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到朝鲜去日朝之间正式的政府间的往来关系要追溯到江户时代。从近世到近代初期的东亚，存在一个中华帝国体制，也即是存在一个以中国（明、清）为中心的、基于“华夷”理念的国际秩序。朝鲜就是在这个中华帝国体制之下的重要的朝贡国，同时也与日本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保持着交流关系。德川日本所奉行的“大君”外交秩序，以日本为轴心，带有浓厚“华夷秩序”意味，其结果就是在对外交往上采取了一种限制性政策，通过“四个口岸”来与周边区域进行经济、文化乃至世界情报等多方面的交流。另外，朝鲜在中国王朝经历了明清鼎革之后，认为儒家的正统已转移到了朝鲜，出于这样的自负，“中华”思想开始在朝鲜上下蔓延。这样的“中华”思想同样也在日本弥漫。通观近世日朝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在各自所标榜的正统的“中华”思想之下展开的。从镰仓至江户时代的整个近世时期，日朝间的政治和经济往来，都是通过对马宗氏来进行的，两国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对等的和平外交关系。
    作为日朝关系的实际承担者的对马宗氏，从德川将军那里得到领地，和全国的诸侯一样，臣服于德川政权，同时又从朝鲜国王那里获取“岁遣米”和特制的印章等，享受外臣待遇。因此，近世时期的对马，处在了“两属”日朝的地位。像这样，依赖与朝鲜李王朝的特殊关系，宗氏垄断了日朝贸易，釜山还专门设有供对马宗氏使用的交易所——草梁倭馆。
    1876年2月，《日朝修好条规》签订。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它奠定了近代日朝关系的全新模式。按照该条约的规定，朝鲜首先被迫开放釜山港，在1879年8月，又开放了元山港。1880年5月，日本在元山开设领事馆；1880年12月，花房义质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任公使进驻汉城。就在《日朝修好条规》签订不久之后的1876年9月，日本政府开设了从长崎出发，经由五岛、对马到达釜山的海上航线，鼓励国民去朝鲜经商等。以此为契机，普通日本平民百姓开始到朝鲜经商或营生。日本国内的一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型企业，更是视朝鲜开港为千载难逢之机，纷纷涌入朝鲜抢占市场。比如，大仓喜八郎名下的“大仓组”早在1876年11月就在釜山建起了分店；1878年6月，涩泽荣一在釜山开设了“第一银行”支行，紧接着又分别在元山、仁川、汉城开设了分店。
    事实上，日本政府出于对朝鲜在军事、文化、经济方面统治的需要，鼓励国内民众向朝鲜的移民推行移民奖励政策。一些媒体乃至政治家也跳出来，大肆鼓吹对朝鲜的移民论。比如，山县有朋在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正激烈地进行的1894年11月7日，在《朝鲜政策上奏》中宣称，为了断绝清国的影响，建议“铺设从釜山经京城再到义州的铁路”，指出“向平壤以北义州的枢纽地带移植邦人”是国家的“最重要的紧急任务”。在1897年7月号的《殖民协会报告》中，恒屋盛服发表了论文《朝鲜半岛殖民之必要》，认为朝鲜自太古时期以来和日本有紧密的殖民历史，一旦发生战争，日本人可以疏散到朝鲜去，此外，朝鲜无论是在国民教育方面，还是在发展工商业方面都必须引进日本人。
    日本驻韩国公使加藤增雄曾在《太阳》杂志上撰文称：日本的人口在一年之内几乎要增加40万以上，相比之下，朝鲜乃稀薄之地，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外来移民；《樱花新闻》的社长大垣丈夫曾在《加越能乡友会杂志》上发表《渡韩告别致辞》，称：“与其在内地做一介无名之人碌碌无为地终其一生，毋宁以韩土为归宿，以教育韩民为己任，聊奏指导启蒙之实效，其之于帝国对韩政策多少都会有点裨益。”1906年，当上朝鲜统监府统监的伊藤博文说：“为了与韩国缔结亲密的关系，无论如何也需要从内地大规模移民，尤其需要向半岛介绍日本文化和日本的产品。我再三怂恿时任三越社长的日比翁助到朝鲜即当时的韩国去。”
    正因为有媒体和政治家的煽动，出于各种目的到朝鲜半岛寻找机会的日本人逐年增多起来。据高崎宗司的统计，从1876年朝鲜开港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的将近70年里，各个时期在朝鲜的日本人数量情况如下。
    从1876年朝鲜开港到1884年“甲申政变”爆发的9年间，在朝日本人从最初的54人增加到了4 356人，而5年之后的1889年也只有5 589人。但是，到了1890年年末，一举达到了7 245人，1891年年末达到9 021人。日本人激增的原因乃是迁徙来的渔民增多，以及从事商贸的人从山口、长崎将据点迁到了朝鲜等因素；1894年年底在朝日本人有9 354人，在甲午战争的1895年年末则增加到了1.23万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回落之后，从1900年末至1905年末，又从1.58万人增加到了4.25万人，重新掀起了韩国移民潮。
    1905年11月，《第二次日韩协约》签订，韩国事实上已经成了日本的殖民地。1906年2月，在韩国开设统监府和理事厅。日本为了统治韩国，加大奖励移民措施，出现了韩国热。到了1906年在朝日本人就从此前的4.25万人增加到了8.33万人，在日韩合并后的1910年增加到了17.15万人，到了1914年年底增加到了29.12万人，年均增加3万人左右，到了1919年年底达到34.66万人。1919年3月1日，在京城（今韩国首尔）发生了“三一运动”。1920年在朝鲜半岛的日本人约35万人，到了10年后的1930年就增加到了53万人；1931年末约有51万，到了1942年末达到了75万人，1944年5月减少至71万人。
    日本人到朝鲜之后所从事的职业，从官员、商人、渔民到教员、警察、工人甚至娼妓等，几乎无所不包。朝鲜半岛尽管不是冒险家的乐园，但至少是转移日本国内人力过剩、资源短缺等诸多社会矛盾的好地方，尤其是在日本政府以武力为背景的殖民地统治中，通过巧取豪夺等手段，此前的一些游民可能会在大海对岸的半岛一夜暴富。除了各级政府有序地组织的各类移民之外，也有不少落魄者盲目地涌向那块充满诱惑的陌生的土地。曾经，因为大量盲流的涌入，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面对那些企图趁战争之际大发横财的一些游民，日本政府曾经在1894年10月发布了禁止令，禁止没有执照的人入朝。
    一些长年在朝鲜生活的日本人，比如作为哲学教授在京城大学任教、在朝鲜生活了20年的安倍能成，以及后来成为中岛敦在京城中学的同学、在朝鲜土生土长的作家汤浅克卫等，他们作为宗主国人生活在一个相对集中的特殊世界里，很少有机会能真正接触到生活中的朝鲜人，尤其是下层的朝鲜人。尽管他们对于朝鲜人表示出同情，对朝鲜的山水风物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甚至对朝鲜的生活经历感到了一种乡愁般的情愫，但这仅仅是一种被抽空了内涵的观念性的东西而已。比如，安倍能成接触到迥异于日本的朝鲜所固有的国情、人情、物品、建筑、风俗、文化时，他以一个旅人的身份写下了70多篇随笔，集结成《青丘杂记》《静夜集》《草野集》等。但安倍的文章主要是对朝鲜美丽自然的赞美。这些空洞的近乎滥情的描写通过一些知识分子乃至媒体的煽动，被极度地放大，勾起了不少不明就里的日本人对于朝鲜半岛田园牧歌般的幻想。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日本小学五年级的国定教科书中就收录了《到京城去》和《朝鲜的乡村》两篇课文。其中就有如下充满诗意的煽情的句子：“到处都是水田，青青的稻叶一望无际。火车飞驰其间。当生机勃勃的白杨树下的人家晾晒的白色的衣物和红色的土地映入眼帘时，不由得感慨万端。真的，这里就是朝鲜了”；“秋日的天空格外的辽远、深邃。在湛蓝的晴空里，太阳开始偏西，一轮淡淡的月亮挂在空中。秋风吹拂着高粱的叶子沙沙作响。夜里，淡蓝色的天幕上，冰清玉洁般的群星在闪烁，水井边上漆树静静地耸立着……”。
    中岛敦的父亲中岛田人的一生经历较为坎坷。据说是一个“除了汉学与围棋之外，什么都不会的人”。他在30岁左右与发妻千代的婚姻破裂。离异之后，他又先后有过两次婚姻，似乎都不太幸福。除此之外，在他的职业道路上也有诸多不顺。中岛田人出生于1874年5月5日，和儿子中岛敦的生日在同一天。中岛田人自幼跟随父亲学习国语、汉学，于1897年5月通过文部省教员检定考试的汉文科，并在同年的7月拿到汉文科教育执照。1898年1月，中岛田人到兄长中岛斗南任第一任馆长的私立学校明伦馆任教员，1899年4月任东京市神田区私立锦城中学教员。1905年4月23日，中岛田人到千叶县立铫子中学任教谕，但是该校在次年3月31日废校，中岛田人不得已离职，同年的4月2日，到由铫子町工会办的铫子中学任教，一直在该校工作到中岛敦出生后的1909年6月30日，但他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就离开了该校，似乎处在了失业状态。1910年4月2日，中岛田人辗转到了关西地区的奈良县立郡山中学任教，1918年5月23日又到了静冈县立滨松中学任教，1920年9月4日赴朝，任京城龙山中学教谕。在1920年9月，中岛敦已经是静冈县滨松市滨松西寻常小学校五年级下学期的学生，他也跟随父亲到了朝鲜京城，转学至京城龙山公立寻常小学校。
    没有明确的资料解释中岛田人为何要辞去国内的教职、背井离乡去朝鲜工作。年近半百的中岛田人之所以要到京城龙山中学任教，经济上的考量估计是一个重要的理由。从他的简历中可以知道，1920年8月，也即是到他赴朝之前头一个月为止，他每年的年薪为820元，再加上54元奖金，年收入为874元。但是，他刚到朝鲜任职，其月薪为123元，一年的奖金为年收入的60%，两项加起来，他一年的收入是2 361.6元。和在国内的收入相比，真是有着天壤之别。这是日韩合并10年之后的事了。从当时的大环境来讲，日韩合并之后，去朝鲜谋生或寻找发展机会的日本人越来越多。如前所述，1910年底有17.15万在朝日本人，到了1914年年底增加到了29.12万人，年均增加3万人左右，到了1919年年底达到34.66万人，年平均增加1万人。在经历了朝鲜“三一九”民族独立运动之后，海军大将斋藤实于1919年8月任朝鲜总督。斋藤实上任之后，针对朝鲜民族激烈的反日运动，采取所谓的“文化政治”。容许朝鲜人发行报纸，废除日本教师佩剑，呼吁政府公务员要理解朝鲜人。总督府也做出振兴朝鲜文化的姿势，举办朝鲜美术展览，即使是在日本人学校，也开设有朝鲜语课程等。他所主导的这一政策延续了10年左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朝鲜人对日本的敌对情绪。可以说，1920年前后确实是日本人去朝鲜寻找机会的“黄金时代”。
    中岛敦于1922年3月从龙山小学毕业，同年4月考入朝鲜京城府公立京城中学。
    中岛田人一家到了朝鲜京城之后，住在京城的龙山一带。这一点从中岛敦的京城中学时期的同学的回忆中得到证实：
    我和中岛君不在同一所小学上学，所以那时尚不认识他。但是在大正十一年（1922）进入京城中学之后我们是同班而且也是邻居，所以经常在一起玩。我们的家所在的三角地带距离龙山车站约十分钟的路程，离京城车站则需要十五分钟左右，从家里到公交站约需要四五分钟。我们坐电车去上学，在京城站换车，大概需要四十分钟，经常会乘坐同一辆车。（中略）在龙山车站附近有一家铁路局的图书馆。在能容纳三四十个人的小巧的房间里，座位的四周是用木板隔开了的，在隔板上有台灯，气氛很安宁。可以随便出入，而且也可以借书，中岛君也常去。
    关于该图书馆，中岛敦的小学及京城中学时代的好友也在回忆中有所提及：“我还是通过中岛君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图书馆。他从龙山乘坐电车上学，在他家附近有一个铁路图书馆，是他带我去那里的。”
    甚至中岛敦一家在龙山的具体的住所，通过其家族人员的回忆，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我们一家是后来到京城的，我们曾同住在位于青叶町的善邻商业（学校）附近。敦的家在商业（学校）的大门的对面，是面对右边斜坡边上的一排房子中的一幢，那是敦的第二位继母孝子嫁过来后又搬到大连去之后留下的房子。我记得那幢楼，有两间六铺席的卧室，然后就是四张半铺席和三铺席的实用的房子。敦和志津姑姑住在一起，他经常过我家来玩。
    龙山位于距京城南边3千米左右的地方，面临汉江。汉江是李氏朝鲜五百年来从南部朝鲜一带运输贡米的唯一通道，所以，龙山自古以来就非常热闹。日本的居留民最先到此定居大约是在明治二十年（1887）前后。甲午战争结束之后，到朝鲜的日本人急剧增多。在汉城的日本人，从战中到战后的短短一两年时间就从848人增加到了1 839人，增加了约1.2倍。随着市区人口向郊区移动，位于郊外的龙山的日本侨民也开始慢慢增多起来，在1885年11月，在龙山设置了“总代役场”，到1897年年末，居留民数量达到35人。
    龙山位于京釜线上，分为西北方向的旧龙山和东南方向的新龙山。自1896年签订《韦伯·小村备忘录》之后，以保护日本人居留地为名目，同意日本可以在朝鲜驻扎军队。日俄战争期间，为了修建军用铁道，部队开始进驻此地，及至1905年，军方强制收购多达1 000万坪（1坪约合3.3平方米）的土地，将该地完全军事基地化了。军队与铁道成为新龙山发展的两大基石。日俄战争之后，在龙山设有军司令部及其他重要的军事机关，人口急剧增长起来。与旧龙山缓慢的发展不同，新龙山发展很迅速。总之，龙山与日本军部有着紧密的关系。事实上，其军事背景也出现在中岛敦的小说《有巡查的风景——一九二三年的一个素描》（简称《有巡查的风景》）中：
    在汉江的天桥上，坦克不可一世地轰隆隆地碾过。在永登浦的沙滩上，龙山师团的士兵们的枪刺发出蓝光，在严寒的冬日里熠熠生辉。在沙滩上，每天晚上都会撑起夜间演习的营帐，烧着熊熊的篝火。
    关于中岛敦曾就读过的京城中学，其历史要追溯到日俄战争之后。
    日俄战争结束后，大量的日本人涌入朝鲜。在日本居留民激增的背景之下，在朝日本人子弟的教育也成了当务之急。1906年在釜山，1907年在汉城（即京城），1908年在仁川相继开设了高等女子学校。1909年，京城居留民团立京城中学成立。京城中学的临时校舍是由亲日团体“一进会”提供的，是原来的独立馆。第一年，学校同时招收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入学的学生数合计159人，很多学生都是在统监府工作的员工子弟。
    京城中学正式的校址位于庆熙宫旧址。庆熙宫曾是李王朝的王宫之一，被朝鲜总督府强制拆掉后充作了京城中学的校舍。对此，中岛敦在其早期习作《在游泳池边》中有所提及。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京城中学也随之关闭。后来，该校改名为首尔中学，是今天的首尔高等学校的前身。（首尔原称京城或汉城）如今，作为韩国著名中学的首尔高等学校已迁至首尔市郊，在原来的校舍处建立了纪念碑。原来被废弃的庆熙宫被复原，与首尔市立历史博物馆一道构成庆熙宫公园。
    1925年3月，父亲中岛田人因为行政调整的缘故，从龙山中学离职。10月，中岛田人就职于“关东厅”立大连第二中学。中岛敦继续留在京城中学学习，期间寄宿在姑姑中岛志津家里。1926年4月，结束了在京城中学的四年学业，提前一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文科甲类，入住学校宿舍“和寮”第五号。
    如上所述，中岛敦在朝鲜一共生活了五年半，对于一个处在青春期的敏感的少年来说，这段经历对他一定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
    关于中岛敦在朝鲜的生活，通过他当年京城中学的同学的回忆，能部分地加以还原。
    比如，有同学回忆说：“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秀才。在四年级秋季的模拟考试中，国汉、数学、英语每一科都是两百分的满分，他的总分是598分，只是错了一个英语单词。”还有关于中岛敦在京城中学读书时的如下轶事：
    中岛敦君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我们是京城中学时代的同年级同学，他是数一数二的了不起的秀才。另外一个秀才是稻本晃君。稻本君学习非常刻苦，而中岛敦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习的，给人的印象是他似乎没有认真学习过。
    而文中所提到的稻本晃本人如下的回忆，更加坐实了少年中岛敦作为一个才子的形象：
    在京城中学同学会上，直到现在，每每提到中岛敦君，别人总会说“你们两位都是不分伯仲的秀才，可是无论你怎么努力，也远不及中岛君”。事实上，在校四年期间，我们两人从来没有在一个班上，而且也没有和他亲切地交谈过。他每年都以学科平均九十四分的建校以来最好的成绩位居首位，所以，他每年都做第一班的班长。而我的平均分与他相比相差甚远，就被分到第二班任班长。我看见带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弓着背急急忙忙走路的中岛的样子，心想他一定是那种特别用功，擅长死记硬背、擅长理科的人。但听朋友说他是汉学家的孩子，在家看孩子，背上背着妹妹，早在初中一年级时就已经熟读四书五经，广泛涉猎汉和书籍。其文学素养深厚，是我辈难以企及的文学天才。从朋友那里得知，数学、物理等科目，他完全不用准备就能考满分，他就是这样一位兼具科学头脑和文学素养的古今奇才。所以，从初中时代起，我就对他抱有敬畏之感。
    但是，中岛敦在朝鲜似乎过得并不幸福。1923年3月，第一位继母去世。一年后，又迎来了第二位继母。他和两位继母的关系都处得不好，这段灰色的经历，对中岛敦敏感、内向、孤独气质的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曾在他的小说《游泳池边》中有过曲折的表现。
    作为在殖民地城市度过了数年时光的敏锐的少年，对在朝鲜的生活一定有着异于常人的独特感受。中岛敦在1929年6月1日发行的东京“一高”《校友会杂志》第322号上发表了《蕨·竹·老人》和《有巡查的风景》；1933年创作了《在游泳池边》，1934年4月创作了《猎虎》并应募《中央公论》的悬赏小说。这几篇小说尽管风格不一，但都是以其生活过的殖民地朝鲜为舞台，贯穿了他对于朝鲜一以贯之的视角。以下逐一对这些中岛敦早期的代表作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