亚国王。一度消失了的前国王拉乌贝伯回国,当上了傀儡政府的国王,而深受民众爱戴的穆塔法,由于德国的反对而无缘王位。原本拉乌贝伯和穆塔法两人过从甚密,但是,由于外国势力的介入而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斯蒂文森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来到萨摩亚的。征诸《维利马信札》和《光风梦》的内容就能知道,无论是斯蒂文森还是中岛敦都很同情穆塔法,对这个在抗争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失败了的人物给予了厚爱。从中岛敦如此的价值取向中,其实并不难看出他对于时局的影射。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在中岛敦关于萨摩亚纷争这一历史叙述的背后,有着他对于即将来临的战争的愚昧和悲惨的预见,如果说在这里面蕴含了他的批判意识的话,那就找到了他为何要在那段时间创作出《光风梦》这一问题的答案了”。
在小说《光风梦》中,中岛敦通过斯蒂文森的口对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有十分辛辣的批判:
从一到达这个岛屿开始,斯蒂文森就对白人们对待这里的原住民的态度感到十分生气。他们这些白种人——从政务长官到在各个岛屿上穿梭的生意人——全都是为了捞钱才来的,他们的到来对萨摩亚来说就是灾难。这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美国都一样。他们当中并没有谁(除了极个别的牧师之外)是因为真心地爱这个岛屿,爱这个岛上的人才留下来的。斯蒂文森先是觉得很震惊,继而又感到十分愤怒。从殖民地的常识来看,若说是震惊也许还有些不可思议。他发了疯似地给遥远的伦敦泰晤士寄稿,告诉人们这个岛屿的现状。他揭露白种人的专横、傲慢、无耻,披露土人的惨状,等等。可是,他的这些公开信不过是遭到了人们的冷笑而已。
中岛敦还通过斯蒂文森的口痛斥了白种人恃强凌弱、奴役土人的罪行:“土人被强制从事苛酷的劳动,被白种人监工鞭打的黑色人、褐色人发出的惨叫每天都听得到。逃亡者接连出现,但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被逮捕或被杀死。关于很久以前就已销声匿迹的食人习俗的谣传又在这个岛上蔓延开来,说是外来的皮肤黝黑的人把岛民的孩子弄走吃掉。萨摩亚人的皮肤呈浅黑或褐色,所以那些非洲黑人便被视为恐怖的存在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光风梦》中,有两条平行发展的主线。除了前述的贯穿其中的对于殖民主义的批判这个主题之外,还内含着一个与之平行的副题,那就是作为愈疗象征的南洋。这样的主题和副题的并置显得并不冲突,相反,斯蒂文森将南洋作为愈疗之地的乌托邦式幻想,衬托出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粗暴、杂乱。毫无疑问,中岛敦是在透过斯蒂文森来阐述自己的批判意识。甚至可以说,对中岛敦而言,斯蒂文森的存在不过是一个唤起其内心诉求的装置而已。总之,批判与愈疗,从表面上看,前者意味着主动、激进,后者代表着消极、逃遁,两者似乎是相悖立场。但是,两者在对于现实的抵抗这一点上却是同质的。
如本文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详细论述的那样,中岛敦一直饱受着“存在根据的不确定性”这一形而上学性的痛苦。他从斯蒂文森那里得到的启发之一就是将南洋作为愈疗内心伤痕的乌托邦,借此走出形而上学的迷蒙。同样有过在南岛生活经历的作家岛尾敏雄认为:“中岛敦对于南岛寄予了关心这一事情,我不认为是出于他一时的意气用事。他到小笠原诸岛去旅行,还创作了以斯蒂文森在南洋岛屿上的生活为主题的《光风梦》,最终奔赴位于帕劳的‘南洋厅’就职,这些诸多的事实,从根本上说一定是出于相同的理由。大致说来,他一定思考过要在‘南方的天堂’里来疗治被他自己称作是‘狼疾’的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冈谷公二梳理了近代以降奔赴南方寻找再生机会的西方知识分子的谱系。在这个谱系中包括了兰波、高更、斯蒂文森、d.h.劳伦斯、阿尔特、莱利斯、劳伦斯·达列尔等人。冈谷认为,对这些人而言,南方不单是一个地理空间位置。“所谓的南方是指近代西欧丧失掉的所有的东西,也就是说,那是一个本能没有遭到压抑,想象力活跃的神秘的世界。所以说他们这些人的南方之行,绝不只是单纯的旅游,而是将其化作了死与再生的戏剧。这一方面意味着西欧的自我否定,同时也是产生出民族学和空想现实主义的原动力。”
总之,与斯蒂文森的相遇,强化了中岛敦对于殖民地这一荒诞空间的记忆和批判。另一方面,斯蒂文森眼中风光明媚的南洋,同样地唤醒了中岛敦天性中的异国情趣,他追随斯蒂文森的脚步,在南洋这个遥远的异域里构筑起桃源世界,疗养由来已久的内心的伤痕。不管现实世界是如何日趋险恶,至少《光风梦》的问世,是中岛敦又一次的自我救赎的演练。事实上,在《光风梦》煞笔后不久,当他真的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乌托邦时,污浊、血腥的殖民统治的现实,彻底地打破了他的梦想。最终,他从这块最后的精神堡垒中走出来,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对时局的“艺术的抵抗”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