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在这场实用主义的复兴运动中，罗蒂无疑是一个最自觉、最有影响的哲学家。阅读今日美国的哲学文献就会发现，没有一个人比罗蒂更乐于用像“我们实用主义者认为”、“在我们杜威主义者看来”这样的说法。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实用主义是最有用的哲学。在《反本质主义与文学左派》一文中，他指出：
在笔者看来，20世纪最有用的哲学家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发现了在我们感到对某些目的是有用的描述世界的方式与那些我们觉得对其他一些目的有用的描述世界的方式之间的区别，并用这个区别来代替古希腊在实在与现象之间的区别。我将用实用主义作为这个替代的标签。
事实上，罗蒂很少使用“新实用主义”一词。他更喜欢没有限定词的“实用主义者”，或更确切地说，“杜威主义者”。因为皮尔斯在他看来还处于他要反对的（或者说他认为实用主义应该加以反对的）笛卡尔－康德主义传统的包围中。詹姆斯是他最敬仰的人之一，但他很少以“我们詹姆斯主义者”自居。他最喜欢的是杜威的哲学，虽然许多批评者，特别是杜威研究专家和实用主义思想史家，认为他事实上是个非杜威的杜威主义者。事实可能是，杜威的哲学可以最容易地用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因此，为了把握罗蒂本人的实用主义，弄清他的新实用主义新在何处，在讨论他对实用主义的几个明确概括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下述诸方面作些迂回式的研讨：他对几个经典实用主义者的评价；他在欧洲大陆找到的“实用主义”；他在他看来是今日最好地表达了实用主义精神的戴维森那里发现的实用主义。
首先，我们来分析罗蒂对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这个经典实用主义三足的评价。对于皮尔斯的思想，罗蒂有一个总的概括：“皮尔斯有时要把实验室科学的方法引进哲学，有时（以后来由罗素变得时髦的方式）主张从数理逻辑的结果中推论出所有的哲学观点。但有时候他又使逻辑从属于伦理学，从而最后从属于哲学，并反对其唯名论对手实证主义”。这后一方面，在罗蒂看来，是好的方面，但不是其主流。皮尔斯哲学的核心是科学主义。事实上，也正是这个方面使他后来在美国哲学中，甚至是在实证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赢得了声誉。但也正是这个方面，使他失去了实用主义始祖的资格。他的科学主义，特别是他的科学主义真理定义，后来表明正是实用主义要竭尽全力加以避免的。皮尔斯认为，实在是我们在研究的理想终端会一致地同意其存在的东西，而真理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达到的一致意见。这里的问题是，皮尔斯使用了“理想”这个词。这样，罗蒂指出，他就得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已达到了研究的终极，而不是我们搞累了，或缺乏想象力了”。这个问题同“我们怎么能知道我们与实在相符合、而不是对某些刺激作出习惯上正确的反映的问题，同样棘手”。因此，在罗蒂看来，虽然皮尔斯对后来实用主义要加以攻击的实在论的实在与真理概念作了重新定义，但实际上只是换了一个名词而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是实用主义所要反对的那个传统的最后一个哲学家。他在实用主义历史上的地位也许不过是给了这个运动以一个名称，并激发了詹姆斯和杜威的工作。
我们再来看罗蒂对詹姆斯的评价：
詹姆斯有时表现为固执的、注重经验的，热爱硬事实与详情细节。但在其他时候，特别是在其“信仰意志”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主要动机是把他父亲将社会作为人的得救形式的信念与硬科学理论放在同等地位。但他认为真信念就是成功的行为规则。这样，他认为，可以消除在“有根据的”科学信念与“毫无根据地”接受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区别。
这是他在彻底经验主义的詹姆斯与实用主义的詹姆斯之间的区别。罗蒂指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詹姆斯本人也已意识到，实用主义和彻底经验主义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但他没有意识到，它们导致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实用主义的詹姆斯认为，“与实在接触”这个想法是荒唐的。真理不是与实在的符合。它不过是有用的信念的性质。一套辞汇的德性不是其精确表象实在的能力，而是其给我们以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的能力。而彻底经验主义的詹姆斯则主张，有些辞汇比其他辞汇更深刻，更忠实于经验。例如物理科学的辞汇就远没有某些其他辞汇来得深刻。罗蒂认为，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正在越来越失去其吸引力，因为他徒劳无功地想发现一种比物理学更精确地表象世界的说话方式。这是詹姆斯哲学中坏的方面。而实用主义的詹姆斯正好加强了对经验主义不利的方面，不存在任何称为经验的东西，即在我们的辞汇和这些辞汇的指称者之间的第三者。而这在罗蒂看来正是詹姆斯哲学中的好的方面。
杜威是罗蒂版哲学史上的少数几个英雄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英雄。但他同样认为有必要区分两个不同的杜威：
杜威感谢自然科学，特别是由达尔文代表的自然科学，因为这把他从早期黑格尔主义中拯救了出来。但黑格尔教会了他把历史看作我们的基本现象，并根据历史实在描述科学世界。
这就是他经常提到的杜威哲学内部的一个张力，即作为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理论家的杜威与作为社会活动家的杜威之间的张力。前者是一个在像逻辑规则、科学本质和思想本性这样一些问题上的专家、权威，而后者则要不断地批判现行制度，以保持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精神。因此，这也就是在把研究看作是对特定历史状况的回应的实用主义观点与把它看作是对永恒真理之发现的传统观点之间的张力。罗蒂认为，杜威哲学中的科学崇拜成分现在已经受到了科学哲学的驳斥。因为像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和赫西（mary hesse，1924-2016）这样的科学哲学家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在科学、艺术和政治这样一些先前认为是不同的领域之间，存在着类似性：不存在任何客观的永恒的真理。但近来科学哲学对一个杜威的驳斥却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欣赏另一个杜威，因为这种科学哲学理论完成了对“认识的主客模式及支持这个模式的柏拉图主义和笛卡尔主义的一系列观念的攻击，并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智工具，使我们可以用来更好地促进杜威所心爱的社会政治目标”。
我们看到，在所有这样的哲学家中，罗蒂都按照他自己的标准区分了他认为是真正实用主义的东西和这些哲学家一时还难于摆脱的、受传统哲学支配的科学主义的东西。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罗蒂在这些经典实用主义者中认可的是一种整体论的（否认任何二元区分），历史主义的（反对有任何元历史的标准）和社会的（反对自然科学应当成为文化之王）学说。罗蒂认为，这样理解的实用主义可以与大陆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的哲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事实上，罗蒂实用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试图把大陆哲学用于非大陆哲学的目的：与美国的实用主义结合，以更好地捍卫政治自由主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开始作第二个迂回研究：罗蒂的大陆寻宝。
海德格尔对罗蒂来说是20世纪哲学的另一个英雄。海德格尔的主要贡献是其历史主义。罗蒂认为，虽然后期海德格尔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早期海德格尔，但把两个海德格尔连接起来的是，他想发现一套使他保持本真的辞汇。这套辞汇将阻止任何想把自己与某个更高的力量结合的企图，任何想逃避时间而进入永恒的企图。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候都有一套最后的辞汇。但这套辞汇与其说是最后的，不如说是最新的，因为它本身还需要在将来得到重新编织。海德格尔需要的是一套自我消化的、不断地自我更新的最后辞汇。这套辞汇表明，它们不是实在本质的表象，不是导致与某个更高的力量接触的方式，不是某种力量的工具或某个目的的手段，不是想逃避超越存在物的自我创造的责任的企图。海德格尔的缺陷在于，他没有认识到，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辞汇。相反，他认为，凭借他对某些书籍的熟悉，他可以发现一套辞汇，不但对他，而且对所有同时代的欧洲人都是最后的或更确切地说是最新的辞汇。但实际上“他没有能力这样做。不存在这样的基本词汇表，这样的连祷文”。
德里达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在罗蒂看来，正如海德格尔与尼采的关系。他们各自是其前辈的最聪明的读者，而同时又是其最激烈的批评者。德里达同海德格尔一样认为，没有任何超历史的永恒的辞汇。但他又认为，海德格尔的辞汇只是海德格尔自己的和愿意认同他的人的辞汇，而不是他所希望的存在物之存在的辞汇，和整个同时代的欧洲人的辞汇。德里达所要做的，用罗蒂的话说，就是在海德格尔的历史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想出一个办法，不再受引诱去把自己与某个更大的东西，某个像“欧洲”或“存在的召唤”或“人”这样的东西，等同起来。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想构造一套对整个欧洲人来说都是核心的辞汇的企图，实际上正是他自己所要反对的那种企图的又一个例子：相信我们自身以外的某种力量使某种辞汇具有优于其他辞汇的特权，某些辞汇比其他辞汇更接近于某个超历史、非偶然的东西。
在大陆哲学中，罗蒂认为，哈贝马斯是最接近杜威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在这里发现的这种文化模式正是杜威所期望的：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而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性，成了哲学反思的对象；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同杜威一样，是坚决的政治自由主义者。但关于哈贝马斯，罗蒂认为不能同意的是他企图为这样的自由主义社会提供一个普遍的合理性证明。因为“哈贝马斯想像康德那样（但比康德做得更好）为民主制度提供基础。其办法是祈求一种‘不受任何东西支配的会谈’，以代替‘对人格的尊重’作为一个社会借以变得越来越世界性和民主的盾牌”。罗蒂同意，任何会谈必须是自由的，不受任何东西支配的。但他不能同意，这样的会谈必定会像皮尔斯的“研究的理想终端”那样导致意见的聚合，并把这种聚合作为这样的会谈之合理性的基础。
在这种意义上，福柯与哈贝马斯正好可以起一种互补的作用。在罗蒂看来，福柯正确地认为，人类自我是自我创造的存在物，一个无中心的信念、愿望和价值网络，因此他从来没有企图寻找一个超历史的视角，以发现一个非时间性的起源。相反，他总是满足于对各种偶然性的谱系学的叙说。但罗蒂觉得不能同意的是，福柯却由此认为，现代自由社会与这种自我观是不能相容的。因为这种自由社会所特有的文化适应已经将许多年前现代社会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限制强加于其成员身上了。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革。而在罗蒂看来，福柯的这种自我观完全可以结合进自由社会中。因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关键不是要发明和创造任何东西，而是要使人们尽可能容易地实现其很不相同的私人目的而又不相互伤害。
罗蒂反对的一个偏见是，分析哲学一方面与美国传统的本土哲学不能两立，另一方面与欧洲大陆的哲学又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我们所指出的，在罗蒂看来，从后期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发展出来的分析哲学，特别是自蒯因以后，可以很好地与实用主义结合起来。在许多不同的地方，罗蒂反复指出，在这方面，到目前为止，最好地陈述了实用主义命题的是戴维森。因此检查一下在《实用主义、戴维森和真理》一文中，罗蒂在戴维森那里发现了哪些实用主义命题，对于理解罗蒂本人的实用主义（虽然也许不是戴维森自己的实用主义），也是值得一走的迂回之路。
命题1：在信念与真理之间不存在“被造成为真”的关系。罗蒂发现，在戴维森看来，没有任何东西，不管是经验，还是表面磨擦，还是世界，能使句子为真。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说，像“经验采取一定的程式”，“我们的皮肤烤暖了”和“宇宙是有限的”这样一些事实使句子为真。但最好不要提这些事实。句子“我的皮肤暖”为真，当且仅当我的皮肤暖。这里没有提到一个事实、一个世界、一个经验或一个证据。
命题2：争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争论假定了空洞而又令人误解的信念观：“被造成为真”。从命题1中，我们可以认为，戴维森是一个反实在论者，因为他明确否认世界使句子为真。但戴维森的立场有时看起来似乎是实在论的，因为戴维森认为，在抛弃了模式与实在的二元论后，我们没有抛弃世界，而是重新建立与日常对象的直接联系。罗蒂认为，对这种现象的一个最好解释就是，对于戴维森，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实在论还是反实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
命题3：理解了信念与世界的因果关系，我们也就理解了应该知道的关于信念与世界关系的一切；我们具有的关于怎样运用像“关于……”和“对……为真”这样的词的知识，乃是对语言行为的“自然主义”说明的附带结果。在罗蒂看来，彻底解释者的语言哲学（即唯一可以作为外在立场的解释者的语言哲学），是戴维森仅有的（和他认为任何人需要有的）语言哲学和真理学说。这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任何符合的观念。
命题4：“真”没有任何说明的用途。这实际上是经典实用主义关于“真”只是一个赞扬词的另一种说法。我们在因一个句子导致行为的成功而说这个句子为真时，我们只是在赞扬一个句子，而不是在说明这个句子为什么能导致成功。这就好像我们在一个人因做了令我们满意的事后而说他是个好人时，我们只是在称赞这个人，而不是在说明为什么这个人能做令我们满意的事。
在说明罗蒂对戴维森的这样一种实用主义分析时，一位对美国近来的实用主义复兴作了较好叙述的哲学家认为，在罗蒂上述独立出来的几个实用主义命题中，通过1和3，他企图使戴维森可以反对有关事实和价值的所有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区分；通过2，他企图让戴维森能够放弃对于研究的、除了对话的限制以外的任何别的限制；而通过4，他希望戴维森成为一个在真理问题上的反本质主义者。而这三点正是罗蒂自己在《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中对实用主义的概括。这也就是我们在绕了这么一个圈子以后要进入的罗蒂本人心目中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罗蒂在1979年就任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主席时的讲演。在这篇讲演中，他对实用主义做出了三个明确的概括。很显然，我们与其把这看作是在概括实用主义者、特别是詹姆斯和杜威的思想，还不如把它看作是罗蒂对自己的实用主义思想的概括。
罗蒂对实用主义的第一个概括是，实用主义只是运用于像真理、知识、语言和道德这样一些观念的反本质主义。在别的地方，罗蒂指出，反本质主义是想放弃内在与外在、核心与边缘之间的区别的企图。因此反本质主义并不是一种现象主义，而是根本否认有本质与现象的区别。在这里，罗蒂举的一个例子是詹姆斯反本质主义的真理定义：真是我们最好加以相信的东西。批评詹姆斯的人认为它根本没有说清什么是真理。但在罗蒂看来，他们搞错了。这个定义不是要说明一个信念为什么是我们必须加以相信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是真的。因为真理没有本质。或者用我们前面说过的话，真理只是用来表示赞扬的词，而不是用来表示说明的词：
那些希望真理具有一个本质的人，也希望知识，或理性，或研究，或思想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本质。而且，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运用他们对这样的本质的认识来批评在他们看来是错误的观点，并为发现更多的真理指明前进的方向。詹姆斯认为，这样的希望是徒劳的。这里，没有任何地方存在这样的本质。也没有任何普遍的认识论方法来指导或批评或保证研究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以真理问题的反本质主义为例，构造关于知识、语言、道德及类似哲学思考对象的反本质主义。实用主义并不仅仅关心真理问题。
罗蒂对实用主义的第二个概括是，在关于应该是什么的真理和关于实际上是什么的真理之间，没有任何认识论的区别；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区别；在道德和科学之间，没有任何方法论的区别。在这里，罗蒂反对道德和事实的二元论，并不是要像柏拉图那样把道德哲学看作是对善的本质发现，也不是要像康德那样让道德选择服从规则。相反，罗蒂的意思是，所有研究（不论是科学的还是道德的）模式都是对各种具体替代物的相对引人之处的思考。这与他对实用主义作为反本质主义的第一个概括是一致的。由于在任何研究中，我们都不是在发现该研究对象的本质，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发现任何永恒不变的普遍有效的真理，因而我们也不可能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把这样的真理作为理性的规则加以简单的运用。实用主义所追求的不是服从机械的程式达到真实的信念，而是要尽可能地穷尽对特定状况的所有可能的描述和说明。
罗蒂对实用主义所作的第三个概括是，对研究，除了对话的制约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制约。这不是来自对象或心灵或语言本性的全面制约，而只是由我们研究伙伴的言论所提供的零星制约。正如罗蒂自己所说的，这个概括本身就是对前两个概括的概括。在抛弃了超历史的、非人类的计划以后，我们又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可错的、暂时的人类计划。因此我们的研究受到与我们人类同伴的对话的限制。这种对话，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必须是自由的，不受任何东西支配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暂时的、人类的，因而都是偶然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不能期望有皮尔斯的那种理想的研究终端，或哈贝马斯的对话最终的必然聚合，保证这样的对话的合理性。因为在这样的期望后面，仍然有一种对非偶然的、超历史的、“最终的”、“理想的”东西的期望。而在罗蒂看来，一个自由社会将满足于把任何“未受歪曲的会谈”碰巧有的结果、任何在自由公开的遭遇中获胜的观点，称作是真的（或对的，或正义的）。而这种真的、对的和正义的东西还是面临未来对话中其他结论和其他意见的挑战。
在简单考察了罗蒂的新实用主义观点以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分析他的“后哲学文化”这个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