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上海之行中岛敦于1936年的8月15—30日游览了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其中，用了两三天时间在苏州和杭州旅游，其余时间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作为这次旅行的结晶，他创作了和歌集《朱塔》。如前面章节所述，《朱塔》是以中岛敦在苏杭两地的所见所闻为基础写成的，关于上海，几乎是只字未提。这让人觉得上海完全从他的记忆中给驱逐了，是非常不自然的事情。反过来说，如此不自然的态度，又恰恰突显了中岛敦对上海这座城市所抱有的独特的认知方式。中岛敦为什么故意关闭了关于上海的话语？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对上海三缄其口？这些问题历来为研究者所忽视。本节拟根据不多的资料来最大限度地还原中岛敦在上海期间的行踪，在此基础上来尝试考察中岛敦关于上海都市空间话语的缺失与其文学特质之间的关系。
中岛敦曾在落款为1936年5月29日的一则笔记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去江南一带旅游的计划，其中也包含上海。由此可以推知中岛敦最迟在该年的5月底就着手准备其江南之行了。作为中岛敦准备赴江南旅行的见证人，中岛敦东京“一高”时代以来的好友钉本久春提供了如下证言：
那是在昭和十一年（1936）暑假前的事情。当我们三人一起在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说着闲话时，（中岛）敦和三好突然说起要结伴去中国旅游。两人当场就热心地做起了计划来，商谈日程、费用等事项。这次的商谈和计划的进展，真的是体现了中岛敦独特的性格，作为旁观者的我，都有点为他们捏把冷汗了。但看在眼里，我也觉得很愉快。（中略）两人顺顺当当地在台北会了面后，乘坐美国三等客船，出发去了上海，漫游了苏州、杭州、南京等地，又搭乘美国客船平安地回到了日本。
如果单纯相信钉本的回忆，感觉中岛敦二人完全是凭一时的冲动，才决定去上海的。但若结合前面的笔记来看，中岛敦的上海之行，是经过认真思考后才做出的决定。
一方面，与中岛敦同行的当事者三好四郎在题为《中岛敦前辈与我》的一文中，是这样回忆此次旅行的：
中岛敦相当喜欢旅游，我们一起去中国旅游了。那是昭和十一年（1936）夏天的事情。中岛敦说他在大学时代就曾去过中国。总之，我先出发，去香港、基隆转了一圈后，是在上海与中岛君会合的。他那时说是要参加继母的法事，不能和我一道前往台湾。当时我伯父长住上海，所以我们就依赖我伯父，以上海为据点，两人一道去了杭州，在那里住了一宿。最先，我们自己搞错了，被带到了面临西湖的一间极高档的房间，马上就意识到不对，就移到了面临岩壁的一间最下等的房屋里。在苏州时，我们应该是去逛了虎丘、寒山寺、西园、留园、北寺等地，是当天来回的一日游。在上海我们还看了斗狗、去了谢斯菲尔德公园，是一次非常繁忙而又快乐的旅游。中岛君还想去汉东，但是由于日程排不过来也就作罢了。他最初是打算要去台湾的，如前所述，由于其父非要他参加继母的法事而未果。回国的时候，我们乘坐的是加拿大的汽船，我在神户下的船，中岛君则直接回了横滨。
像这样，三好四郎的描述非常详细，成为了解中岛敦上海之行的宝贵资料。除此之外，在现存的中岛敦的记事本中，也留下了一些关于中岛敦在上海的日程及相关活动内容的片言只语。通过这些材料，大致可以还原中岛敦上海之行的原貌。
中岛敦是在1936年8月8日从横滨出发赴上海的。途中，他先到住在西宫的老友冰上英广家住了三个晚上，然后去长崎，并在当地滞留了两天。在记事本8月14日的一项记录中，有诸如“天主教”“崇福寺”等内容。中岛敦所说的“天主教”乃是指在长崎的大浦天主教堂。该教堂建于1864年，是现存日本最老的教堂。据说是两位法国神父为了给在该地殉教的26位圣人做祷告而建造的。中岛敦之所以要去参观大浦教堂，恐怕与他从小的家庭氛围有关系。中岛敦的伯父关翊（即中岛翊，成年后入赘关家）是祖父中岛抚山的四儿子，在中岛敦的《斗南先生》中以“涩谷的伯父”的身份出场。中岛翊“生于明治二十八年（1895）7月，从大阪三一神学院毕业之后作为牧师曾巡行大阪、德岛、大牟田、千叶县的大贯、广岛、金泽各地的教会，从大正十三年（1924）开始成为东京教区武藏野协会的管理长老，从昭和三年（1926）开始成为东京圣十字教会的管理者，被英国cms授予名誉终身理事的称号”。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因缘，中岛敦才去参观了这个大教堂。
此外，中岛敦在笔记中提到的“崇福寺”，乃是位于长崎的一座著名的黄檗宗禅寺。该寺于1629年由住在长崎的福建人邀请超然大师创建，是一座被称为“福州寺”的有着宋代风格的庙宇。如果结合中岛敦汉学家世这一背景来看，他拜访崇福寺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
据中岛敦的笔记，他是在8月14日下午1点从长崎乘坐“上海丸”出发去上海的。当时，连接上海与日本的海路主要由日本邮船公司经营，主要由“上海丸”和“长崎丸”执行任务。日本邮船公司在合并重组之后，于明治十八年（1885）开始运营上海航路。起初经营横滨至上海的航线，从大正四年（1915）开始，开设了从神户到上海的航线，大正十二年（1923）2月开设了长崎至上海之间的“日华联络线”，并成为连接中日之间的主要航线。
事实上，中岛敦所推崇的谷崎润一郎在十年前的1926年1月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就是从长崎乘坐“长崎丸”去上海的。从大正末期到战后，多数人都是利用这条航线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中国方面的相关资料也可以坐实这一事实。据一批在20世纪30年代曾留学日本的中国知名人士的回忆，他们当年几乎都是乘坐“上海丸”或者“长崎丸”先到达长崎，然后再前往日本各地。
8月15日下午4点左右，中岛敦到达上海日本邮船公司的码头。在他当天的记事本上有诸如“奥林匹克水上/200 m，breastハムロ/1 500 m.f.s.寺田”等内容。很显然，在这次旅行途中，中岛敦还对其时在德国举办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非常关心。这里所提到的“ハムロ”是指当时日本著名的游泳选手叶室铁夫，他在男子200米蛙泳中夺得冠军，而“寺田”同样是参加这一届奥运会的日本游泳队的选手寺田登，他在1 500米自由泳中获得冠军。
到达上海的中岛敦就住在堂姐吉村弥生的家里，弥生曾回忆说：
我很宠爱敦，我们在久喜度过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田人和胜子再婚了，一周之后，敦就被带回了大和郡。那之后，只有是在有法事等特别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才会回来，我们才得以见面。（中岛敦）从大连去别府之前，在门司我家里住了四五天。在上海的时候，我们住在陆战队的附近，他来我家后每天都会出门，和他一起来的朋友我不清楚，没见他们在一起。他一点都不安静，在和室中转来转去的。他还送给我外出旅游时买来的纸做的偶人。
此外，从中岛敦写给妻子的信函也可以得知此事。这封信的具体内容已经散失了，但在信封上写有“上海北四川路黄陆路三七号日本邮船社宅吉村清知转中岛敦”的字样，这就可以坐实在上海期间，中岛敦是以当时的北四川路的堂姐家为据点进行活动的。根据记事本8月19日的记载，跟他一起到上海的好友三好四郎则寄宿在“三好伯父的公寓metropolitan apartment”里。很显然，两人白天在一起活动，晚上则各回各的住地。
众所周知，日本在上海并没有正式的租界，从日本来的居留民几乎都集中在上海北部的虹口一带，该地区的北四川路在20世纪30年代是仅次于大马路、霞飞路的上海的第三大马路。因为那里居住着很多日本人，所以这条街上有很多日式建筑和餐馆。中岛敦的堂姐吉村弥生所提到的“陆战队”是指1932年10月成立的“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其本部就位于北四川路附近的黄陆路。
8月16日，也就是中岛敦到达上海后的第二天中午，中岛敦乘车去“郊外”“兜风”去了。他们去了庙江镇和上海市政府。中岛敦所提到的“庙江镇”就是今天的庙行镇。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时，庙江镇是主战场。当时，为军国主义张目、歌颂所谓“肉弹三勇士”的歌曲《庙江镇的夜深了》在日本广为人知。淞沪会战结束后不久，为了纪念战死在该地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军人，国民政府在这里修建了墓碑。很难想象，四年后站在这块曾经血肉横飞的土地上，中岛敦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中岛敦当天还参观了上海市政府大厦，该大厦于1933年10月10日竣工，是一幢有着中国古典宫廷风格的四层楼带电梯的摩登大楼，在当时作为观光地也很有名气。
8月17日的下午3点左右，为了迎接三好四郎，中岛敦去了上海码头。之后，一直到19日，两人的行踪不甚明了。20日、21日两天，中岛敦和三好四郎一起去了杭州旅游，21日晚上才乘坐火车赶回上海。22日以及23日的活动也没有记载。在8月24日的记事本上，有“canidrome”这样的记录，此地乃上海非常著名的斗犬场“逸园”的英文名称。据一同去上海的三好四郎回忆，“在上海看了斗犬”，两人的说法一致。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共有“名园”“申园”“逸园”三家斗犬场。这些斗犬场都在1928年开业，是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娱乐场。其中，名园和申园因为市民的强烈反对在1932年被迫关闭，只有逸园幸存。在1928年之前，逸园的斗犬活动只在每周的星期二和星期五晚上营业。1932年之后，因为其他两家对手关门的缘故，应客人的要求每周开放四次。事实上，中岛敦他们就是在星期一那天在逸园看斗犬的。而且，逸园不仅仅是观看斗犬的地方，还有其他诸如舞厅、西洋料理、酒吧、咖啡店等供消费的设施，消费的水准据说相当高。在1937年左右，在逸园卖出来的两张情侣舞票，就相当于一个属于中产阶层的银行员一个月的收入。
8月25日，中岛敦二人去苏州旅行。在记事本上，中岛敦没有直接提及在苏州的见闻，但据前面所引三好四郎的记载可知，他们在苏州逛了虎丘、寒山寺、西园、留园、北寺等地。8月26日，中岛敦开始着手回日本的准备，购买了回程船票，并“去玩回力球”。当时，在上海，面向普通市民的带有赌博性质的娱乐场所有三种：赛马、斗犬、回力球。其中，回力球（hai-alai）是从西洋传来的一种新型赌博活动。在上海，玩回力球的娱乐场的正式的名称为“中央运动场”，其英文名称是“auditorium”，上海的民众称其为“回力球场”。就在逸园的北边。位于霞飞路东南边上的“回力球场”，是在1929年2月7日开场的，球场常年从西班牙、墨西哥、古巴等国邀请来20多名选手进行表演。
也是在这一天，中岛敦可能是通过报纸得知“在成都日本新闻记者被害”的消息。这是后来被称作“成都事件”的轰动一时的反日事件。事实上，该事件发生在两天之前，远在上海的中岛敦知道得晚了。8月24日这天，在四川省成都市发生了群众游行，反对在成都设立日本领事馆。在这场示威运动中，大川饭店被毁，恒宝等百货大楼被破坏，来自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的特派员渡边洸三郎和上海每日新闻社的记者深川经二被杀死。
8月27日，中岛敦在上海市区购物，还去了名叫“grand under two flags”的巧克力店。28日夜晚，中岛敦乘坐加拿大轮船“克利夫兰”号，于31日早上到达神户，9月1日回到横滨的家中，结束此次旅游。
如上所述，中岛敦在上海住了两周左右，但他几乎很少提及上海。相反，他在杭州、苏州度过的时间要少得多，却将在这两个地方的所见所闻结集为一部和歌集。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事情。
据此，是不是就可以认为中岛敦不喜欢上海呢？诚然，他在上海期间写给夫人的信中有“肮脏的城市”这样的抱怨。但是，抱怨上海卫生状况不佳并非始自中岛敦，毋宁说首先会让人想起芥川龙之介在《上海游记》中关于上海的描写。中岛敦认为上海是“肮脏的城市”，这与其说是蔑视，不如说这是近代以来日本文人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普遍印象而已。在同一封信中，中岛敦又写到“二十几层楼的建筑有好几幢。据说都是一些百货商店。入夜，一直到大楼的顶部都点着灯光，非常华丽”。还有，在8月21日的记事本上有这样的述怀：“夜里，很晚了。从杭州归来／上海／看见灯光，就像是到了家的感觉，真是不可思议啊。”综合这些内容来看，不能说中岛敦对上海的印象不好。
此外，如果我们阅读中岛敦的文学作品就能明白，中岛敦以都市为舞台的作品仅止于早年在东京“一高”《校友会杂志》上发表的《有巡查的风景》《d市七月叙景》以及夭折了的《北方行》三部作品。
如是说来，是不是就此可以认定中岛敦讨厌都市生活呢？这也未必。中岛敦不但不是远离都市的隐者，而且还是都市生活贪婪的消费者。
在现实生活中，中岛敦也是一个高度具有都市趣味的人。对于旅行、登山、跳舞、音乐、戏剧、电影、象棋等有着巨大的热情。比如，在中岛敦1936年的年谱中就有如下记载：
一月五日，在野泽屋观看宝生能。二月六日，去听费奥多·夏里亚宾（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活跃的俄罗斯歌唱家），非常激动；三月二十三日，坐上七点钟从灵岸岛出发的船，去小笠原诸岛旅游，满足其“对于南方的憧憬”；四月十四日，去日比谷公会堂听威廉·肯普夫的钢琴独奏会。五月十二日又去听了一次。四月二十一日去日本青年馆，听了莉莉·克劳斯和西蒙·戈尔德堡的奏鸣曲；五月二十九日，去日比谷公会堂听雅克·蒂博的小提琴演奏。
如果结合1936年极端不景气的时代背景来看，沉浸在如此丰富的趣味世界里，就更加凸显了中岛敦作为都市文化热心的消费者的形象。这个姑且不论，中岛敦好不容易到上海旅行了两周，不仅未将在上海期间的所见所闻作品化，而且几乎没有再提起过。换言之，他对于上海的记忆被最大限度地淡化了。其中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值得关注。简单地讲，这与中岛敦文学的特质有着紧密的关联。
中岛敦的文学作品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以《山月记》《李陵》为代表的取材于中国古典的作品；以《过去账》为代表的追问自我的作品；描写了南洋群岛风物的所谓“南洋物语”。
首先考察中岛敦取材于中国古典的系列作品。在这类作品中，作者都有意识地回避了关于古代都市的描写。在《山月记》中，变成了老虎的主人公李徵，其活动的场所是原野中的树丛，他所憧憬的长安城的样子丝毫没有被提及；同样，《李陵》的舞台主要是遥远的大漠，汉武帝、司马迁等人所居住的长安城充其量只构成一个背景；《名人传》中关于邯郸城的光景同样是只字未提。其他诸如《盈虚》《弟子》等都是以春秋时代的人物为主人公，尽管出现了不少诸侯国的名字，但并没有关于这些都城的细节描写。当然，即便没有都市风景的描写，也丝毫不减损这些作品的魅力。但是，反过来说，如果适当地添加一些关于都市风物的描写，一定会为作品增添不少光彩。
当然，如果想要描写古代都市的形象，得需要相关方面的教养。如果不熟悉古代的艺术、风俗、建筑、音乐等多方面的背景，毕竟是不可能写得出来的。至于说中岛敦是否具备这种能力，这还是其次的。重要的是，中岛敦的精神气质属于时间性的东西，与空间无缘。可以说，时间意识是随着他的肉体一道成长的。换言之，正是由于中岛敦先天性地重视浸透了岁月痕迹的历史的缘故，其空间意识的欠缺也就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了。正如鹭只雄所正确地指出来的那样，“他所选择的世界并非是现在，而是在典型地体现在了向着非此在的、远离了时空的过去和异乡——历史世界”。当然，这种向着古代的回溯意识，乃是与笼罩在生养了他的汉学家世的精神氛围有着极大的关联性。
此外，以《过去账》为代表的所谓对自我进行追问的系列作品，其精神实质是与前述古典系列作品相通的，构成了表里关系，其最终的指向同样都是在拷问存在的终极意义，这也是中岛敦文学的主题和精髓之所在。中村光夫将中岛敦文学本质理解为“是致力于物语与人性真实的结合的，走在近代小说大道之上的一种尝试”。值得注意的是，中岛敦的这类追问自我的作品具有极高的形而上学性，重点是人物的命运及其内心的感受，几乎都是以出场人物的内心独白告终。作品的情节主要是随着登场人物的内心倾诉及心理活动而展开，由此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种时间的流动，而围绕在主人公身边的那些外部环境、空间元素则被降到了水面之下。
中岛敦的“南洋物语”主要指收录在《南岛谭》中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其内容是关于南洋群岛上独特的风物以及与原住民之间达成交流的困难，贯穿其中的最根本的主题依然是对自我存在不安的追问。中岛敦原本是要医治在北方患上的形而上的“狼疾”才去南岛的。但是，南岛对他来说与其说是一个具有疗愈作用的空间性存在，毋宁说是一个充满散漫的时间的混沌。中岛敦也曾试图将南岛虚拟化为东洋式的桃源乡般的空间。比如，在《风物抄》的开头处就有这样的描写：
早上，一觉醒来，感觉船已停了下来。马上就爬到甲板上去看。
船已经行驶在两个岛屿之间。天上正下着蒙蒙细雨。与此前所见惯了的南洋群岛比较起来，风景大为改观。至少，从甲板上眺望到的科斯雷岛，无论怎样看都不是高更画中的形象。烟雨蒙蒙的长汀、隐约可见的青翠的群山等，的确是一幅东洋图画。一汀烟雨杏花寒，暮云卷雨山娟娟等，即便是用这样的诗句来赞叹，没有任何的不自然，是纯粹的水墨画般的风景。
但是，中岛敦的这一空间置换的作业，却遭遇了时间性的颠倒。在这里，以水墨画为代表的东洋式的风景，其实是作为西洋化的反命题被提及的。因为在“被西洋＝近代化”的浪潮不断侵蚀的南岛固守落后的“东洋”性，这一操作恰恰是要通过使时间回转才得以进行。不用说，近代性原本是属于时间性的范畴，而中岛敦所经营的向着东洋性的回溯，也在无意中将自己置于“近代性＝时间的先进性”的反面，这既是一种巧合，也是一种符合中岛敦精神气质的必然。在属于“时间性”的中岛敦那里，作为南洋群岛最摩登都会的科罗尔（帕劳首都）的缺场或许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需要注意的是，姑且不管中岛敦本人的气质如何，把都市作为作品的舞台这件事本身与中岛式的力图表现自我不安的风格未必就一定是相抵牾的。正如前田爱所说的那样：
就此而言，优秀的都市小说，比如《罪与罚》那样，被引向推理小说结构的事情确实不在少数，但是，如果要在它与推理小说之间画一条边界线的话，那就应该在于如下之事实：对主人公而言，走入都市阅读这件事并非是对犯罪行踪的追踪，而是意味着在都市的表层的背后被隐蔽的记忆中来确认他们的自我同一性的行为。潜入都市的迷宫，同时就与通往内心之旅连接了起来，在这一微妙的结构中存在着近代性都市小说的吊诡。
如前所述，在中岛敦有限的几部涉及都市题材的小说中，最能体现其野心的当属《北方行》。众所周知，《北方行》是一部夭折了的作品。关于其夭折的原因，在学界有各种说法，其中，菅野昭正的如下观点是最具代表性的：
无论是黑木三造，还是折毛传吉（一部分是白柳子），总是被中岛敦的“我”的吐露所遮蔽。而且，小说变质成了毫无修正地、原封不动地表现中岛敦的观念和心情的场所了，此乃《北方行》最大的问题……可以断言，遮蔽了主要出场人物的“我”的吐露，一定是成了堵塞《北方行》前进方向的最大障碍。
笔者大致认同这一观点，但是，这并非是致使《北方行》夭折的唯一的原因。一般认为，《北方行》的执笔时间是在昭和十年（1935）前后。比如，胜又浩就认为“《北方行》的执笔时间是在昭和八年（1933），从大学毕业的那年开始写起，在昭和十年达到顶峰。不久之后，在昭和十一年就放弃了”。胜又浩的这一说法值得商榷。昭和十一年（1936）8月左右，也就是说，直到决定去上海旅行之前，中岛敦对于念念不忘的《北方行》尚未死心。事实上，他在该年6月24日写给夫人的信中说道：“我现在正在写小说。学校还有工作（杂志），一下子就忙起来了。”这里所说的“正在写小说”应该是指继续撰写之前曾一度搁笔的《北方行》。
《北方行》是以中国的天津、北平为舞台。黑木三造和折毛传吉这两个日本青年，各自抱着深刻的精神危机，他们渴望将自身投入到一种充满着力量的实践活动中，以此来实现自我的拯救。于是，他们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交织着各种力量的动乱中的华北。但是，在小说《北方行》中，关于动荡时代的天津以及北平等城市的混乱状态几乎没有被提及，仅仅是作为出场人物的背景而存在。正是缺少了对于都市风景的生动描写，才最终导致了《北方行》的夭折。不甘心的中岛敦为了复活《北方行》，专门去了作为“魔都”的大上海寻找创作的灵感。但是，及至亲身去看过，中岛敦才意识到自己既不是横光利一也不是金子光晴，以自身的气质无法准确地再现那里的一草一木。总而言之，上海体验坚定了中岛敦对自身潜力及文学气质的清醒认识，于是乎也就对上海保持了沉默，甚至于将其完全逐出记录了此次江南之行的和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