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毒之于“翁”
    说李鸿章卖国唯恐不速，这话并没有冤枉他，因为有如下三个原因，而实足年龄将达七十六岁（李生于道光三年癸未正月初五），去日无多，不能不速：
    一、前一年访俄签订中俄密约时，另有他与微德个人之间的密约：设立“李鸿章基金”，一旦开办中东铁路成为事实，即有大批贿款源源而来。李鸿章受俄之贿，除了微德否认以外，《罗曼诺夫报告》，俄国外交部档、中东公司档，均有记载。清理华俄道胜银行时，更有详细账目，但未公布。清理道胜银行系由王宠惠主持，当时在事人员，至今或有健在者，若能述其真相，足补历史之阙。
    二、李鸿章与翁同龢有不解之仇。这两家恩怨纠结，已非一年。使李鸿章切齿刻骨者，即是翁同龢明知北洋海军是纸老虎，偏偏逼着他开仗，以致一败涂地。其时又眼看翁同龢得君日专，而有张荫桓为助，居然主持洋务。旧恨新仇，妒愤交加，所以务为破坏。
    三、李鸿章一生事业，毁于日本，亟谋联俄制日，以为报复。情愿将旅大送与俄国者，希望俄国能有旅大做根据地，总有一天，为其报复黄海熸师的深仇大恨。
    上述三因，最后一个情有可原，第一个固然可恨可耻，但受贿归受贿，办事归办事，亦原可将以私害公的程度减至最轻，其中最不可原谅，亦是自速其死的主要症结，即在第二个。当时李鸿章只要想到翁同龢，就会血脉偾张，激动难平，因此，一切的一切，以拆翁同龢的台为主。翁同龢愈顺利，李鸿章在既妒且恨的心情下，破坏得愈厉害，中国所吃的亏，俄国所得的便宜亦愈大。李鸿章受恩不谓不深，经事不谓不多，而高龄已达七十有余，其心情、行事，居然如毫无知识的妒悍村妇，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然而不能为李鸿章丝毫恕也。
    由于德、俄轻易得利，英国自然不敢落后，对借款一事，争取得很积极。十二月二十三日翁同龢记：
    未正赴总署，英使窦纳乐等来谈借款利益，凡五端，一、三处口岸南宁、湘潭、大连湾公共埠。二、铁路由缅甸开至长江。三、长江各口不准他国来占。四、各处行小轮船。五、免租界外厘。
    惟大连湾尤着意，意在必行。而今早俄巴使见李相，逆知英使之谋，力言大连如开口岸，俄与中国绝交，然则此事之难可知矣。酉正始散，惘惘无策。
    第二天又记：
    见起，上颇诘问时事所宜先，并以变法为急，恭邸默然。臣颇有敷对，诸臣亦默然也。退令领班拟裁绿营，撤局员、荐人才之旨，又拟饬部院诸臣不得延阁官事旨，散时辰正，径归。未刻赴总署，赫德言四十年劝中国自强，乃因循至此。言极痛。有心哉斯人也。
    记赫德语：
    四十余年食毛践土，极思助中国自强，前后书数十上无一准行者，大约疑我不实不公耳。今中国危矣，虽欲言无可言矣，即如日本偿款，当时我献策，将海关洋税全扣，每年二千万，十年可了，而张大人驳我。我又献策，我可借银五千万镑，除还日本外余一千x百万镑，中国可办他事，而俄法出而担借以挠我。试观今日还债两倍于本，较吾策孰得孰失耶。胶事办此榜样，各国生心，英国实欲中国兴旺，商务有益，今有此样，恐各国割据，则亦未免要挟矣。
    又我再作旁观末论呈阅，我亦知中国万不可能行，特尽我心耳。我言若行，三十年可无大变故（此次语极沉痛，未能悉记）。
    光绪与翁同龢君臣变法维新的决心，下于此时，于是而有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传康有为到署谈时局”之事。在翁同龢日记中，关于康有为的记载，多所删改，不过经由张荫桓的关系，翁同龢初期与康有为颇有往还，并曾在光绪面前一再提到，大致是事实，终于变法维新，如由翁同龢主持，则必以张謇为主要助手，这是毫无可疑的。
    其时胶澳交涉暂告一段落，俄国已完成对旅大事实上的占领，而尚未开口要租界，总署主要的工作，在谈判俄国与英国的借款。彼此争着要借，李鸿章当然主借俄款，法国“亦阻英款”。翁同龢日记：
    正月初三 未初到总署，两邸诸公毕至，俄使巴百罗福来称奉国电，借款若中国不借俄而借英，伊国必问罪，致大为难之事。又极言英款万不可借，将以埃及待中国矣。辩论一时之久，而英使窦纳乐来，恭邸先往晤之，余与庆邸荣敬崇廖勉支巴使退。
    适窦语亦横，大略谓中国自主，何以不敢以一语诘俄，英何害于俄而俄必阻止耶？且法国何与也。盖合肥专以俄毁英之语激动之，故致此咆哮也，亦勉支而去。噫，殆矣。
    正月初四 李相书云巴致恭邸，坚请许使诣彼都谈借款，微德电谓不借即失和云。法使到署亦拦阻英款，李相欲就俄缓英，试问何术以缓之哉？
    正月初五 饭后合肥抄吴王电，谓若不借俄，则伊与户部代中国出力之处前功尽弃，再缓数日即迟矣云云。合肥颇急，令璞科第电微德商半借，又请速发许电令赴俄京，至如何拒英则并无一字也。晚再诣合肥，值其他出，作函告以恭邸未入，须明晨会商。
    正月初六 恭邸与总署诸人会商借款，定各借五千万，即电许使令驰往俄都。
    正月初五为李鸿章生日，贺客盈门，而他晚上居然会出门，是何要事，须他亲自料理？自然是到俄国公使馆，为俄国的利益效劳。初六定议各借五千万，电许景澄驰往俄都，其事由李鸿章一手安排。初七日他有一函致翁同龢，附见《尺牍墨迹》：
    昨冒风寒，喉间忽红肿，噤不能言，延满、林二医诊视，据称宜避风静养，拟告假二日。今午后海使会晤，竟不克赴约，祈偏劳为荷。明日各使拜年，亦难奉陪，乞道歉忱。昨复吴克托电，并详告竹筼以俄英借款大略，署电只略举大意可矣。尊稿僭易数语，可否酌定饬发。如借一万万之说，应俟许电复及窦使初九晤后再定。罗电似亦可少缓。初九如少愈，必当力疾至署预议也。敬颂叔丈中堂
    樵野仁弟 均祺
    鸿章 正月七日午
    按：翁同龢之兄同书，道光二十一年翰林，其时曾国藩散馆以三甲出身，授职检讨，翁同书散馆时，曾国藩典试四川回京，刚转编修，为同书司官。李鸿章以继承曾国藩衣钵自命，对于师门关系，格外重视，所以无论科名、官位、年龄皆高于翁同龢而不惜屈己称“丈”。对张荫桓用“仁弟”的字样，更可确证，张对李曾拜门称老师。
    李鸿章之冒风寒，即由于一再往来俄国使馆之故。致翁函中曾附电稿三件，但《尺牍墨迹》中，只有两件。录“致俄王爵吴克托”一电如下：
    借款初本托罗启太，未允，故与英银行商议，无如要挟多端，英政府乃愿以轻利保借，亦系好意，若遽回绝，立即失和。然贵国户部及尊处出力帮助，中国尤甚感谢。今势处两难，拟设法调停俄英，各借一半，各五千万，不但中俄邦交永固，即英国体面友谊无伤。
    已派许景澄赴彼得堡商办，务求贵爵向户部委婉代陈，俯如所允为幸。至贵爵难远东来，实深盼惜，容缓图之。
    另又致许景澄一电，说明俄英借款条件，“英廷保借肆厘，无扣，还息五十年不归本”，不谈另附政治条件，即就借款本身而论，年息千分之四，并无折扣，期限长达五十年，这是相当优厚的条件，不止于如李鸿章电报中所说的“比较稍省”。但徒以“俄阻势将失和”，不能不各借一半，且须向俄婉转陈词，乞取谅解。而李鸿章犹口口声声俄国本心无他，实为助华而来！汉奸惯用自欺欺人的伎俩，固然千古如出一辙，独怪“两邸”、翁同龢及总署诸人，竟能坐视其胡作非为，公然卖国。我曾不信世有如明思宗所说的“亡国之臣”，写到这里，实在也不能不信了。
    俄英借款，在此时剑拔弩张，相持不下，岂意事有大出意外者。初变为两国皆不借，再变为只借汇丰的“商款”。这两变，前后不过十天的工夫，由张荫桓与赫德接洽成功。翁同龢犹以为虑，《尺牍墨迹》曾有致张荫桓两函，一则曰：
    商款无碍之说，虽经开譬，鄙怀终未释然。譬如豪横无赖欺一懦夫，纵理直不能申也。
    再则曰：
    我曰商款，彼曰总是英款；我曰税司，彼曰总是英人。寖假而占黄海，寖假而吞三省，奈何！敌势如此，故不能不虑。
    “豪横无赖”指俄国。借汇丰商款，实际上仍是英国政府做主，窦乐纳曾出面声明，“赫德须留任税务司，并赫去仍用英人”，故翁函中有“总是英款”“总是英人”之语，深恐俄国以此为入侵的借口，所虑不得谓之偲偲。但张荫桓力言无碍，所以然者，因为已得俄国的谅解。
    俄国所以谅解的原因有二：第一，日军此时犹占领威海卫，须本次赔款清偿后，方始撤退，而英国贷款的条件之一是租借威海卫，俄国既已占领旅大，当然关心对岸的威海卫落在何人手中。在俄国看来，威海卫为英所占，差胜于为日所占，同时，同意英国租借威海卫，可以换取其对俄国租借旅大的支持。
    第二，最重要的是，俄国借此拉拢张荫桓。相信这是李鸿章的主意。我前面谈过，张荫桓决心完全倒向翁同龢，助翁打击李鸿章，使其不得为患，但翁不识其中利害，紧要关头，松了一步，变成纵虎出柙。张荫桓为求自保，不能不见风使舵，但李鸿章要收张荫桓为己用，拉他一起卖国，就得先拖他落水。汇丰借款，劝俄国让步，目的是让张荫桓弄一笔很大的好处。
    这笔好处有多大？至少有两百六十万。英款最初的条件是四厘无扣，改了个“汇丰商款”的名目，其余政治条件毫未放松，而利息、折扣都不同了。据翁同龢记，条件是：“一万万（按：合一千六百万镑），四厘五息，八三扣，二厘五用（佣）钱。”加了年息，多了佣金，最吃亏的是八三扣，借一万万两银子，先扣一千七百万。这笔巨款，分的人当然很多（包括李鸿章在内），但张荫桓必得大份。我之说“二百六十万”，乃是根据胡孚宸的参折而来。
    最先为此案参翁同龢的是有名的词客王鹏运，时官江西道御史。翁同龢被逐之前半月的四月初十记：
    王鹏运封奏，大臣误国。见起三刻，语多，王劾余与张荫桓朋谋纳赂也。薰莸同器，泾渭杂流，元规污人，能无嗟诧！
    观薰莸、泾渭之语，可知此时翁同龢已经看穿张荫桓。“元规”指李鸿章。《晋书·王导传》：
    庾亮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障曰：“元规之尘污人。”
    用“元规污人”的典故，意思非常明白，李鸿章放空气，说翁同龢与张荫桓在汇丰借款中朋谋纳赂。王鹏运自然不会受李鸿章的指使，只是在论“大臣误国”时，闻风言事而已。
    又五月初八日记：
    樵野来，告初六与军机同见，上以胡孚宸参折示之，仍斥得贿二百六十万与余平分。蒙温谕谒力当差。又云是日军机见东朝起，极严，责以为当办，廖公力求始罢。又云：先传英年将张某围拿，既而无事，皆初六日事也。余漫听漫应之而已。
    “廖公”即廖寿恒，是年二月始入军机。观张荫桓所语，可见光绪与慈禧对张荫桓的态度，是两极端，一人“温谕”，一人“极严”，甚至有命步军统领英年围拿之说。而翁记张语，曾不一自辩其未得贿，则是默认胡孚宸非诬。关于张荫桓失欢于“东朝”，竟致身首异处，留待后文再谈，先将李鸿章卖国一事作一归束。
    兹先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条列其发展过程如下：
    二月十一日：俄署使巴布罗福到总署，要求租借旅顺大连，及建造南满支路达黄海，限五日答复（明日致正式照会）。
    二月十二日：派许景澄为头等钦差大臣与俄国商旅顺大连事（另有国电致俄皇）。
    二月十七日：俄署使巴布罗福及朴科第与李鸿章、张荫桓密谈，如能于限期内应允俄国要求，愿各酬以五十万两。
    二月二十日：俄署使巴布罗福向总署声称旅大租地，开通铁路（南满支线），断不能改，限两日答复。
    俄外部商请德使赞助俄国取得旅顺大连。
    二月二十一日：命李鸿章、张荫桓赴俄使馆会议。
    二月二十三日：许景澄电总署，旅大事难挽回。总署复令劝俄勿相逼迫，俄可随时借泊屯煤（是日许谒俄皇）。德允协助俄在远东之政策。
    二月二十四日：俄国宣布如中国允许借让旅大，各国船舶仍可自由前来。
    朴科第以银五十万两面交李鸿章。
    二月二十五日：许景澄、杨儒再与俄外部谈旅大问题，俄拒绝减商，限三月六日前订定，过期即自行办理，不能顾全同盟交谊，无论何国出阻，均所不计（总署令再商，勿决裂）。
    二月二十六日：翁同龢向帝力陈，如旅大许俄，各国必起，其患即在目前。
    俄宣布不再积极过问韩事，即撤回在韩俄员（日可不反对其租借旅大）。
    二月二十八日：俄使以旅大租借约稿示总署。
    三月一日：帝召见军机大臣及李鸿章、张荫桓商俄事，未能断，诸臣皆挥涕。
    庆亲王、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商议俄事，认为除允行外，别无法（有人向翁建议与俄德法订密约以戢他国贪谋）。
    三月二日：军机大臣沥陈现在危迫情形，应力图自立，旅大事无可挽回（帝云太后尚未将此事论及）。
    总署大臣与俄使会议旅大租借条约。
    英俄谈判，俄允开放旅大。
    三月三日：俄使续与总署大臣会议旅大租约，变更铁路条款，几决裂（时英使亦到总署）。英使与总署大臣密谈，谓旅顺屯兵，关系东方商务大局。
    三月四日：派李鸿章、张荫桓为中俄订租旅顺大连及接展铁路条约画押大臣。
    三月六日：李鸿章、张荫桓与俄署使巴布罗福订立旅顺大连租借条约，以二十五年为期，允建南满铁路。
    广东广西云贵山陕浙江举人麦孟华、梁启超等上书都察院，力争旅大，拒俄请以联英日，并发愤变法，力求自强。
    三月七日：德皇电贺俄皇取得旅顺大连。
    如上所引，俄国步步进逼，狰狞面目尽露，孰令致之，谁实为之？张荫桓此时已倒向李鸿章，狼狈为奸，共谋私利。若谓翁同龢对张荫桓，以前是善善不能用，则此时为恶恶不能去。至于李鸿章，则始终无悔祸之心，事实上纳人之贿，把柄在他人手中，亦无法稍作补救之计，如最后议约之时，犹允俄国额外需索。翁同龢三月初三记：
    未正至总署，申初巴使来续议旅大约，已允者铁案，其余亦颇商改。惟铁路一条，忽变为沿海至营口，余指图大争。巴竟谓若大连不能通，则另觅海岸作通商口。余遂大驳，谓尔临时所改，我照华文，一字不敢。巴词穷，认笔误。仍以发电谓中国因数字不误，不肯画押而决裂。余笑应之曰：“任尔诬妄，我不任咎。”惟时英使在东厅，合肥、廖公晤之，巴有所闻，故改前说，知英之必来阻挠，须埋不开大连商埠之根也。此一事直持至戌初，合肥还座，倦容可掬，竟允其加“沿海”二字而罢。从此画押之期不改，各国蜂起矣，如何，如何！
    现在再回溯到胶澳事件初起之时，德国因为俄国的态度，暧昧不明，愿意速了曹州教案，在中国谋一港口之事，另案办理。但以李鸿章先则泄露德使所提六项要求于各国使馆，继而当面要求俄使干预，揆其用心，无非蓄意扩大事态。
    结果，胶澳仍旧不保，而旅大又失。由于俄国占利忒大，英国不甘坐视，乃要求威海卫的租借权，并要求中国承认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于是法国亦提出四项要求，并占领广州湾，而日本则要求中国保证，福建沿海各地，不得割让与他国。其间英国所得的实利，如租借九龙，扩展上海租界等，蚕食殊甚。凡此一连串的恶性连锁反应，皆由李鸿章所引起。
    李鸿章的全集中，于其晚年自甲午战后的活动，皆略而不详，此为其亲属故旧，有意隐讳。癸丑议和，自非李鸿章不能收拾残局，乃以保全慈禧一事，尽盖前愆，复受尊礼，身后恤典极厚，谥文忠，入祀贤良臣，居然公忠体国的纯臣。其实，李鸿章如无丁亥之际卖国的行为，则癸丑议和不难，他本人的一条老命亦不会送掉，更溯因果，则戊戌变法，亦不致发生。尝读《明史》，颇惊异于嘉靖以后，凡事之始末曲折，人之贤愚功过，无不条叙井井，评断允当，数百年以后，犹似身经。而数十年前的时事人物，反有雾里看花、妍媸不分之感，此则治近代史者，不能不内讼者也。
    周弃子先生赠我《瓶庐诗稿》乙册，据李嘉有先生所藏1919年刊本影印，卷六丁酉年（二十三年）最后一首《题自藏石谷仿董巨画卷》诗云：
    鹓行人杰未全无，文学居然胜大夫。
    互市忽来回纥马，割城谁献督亢图？
    封疆事大疑难决，帷幄谋深智若愚。
    记取伏蒲三数语，首将刍藁责司徒。
    题与诗截然两事，细细参详，恍然大悟。翁同龢被逐归里，旋生政变，为恐贾祸，日记诗文，多所删改，以掩其迹，这一首七律，诗真而题假，原题应为“赠张樵野”。诗意颇晦涩，但读其日记，参以《尺牍墨迹》，亦不难索解。说之如下。
    百官班行谓之“鹓行”。首句感叹朝中人才寥落，而竟“未全无”；下承“文学居然胜大夫”，托出张荫桓，表明其长处及身份。“大夫”有多种解释，此处用庾子山诗意：“讲书征博士，明经拜大夫。”以正途出身的朝官为“大夫”，张荫桓捐班出身，应列之于“三士”。而文采、学问，居然胜过正途出身的朝官。
    “互市忽来回纥马”，自是指俄舰忽到旅顺。此句有两解。杜甫《诸将》第二首：“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回纥马来，实救朔方之兵，此指俄德勾结为一解。但中德交涉，已有成议，“六条”中开山东铁路及矿产，尽德商承办，此亦可谓之为“互市”。根本不烦回纥，而兵马无端忽来，岂非居心叵测？此又是一解。以当时情况而论，自以后解为得作者的本意。
    “割城谁献督亢图？”典出《史记·刺客列传》而活用之，意谓俄国何知旅大之利，指明要索？此合上句皆责李鸿章。
    “封疆事大疑难决”，自是写实，“帷幄谋深智若愚”则为赞张荫桓。当时必有似愚实智的良谋，直接奏陈于光绪，由“帷幄”及其下“伏蒲”句可知。翁同龢日记中曾数记此一时期中，光绪曾单独召见张荫桓，其谋曰“深”，曰“若愚”，料想当有看起来不聪明而实为根本之计的远大做法。
    其谋已与翁张骸骨，同埋地下，可得而知者，即张荫桓曾奏请光绪，召李鸿章诘责。何以不先奏明，并不商诸同僚，即擅自令宋庆及旅顺船坞委员，俟俄舰到时，照料一切？此即所谓“记取伏蒲三数语，首将刍藁责司徒”。刍藁者，秣马者也；司徒则非李鸿章莫当。本事固彰彰明甚。
    于此可知，翁同龢固非社稷之臣，光绪亦暗弱无用，而张荫桓确为“鹓行人杰”。我在想，张荫桓伏蒲上言，如在上者为明思宗，则衡以袁崇焕之冤死，以及明思宗之果于用重典，李鸿章必难逃显戮，这也就没有后来一连串的大祸。
    《瓶庐诗集》戊戌年第一题为《再题自画草堂图次前韵》。原韵如下：
    梦里新添竹数行，城西闻有小茅堂。
    他年炒豆呼村酒，莫忘官厨腊粥香。
    此诗作于光绪十三年丁亥腊月，显然有林泉之想。“再题”计两首，其一云：
    十三年尚逐鹓行，孤负城西旧草堂。
    元日退朝惟默坐，敢夸身染御炉香。
    自丁亥至戊戌，实仅十一年，起句“十三年”，当系误忆。翁同龢在丁亥即拟归田，而至今“尚逐鹓行”，自谓“孤负城西旧草堂”实为违心之论。依我看，翁同龢纵非热中之人，但绝非恬退淡泊者，则可断言。试看前作，茅堂炒豆，一呼村酒，而不忘官厨，此日朝罢，谓不敢如贾至、杜甫早朝大明宫后的矜夸，其实正不能忘情于“身染御炉香”。这年元旦的兴会，若仍如往年访鹤、游厂之时，哪会记得起城西草堂？
    第二首有自注：
    掣电飞驰墨数行（电信多予笔），居然批敕立朝堂！
    桑榆难补东隅失，尚有人争海舶香（顷因胶事呕尽心血；卒被人数语割弃，愤惋欲绝）。
    三、四语，即指李鸿章。第三句所责甚重，意谓李鸿章尽力谋国，尚难赎败于日本之罪。由末句注中，则知翁同龢并非不知李鸿章卖国，而卒无所补救，只留得一句“愤惋欲绝”的诗注者，只因“居然批敕立朝堂”，不承望亦得有当国真宰相之一日，自足珍视。有此一念，不免依违，说得实质些，不肯以去就力争。康熙年间彭鹏劾李光地夺情，谓其“贪位忘亲”，如翁同龢则是“贪位忘国”。春秋责备贤者，难为其作恕词。
    走笔至此，接得周弃子先生电话，谈到李鸿章的晚节，弃子先生提醒我，范当世挽李鸿章一联，意在言外，“有吾皇褒忠一字”，苦心维护，而实为曲笔，大可参详。按：范当世挽李鸿章联云：
    贱子于人间利钝得失，渺不相关，独与公情亲数年，见为老书生穷翰林而已。
    国史遇大臣功罪是非，向无论断，有吾皇褒忠一字，传俾内诸夏外四夷知之！
    范当世录稿后，独自“与公”以下十六字加圈，已表示其挽李鸿章纯出私情。但在李鸿章七十赐寿时，寿联“环瀛海大九州，钦相国异人，何待子瞻说威德”，拟李鸿章为苏东坡所极口称道的文彦博；下联“登泰山小天下，借通家上谒，方今文举足平生”，以能如孔融之谒李膺为荣，则“人间利钝得失”，何尝“渺不相关”？而昔日视之为威德皆盛之文潞公者，忽谓不过“老书生、穷翰林”，则又何说？由此可知，如此措施，乃是范当世不便论李鸿章平生，不得已而找的借口。“环瀛海大九州”的李鸿章，一生可颂扬之处，亦复不少，竟避而不论者，正因其人不可深论。
    由下联可知当时对李鸿章的功罪是非，论者甚多，且必有其不忠于国之论，故范当世因李鸿章谥文忠而以“有吾皇褒忠一字”之一语，为他做挡箭牌。其实“褒忠一字”，犹非“吾皇”，乃是慈禧太后之酬私恩。然则连抬出“吾皇”来的这面挡箭牌，防御力亦很薄弱。“国史遇大臣功罪是非，向无论断”，姑可有此一说，亦正因有此一说，异代不能不论其功罪是非。由今而观，同光中兴名臣，李鸿章是绝不能与曾、胡、左相提并论的了！
    反倒是张荫桓，死于忠义，末节应可尽盖前愆。只以不是出身科第，而后人又不振，所以鲜有论其事者，为补叙其获罪及被杀经过，以存其真。