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d市七月叙景》论如前所述，大连在中岛敦短暂的人生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中岛敦不仅在断片（指零星的、不完整的资料）中提及大连，更为重要的是，还创作了以大连为舞台的文学作品《d市七月叙景（一）》（简称《d市七月叙景》）。
1930年3月，中岛敦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同年4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国文学科。在高中毕业前夕的1930年1月，中岛敦在“一高”的《校友会杂志》第325号上发表了小说《d市七月叙景》。《d市七月叙景》中的“d”正是大连的代称。和“d市”这样的暗语一样，小说中多次提到的“m公司”显然是指总部设在大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从文中所记述的相关历史事件不难推断出《d市七月叙景》的故事发生时间是1929年7月末。根据中岛敦年谱能判断故事发生时间与小说的执笔时间是一致的。目前所能查到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岛敦在1929年并没有到过中国。所以，《d市七月叙景》中所涉及的关于大连的风土描写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经济逸闻等，主要是源于他个人的亲身体验和报纸、书籍等资料。所以，有论者就认为，这篇小说是中岛敦借用了由“满铁”公司发行的《满洲日报》上的相关内容杜撰而成的。
在这部虚构的作品中，中岛敦采用了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用三个独立的片段，分别展示了m公司的总裁y氏、m公司的职员以及两名中国人苦力在某个夏日的不同生活遭遇。表面上看，这三种人物分别属于不同的阶层，其生活轨迹原本没有太多的关联性，但作者通过戏剧化的手法，不但消解了作为“满洲王”的y总裁的优越性，巧妙地抹去了三种人物间的阶级落差，更为重要的是，在殖民地空间中，原本作为被奴役对象处在了社会最底层的苦力却最大限度地获得了精神上的安定性和满足感，而作为殖民者的m公司的总裁及其职员却遭遇到了极大的精神胁迫和不安。在人物命运的如是反转中，恰恰凸显出了这篇小说的意识形态性。这是一篇将日本殖民主义统治者相对化，否定日本对中国殖民统治的正当性的批判性作品。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根据《朴次茅斯和约》的规定，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东铁路南段及抚顺煤矿等经营权。创办于1906年的“满铁”公司属于“国策”公司，总资本高达2亿日元。其中，日本政府投资1亿日元，另外一半则主要来自日本皇室、贵族、官僚等民间资本。“满铁”是一家半官半民的企业，相关的公司达到50家，从业人员多达30万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实施殖民掠夺的重要机构。
在《d市七月叙景》第一个片段里登场的主人公是m公司（“满铁”）的总裁y氏。和“d”“m”这些暗示地名、公司名的符号相同，“y”是指山本条太郎。山本条太郎曾在1927年7月19日—1929年6月20日担任“满铁”总裁。在就任“满铁”总裁期间，他大胆改革，被誉为“满铁中兴之祖”。y总裁从“前天”开始每隔数十秒钟就会打嗝，尤其是在“昨天晚上”达到高峰，让他不得安宁。打嗝其实是一种常见的生理现象，是因为横膈肌的痉挛引起的一种不适，自然状态下，在几分钟或十来分钟之后就会平息下来。对y总裁来说，打嗝这一病症的最大威胁在于不知道下一次发作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也正是这种发作时间的不可预测性，使得其在精神上遭受到了极大的不安和恐惧。这个小小的疾病不仅让作为“满洲王”的y总裁斯文扫地，还彻底解除了他作为“王”的特权。在作家不动声色、近乎夸张的戏剧化手法中，“打嗝”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寓意，是带有颠覆性的暴力的外在表象。
当然，这种寓意的获得，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政治关系的视野的观照之下实现的。在《d市七月叙景》的开头部分有如下的内容：
当他上楼正要走进总裁室时，s理事从前面的房间里冲了出来，恭恭敬敬地点了点头，急忙对他说道：
“我看k时报真不是东西啊！”
“什么？”
“又在炒作那个重大事件呢！”
据这位s理事所言，那家支那报社用显赫的标题报道了去年那件著名的事件，而且还在旁边附加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字样。
从这篇小说的上下文可以推知，所谓“去年那件著名事件”是指1928年6月4日关东军策划炸死张作霖一事。从小说的执笔时间推算，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旧事重提，除了表明这起改变了东亚格局的谋杀案的重大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作家精心布局的一个时间节点。小说接下来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均与张作霖之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该事件还在产生持续效应。
紧接着上述引用部分内容，还有这样的叙述：
他把椅子朝着放在屋子正中间的冰柱和电风扇之间挪了挪。然后，把放在桌子上的、叠得很整齐的早报摊开在膝盖上：
“俄支两国在鲍库拉尼奇那亚（绥芬河——著者）附近起冲突”“王正廷对日本的申明”“北满地区邦人的撤退”“支那计划铺设与m公司铁道线并行的铁路”等。最后一条消息是关于备受各方诟病的t内阁——也正是这个内阁将他推到了现在这个位置上的——瓦解之后迅速成立继任内阁的消息。
姑且不论上述消息的真实出处，值得追问的是，这四则关于政治及国际关系的消息是作家的随意拼凑还是遵照了某种内在关联性的刻意选择？毫无疑问，这些貌似无关的消息是经过作者精心选择之后的罗列，它们构成互文关系，较为集中地折射出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与中国乃至与世界的关系。
1929年，围绕着中东铁路的所有权问题，中苏之间在绥芬河边界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该年的7—12月底，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与苏联红军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局部战争。1929年5月27日，中华民国东三省北部特警管理局突然搜查了驻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理由是苏联领事馆内在召开共产国际的秘密会议，逮捕了中国及苏联的共产党员39人。从7月7日开始，蒋介石、张学良以及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就此问题进行商量，7月10日达成一致意见，立即着手收回中东铁路并驱逐苏联人和共产党员。7月13日，苏联政府要求国民政府取消这一决定，但遭到拒绝。7月19日，国民政府决定召回驻苏联大使馆的大使及全体馆员，并向世界发布“国际宣言”，向世人公布搜查哈尔滨俄领事馆的结果，显示了极为强硬的姿态。7月下旬，双方在中苏国境地带开始了军事对峙和冲突。这场持续了5个多月的战争最后以东北军的失败而告终。
这场中苏边境战争的原因，其实还要追溯到头一年发生的张作霖被炸事件。1928年6月4日，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东北王”张作霖被炸死。这直接导致了张学良“易帜”，并归顺国民政府。由此，北伐结束，中国实现了统一。对于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经营满蒙”为“国策”的日本来说，张学良的一举一动都牵扯着神经。事实上，日本一直关注中苏之间的这场战争。战端刚起，日本就暗中派出了军事观察员。通过这场战争，日方得出的结论是苏军集结速度快，战斗能力强。相比之下，中国东北军军纪涣散，战斗能力低下，是乌合之众。这一结论就为日本关东军制定避开苏联、武力攻占“满洲”的方针找到了依据。两年后爆发的日本吞并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就是明证。从事后的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政府和军队撤出了东北，中东铁路仍然控制在苏联手里。日本向苏联承诺其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苏联于1931年10月29日宣布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采取不干涉政策。1935年2月23日，苏联以1.4亿日元的价格将中东铁路卖给了日本和伪满洲国。
近代以降，日俄两国围绕着在中国、朝鲜的利益矛盾重重。日俄战争就是这一矛盾升级的极端表现。战争并没有化解矛盾，在经历了1918年的“西伯利亚出兵”等事件之后，两国又因为中东铁路、“满铁”等问题时有冲突。总之，日苏之间的博弈，依然是掣肘国际关系走向的一个敏感话题。
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票价格猛跌，世界经济大危机由此开始。紧接着就是银行倒闭，生产下降，工厂破产和工人失业。大危机从美国迅速蔓延到欧洲和世界各地。全球性经济危机并非始于一朝一夕，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呈现出端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由巴黎和会、凡尔赛和会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让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暂时得到了调整。在这样的大萧条背景下，急于转嫁国内矛盾的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殖民侵略的浪潮，法西斯主义开始抬头。另一方面，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因为成功地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国力大增，成功地躲过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世界为之瞩目。
以刚完成统一的国民政府为后盾的张学良所率领的东北军与世界上第一个红色政权苏维埃之间的战争，自然是最吸引全世界眼球的大事件。流浪在中国各地的曾经被苏维埃政府所镇压驱逐的帝政时代的俄国资本家、地主、旧军官也在暗中支持东北军，幻想能复辟并重返圣彼得堡。世界上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也隔山观虎斗，企图借中国之手重创苏维埃共和国，所以世界舆论呈一边倒之势，力挺中华民国及其东北军的正义之举。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租借大连、旅顺成立“关东州”，从此逐渐确立起了其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这一侵略思想尤其是在1927年上台的田中内阁时期得到强化，确立起了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方针。在《d市七月叙景》中，m总裁在离职演讲稿中提到的如下内容，从内部印证了在日本所推行的“大陆经略政策”中所蕴含的深刻危机：
诸位，当前要拯救日本的经济困境和社会不安，满蒙的产业开发乃是最便捷的道路。我一直坚信，支撑这一大事业的基础乃是我m公司……最后，我对诸位提一个希望，诸位要意识到我们m公司所肩负的国家使命及所处的国际地位，希望大家要为实现我公司在满蒙地区所肩负的特殊使命而努力。如今，中国正在进行国民革命，而苏维埃俄国的国情也不能说非常稳定。介于这不安定的两国之间的满蒙地区，犹如大战前的巴尔干半岛，是威胁国际和平的中心地带，这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这两个国家正在因为中东铁路等问题而兵戈相向。吾等为了帝国，为了世界和平，必须积极致力于维护该地区的治安和秩序。
在y总裁当天浏览的报刊内容中，紧接着关于中苏边境冲突报道的，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的申明以及中国决定在东北修建新的铁路动脉，以实现对“满铁”的包围等，这些都可以视为继张作霖被炸以及中苏冲突事件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日本侵略的不屈的抗争姿态。至于最后一则提到的关于t内阁的消息，其实同样与前面三则消息有着极深的关联性。所谓的t内阁，实际上是指在1927年4月20日由原陆军大将、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组建的内阁。该内阁曾于1928年在日本国内发动过逮捕共产党人士的“三一五事件”；1927年5月—1928年5月，三次出兵山东，干预国民政府旨在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并制造屠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1928年6月，炸死张作霖。更为重要的是，田中内阁早在成立伊始的1927年6月，就召集外交、军部的首脑召开“东方会议”，决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维护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进而占领该地区。在这次会议上，田中除了制定积极侵华的政策，还做出了日本驻华公使、“满铁”总裁、“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奉天总领事馆之间要密切合作的决定，进一步扩大“满铁”的职权范围。正如文中所言，这是一个“备受各方诟病”的臭名昭著的内阁。
作为肩负起国家命脉的“国策”公司总裁的y氏，是贯彻日本在中国东北实现大陆政策的主要人物，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战争的开路先锋。山本条太郎与田中内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正是由于山本条太郎的政治主张与田中义一所主导的对华侵略扩张政策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才被田中选定为“满铁”总裁的。正如小说中所提到的那样，y总裁（山本条太郎）是被田中内阁推举到“满铁”总裁这个位置的。
身为“满洲王”的y氏，可谓权力通天，为所欲为，但他同时又是坐在了东方“巴尔干半岛”的火药桶上。他无法判断火药桶会在何时爆炸，这一危急时刻的无限延宕，加深了他内心的不安和恐惧感。作家中岛敦用了打嗝这一间歇性疾病做隐喻，在充满讽刺、戏谑的笔调中将其形象化。
《d市七月叙景》的第二个片段以素描的方式，简单地勾勒了m公司一位普通职工家庭在某个夏日的生活情景。这个处于中产阶层的六口之家，在日本殖民统治地区大连过着温馨而舒适的生活。他们平常住在位于市区的m公司的职工宿舍里，夏天则居住在租借来的海滨别墅。在疑似大连著名的“星之浦海滨浴场”（今大连星海公园一带）的沙滩上，该职员陪着孩子们玩沙，坐小船出海钓蟹，其乐融融；傍晚时分，贤惠的太太领着中国男佣在忙着准备晚餐；他从后院摘来许多熟透了的西红柿，然后躺在浴缸里，听着自家孩子与邻居俄国孩子们嬉戏打闹的声音，享受着融融的家庭的“喧闹”。
阳光、海浪、沙滩、别墅、妖艳的俄女郎、盛开的大丽菊、鲜红的西红柿、舒适的热水浴……摩登而富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不要说与当地的普通中国民众无涉，连“内地”（指日本国内）的普通日本人也望尘莫及。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m公司（“满铁”）的普通职工能享受如此奢侈的生活，并非是他有多大的能耐或高贵的出身。恰恰相反，他出身寒门，15年前，父亲去世，家计难以为继，依靠妻子家的接济，好不容易上了一个高等专门学校。毕业后成了一家公司的下级职员，过着非常窘迫的日子。后来，他依靠熟人的关系到了现在就职的m公司（“满铁”），做了该公司职工俱乐部的书记长，由此过上了稳定幸福的生活。
如果以小说故事发生时间的1929年为基准来推算的话，15年前就应该是1914年。该年的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8月，日本对德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绝佳的发展机会，因为当时欧洲多数国家都在忙于战争，其商品不得不退出亚洲市场，而且欧洲的大批军需订货及生活用品需求，使日本出口总额得到迅速增长。一战后，日本由此前的债务国一跃成为债权国。但是，在一战期间，由于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以及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农产品的价格飞速上涨，出现了1918年波及全日本42个府县的“米骚动”；尽管大战刺激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上涨未能改善民众的生活状况，城市里频频出现工人罢工运动。此外，日本政府在1918年全面改革学校教育体制，制定了《大学令》，允许成立专科大学、公立及私立大学，同时修改《高等中学校令》，允许成立公立、私立高等中学以及兼有初中的七年制高等中学。这一措施的出台，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中学、大学教育，从各类大学毕业的人数迅速增长起来。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中学生、大学生毕业后就职困难的现象愈演愈烈。对于m公司的这个职员来说，毕业后能谋到一份职业也属不易。在国内人才过剩、就职困难的现实面前，不少人开始到朝鲜、“满洲”寻找人生的机会。
如前所述，日俄战争后，日本租借旅顺、大连成立“关东州”，并于1906年设立“关东总督府”。在这一时期，有不少日本人怀着“雄飞大陆”的梦想来到此地。夏目漱石晚年的作品《过了春分时节》（1912），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旁证。
在《过了春分时节》中，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主人公田川敬太郎一直找不到工作，盘算着要去朝鲜或“满洲”寻找机会。像这样，在日俄战争之后极度不景气的社会现实中，即便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国内也很难就职。对敬太郎来说，去“满洲”或朝鲜似乎成了唯一的出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和敬太郎同住一室的叫作森本的男子，辞掉铁道部门的工作，赖掉房租逃到了“满洲”。尽管他不曾受过高等教育，却在大连找到工作，成了一家电动公园娱乐部门的负责人。在森本写给敬太郎的来信中写道：“满洲，尤其大连是个好地方。像你这样年轻有为的人，目前也没有别的去处吧。你干脆来这边发展。我到这里后，在‘满铁’结交了不少朋友，如果你真心要来，我会帮助你的。”
在“满铁”这一铁道公司里拥有人脉的森本，自称是完全不学无术的人。他竟然主动提出来要为拥有帝国大学学历的精英分子找工作。事实上，森本就职的“大连电动公园”，就是“满铁”修建的供职工及其家属游玩的电气化游乐园，这是在日本“内地”还不曾有的供中产阶层消遣的娱乐设施。
到“满洲”工作，对于普通日本民众来说，最主要的动机还是高薪的诱惑。一般地说，在日本殖民统治地区工作的日本人可以拿到一笔海外工作补贴。正如小说中这位职员所表白的那样，“收入几乎是内地的两倍”。中岛敦的父亲1920年9月到朝鲜龙山中学任教，5年后的1925年3月从龙山中学离职，离职金为4 168元，外加每年支付养老金1 026元。这样优厚的待遇在日本国内是不能想象的。但在同年10月，中岛田人又转至“关东厅”立大连第二中学校任教，一直到1929年12月离职。他之所以选择从朝鲜去大连，固然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在“满洲”工作的待遇远比在“日韩合并”后的朝鲜优厚。
但是，这位m公司的职员，为自己所享受到的幸福感到了很大的不安，怀疑自己不配享受这样幸福的生活。很显然，他对这种凭空而来的、虚幻的幸福缺少真实的把握，怀疑这种毫无根据的幸福会在某个瞬间破灭。在现实与幻境持续的反转中，他陷入了一种观念性的强迫状态，处在一种失重般的自我焦虑中。
如是说来，这个在日本的普通下级职员，仅仅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成了“人上人”。那么，他作为一个外来者所闯进的空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小说的原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从浴室外面传来孩子们的笑声，他们正在和邻居俄国人的男孩子一道踢小石子玩耍。在厨房，妻子正在忙碌着使唤中国男孩准备做晚饭。他很喜欢这种傍晚时分充满了家庭氛围的喧闹声。他泡在浴缸里，一动不动的，竖起耳朵听了一阵子外面的动静。
上述描写无意中凸显出当时中、日、俄三国的国际地位。日本人和俄国人的孩子们在一起友好地玩耍，而“中国男孩”则扮演着侍候日本人的角色。
这里所谓的“中国男孩”，其实就是在日本人家庭里做侍者的青少年。据一位早年曾在大连生活过的日本人回忆：
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与中国人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性。最贴近的例子乃是“佣人”。在当时，在大连的很多日本人家庭都雇佣中国少年做佣人，他们被叫作“男孩”，年龄从十五六岁到二十岁前后。有时也会使用女孩子，但不多见……这类男童与每个家庭的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若是在工薪家庭，等到他们到了十八九岁懂事了，且日语讲得不错的时候，会帮他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在日本人与俄国人家庭之间，除了小孩子在一起玩耍之外，大人之间也相处融洽。住在m公司职员家隔壁的俄国男人，还亲自上门来邀请这家的长男去打桥牌。如前所述，近代以来，俄国所主导的“南进政策”与日本所制定的“大陆政策”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围绕着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进而发动了帝国主义战争。1918年，日本甚至还出兵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尽管两国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围绕着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之间的利益，仍然时有碰撞，绝非像小说中所提到的那样和气一团。
再次强调，小说《d市七月叙景》的故事发生在1929年，昔日的俄罗斯帝国已经被新生的红色政权苏维埃共和国所替代。这一时期在大连的俄国人，主要是俄国革命和苏俄国内革命战争爆发之后离开俄国的俄裔侨民，他们反对当时的苏维埃政权。这些人主要是士兵、军官、知识分子、商人、地主以及沙皇俄国的政府官员等。这些俄国难民主要集中居住在上海法租界，但在哈尔滨、大连等中国东北地区也零星地居住着一些“白俄”。这些流亡到中国的俄国人，既然是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与作为昔日俄罗斯帝国宿敌的日本站在同一个立场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也不难理解为何在大连这个虚幻的特殊空间里，日本人与俄国人惺惺相惜，“友好”相处的原因了。这些昔日的俄罗斯帝国的后裔们，作为大连的第一代殖民者，在20世纪20年代波诡云谲的中国东北地区，依旧享受着昔日的“荣光”，和作为帝国主义新贵的日本人一道君临“满洲”大地。只是如此微妙的“友好”关系随时都有破裂的可能性，这或许也是让m公司的职员感到不安的原因之一吧。
在《d市七月叙景》第三个片段里出场的是两个中国人苦力。两位苦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贸然闯进一家餐馆里吃白食，最后被店主一顿痛殴。尽管挨了打，但酒足饭饱的二人躺在烈日下的马路上，心里感到十分满足。与第一、二章中采取的戏谑、讽刺等手法完全不一样。在第三章中，叙事者满怀同情，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被殖民者的辛酸生活。如此形象、生动的描写，与中岛敦本人曾经在大连的实际生活经历有重要关系。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其中的一位一边走路，一边很担心地问道：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哪知道啊？总会有办法的吧！”
“要不，咱们去营口吧，走路去。那里说不定情况还好些。”
另外的一个人没有吱声，只顾默默地走路。他满脸的不悦。
作为本地主要工业产品的豆饼、豆油等，最近受到国外产品的排挤。尤其是德国来的船只，直接从这里的港口把大豆运回本国的工厂。而且，重要的是用作肥料的豆饼，最近已经被硫酸铵代替了。这些事情，他们这些苦力自然是无法知道的。进入七月份以来，在d市，油坊陆陆续续地倒闭，坚持到最后的s油坊也终于在昨天关门了，他们是彻底走投无路了。他们立即赶到沙河口的铁路工厂和玻璃工厂去看了，但已是人满为患。于是，他们又赶到码头找工作。但是，码头正是一年中最清闲的时期，从六月到十月正是这个码头的淡季。
如果回溯到1929年的历史现场就不难明白，在全球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两个身处被殖民统治的大连最底层的苦力的失业，不过是这场经济大危机所激起的一个小小的涟漪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在上述内容中出现的“大豆”“豆饼”“营口”等关键词里，隐含了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生态。
传统上，东北地区的农作物多数是由从山东、直隶一带的移民所传过去的。自19世纪末期以来，这一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有高粱、小米、大麦、小麦、燕麦、稻米、玉米等。高粱、大豆、小米号称东北的三大农作物，尤其以高粱的产量为最。高粱不仅是人畜的主食，也是东北重要的物产“烧酒”（高粱酒）的原材料。大豆是与高粱相提并论的东北地区农作物中的双璧，作为经济作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中国东北地区，大豆一向是作为重要的油脂原料而备受青睐。
但是，“满洲”的大豆逐渐作为油脂原料和肥料原料（豆饼），在市场上扩大了需要。“满洲”出产的大豆，最先主要是满足清朝国内的消费，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出口日本市场的需求陡然增加起来。不仅如此，在1908年前后，针对欧洲市场的出口也经由三井物产而被打开，“满洲”大豆一跃成为国际性的贸易商品，成为世界市场的宠儿。在日俄战争之前，年产不过300万石左右的“满洲”大豆，到了1910年左右，年产量已达到1 400万石。
从传统的家庭作坊起步的生产高粱酒的烧锅和制作大豆油的油坊，在20世纪初，已成为东北地区的两大支柱产业。根据驹井德三的研究，东北地区的油坊最初是以芝麻和麻籽为原料的。但是，大概在1850年至1860年，有人开始把大豆作为榨油的原材料。从此，大豆油作为食用油开始在中国普及开来。而且，榨油后所剩下的残渣用作家畜的饲料。后来，山东的农民发现大豆渣可以用作肥料。于是，大豆渣被制作成豆饼，作为肥料逐渐流通起来。
为东北地区大豆业带来革命性转机的，是1861年的营口开港。
1861年，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营口开港。开港不久之后的1868年，营口出现了“满洲”最早的以蒸汽为动力的榨油坊。而直接为东北大豆业的发展注入生机的，是日本市场上对于大豆及豆渣的大量需求。从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伴随着农业的商品化发展，日本对肥料的需求供不应求。大豆渣对日本市场的出口正式化之后，在东北地区的大豆榨油业，就逐渐以港口城市营口为中心发展起来。甲午战争之后，大量的日本商人来到营口，从事大豆及豆饼的商贸活动。据三井物产在1907年的统计，营口的豆饼年生产能力达到了650万—750万枚。总之，从营口开港到日俄战争结束的40年间，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几乎都是以营口为中心来展开的，被誉为“营口时代”。日俄战争之后，随着日本殖民势力入侵旅顺、大连地区，大连代替营口成为东北地区新兴的贸易中心，是当时东方知名的现代化港口。
不难猜想，《d市七月叙景》中两个苦力出现在大连港码头上并非偶然。显然，他们之前一直是在码头做搬运工，所搬运的物品主要就是大豆及豆饼。他们之所以想要徒步去营口找工作，是因为营口尽管繁华不再，但它依然是东北南部地区的一个商贸重镇。
苦力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出现，是在19世纪中叶左右。随着英国在海外殖民地的扩大以及美洲大陆的开发，英美等国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地输入了大量劳动力。这些亚裔劳动者被苛酷役使，且薪金低廉。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把在“满洲”一带从事重体力活的底层劳动者称作“苦力”。
如前文所述，明治末期以来，在日本人所撰写的游记中不乏“苦力”的形象，“苦力”属于被极度蔑视的对象。
但是，在中岛敦《d市七月叙景》中，完全看不到对于苦力的歧视性描写，毋宁说，作家对他们的同情之心深深地浸透在了字里行间。这篇小说是以这样一句话结尾的：“两人呼吸着发白的灰尘味以及从他们自己的脸上流出来的鲜血的腥味，倒在了一起，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这一幕与前面所提到的m公司的总裁及职员那种惶惶不安的精神状态相比，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安心感，因为脚下这片土地原本就是属于他们的。在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法西斯主义日渐猖獗的1929年，这篇极具批判意识的小说的问世是极其难得的。也正因为如此，《d市七月叙景》被认为是一篇无产阶级小说，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浓厚的作品”。问题是，作为一个刚满20岁周岁的高中生，如此带有强烈“左倾”色彩的视角或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呢？
明治以来，在“富国强兵”这一国策的推进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抬头。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的1903年前后，“劳动组合期成会”策划了大型群众集会；海军工厂、炮兵工厂以及三菱造船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同一时期，各种外来思想纷至沓来。西川光太郎、烟山专太郎分别开始在日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
自明治十九年（1886）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开学以来，一直到明治二十年代，日本在全国各地相继创办了七所高级中学。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这些长期处在国家主义思想禁锢之下的中学校园里，也吹进了自由主义的气息，成了各种思想传播的前沿阵地。东京“一高”更是成了引领时代潮流的航标，对其他几所同类学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东京“一高”在建校当初，遵循“自治协同”“勤俭尚武”的校训，主张学生应闭门苦读。这种保守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使学生与世俗保持了较远的距离。但是，反思、批判这种保守学风的声音从来没有间断过。1903年5月，东京“一高”学生藤村操在日光华严瀑布自杀。以此为契机，一场思想变革的活动在东京“一高”内部兴起，学生们渴望以宗教、文艺性的精神来代替保守僵硬的校风。
日俄战争之后，社会主义思想与反战思想相结合，开始向一般民众渗透。社会主义思想在“大逆事件”中受到了政府残酷的镇压。但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大背景下，这一销声匿迹的思想重新复活。承接了这一思想资源，宣扬共产主义思想的左翼运动在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呈现出燎原之势，也波及了各个高级中学的校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学生运动。1918年秋天，在京都成立了“劳学会”，同年12月，在东京帝国大学成立了“新人会”。该会由东京大学教授、大正民主运动的旗手吉野作造及其麾下的“普选研究会”的成员们创设，他们不仅仅满足于研究活动，而且是要在人类解放这一更高的视野下去改造日本社会。1922年7月，日本共产党成立。同年11月，以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为中心的20多所大学成立了学生联合会。该组织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实践，是具有战斗性的学生社团。该社团还延伸到了全国的高级中学的校园内。在1923年1月，“一高”“三高”“五高”“七高”等学校的代表通过协商，组成了“高中联盟”（hsl）。这是一个高级中学之间的横向组织。在各个学校成立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社会思想研究会等组织，以研究活动的名义来推广左翼思想。
1924年末，日本政府禁止在高级中学里从事与社会主义相关的研究，尤其是在1925年7月学生联合运动急剧化之后，在高级中学从事社会主义研究活动更是被认定为非法行为。尽管如此，研究活动并没有停止。在东京“一高”，于1925年9月曾一度被迫解散了的社会主义研究活动重新开启，十多名成员每周秘密聚会一次，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品。到1928年年初，该会的会员人数已达到50多名。随着人数的增加，该研究组织又分成英法班、德法班等11个班级，每个班还指派专门的指导员，内部还设有宣传部、教育部、会计部等机构，还在学校的辩论部、杂志部等社团内安插内线，以扩大影响。
在1928年发生的“三一五事件”中，大量日本共产党员以及劳动团体、农民团体、劳农政党成员被检举。从这一时期开始，学生运动开始转换策略，从争取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自由转换为争取作为学生的全部自由，发展成具有明确政治立场的斗争。从1929年年初开始，日本的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发展，学生运动也随之进入白热化阶段。1929年4月，日本共产党第二次被检举，发生了“四一六事件”，日共及其下属组织的中坚分子多数被清理。以此为转机，在大学和高中里出现了重新审视学生运动的声音，认为单纯由学生参加的运动原本是不存在的，学生运动尽管是在校园内部进行的，但也属于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一环，只有从属于广泛的无产阶级斗争才具有意义，这一思想逐渐占据了主流。
中岛敦于1926年4月从京城中学毕业后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文科甲类，入住和寮五号，开始了其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涯。1927年11月，中岛敦在东京“一高”的《校友会杂志》第313号上发表了《下田的女人》，这是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1928年11月，他又在《校友会杂志》第319号上发表了《某种生活》《吵架》。1929年4月，中岛敦担任东京“一高”文艺部委员，参与编撰《校友会杂志》。在任委员期间，相继参与出版了322—326号五本《校友会杂志》。同年6月，中岛敦在《校友会杂志》第322号发表了《蕨·竹·老人》《有巡查的风景——一九二三年的一个素描》。1930年3月，中岛敦从东京“一高”毕业，4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国文科，在临毕业之前的1月，他在《校友会杂志》第325号上发表了《d市七月叙景（一）》。
中岛敦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期间，正值日本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而作为东京帝国大学预科的东京“一高”，始终站在思想斗争的前列。对于身处东京“一高”这种思想自由的学府，并在日本殖民地朝鲜度过青少年时光的中岛敦来说，受到左翼思想的影响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从一些资料能看出，东京“一高”时期的中岛敦比较活跃，显示了一个青年才俊卓尔不群的思辨力和行动能力，这与他后来在东京帝国大学默默无闻的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关于中岛敦在东京“一高”时期的文学活动，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吉田精一曾这样回忆道：
中岛无论是在一高还是在东大都比我低一个年级。所以，不能说有很深的交情，但是在左翼之风盛行的一高学生之中，他留着河童式的发型，头发剪得整整齐齐的，一直垂到额头，其风貌放射出异样的光彩。（中略）大学时，我和中岛敦、冰上英广、钉本（久春）等人一道出版了几集叫作《しむぽしおん》的同人杂志。因为当时《新思潮》已停刊，最先我们打算沿用那个名字，立刻去拜访了《新思潮》上一期的同人一户务氏，得到了许可。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反悔了，觉得到现在还叫作《新思潮》没啥意思，就起了一个高雅的希腊语的名字，并将其印在封面上，当然它的意思是“飨宴”。
吉田精一的回忆尽管不能充分证明中岛敦在东京“一高”读书期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左翼思想的影响，但至少透露了中岛敦所置身的当时东京“一高”的精神风气，并生动地勾勒出了他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肖像。也有论者在极力地为中岛敦文学中的意识形态性祛魅，将其早期取材于日本殖民统治地区的作品与无产阶级文学做出区隔，认为中岛敦在朝鲜以及“满洲”等地的生活体验，与其说是被他当作了政治批判的材料，毋宁说他的这一经验是被作为异国情趣和浪漫主义在其文学中发酵的。持类似观点的还有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中村光夫。
这些评论者，作为中岛敦在东京“一高”和东京帝国大学时期的友人，他们的用意或许是善意的，就是不希望用诸如无产阶级文学这种泛意识形态的标签来矮化中岛敦文学的魅力。事实上，通观中岛敦文学也不难发现，他自始至终都是在追问人及世界的存在这一极具形而上学性的问题。如果说在《d市七月叙景》这类作品中包含了对阶级剥削的批判意识的话，也可以将其视作他在思考终极命题时的一种附属品，不必夸大。但是，结合小说问世的1930年1月这一时间点来看，不得不说中岛敦的《d市七月叙景》以及之前在东京“一高”的《校友会杂志》上发表的几篇取材于日本殖民地的小说，开创了同类小说的先河，具有先驱意义。在这些作品中，中岛敦所着力批判的存在于殖民地空间中的不平等的世相，客观上也呼应了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