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大人说：“哎哟，人怎么能和莲花比，人就是人，身处社会中，你必须要和别人交往，你现在把人都得罪光啦！”
    刘伯温说：“没有啊，我也是个有朋友的人！”
    县长大人冷哼，说：“你那些朋友对你的前途没有任何帮助。”
    高安县县长大人说的好像没有错。刘伯温在高安时结交的几个好友都是一身正气的文人。其中有个叫李爟的是个画家，但他的画作似乎是意识流，没有人能看懂。至于黄伯善两兄弟，诗歌写得漂亮，曲作得也特别好，可对刘伯温身在官场，却总报以“鄙夷”的眼光。几个人在一起，唯一能谈的就是辞章之学。刘伯温有一次喝了点酒，感叹说：“‘满怀荆棘无人扫’啊！”李画家对刘伯温翻着白眼说：“俗事，这都是俗事，来，喝酒！”
    其实，刘伯温面对的是无以复加的官场腐败，一个真有责任感的爷们儿就该勇敢向前，而不是做缩头乌龟。做缩头乌龟其实也不要紧，但不能洋洋得意于缩头策略。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孔子那样的，在良知的指引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另一种是庄子那样的人，我逃避，我拼命地逃避，然后我把逃避美化成一种人类的高级情操。
    刘伯温当然属于孔子那样的人，不过，孔老夫子很惨，有时候连基本温饱都解决不了。当时有一些如李爟那样的所谓隐士就嘲笑孔子是丧家狗。可刘伯温和孔子有个不同之处，刘伯温不靠游说，只靠做实事。孔子是玩嘴巴，刘伯温是玩行动。
    他的行动也的确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高安做县长助理的第三年，隔壁的新昌州出了件命案。凶手是蒙古人，案发后，凶手用大量金钱贿赂初审官，初审官本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古老中国式处世原则，就判为误杀，案子草草了结。
    ——我们在这个案子上就可以发现，元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并没有坚持到底。至少到了刘伯温在高安做官时，可能已经瓦解。不然，初审官不会判那个蒙古人是误杀。他完全可以判是故意杀人，不过赔对方一头毛驴的钱。
    原告也不是吃素的，他本来是当地的豪族。于是整合各种资源，终于上诉到了上一级政府瑞州路。知府是个官场油条，看到原告和被告都是沾惹不起的人，就想拎出个愣头青充当敢死队，有人马上不怀好意地想到了高安的刘伯温。
    刘伯温听到天降大任于身，兴奋异常，在他看来，这俨然是被重视的象征。于是，风尘仆仆赶到瑞州路，雷厉风行，不出几天就澄清了案情真相，凶手按照法律必须要偿命。初审官只好抱着那笔受贿银回老家养老去了。初审官走时，召集了被告家属和许多蒙古朋友，把刘伯温攻击得体无完肤，并且提醒这些人，刘伯温这人就是个瘟神，在这地方一日，你们就不能有自由，好自为之。
    蒙古人一听，就要从腰里抽出蒙古刀。元王朝时代的蒙古刀和现在的蒙古刀大有不同。那玩意如月牙形，长一尺，插进人的肚子里，向上一挑，再抽出来，大肠冒着热气就挂在上面了。肠子在肚外还保温，但人却不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大肠热气消散，才死掉。蒙古人的骑兵所以所向披靡，他们的那种弯刀起了很大作用，在和敌人互相冲杀时，他们的弯刀只需下沉三分，刀尖就能碰到对方的马肚子，然后一挑，马肚子就开了，马的五脏六腑全落入尘埃，自然，对手只能从马上摔下来。
    关于蒙古人要把刘伯温开膛破肚的事，刘伯温那位顶头上司最先得到了消息。他并不是个正义的人，只是良知还未泯，所以他把一封推荐信交给刘伯温，要他到江西行省的治所龙兴路（今江西南昌）南昌县去。因为在那里有个他的朋友，对刘伯温早有耳闻。
    刘伯温面不改色地问：“如果不走呢？”
    县长大人用手掌在肚子上横切了一下，说：“剖腹的干活。”
    刘伯温说：“我不信。”
    县长大人说：“我不管你信不信，总之，我是按良心做事。而且，这是命令，赶紧给我滚出高安！”
    刘伯温感叹了一句：“高安，难以高安啊！”感叹完这句话，他骨子里的傲气突然喷涌上来，又愤恨地感叹一句，“贤士无路可走啊！”
    关于这句感叹，刘伯温当时只是意气用事，并无例子证明。多年以后，他在其着作《郁离子》中填补了这句感叹的空白，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三个商人在集市上贩卖药材。商人A专卖好药，根据进价定价，不贱卖，但也不漫天要价；商人B既收上等药也收下等药，有人要买上等药，他就给上等药，有人买下等药，他就给下等药；商人C从不收上等药，只管多收下等药，而且价格便宜，顾客要求添点他就添点，从不计较，所以他的生意非常火爆。一年多的时间，他就成了大富翁。商人B在第二年也富了起来。只有那个商人A生意差得出奇，青天白日的，他药铺门口像墓道一样安静，结果很快破产了。
    刘伯温在这个故事最后感叹说：“现在做官的，就是这种情况。春秋时期楚国边境上有三个县的长官，其中一个很廉洁，但不能博得上司的欢心，离任的时候穷得连头毛驴都雇不起；另一位，常瞅准机会，能捞的时候就捞一点，人们非但不指责他，反而称赞他能干；第三位无所不贪，用聚敛的钱财巴结上司，对待部属像亲儿子般的关怀，对待富家大户像对待宾客一样的热情，不到三年，就升大官啦。百姓还认为他非常好，这真是太阳底下最怪的事了！”
    其实，刘伯温感叹的无非是贤人，也就是他自己不得志，恶人拔头筹。
    这种感慨，其实也有故意呻吟的成分。总览历史，许多英雄人物在未飞黄腾达、深处底层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感慨。注意一点，中国古人喜欢写诗，而且特别喜欢用夸张修辞，所以我们总能看到一群怨妇般的人，站在高冈上，看着万里长的绵绵青山和河水的九曲十八弯，对自己的失败发出哀叹。
    刘伯温在二十多岁时会发出这样的哀叹，也在情理之中。但他发出的哀叹并未在高安终结，还有高安续——南昌。
    感慨南昌
    如果按他“高安难安”的思路，那么南昌对他而言，就是难（南）以“昌”。他到南昌政府后的职务是掾史（省长秘书），行政级别上有所提高，但权力却不如高安县丞。县丞还能独立办案，掾史只能写写报告。
    江西行省长官对刘伯温的印象不错，不过遗憾的是，体制原因决定他不能对刘伯温委以重任。这一体制就是蒙古人对汉人的歧视，汉人在官场，永远是老二，永远是被猜忌和排挤的对象。
    江西行省长官对刘伯温说：“你侥幸不被我们蒙古人开膛，应该心存感恩，在这里好好干吧。”刘伯温就皱起了眉头，但还是点了点头。那位长官看他点头并不是很痛快，就又鼓励他说：“好好干吧，你是进士出身，不出人头地，那是没有天理的。”
    刘伯温一听到这话，马上就起了奋起之心。但他的长官突然又问了句：“你说进士这玩意有用吗？我们大元废除了那么久，也没见天塌地陷啊！”
    刘伯温对这位省级大员的愚昧吃惊不小，他很想用科举的历史来证明长官的愚昧，但随即一想，长官说得也没错。大元王朝没有科举，的确存活了很多年。现在天下有点乱，可不是没有科举惹的祸，而是有些自以为是的人自扰之。
    刘伯温如果站在中国专制王朝的末期，就会发现，元王朝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也有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元王朝终其一生没有文字狱，没有文字狱，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就是天堂了。
    但在那时候，刘伯温看不到。他也不会因为这点和自己无关的事而沐浴焚香摆灵棋。因为他没有分身术，进入江西不久，刘伯温就正式投入繁重的工作中。他的工作不仅是案牍，还要和官场圈子打交道。
    圈子对于官场人而言就是氧气，看着是没有，但一离开它，非死不可。刘伯温虽然懂奇门遁甲、五行八卦，但这些神奇的技术不能自行制造氧气。所以，他必须要跟官场圈子打交道。
    然而，他在这方面是个废物。在烂污的政治环境下，官场更是乌烟瘴气，在这里，高级情操是忌讳，所以，气节、道德、名誉都被摈弃在外。刘伯温身上恰好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常常警告他，对它们不要视而不见。这就让刘伯温很痛苦。
    明朝有位叫洪应明的隐士说：“标节义者，必以节义受谤；榜道学者，常因道学招尤。所以呢，君子不近恶事，也不立善名，只要和气浑然，才是居身之宝。”
    洪隐士又说：“处世不必与俗同，也不要与俗异；做事不必令人喜，也不可令人憎。”
    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有太多洪应明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所谓人生导师了。洪应明早期做官，因为受不了当时的官场文化，所以辞职在家，专心着书，于是有了本《菜根谭》。《菜根谭》里全是人生处世哲理，不过注意一点，这些处世为人方面的哲理，是洪应明从之前的宦途失败中总结出的，总结出来后，就再也没有在官场中实践过。
    《菜根谭》乍一看上去，处处机锋，处处使人眼前大亮，可真有人在官场或者在名利场中实践过它吗，实践得又如何呢？
    人生经验是最靠不住的，古人说了，事非经过不知难。看到一两句哲理就成事的，世界上没有这种人。
    当然，不是说洪应明的《菜根谭》不好，只是他在说那些哲理的时候，是置身事外的。置身事外，当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中国历史上那些道教气质浓厚的人，说着些超然度外的话，却不肯把这些话拿到实践中去，结果只能是纸上谈兵。
    再来看《菜根谭》这类中国式处世的内容，全是龟缩律令，它让人遇事不要抱怨社会，要反躬自省。要人以德报怨，以保全肉身为第一要务。
    中国道家这种“退让”思想正是两千年君主独裁制的温床，因为“退让”就意味着不争，苟且偷安，独裁者最喜欢的就是人民不争，没有争斗，他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老子有句话很可恨，叫“以德报怨”，连孔子都看不下去了，说：“如果以德报怨，那拿什么报德？”这足以说明，以德报怨不是白痴的想法，就是狡狯的诈术，有人用这种方式其实是做给人看，落下个圣人的名声，名声一成，利益就来了。
    我们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刘伯温就在官场中，他不能融入那个圈子，就只能退出，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按洪应明的意思，别标榜节义，也别标榜道德，君子不做招别人讨厌的恶事，也别立什么善名，居身之宝就是在人群中装成是一个俗人，但内心保持纯洁的气质。
    也许这种要求还可以做到，只要假装一下就可以了。但下面的话“处世不必与俗同，也不要与俗异；做事不必令人喜，也不可令人憎”就很难做到了。怎么才能不与俗同，又不与俗异？怎么做事才能不让人喜，又不让人恨？
    这种在文字上笼罩烟雾、故意弄不清楚的中国式哲理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刘伯温在三十岁左右时还没有这种理解的能力，所以，他在南昌很快就被人攻击了。
    有人说，这人故作清高，请他吃饭他不来；有人说，这人太自以为是，不就是个南人嘛；还有人说，这人外表忠厚，内心奸诈，用他们汉人的话说就是——假道学。
    刘伯温的领导可就找到了他，摆出一副对外面的传言深信不疑的姿态来，说：“你呀，还是年轻，不知道什么叫官场体统，怎么可以这样做人呢？”
    刘伯温说：“我给您讲个故事吧。战国时魏国大臣庞恭要陪太子到赵国去做人质。临走前，庞恭问魏王，‘假如现在有人告诉您，说闹市上有一只老虎，大王您相信吗？’魏王说，‘你当我是猪啊，闹市哪里来的老虎？’庞恭又问，‘假如又有人说闹市有老虎，大王你相信吗？’魏王想了想，摇头。庞恭再问，‘如果再有第三个人说闹市有老虎，您相信吗？’魏王痛快地回答，‘我当然相信了啊。’庞恭于是总结说，‘闹市没有老虎，这本是常识。但是，因为三个人都说有老虎，听的人就相信了。现在，我离魏国如此远，所以说我坏话的人超过三人，希望大王您要相信的时候，记得这个故事。’”
    刘伯温的领导说：“这个就是‘三人成虎’的典故吧？”
    刘伯温说：“是的。它说明了一个问题：一个假消息，说的人一多，也就成真的了。”
    刘伯温的领导说：“你这人恐怕有受虐狂倾向。你认为所有人都敌对你，所以把所有人都当成敌人，这样如何幸福呢？”
    刘伯温说：“我没有这种倾向，但现在诋毁我的人实在太多，而且您也相信了。”
    刘伯温的领导说：“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诋毁你。”
    刘伯温说：“请让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吧。有座叫女几的山，喜鹊喜欢在那里建造巢穴。有一天，山中来了只老虎，喜鹊连忙飞集起来，乱叫起来。八哥听见了，也飞集起来，乱叫起来。狐狸过来看到，问它们，‘老虎是陆地行走的动物，它能把你们怎样？你们怎么如此胆小？’喜鹊回答，‘你没有听过虎啸生风吗？我们担心风把我们的巢穴吹翻，所以在这里担心得狂叫。’狐狸又问八哥，八哥无话可答。狐狸就笑了起来对八哥说，‘喜鹊的窝在树梢，怕风，所以担心老虎。你们住在洞穴里，并不怕风，干吗也跟着乱叫？’”
    这是个寓言，刘伯温的领导没有听懂，所以刘伯温还要解释给他听：“一条狗对着人狂叫，其他的狗就会跟着它对着人的影子狂叫。但因为众口铄金，众口一词，就能混淆是非。大人您现在可能就被混淆了是非。”
    刘伯温的领导正色道：“胡说，我是个是非明辨的人。”
    刘伯温就问：“那您现在认为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领导思考了很久，清了清嗓子说：“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是个不合群的人，你不适合在官场啊。”
    刘伯温长叹一声，说：“那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吧。”
    他的领导制止了他，说：“我不喜欢听故事，直接说道理。”
    刘伯温就问：“政府用人，是仅为了充数，还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靠他们管理好国家？”
    他的领导说：“从理论上来讲，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发挥他们的作用。”
    刘伯温笑道：“这样看来，你根本就没有实践理论，你看看你下面的那群人，除了贪赃枉法外，一无是处。”
    他的领导很不高兴，因为下梁不正，上梁肯定也直不到哪里去。
    刘伯温不等他还口，马上说道：“农夫种田，不用羊拉犁；商人运货，不用猪拉车。这是因为它们不能胜任这种事，怕把事情弄砸了。现在您用人，还不如农夫和商人。”
    领导这次太不高兴了，眼睛通红，头发隐约冒出小火星，刘伯温见势不妙，转身就走。
    在回去的路上，他掐指一算，自己已经在南昌待了一年。他不必用八卦五行，只凭五官就搞明白了一件事：这个王朝官场的腐朽已经是从内到外，无药可救了。贞洁女子和妓女们共处一室，妓女们是瞧不起贞女的。所以很快，刘伯温就被一些官员联手弹劾出了南昌。
    屈原说：“众人都喝多了，我却清醒。”其实，别人都喝多了而你却醒着，并不是幸福的事。当你面对一堆酒鬼，吆五喝六，滔滔不绝。你却因为酒精不起作用而难以融入这种癫狂的氛围里，自然少了很多情趣。
    有这样一个故事，天降陨石砸了一个深坑，里面还有火星。但好多人认为是上帝来接人去天堂，想一起跳进去。有一人不跳，认为是送死，结果这群人先把他推了进去。这人在里面被大火烧灼，发出凄惨的叫声，上面的人才知道，原来真是送死。结果都庆幸自己没有跳，却咒骂那火中人乌鸦嘴，如果不是他那样说，可能就真是上帝来接人。
    在疯人院里，不疯的人才被认为是疯子。刘伯温不是疯子，但在元朝南昌官场，他就是疯子。
    《银河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