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有巡查的风景》论如前所述，《有巡查的风景——1923年的一个素描》是中岛敦的一篇习作，与《蕨·竹·老人》一起在《短篇二则》这一总标题之下，于1929年发表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校友会杂志》第322号上。尽管只是中岛敦在高中时代的一篇习作，但该作无论是在技巧和构思，还是在对于时代敏锐的观察上，都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其价值不容小觑。这部小说以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日本警察虐杀朝鲜人民为主题，具有极大的批判性，这在小说发表的1929年来说是非常大胆的举动。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中岛敦文学起点的这部短篇被认为是“受到了无产阶级文学和同伴者文学中那些触及了社会问题的文学作品的影响”。重要的是，这部短篇是以被殖民的朝鲜底层民众的视角，描写他们卑怯、绝望的生活状况。
应该说，站在被殖民的朝鲜民众的立场，对殖民地宗主国表示怀疑并提出批判的作品，在昭和初年的日本是少而又少的。正如研究者所说的那样，自明治以来到昭和二十年代为止，在这一期间以处在日本统治之下的当地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屈指可数，几乎为零。尤其是该作品出自一个青年学生之手，确实难能可贵。纵观中岛敦的一生，他并不是一个激进的社会活动者，与昭和初年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也有较远的距离，甚至与在明治四十年代风靡一时的自然主义文学也站在了相反的立场上，中岛敦与他热爱的耽美派文学有着共同的艺术主张。也即中岛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艺术至上主义者是极度严肃的，他们用冷峻的目光打量世界，具有反抗时代的精神品质。中岛敦没有像他的中学同学汤浅克卫那样，刻意地以一种泛滥的乡愁般的感情，去淡化殖民地空间里血淋淋的压榨与被压榨的关系，也没有被所谓的“内鲜一体”等宏大的话语欺骗，而是以青年人的良知直接拷问了殖民地这一充满悖论的荒诞空间。
如前所述，1926年4月，中岛敦离开生活了五年多的朝鲜回到东京，就读于第一高等学校。就在他回到日本内地后不久，1926—1927年，日本全国的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就在《有巡查的风景》发表的1929年，尽管经历了大正民主主义浪潮的洗礼，但是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日本政府对于民众的弹压也日趋严酷。1926年，日本共产党重建，并在次年通过了《关于日本问题的纲领》，这是一份革命的纲领，指出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1928年进行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中，有8名无产政党人士当选。田中义一内阁出于对日趋高涨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恐惧，在该年的3月15日，出动大量军警，对日本共产党活动家及相关人士进行大肆搜捕，结果有1 500多人被捕，483人被起诉，史称“三一五事件”；1929年4月16日，田中内阁再次出动大批军警搜捕日本共产党及其同情者，被捕及被起诉者高达990人，史称“四一六事件”。1933年2月，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日本特高课拷打致死一事已充分说明了日本政府日趋反动的本质。就在《有巡查的风景》发表的头一年，中岛敦在京城中学时代的恩师内野健儿被校方开除，被驱逐回日本。据汤浅克卫回忆，当年从下关去朝鲜釜山的船上，若携带《改造》这样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杂志，一旦发现是要被关禁闭的，甚至连谷崎润一郎的带有颓废色彩的小说《痴人之爱》都同属禁书之列。
在殖民地朝鲜，尽管总督府对朝鲜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但是也有一些正义人士对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对朝鲜人民的遭遇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柳宗悦就是其中的一个。
柳宗悦（1889—1961）是日本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美学家、宗教哲学家。也是1911年成立的著名的“白桦派”的重要成员。在大正时代，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对朝鲜文化表现出极端的蔑视，但他对朝鲜文化情有独钟，尤其是对朝鲜的美术、陶瓷器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着手收集朝鲜的陶器及古代美术品，1924年在京城创立了朝鲜民族美术馆。1919年，朝鲜爆发了“三一运动”。针对朝鲜总督府对“三一运动”的镇压，他批判说“与进行反抗的朝鲜人相比，更加愚蠢的乃是对他们实施压迫的我们”。他对朝鲜的民画以及朝鲜半岛的美术文化寄予了深刻的理解。在京城，为了扩展道路，总督府打算拆掉历史悠久的光化门，柳宗悦带头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并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为了行将消失的一幢朝鲜建筑物》，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光化门也因此得以保存。1922年以来，柳宗悦还相继出版了《朝鲜及其艺术》《朝鲜的美术》《活着的朝鲜工艺》等著作。
在殖民统治时期，很多日本人只是把朝鲜当作攫取个人利益的地方，但是也有极少数人是抱着同情、理解的态度去的。浅川伯教、浅川巧兄弟俩就属于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大正年间风靡日本的“白桦派”的成员，但是他们通过白桦派的成员柳宗悦与白桦派保持着联系，被称作“京城白桦派”。浅川伯教一直对朝鲜的陶瓷抱有极大的兴趣。他于1913年渡朝，在京城南大门小学任教。“三一九运动”之前，总督府规定在朝鲜的日本教师们在上课时都要挂带佩刀，这让伯教感到非常反感。他致力于研究朝鲜瓷器的历史，写下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向日本人和朝鲜人介绍朝鲜瓷器的美丽。其专著《釜山窑与对州窑》就是他对朝鲜的陶瓷艺术充满感情的用心之作。弟弟浅川巧原本是在朝鲜林业试验所从事朝鲜落叶松的育苗研究，后来与哥哥一道研究朝鲜的陶瓷，并写下了《朝鲜之膳》《朝鲜陶瓷名考》等传世名著。日本战败后，浅川伯教将个人所收藏的约3 000件美术品捐赠给了韩国博物馆，他和柳宗悦一道创立的朝鲜民族美术馆的所藏品也全都移交给了韩国博物馆。这些真品今天都保存在韩国中央国立博物馆里。
世界语主义者大山时雄于1926年2月，与高桥平次郎、泽村五郎、笠原文雄等人一道，出于促使“内地人”的反省和以无产大众为朋友的宗旨，结成了“正道社”。在该年的6月还创办了机关杂志《朝鲜时论》。该刊物的出版纲领就是“直面现实的朝鲜问题”，“介绍朝鲜民众的舆论及文苑”，“彻底声讨对朝鲜问题无知之徒”。刊登的论文中有诸如《对所谓的融合运动的批判》这样犀利的东西。正如论者所说“作为殖民者感觉很不舒服，并以此为起点，力图打破民族优越感这一壁垒的日本人竟然意外地多”。
曾经在京城中学教过中岛敦的内野健儿老师，因为思想左倾而被朝鲜总督府开除公职，驱逐出朝鲜。关于内野健儿与中岛敦的关系，历来的中岛敦研究中鲜有提及。这里不妨做个简单的介绍。
1899年2月15日，内野健儿出生在长崎县对马下县郡。1916年3月，从长崎县立对马中学毕业。4月，由长崎县推荐，进入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创作短歌并参加《焰》同人杂志。1920年3月，内野从该校毕业，作为国语及汉文教员到福冈县立鞍手中学任教，是年8月成为短歌会《更纱》《樱草》的同人。
1921年3月，内野健儿遵从父母的愿望，赴朝鲜总督府工作，1922年任大田市大田中学教师。同年，内野创办杂志《耕人》，致力于大众文学运动和建立乡土艺术。1923年10月，内野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画在土墙上》。该诗集表现了对于受压迫的朝鲜人的同情而触动了当局，因此11月该诗集被没收并禁止销售。12月，经过与总督府警务局的面谈，以删除部分内容为条件而解除禁售。1925年9月，内野转到京城中学，在他的学生中有汤浅克卫、中岛敦等人。1926年2月，内野与江口舍次郎、上田忠男一起创办“京城诗话会”。同年5月，创办朝鲜艺术社机关刊物《朝》。同年10月，“京城诗话会”改名为“亚细亚诗脉协会”，并创办机关刊物《亚细亚诗脉》。1927年6月，因为受到警察署的干预，《亚细亚诗脉》的6月号被禁售，并被没收，11月停止刊行。1928年，内野健儿与夫人后藤郁子一道创办《鋲》。同年7月，内野被总督府罢免其京城中学的教师资格，并被驱逐出朝鲜。1929年8月创办杂志《宣言》。1930年9月“无产阶级诗人会”成立，他以“新井彻”的笔名当选书记。10月，《宣言》停刊。1931年8月，内野健儿加入“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1933年6月，因为出版《无产阶级诗集》，内野健儿和远地辉武遭到东京杉并区警署检举，被拘留两个月；1934年2月，创办杂志《诗精神》，1935年《诗精神》停刊；1936年1月，内野又创办杂志《诗人》。1937年6月，因为《诗精神》，内野被东京中野区警署检举，并被拘留两个月，10月，内野健儿的第三部诗集《跳蚤》在作了部分删节之后刊行出版。1938年11月，内野健儿被查出患有结核病，1944年4月去世，享年46岁。
正如评论家小田切秀雄所言：新井彻并不是一开始就对日本殖民统治朝鲜抱有自觉的抵抗，他逐渐摆脱民族偏见，作为朝鲜人的朋友而抗争。
由上可知，内野健儿到京城中学任教是1925年9月。那时，中岛敦正好是京城中学四年级的学生。
关于在朝鲜时代的内野健儿及其与中岛敦的交往关系，汤浅克卫有如下非常有趣的回忆：
三、四年级时，很多时候任课老师已经招架不住中岛敦的提问了。汉文课，三年级时是内野健儿老师，四年级时是濑木孝太郎。内野先生总是道歉，所以通常会顺利地收场。可濑木老师是从东洋大学教授任上转过来的年近七十的人，他总会倾其所知来驳斥（中岛敦），但第二天中岛敦会拿出他从家里带来的文献让老师看，濑木老师只好投降，这样的光景时有发生。
通过上面的描述，不难看出内野健儿谦和的一面。在同一篇文章中，汤浅克卫还对内野健儿的生平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更坐实了他作为一个诗人、斗士的形象：
三、四年级时的作文课任课老师都是内野健儿。他出生于对马，毕业于高师，但从不摆老师架子。据说他总是和漂亮的太太一道在昌庆苑（王室动物园和植物园）散步，所以很快就有顽皮的孩子将他们散步时的情景画在黑板上。他们夫妻俩都是诗人，发行了诗歌杂志《亚细亚诗脉》。我记不太准确了，他曾写过如下这种带有达达主义气质的、有着无政府主义者色彩的诗歌：
一枚炸弹，飞进钟路警察署
dan babannn
上作文课时，内野老师铁定会朗读敦（中岛敦）和我的文章。学识丰富且有格调的敦的文章，和诸如《小鸟之死》这种我写的带有伤感的故事，实在是不在一个档次，为此我感到十分害臊，那个时候是最难为情的，但是我的分数却比他高。也许，内野老师并不是要拿汉文和国语课时被发难过而泄愤，故意给中岛敦打的分数没有我高。内野先生后来因为思想问题而被驱逐，搬到东京去了。昭和十年，我因为《火焰记录》获得了改造社悬赏小说，那时，先生在启明学园中学教书。
为了庆贺我的当选，他们夫妻两人到了我在经堂的家中，但是当时我和武田麟太郎正在银座喝酒，未能谋面。后来，在新宿白十字举行内野太太后藤郁子诗集出版纪念会时我们见了面，那之后就再没有了他的消息。他在“纳普”以新井彻的名字写诗。听说共产党员内野壮儿是他的胞弟。
的确，中岛敦与左翼诗人内野健儿的交往似乎也仅限于课堂上，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影响还很难确定。但是，可以证明的是，在当时的朝鲜乃至在京城中学有不少反对殖民地统治的正义的力量。尽管这股力量还很微弱，但处在青春期且思想活跃的中岛敦难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也正如文艺评论家川村凑所说：“中岛敦从这样的老师那里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不太清楚，但是对于朝鲜的总督府政治及其教育，直接或间接的批判性的风潮在京城中学内外都存在着，毫无疑问，中岛敦也与这种空气保持了同一步调。”
大正十二年（1923）9月1日正午，在日本关东南部地区发生了强度高达7.9级的大地震。包括东京在内的关东地区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本全国上下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之中。在受灾的当时，民间尚未普及收音机、电话等通信手段，信息传播主要依赖电报和报纸。但是，很多报社由于地震后的火灾等缘故，都处于瘫痪状态，根本无法恢复印刷等功能。关于地震的报道，主要依赖新闻记者等在现场的采访和传话，这就导致了各种谣言的流传，比如：“整个东京都被水淹没了，全部毁灭”，“海啸都到达赤城山麓了”，“三浦半岛全部沉陷”，等等。
从地震发生的第二天起，所谓的“不逞鲜人来袭”的流言就开始蔓延开来，东京进入戒严状态。警视厅出动了汽车、广告牌、麦克风等工具向东京市民大力宣传朝鲜人暴动的消息，这一消息通过警察和军队的通信网络，迅速地传到了日本全国各地。《东京时事新报》在1923年10月22日刊登题为《骚扰关东一带的鲜人暴动的真相是这样的：除了放火杀人暴行掠夺还企图破坏桥梁的不逞之徒》的文章；《报知新闻》在1923年9月5日和1923年10月20日两次刊登同样内容的文章。在军队和警察的主导之下，在关东地方就组织了4 000多个“自警团”，发生了集团暴力事件。为了判定是否为朝鲜人，通过发音的方式来加以鉴别。一般认为，朝鲜人不太善于发位于单词最前面的浊音，路上被拦住的人如果不能正确流利地发日文“十五円五十銭”或ガ行浊音的话，当场就会被当作朝鲜人杀死。也发生了所谓的“福田村事件”。来自香川县的在千叶县境内从事贩药活动的15名货郎，因为讲方言的缘故，其中9名被当作朝鲜人为千叶县当地的自警团杀害。
不仅在日朝鲜人在地震的混乱中被杀害，在朝鲜的日本人之间也引起了混乱：“朝鲜人向饮用水里投毒，或者是悄悄地武装起来计划叛乱等流言四处乱飞，为此，（日本人）组织起了和内地一样的自警团，甚至于即便是在釜山，还有人带着刀去保护水源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荒唐无稽的流言呢？其实，这是日本政府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为了转移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而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因为在此之前不久，朝鲜总督斋藤实险些被朝鲜义士暗杀，这件事震惊了日本朝野。像这样，日本政府利用民众对朝鲜人的反感情绪，将民众的矛盾从巨大的天灾转移到了无辜的在日朝鲜人的身上。正如学者所言：
舆论界普遍有这么一种观点：在震灾的混乱中失去了一切的民众的不安和不满的矛头直指政府和统治阶级，政府为了防止这样的担心，就煽动对朝鲜人以及社会主义者的不安和恐怖情绪，使民众憎恨他们，让老百姓协助军队和警察来维持秩序，这是当局有计划的、有的放矢的行为。
总之，在这期间，对朝鲜人的迫害和虐杀行为一直都在持续着，甚至在9月4日这天，由警察署的五辆卡车护送的朝鲜人在经过埼玉县的本庄、神保原町之间时就遭到了群众的袭击，除了两人活命之外，其余的人被当场杀害。在这场由政府主导的骚乱中究竟有多少朝鲜人丧命，具体数字尚不能确定。当时日本官方的报道是只死了231人，但这一数据显然是缩小了的。“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指导者吉野作造根据“朝鲜罹难同胞慰问班”统计的数据，向外界证实，实际上被杀的朝鲜人当是2 613人。针对这些情况，9月2日成立的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不得不在9月5日对民众发布了《关于针对鲜人迫害的告谕》：
趁此次震灾，发生了部分不逞鲜人之妄动，听闻或有对鲜人颇怀不快之感。鲜人之所为，若有不当，应迅速通报负责取缔的军队或警察官，俟其处置。民众若滥加迫害鲜人，不仅有悖于日鲜同化之根本大义，若被国外报道亦绝非好事……万望民众各自切实自重。
日本政府表面上还出动军队和警察来“保护”朝鲜人。被“保护”的朝鲜人到1923年10月为止，在全国的30个府县中就达到了2.3万多人。说是要保护他们，实则是限制他们的活动，防止他们参与暴乱，日本政府还强制这些被“保护”的朝鲜人劳动。日本政府假借朝鲜来袭的流言，大肆迫害在日朝鲜人，其目的除了要转移其国民的视线之外，更多的是要以此来恫吓朝鲜人，达到其长期统治朝鲜的目的。
《有巡查的风景》是中岛敦早期的习作。中岛敦在1929年6月，也即关东大地震过去6年之后，在这部作品创作中重新打量那一场天灾人祸。尽管中岛敦只是将这一灾难作为小说的一个背景，但他并没有将这个背景抽象化、模糊化，也无意去描写这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给日本带来的巨大毁灭。相反，中岛敦剔除了自然灾难的部分，着眼于叠加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自然灾难中的人祸，其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的日本政府，指出了日本政府所鼓吹的“内鲜一体”的虚妄。在小说中，金东莲是一个靠出卖肉体艰难度日的底层朝鲜娼妇，但她原本不应该走到这一步，这从下面一段对话就可窥一斑：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丈夫死了，失去了靠山，又没有别的糊口的事可做，这不是没办法嘛！
你丈夫是做什么的？
以前在钟路做皮货生意。
……
那，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就这个秋天。突然死了。
怎么了？是生病吗？
不是什么病不病的，是地震。因为地震突然死了。
……
这么说来，你丈夫那个时候正在日本？
是啊，夏天时，说是因为生意上的事，和朋友一道去了东京，说好马上就要回来的。这不，一去马上就赶上地震了，再也回不来了。
……
我说！你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吗？
你是什么意思？
你的丈夫一定是……可怜啊！
以上是东莲与她的客人之间的一段对话。引文中的省略号的内容不难猜想，客人想对东莲说的是，她的丈夫死于关东大地震中针对朝鲜人的虐杀事件。作家中岛敦之所以不能在此明确提及此事，是因为对当时的言论管制有所顾忌。尽管这篇小说只是发表在中学生办的校友会刊物上，且与事件相隔了6年左右，但也是不能够公开论及的。如前所述，在1929年前后日渐严酷的政治氛围中，中岛敦将关东大地震中虐杀朝鲜人的事件文学化，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和良知的。和这篇小说一同发表的《蕨·竹·老人》，则是一篇与《有巡查的风景》风格迥异的作品。如果说前者是一篇批判政府的现实主义作品，后者则是一篇带有浓郁的新感觉派风格的小说，该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从城市文明的重压中逃离出来，感受着风光旖旎的南国温暖的山野风景：蕨菜、翠竹、绿树、白云、溪流等。将这样两篇风格迥异的小说以“短篇二则”为总题目发表，不难发现作者的良苦用心。换言之，《蕨·竹·老人》是为了冲淡《有巡查的风景》中的政治色彩而特意安排的一个过滤装置。
在《有巡查的风景》中，描写了1923年深冬时节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鲜京城的几个日常片段。但是，贯穿这些片段的底流都是破败肃杀的气氛。小说起始处的第一句话就奠定了这一基调：“冻僵了的死猫尸骸像牡蛎一样牢牢地粘在路面的石板上，糖炒栗子店的红色广告纸被风撕扯得粉碎，发狂般从它的上面掠过。”这是一幅冰冷的、充满着死亡和不安气息的画面。如此的风景描写，解构了当年喧嚣一时的“内鲜一体”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日韩合并以来，朝鲜并没有实现与日本共同繁荣的梦想。在日本的残酷掠夺下，朝鲜日渐陷入贫困的陷阱。比中岛敦大一岁、在朝鲜新马山出生的日本人旗田巍曾在他的书中回忆说：“尽管我是在朝鲜长大的，可是住在日本人街上的是只有日本人的学校，生活在日本式的生活方式中。因为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所以和朝鲜孩子亲密相处的机会甚少”，“现在回想起来，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朝鲜人生活的贫穷。无论是从衣食住哪个方面来看，朝鲜人都要贫穷得多了”。同样，在《有巡查的风景》这篇小说中，处处都能看到朝鲜人贫困的生活情景。
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朝鲜人遭受的不仅仅是贫穷，更多的是来自日本人的精神上的歧视。作为感性的少年，中岛敦对此自然是很清楚的。在《有巡查的风景》中，作家多处描写了日本人骄横的态度；如：电车上的傲慢的日本中学生；日本妇女称呼朝鲜人为“朝鲜佬”等。小说中的男主人公赵教英是一名巡警，他尽管是朝鲜人，但为了生活却成了日本在朝鲜施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巡警的这一身份设定，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日韩合并，并非是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对等合并，而是在宗主国日本武力威慑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关系，既然是一种强权统治，作为暴力机构的军队、宪兵、警察的存在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了。
关于在朝鲜的日本宪兵，在日韩合并之前的1908年4月，共有6个分队，51个管区，442个分遣所，13个派出所。而且在该年年底，日本人宪兵将校达到了2 347人。而在朝鲜的日本警察组织，1907年10月有12个警察署、3个警察分署、59个巡查驻在所。而且统监府所属的警视5人，警部42人，巡查500人等，共计1 951人。当然，在这些人中，并不包括从朝鲜人中雇佣来的最下等的巡查。在日韩正式合并之后，为了镇压朝鲜风起云涌的义兵反抗运动，警察力量被进一步强化。1919年“三一运动”之后，时任朝鲜总督斋藤实在朝鲜推行文化统制，但是暗地里却搞“治安第一主义”，大幅度地增加了警力。在每一个府郡都有一个警察署，在每个面（相当于村）设置一个驻在所，从日本调来1 500名警察，并重新募集3 000警力。如此算来，共有4 500名警官从日本来到朝鲜。1927年，警官人数达到近12 000人。
遍布朝鲜各地的日本警察机构不仅对朝鲜人施行铁血控制，还对那些对朝鲜人有好感的日本人或从事左翼活动的日本人同样施以严酷镇压。据统计，1930年6月—1934年5月，在朝日本人参加的与共产主义运动相关的事件有18件，在朝日本人“有组织地参加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人”意外地很多。就在中岛敦发表《有巡查的风景》的1929年，一个名叫樱田强治的日本人在朝鲜京城做了一名巡查，被分配到钟路警署，在那里一直工作到日本战败，被称作“魔鬼樱田”。经由他抓捕的所谓的朝鲜人的“不稳分子”就多达1 000人以上。警察通常会对“犯人”施加残忍的酷刑，但樱田本人认为“自己一次也没有对他们施加过拷问”，因为在他看来“殴打、脚踢等不过是调查审问中理所当然的事情，算不得是拷问”。
在《有巡查的风景》第三章中，一个重头戏乃是巡查赵教英参与抓捕一名企图刺杀朝鲜总督的朝鲜男子。在朝鲜历史上，刺杀朝鲜总督曾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909年9月26日，朝鲜义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伊藤博文。尽管那时伊藤博文早已辞去朝鲜统监府统监；另外一次是发生在1919年的姜宇奎刺杀第三任朝鲜总督斋藤实的事件。当年中岛敦还是一个刚满10岁的少年，并且还没到朝鲜去。所以，他对这次刺杀事件一定是后来才知晓的。1919年8月12日，在朝鲜推行高压政治而遭到批判的陆军大将长谷川好道辞职，斋藤实以现役海军大将的身份接替长谷川继任第三任朝鲜总督，推行文化统制政策。在该年9月2日，独立派分子姜宇奎在朝鲜南大门车站扔炸弹企图暗杀他，未遂。
无论中岛敦是否真正意识到安重根、姜宇奎等刺杀总督的事件，但可以肯定的是，长年生活在朝鲜的他一定非常深刻地意识到了朝鲜人民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不屈反抗。这从小说的结尾处的暗示就能看出：
忽然，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他所知道的位于胡同里的一幢二层楼的一个房间来。在那里放着五六把简易的椅子和一张手制的桌子。桌子上立着两支蜡烛。烛光朦朦胧胧地照着聚集在那里的同志们的脸庞……大家都为光明的前途而热血沸腾。
可以认为，年轻的中岛敦早已看出了日本对朝鲜殖民统治的破绽，也预感到了这样的革命力量的存在一定会推翻日本的统治。关于中岛敦笔下的朝鲜的革命运动，在后面章节中会有详细阐述。
值得重视的是，在中岛敦看来，随着反日力量的壮大，朝鲜民众的自我意识也进一步地被唤醒。在第三章中，巡查赵教英在抓住了企图刺杀朝鲜总督的“暴徒”的双手时，小说中的描写是这样的：
扼住他手腕的赵教英实在是无法忍受他的眼光。这犯人的眼睛分明是在述说着什么。教英觉得比平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压迫感要厉害多倍的重量要把自己压得粉碎。
被抓住的人是谁？
抓他的人又是谁？
在女主人公金东莲那里也有同样的质问声。东莲在得知丈夫惨死的真相之后，在街头向人群透露了事情的真相。在遭到巡查的干涉后，她大声责问道：“你，你不也是朝鲜人吗？可是你！你……”。
无论是作为日本殖民地统治帮凶的赵教英，还是身处社会最底层无助的金东莲，在他们的身上，作为朝鲜人的民族认同感在日渐复苏。在小说的结尾处，被开除职务的赵教英走上街头，他企图要把那些在街头昏睡的同胞摇醒，但失败了。于是，他哭着大声呐喊道：“你们，你们这些人啊！这个半岛……这个民族……”。省略号的地方，毫无疑问就是相当于“快完蛋了”这样的内容。但是，有了赵教英和金东莲这样的觉醒者，朝鲜人民推翻殖民统治的民主革命运动迟早会取得胜利，中岛敦正是从这些普通的朝鲜人身上看到革命的火种。这样的视点和见识，在当时的日本文坛是极具前瞻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