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伪势力多次威逼利诱，荣德生说：“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他还正告大汉奸褚民谊：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荣德生眼看着日军把企业搬空、摧毁，也丝毫没有屈服之意，铁骨铮铮，为整个家族作出榜样。结果，没有一个荣氏子侄或亲属向日伪屈服，也没有一家荣氏企业愿同日商“合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德生满怀喜悦的心情，立即投入到旧企业的修复和新事业的创建中。他曾真诚地希望政府能向日本索取赔款，以补偿荣家企业在战争中遭受的重大损失；并希望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借款，以便有足够的资金致力于企业的恢复和发展。
    然而，残酷的现实把荣德生的理想化为泡影。蒋介石政府一意孤行，坚持独裁、卖国、内战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更是巧取豪夺，变本加厉地压制民族工业。荣家企业既没有得到日本的赔偿，也没有得到政府的借款，还在收回被日伪强占和搬走的设备时，多次遭到接收大员的无理刁难和公开勒索。
    抗战胜利后的几年里，荣德生除了在无锡创办了天元毛麻棉纺织厂、开源机器厂等几个规模较大的新企业，修复了申新三厂，重建了茂新一厂外，原有的纺织、面粉企业几乎都没有得到新的发展。还有些毁于战争的老厂，如上海的申新八厂，始终没有恢复。战后荣家企业的规模和产量都没有达到战前的最高水平，而且逐年缩减。
    在企业不断遭到惨重损失的同时，更令荣德生悲痛的是，自己和家人接连发生意外。荣氏家族的成员接连遭到劫难。1937年底，荣宗敬为了维持企业生产，曾参与以工商界人士为主体的上海市民协会的活动，不料这个组织的幕后操纵者是日本侵略军。真相被揭露后，他毅然脱离关系，为了躲难，只好于1938年1月4日秘密离开上海。年老不堪周折，2月10日，这位荣家企业的创始人在悲愤抑郁中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终年66岁。1939年7月20日，荣德生的长子荣伟仁因患鼻咽癌在上海去世，年仅34岁。1940年，次子荣尔仁被匪徒绑架，在魔窟关了58天。1942年，三儿子荣一心又被日本宪兵队扣押。
    而荣德生自己被绑架一事，鉴于事发过程中的危险、无奈，和事发后的迷团百出，更令他深切体会到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性。否则，纵有再多资产，也有一朝尽失的可能，纵使再有雄心抱负，也有难寻施展天地的时候。
    绑架案发生在1946年4月25日，荣德生已值71岁高龄，在上海的家中吃过早饭又休息了片刻后，大约10点钟，他和三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一起乘福特轿车去江西路的总公司办公。轿车刚驶到高思路转角处时，突然从马路斜处解角落里蹿出三个身穿军装的人，双手一横，拦在汽车前面。司机猛一惊乍刹住车，那三个已挥舞着手枪向车里的人吼道：“下来，赶快下来！”荣德生和儿子、女婿都愣在原地。坐在司机旁边的保镖把头伸出车窗，略微壮胆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为首的一个军官取出一张红色逮捕证，在他们所有人面前晃了一晃，荣一心眼利，看到那张纸上面盖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的签字，不禁目瞪口呆。保镖顿时吓得失了神色，面对不法匪徒还好，面对军府人员，他们就不知该怎么办了。军人们见势，乘机将荣一心和唐熊源拉下车来。其中一个军官大声宣布：“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请他到局里去一趟！”另外两个人不由分说，硬把荣德生拉下福特轿车，强行将他架上了早就停在旁边的小汽车。三个军人紧跟着钻进了汽车，引擎立即发动，风驰一样开去，整个过程还不到3分钟。
    荣一心这时才醒悟过来，猜到是遭到了匪徒的绑票，不禁失声大哭。事出突然，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细心的唐熊源一边劝慰荣一心，一面告诉他，看那汽车的牌照，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二人当即乘车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询问逮捕之事，哪知淞沪警备司令部却矢口否认有逮捕荣德生的事。荣一心和唐熊源只以为绑匪神通广大，设法盗得警备司令部大印，蒙混过关，顿时捶胸顿足，懊悔不已。
    而此刻，坐在军人车里的荣德生，正坐在车里不明所以，思忖着近日发生的事情。他从车窗中望出去，看见汽车转了几个弯后，沿着中山路直直向上海西郊驶去，马上意识到这并不是去警察局的方向。荣德生年纪虽老，但头脑仍十分清醒，他心中很快掠过一个念头：绑票！他不禁想起当年他儿子荣尔仁被绑票的事情，也是在上班途中被人劫持的。而且，最近上海一再发生绑票案，被绑者都是有名的大富翁，像号称“钻石大王”的嘉定银行总经理范回春、号称“五金大王”的唐宝昌等。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也先后遭歹徒绑架，被勒索去巨额赎款……吓得富商大贾们终日惶惶，胆战心惊。荣德生一向做事谨慎，认为自己平时乐善好施、待人宽厚，没有什么仇人，所以才不太有防范，谁知道灾祸现在竟落到了自己头上。事到如今，只好省下气力，再伺机而动。
    开了很久之后，汽车转入了一条小路，又开了有好几里路。车开到一处小河浜时，那里停着一只小船，显然是匪徒预先安排好的。那几个人把荣德生拉下汽车并塞进窄窄的船舱里，不许他活动也不给他吃喝。荣德生只能蜷缩在船舱中。直到第二天晚上8时左右，才有两名绑匪将小船摇到距荣德生的申新一厂前约有半里路的小河边靠了岸，把荣德生架出小船。上岸走了一段之后，又乘上一辆小汽车，开了大概15分钟，才停下。
    两个匪徒让荣德生下了汽车，又改乘三轮车，几翻周折，最后来到一扇石库门前。荣德生被推进门去，借着烛光被推上一折三拐的楼梯，最后被关进一个四面无窗、漆黑一团的小屋里。
    整整受了两天惊吓的荣德生，此时疲倦不已，他在黑暗中摸索，摸到一张床刚想坐上去休息一下，却碰在了一个人身上。荣德生吓出一身冷汗，哑声叫道：“你是什么人？”那人从床上坐了起来，哈哈大笑说：“我是专门被派来看守你这个财神爷的。”荣德生听着那阴阳怪气的声音，不寒而栗。
    第二天，匪徒开始给他水喝，给他饭吃，这使荣德生有些安心：看来，匪徒并不打算要他的性命，只是求财。
    荣德生被绑架的消息像台风一样，迅速刮遍了整个上海滩。蒋介石得知后极为震怒，觉得上海已经“光复”半年多，接二连三发生绑架案，对政府的威信造成极大损失，就严令上海当局限期侦破案件。然而上海警察局和淤沪警备司令部对破案却一筹莫展。
    荣家为了营救荣德生紧张奔走着。荣尔仁和荣一心全力以赴。但是，他们既不知道绑匪的来历，又不知道荣德生的下落，唯一的线索，就是荣一心亲眼看到的那张逮捕证，那颗“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和毛森的签字。可是这些都是惹不起的角色，人家矢口否认，他们也不敢再继续追究。荣家人只得在担惊受怕中急切地等待着匪徒来主动联系。
    27日荣德生吃过早饭后，有两个男人走进了关押他的黑屋子。其中一个胖子有40多岁，满脸横肉，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自称是“司令官”。另一个是个瘦子，30来岁，笑嘻嘻的，自称是“参谋长”。“司令官”守住门口，“参谋长”挨到荣德生身边坐下，皮笑肉不笑地说：“您老不用怕，我们请您来，只是想交个朋友！”
    荣德生明白，绑匪要的是钱，不破财是不可能的了。他小心翼翼地开始摸绑匪的“价码”，说：“办实业也不容易，经常拆东墙补西墙，靠借债过日子。不过，长官和弟兄们看得起我，我荣德生不会不谢大家的。”
    参谋长又笑道：“您老可真会哭穷。满上海滩谁不知道您的家底？弟兄们要求也不高，100万美元，您老一个喷嚏就打出来了！”100万美元是个大数目，荣德生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实在没有这个力量。”一直没有开口的胖司令这时说话了：“你跟他罗嗦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拿钱咱就‘撕票’！”荣德生听得心惊肉跳。那参谋长仍然笑嘻嘻的，说希望荣德生能识时务，早拿主意。总之，钱是一定要的，而且要得不少。
    一连几天，荣德生都被关在那黑屋子里，除了有人送饭送水外，再没有人过问他。这使得荣德生的心情越来越紧张。他甚至在想，无论绑匪再提什么条件，他也一定要答应下来……
    直到荣德生被绑架的第7天，申新九厂的经理吴昆生突然接到绑匪打来的电话。因为吴昆生在日伪时期也曾被绑架过，到现在还后怕，他不敢和绑匪谈话，就让一个叫陈品三的人代接。陈品三战战兢兢地拿起话筒，对方问清了他的姓名，就指定他为今后的接洽人，不准再另换他人。从这天起，绑匪先后打了10多次电话给陈品三，索要100万美元的赎金。
    荣家兄弟看破案希望渺茫，不再寄希望于警方能够破案，只得自己设法营救。他们聚在一起商量，最后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荣氏事业的开创人。可是，10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一时间他们真的是凑不出来。
    为了防止警方窃听电话，绑匪后来又改为用信件来联系赎票事宜。5月13日，绑匪逼荣德生写下亲笔信，然后将信放在亚尔培路样生饭店下层厕所里的洗脸盆下面，打电话叫陈品三去取。陈品三取到信马上交给吴昆生，吴昆生不敢怠慢，当即又送到荣尔仁手中。信上写道：“司令”已同意将赎款减少到80万美元，要儿子们尽快准备好，切实答复绑匪。
    荣尔仁等既担心父亲的安危，又心疼80万美元，而且短期内确实筹不足，就继续和绑匪讨价还价。绑匪惟恐时间拖延过久会走漏风声，于是又在5月15日从邮局寄出一封恐吓信，信由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转交给荣尔仁。信中威胁说要将荣德生“判处死刑”，同时还附有荣德生的亲笔信，说明绑匪已同意将赎金降到50万美元，并决定由各厂分担，将各厂分担的数目也确定下来，要荣尔仁等去落实。
    宋尔仁看见父亲的亲笔信，相信父亲还是安全的，便接受了绑匪的条件，按照绑匪的意思，他派了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作荣家代表，去与匪徒谈判付款方式、地点、时间等“技术性问题”。匪徒方面的代表是吴志刚。荒谬的是，吴志刚的公开身份竟是华大企业公司的总经理，而且实际上还担任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副处长。詹荣培之所以被绑匪指定为荣家代表，荣家只以为他与绑匪方面的人相识，却没料到詹荣培早已同绑匪勾结，做了绑匪的内线。所以谈判的结果当然完全是按绑匪的意思，不但50万美元赎金分文不能少，而且荣家提出的一部分以黄金支付的要求也被拒绝。荣家救人心切，没有办法，只得在市场上高价收购美元，好不容易才凑足50万美元。
    钱凑齐了，但交款的时间、地点还得等绑匪的通知。眼看着绑匪规定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荣尔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荣家人终日愁云惨雾。
    这时，在外面打探消息的几个人跑回来报告说，绑匪在南京大戏院、静安寺等热闹地点公然贴出了红色招贴广告，广告后面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5月25日下午，长乐路1210号附近，携款赎回肉票”。荣尔仁和荣一心看了，心中都大为疑惑。因为，这个地点正是淞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住处的隔壁！绑匪竟敢在这种地方进行交接，莫非真是警匪一家了？可是疑惑归疑惑，事情也不敢耽误。荣尔仁兄弟怕有再多荣家的人被绑架，再三考虑之后，决定请申新二厂的协助经理顾鼎吉带着赎金款前往指定地点。顾鼎吉思索再三，最后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当天下午，顾鼎吉亲自用汽车把巨款送到指定地点，却不见有人来接款。周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动静，汽车只好慢慢在这一带兜着圈子。没想到绑匪没来，警察却来了，他们拦住了顾鼎吉的汽车，搜出他所携带的巨款，当即把顾鼎吉带回警备司令部审问。
    警官们动手就打，打伤了顾鼎吉的眼睛，还威胁说要送他坐老虎凳。顾鼎吉只得说出了交款赎人的真相。警官大怒，指责荣家不能和绑匪私下作交易，还说要按规定没收这笔钱。顾鼎吉只得苦苦哀求。后来警官才改变了态度，同意把巨款发还给荣尔仁。
    这时绑匪又来了通知，说赎款不必再送，由他们到詹荣培处直接领取。果然，当天下午，一辆标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连喇叭都不按一下，直接驶到厂长办公室门前停住，车里只有一个司机。会计帮司机把两只皮箱装上汽车，司机说了声“谢谢”后，就不慌不忙地把车开走了。
    绑匪顺利拿到50万美元，高兴之余，就决定释放荣德生。28日晚10时左右，一辆三轮车将荣德生送到了他的女婿唐熊源家。唐熊源立即打电话通知家人好友，众人纷纷赶来相见，欢喜万分。荣德生老泪纵横，哀叹不已！
    荣德生虽然脱离了虎口，但这桩绑票案仍然被人们议论纷纷。因为在案发过程中留下了太多警匪勾结的痕迹：绑匪怎么会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为什么绑匪能使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来绑架人和领取赎款？据查该汽车是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的，司机是来连生。不管怎样，司机来连生都直接参加了绑票、移票和释票活动，警方却为什么不加以追究？还有，绑匪怎么会选中警备司令部的吴志刚来作他们的谈判代表？这一系列的疑点，使得淞沪警备司令部受到很大的舆论压力，成为众矢之的。
    人言可畏，外界正沸沸扬扬之际，淞沪警备司令部不得不认真侦破这一案件。松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立即将二处处长毛森从无锡调到上海，主持此事。但同时，他又对警备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采取保密措施，禁止侦破消息外泄。
    到8月4日，警方终于公布了荣德生绑架案的真相，承认参加这起绑架案的有中美合作所，和毛森的部下组长，劫人和领取赎款的那辆汽车确实是从淞沪警备司令部借来的，匪徒方面的谈判代表吴志刚也是案中的重要人物。
    但是根据了解内情的人所说，下令逮捕荣德生的，正是负责破案的毛森自己！而且从案情的处理上看，警方确实没有把这个大案弄个水落石出的决心和诚意，只是捉住了底下的几个小喽罗，不能让人信服。看来他们或许只是为了缓和一下舆论压力，才开了杀戒。破案过程中他们先后逮捕了15人，杀了8人。民间有着生动的流传，说这是：“藏起了一窝老虎，打死了几只苍蝇！”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破案之后，荣家之前送出的50万美元赎金，警备司令部只发还了13万美元给荣家，发还时警方又是拍照又是登报，大肆渲染道：“全国震惊之棉纱兼面粉大王荣德生绑票案，昨日始告全部结束，赃款已为荣家领去……”可实际上大部分赎款都被当局扣留了。其中有5万美元由蒋介石奖赏给了破案的毛森。犯案参与者吴志刚之前用分得的赎款所买的两部汽车，也被官方留下使用。而且，在此之前，荣家还分别送给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警察局各4万美元，作为对警方人员破案出力的酬谢。
    其实在警方发还十几万美元赎款给荣家的第二天，警备司令部就派人到申新总公司公然索要所谓“破案赏金”，一而再再而三，直到把发还荣家的那十几万美元都要走了为止。荣家无可奈何，只得又高价收购了十几万美元，作为“酬金”给了他们。各地官员见荣德生这位大财主向上海当局“慷慨解囊”，分外眼红，纷纷趁火打劫，要荣德生将领回的所谓“巨款”捐献出来。仅上海一地，要求荣德生捐款的机关团体就达50多家。此外，还有一些个人，也一再纠缠，要“借”钱，弄得荣德生苦不堪言。能推脱的他只好婉言推脱，但对于“党国要人”，不便得罪的，也只好忍痛解囊。
    风波既是冲着钱财来的，钱财散尽了，风波也就平息了。荣家确实在这张绑架案中损失惨重。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场绑架案中，警匪到底是不是一家呢？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荣家人估计心中有数，但在那样的乱世中，政府、警备处都不成体统，向他们索要公道就好比缘木求鱼。荣家人大概也是明白了这一点，才忍气吞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汤恩伯对警备司令处采取保密措施，历来史料上也未确切提及，今天，我们就只能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做大胆猜测了。
    先说松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是浙江省江山县人，和军统头目戴笠是同乡，是戴笠的得意门生，又和保密局头目毛人凤是同乡同宗，还有汤恩伯做后台。抗日战争时期，军统派先是他到上海活动，他被日本宪兵队抓获后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被戴笠、毛人凤庇护下来，戴笠还派他任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
    再看荣德生脱险回来以后，毛森又气又急，督促部下加紧破案。毛森估计，绑匪肯定不是一般的绑匪，一者绑匪没有司令部的印章这个“红色硬卡”，二者一般的绑匪没有能力动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色轿车。这样一来，毛森便指示手下，首先着手侦查他手下在上海行动的人员。果然，原来绑架荣德生时打扮成军人模样、出示“红色硬卡”的人确实曾经是毛森的部下。毛森一听，又气又喜。气的是，作案的就是他的部下，全是党国的行动人员；喜的是荣德生绑架案终于有了线索，这线索是他毛森查得的，蒋介石肯定会对他另眼相看，这就能给自己的份量增加筹码。
    经过严刑审问，知道匪首可能潜逃到了杭州。毛森便速令三个侦探立即去杭州追捕匪首。后来，绑架荣德生的匪徒8人无一漏网。案破后追回了荣德生先生的所有赎款，8名作案匪徒全部被枪决。
    这样看来，绑架荣德生的是毛森的部下，毛森又把他们辑拿归案。再看看这起绑架案得益最大的人，是毛森！侦破案件后的功推第一，蒋介石亲自召见他，又是嘉奖，又是提升。毛森从此一路青云直上。
    从这里，明眼人大致可以窥探到荣德生绑架案的一斑。不妨做这样的假设：毛森指使部下绑架荣德生，索要钱财，然后再指使别的部下侦破案件，拿来赎款。这样，赎款可以变相地以酬金的方式纳入口袋，破案的声名也当仁不让，一举两得。
    或者也可以再往深层去推敲，毛森代表的是第三方面军势力，第三方面军的幕后，便是庞大的国民政府集团。荣氏家族出身寒微，且做的是实业，脚踏实地，根深蒂固，与国民政府庇护下的的官僚资本企业集团的运营模式相去甚远。面对荣氏企业这样资力雄厚的财团，国民政府应该是会有所行动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被绑架的这场磨难中，荣德生不仅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身心健康也遭到严重摧残。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一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1948年9月4日，上海市警察局根据蒋经国的旨意，以涉嫌私套港汇为由，将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逮捕，关押77天，经特别刑事法庭审判，处以六个月徒刑，缓刑三年，荣家先后被勒索去棉纱、布、面粉、栈单、黄金、美钞，总价值折合5000件棉纱。1949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又以所谓“军粉霉烂案”的莫须有罪名，对荣毅仁控告起诉，原定于5月25日开庭审理，由于上海迅速解放，才避免了更大的厄运，但已被敲诈去黄金10条、美金5000元。
    至此，荣德生终于认识到国民党当局“视民力若牛马，待民意如敝履，剥尽民脂民膏，终至自弃于民”；这个政府“比之日本，不相伯仲”。这也是后来上海解放后，荣德生不愿迁台的原因吧。
    因为国民政府倒台前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是，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此后，荣氏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不断调整政策，发展壮大。
    纵观荣氏兄弟一生作为，确实具有很大的社会功绩。因荣宗敬逝世得早，荣德生的功绩更大，大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实业，文教和城建。实业上不必说了，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称号足以证明。荣德生曾在上海无锡两地先后创办了多所大学、普通中学、职业学校、小学、机工养成班；创办全国第一个有书目的乡村图书馆大公图书馆；编印、散发了《人道须知》等公民教育教材，竭力倡导、推行公民教育；造桥100多座；筑成道路八十余里……
    1952年7月荣德生逝世，终年78岁。他的一生建树如此之多，却只着布衣布鞋，粗茶淡饭，从不奢华。
    荣德生于1934年建造的宝界桥如今已不能适应交通发展的需要。1994年10月，荣德生的孙子，中信集团的掌门人荣智健与无锡市政府商量，保留旧桥，由他出资3000万元港币在边上再另建一座宝界桥。五里湖上架起的这宝界双虹，象征着中国民族工业首户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也象征着东方文明古国建设公民社会的美好未来。这也算是荣氏兄弟留给我们的纪念吧。
    第十三章 王国维：沉湖弃世解尘埃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传出，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几十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于是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主编的中国第一份教育杂志，即所谓《教育世界》，几乎成了他一个人的刊物：大量的文章都出于他一个人之手，以至常常不得不隐去作者本人的姓名。借助于这一杂志，他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第一个在中国较系统地介绍德国哲学，尤其是叔本华、尼采和康德的哲学；他的《红楼梦评论》，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开山之作；后来，他的主要精力就慢慢转到国学上去了，最终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刘梦溪称他为“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郭沫若称其是“新史学的开山”，以至鲁迅也赞扬道：“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可是，他怎么能在《三十自序》中，把自己以后的进步“圈定”在十年、二十年呢？莫不是冥冥之中就有某种预感了？
    人间地狱真无间，
    死后泥洹枉自豪。
    终古众生无度日，
    世尊只合老尘嚣。
    这样的人生感悟，才真是绝望到极点了。即使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当人们伫立在万寿山巅，鸟瞰山下一片冰封的昆明湖时，似乎还可以直接触摸到王国维当年那一片冰封的心灵。
    人死万事休。他是顾不得后人评说了。
    要说王国维，需从江南风景胜地钱塘江谈起。
    钱塘江秀丽壮美，是浙江一笔天然财富。而浙江又素有山水灵秀之地，人文荟萃，素有文物之邦的美称。又所谓“江浙出才子”。不用说光绍兴一处，一下子就冒出三周：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而钱塘江边的海宁，则出了一位学术风云人物——“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刘梦溪）王国维。
    王国维的诞生地位于浙江省海宁州（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王氏旧宅。虽然王国维后来的学术建树大有王者风度，但他落入红尘的这一王氏旧宅，却并不是一座王宫。这是一个中产人家。1877年12月3日，旧历十月二十九日王国维来到“人间”，此时一年一度最为壮观的钱塘江大潮，此时已过去两个多月了：大潮是在每年八月十八日（旧历）。涨潮的时候，海水逆行西上，退潮时则顺流东下，趋赴大海。挑选这样的日子来到人间，即使是用日后王国维极力推崇的德国哲人叔本华的“自由意志”说能给予一点解释吗？虽然天才出生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不会就是一首诗，但是一个人，即便是一个极平凡极平凡的人，他的出生却不能不与环境有着各种各样的微妙关系，而环境的一种，就是大自然。
    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的“独上高楼”那种治学意境，他自己是一介寒儒知识分子不寻常的典型，是富于传奇色彩的文化人，他的一生无疑也是一场漫长艰苦的攀登，充满着坚信却又坎坷。之后留给我们的是许多发人深省的谜团。
    王国维幼年时代的第一大不幸，便是亲生母亲的病逝，当时王国维只有4岁。
    不过，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后来娶了叶砚耕之女，叫叶孺人。王国维对这位叶姓继母，比较敬畏。据陈守谦回忆：王国维十五六岁时，跟少年朋友们有聚会，到吃午饭的时候必定要离去，留他吃饭是留不住的，因为后母在家里等着，午饭要全家人一起吃，所以王国维不能不回家，以讨得后母的喜欢。
    早年丧母对王国维的影响有哪些呢？也许我们可以从王国维自己的记述里面找到线索。王国维后来说，古今的诗人，幼年有很多是胆小的，而想象的能力，确实是从这里得来的。王国维小时候比较“畏葸”，胆子小。不过这胆小倒不是全部来自幼年丧母。因为人们很可以假定：王国维若是幼年不丧母，而是深得慈母长期精心照料，有可能变得更为懦弱胆小。
    王国维在母亲去世后，靠祖姑母范氏、以及叔祖母提携抚养。他还有一个姐姐，叫王蕴玉，比他大5岁，也这样跟着祖姑母、叔祖母过活。
    王国维7岁，到附近读私塾，启蒙老师是潘缓昌（紫贵），受的是传统启蒙教育。内容大抵有“帖试”或“帖括”之类的科举文字、八股文章，特别空洞死板。家有藏书五六箧，除了他不喜欢的《十三经注疏》，每日从私塾回来，他都要翻阅这些杂书。从王国维后来的教育观点看，他显然不喜欢这种读死书的做法，以至听说光绪帝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时，高兴得了不得。
    次年，恰逢全家搬往城内西南周家兜新屋。对十多岁的孩子来说，搬新屋不是一件小事情，何况这一搬就搬到西邻城脚、北临小河、南隔城墙、可与钱塘江相望的好去处呢！这是一所二进庭院，坐北朝南，在正房楼上可以望见钱塘江汹涌奔腾。王国维在江边，一住就是12年，直到22岁，亲见钱塘江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于是有“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之叹。后来，海宁市政府将此处王国维故居修缮一新，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布置了“王国维学术成就陈列室”，以示纪念。王国维身在江边时，大概没料到百年之后，人间世会换成这样吧。
    之后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光绪帝亲政。这件事看上去跟王国维并无直接影响，但第二年，也即1888年康有为就上呈《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等变法主张。这样就影响到王乃誉。王乃誉喜谈经世之学，大概就从这时候开始。父亲的性格是很爽快的，逢人就讲新学，吹“新政”，直谈到别人捂着耳朵躲开，由于别人渐渐躲着父亲，父亲只好在家里跟小字辈谈。这对王国维触动很大。
    王国维十几岁的时候学作诗文，并喜金石书画。并已经开始以文会友，跟同县的少年名士们相互切磋，颇有才子派头，他被列为“海宁四才子”。
    后来，王国维与大家“同舟赴府试”，结果没有考取。于是重新振作，参加岁试，入了州学。
    而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清军惨败，全国震动，这对王国维来说，这也是一个转折。个人生途困迫，国家战事惨败，掌管国政的西太后却要庆祝她的60大寿了，她的寿礼就在颐和园。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海军全军覆没，慈禧却在那里建园庆寿，而建园经费有人以为是李鸿章挪用海军经费而来，对此王国维未置一辞，而1895年，清政府便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并赔偿白银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赔款的三分之一。真是大国风度，颐养天和了。这些对王国维影响极大。
    而在王国维困苦潦倒的同时，北京城里，康有为正在闹他的公车上书，提出变法主张，但没成功。于是回到广州讲学，学生中有一位就是梁启超。康有为名声为之一振，听讲的日益增多，两年后达到百多人。之后年他又进京应试，适逢《马关条约》签订在即，康有为马上请梁启超联合广东籍的举人上书反对签约，一时间轰动全国。此时王国维正是七尺男儿，热血青年，追慕新学，极为迫切。但迫于穷困，想游学而不得，却有家事缠身。
    此时，他跟莫氏成婚了。莫氏出生在商人家庭，是同县春富庵镇莫寅生的孙女。
    1898年2月间，王国维代理《时务报》书记工作。这时候的他渴念新学、心系外界，尤其对于《时务报》更是心向往之。恰好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于是马上动身去上海。父亲也一同前往；但把妻室留在家乡了。
    这是王国维一生事业的开始。
    进《时务报》馆，开头是担任书记之职，薪金虽然不多，但是兴趣颇高，尽心尽责。
    他在致许默斋的信中说：“阁下（在时务报馆的薪水）确系每月20圆，弟则每月12圆。弟当时唯唯。惟念阁下与弟所办之事固属不殊，况弟系为阁下代庖，原与一人无异，何以前后多寡悬殊若此，即使弟办事或有不妥，亦应函告足下，申明当酌减之处，弟亦可以自定去留，未有追减前月薪水者。”可见王国维对这薄薪是不满意的。
    不久，王国维想到翻译中西文报馆去，因为进入《时务报》馆后，欧云樵劝他一起去翻译中西文报馆。因为那是各路高才荟萃之所，几个月后就可能长进很大，可以再另外找个好地方。这事跟父亲商量后，父亲不同意，劝他初来乍到，以慎重为妥。不过，从这事倒可以看出王国维的不死板，思想相当活跃。
    这时候，罗振玉创办的农学社，正缺翻译人才，于是与《时务报》诸同人共同创立了东文学社。东文学社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日语专科学校，兼教英语，以培养翻译西方农学书刊的译才。这样，王国维又来了一个机会，去东文学社学外语。不过，东文学社的学习并不轻松，制度也颇严格。王国维一边在《时务报》工作，一边在东文学社读书，半工半读，非常紧张。
    在报馆，王国维任书记，又兼校对，还要代汪氏兄弟写信、作文、翻译，报酬却很少。学习上只有在东文学社的三个钟头，没有空来进一步钻研学问。这使王国维进退两难，抑郁不乐，考试也不及格。不久就因工作与学习的矛盾激化，与馆方发生了龃龉。
    王国维被弄得身心交瘁。随后，他又得了一个长女。但是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照看自己的长女。之后他又因为积劳成疾，得了脚气病而回家疗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长女夭折了，离他而去。他只做了两个多月的父亲，又加上脚气病，祸不单行。
    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病愈离家去上海。到上海后，《时务报》已关闭了。罗振玉请王国维到东文学社任庶务，让他随班学习，并免去学费。在此之前，罗振玉因看到王国维书题的咏史绝句：“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惊异非常，予以特别照顾。
    从此以后，王国维才有时间专心于学问。
    这位话不多、藏锋芒而又很自负的王国维，现在运气不错。没多长时间，又得了一个位长子：王潜明。
    1904年，王国维前往江苏师范学堂讲课。这时候，清政府成立了“学部”，也就是教育部。不久，罗振玉调任为学部参事，王国维也随同进了北京。这时的王国维已经30岁了，他似乎已将天涯路望尽，他深感疲惫，而又意犹未尽。而立之年，新生活在北京等着他。初来京城，王国维没摊上什么新鲜事做。由于辞去了江苏师范学堂的教职，他得以花大量精力主编《教育世界》，写文章发表，搞研究工作。
    后来，蔡元培拟聘王国维为北大教授，王国维婉辞不就。日本大学也欲聘他为教授，他也谢绝了。不过，他却兼任外国人在上海办的金圣明智大学教授。
    之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兼任所长，聘请校外学者罗振玉、王国维为函授导师。北大送来薪水200圆，王国维退回聘金，并致函马衡辞谢。
    随即，溥仪手令，王国维“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
    1924年秋，清华学校拟创办研究院，聘海内名流任院长，胡适荐王国维去，校长曹云祥去敦请，王国维婉辞。
    同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住进醇王府。王国维随行。
    1925年2月，清华创办了国学研究院，胡适去请王国维任“研究教授”，被谢绝。胡适便又托溥仪代为劝驾，溥仪下了一道诏书，王国维这才答应去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